王立新：超越凡尔赛——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思想及其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追求（1921-1929）
超越凡尔赛：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思想及其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追求（1921-1929）
王立新
内容提要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从其保守的国际秩序观念出发，试图利用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两个方面纠正凡尔赛体系的弊端，以实现欧洲的稳定与安全：一是削减德国的战争赔款，在此基础上向德国和欧洲输入美国的资本，实现欧洲经济的复兴以及促进德国融入欧洲；二是以停止贷款相威胁促使欧洲国家实现安全合作，解决凡尔赛条约引发的欧洲边界与安全问题。作为一战后威尔逊重建国际秩序活动的继续，共和党的这些努力一度获得相当的成功，不仅降低了凡尔赛体系的掠夺性和不公正性，而且促进了法德之间的和解和“欧洲协调”观念的复兴。但共和党政府的一些政策失误导致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并使其促进欧洲稳定与安全的政策最终失败。
关键词 凡尔赛条约；共和党政府；美国外交；二十年代；欧洲稳定
一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如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等一直是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点。这些事件通常被放在一战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争夺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被概括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体系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导致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尖锐化，因此埋下了二战爆发的种子；道威斯计划和洛加诺公约则体现了英法、法德矛盾的加深以及英国把德国拉入反苏战线的图谋；《非战公约》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并不能制止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孤立苏联图谋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这些事件和政策并不值得称道，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二战的不可避免性。[1]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大体为三派：托尼·史密斯（TonySmith）、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托马斯·诺克（Thomas J. Knock）等信奉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学者对威尔逊的外交与国际秩序思想大加赞扬，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做出的违反“十四点”原则的让步表示惋惜，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认为共和党政府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拒绝加入国联，未能与英法等爱好民主的国家一道运用国联的集体安全机制遏制法西斯力量的崛起；而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诺曼·格雷伯纳（Norman Graebner）和劳埃德·埃布罗修斯（Lloyd E. Ambrosius）等信奉现实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则批评威尔逊和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忽视了国际政治乃实力政治（power politics）这一现实，天真地相信依靠国际法、国际舆论和贸易可以保障和平，不愿意在国家间关系中运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既拒绝与法国结盟，又未能建立自己强大的国防，面对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束手无策，最终未能防止二战的爆发；而以威廉·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为代表的新左派史学家则从经济视角解释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认为威尔逊和20年代共和党政府推行的是以扩大海外市场和促进门户开放为目标的扩张主义政策。[2]关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这些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把凡尔赛媾和与2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洛加诺公约和非战公约割裂开来，没有看到一战后欧洲国际秩序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巴黎和会只是这种调整的起点而非终点；二是以二战后的“后见之明”（hindsight）来评价巴黎和会和20年代的国际关系，从二战为什么没能避免和如何汲取历史教训这一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视角来审视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外交努力，把20年代视为二战史的“前史”，出现20年代国际关系史被二战史“殖民”（colonized）的现象。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对20年代的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进行再研究：一是把20年代共和党政府的对欧政策视为一战后威尔逊重建国际秩序的继续，考察共和党政府如何根据自己版本的国际秩序蓝图来修正凡尔赛体系，以促进欧洲稳定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二是把共和党的外交努力置于20年代本身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根据历史主义（historicism）原则来评估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欧政策的成就与问题。
一、凡尔赛媾和：未能完成的和平任务
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或许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条约，条约墨迹未干，就遭到各方尖锐的批评，而最早的批评来自英美代表团内部。英国代表团成员约翰·凯恩斯认为和约对德国的惩罚太重，他在那本著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提出，和约是愚蠢的、惩罚性的和短视的，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赔款负担将毁灭德国经济。[3]美国代表团成员威廉·布里特（William C. Bullitt）谴责凡尔赛和约严重违背了民族自决和国家平等的原则，批评威尔逊“没有把我们的战斗进行到底”，默许“世界遭受痛苦的各民族再次被投入到压迫、奴役和瓜分之中”，并愤而辞职。[4]美国国内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民族》（Nation）杂志的编辑、左翼人士奥斯瓦尔德·维拉德（Oswald G. Villard）。他在给参议院罗伯特·拉福莱特的信中称和约是“人类曾经制定的最不公正的媾和文件”，“违背了停战时美国向德国做出的庄严承诺”，“散发着欺骗、复仇和不人道的臭味。在维拉德看来，和约“不仅保留了旧的邪恶的世界秩序，而且使这一秩序变得更坏”，“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潘多拉的盒子”。[5]而法国普遍的意见是和约对德国的惩罚太轻，不足以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特别是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导致东欧碎片化，没有强大的邻国制衡德国，因而是愚蠢的。法军元帅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批评凡尔赛条约是对德国的“投降”和对法国的“叛卖”，并预言“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停战”。[6]而在德国人心中，凡尔赛和平根本不是威尔逊最初声称的“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而是“胜利者”的和平，甚至是“迦太基式的和平”（Carthaginian peace）。
凡尔赛条约之所以遭致各方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参与媾和的各国都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自然对和约不满。用历史学家安东尼·伦廷的话说，凡尔赛和约是“女巫调制的适应人口味的什么成分都有一点的药剂……威尔逊主义的成分太少，不足以安抚德国，克里孟梭的成分太少，不足以威慑德国；威尔逊的成分足以招人轻视，克里孟梭的成分又足以激发仇恨”。[7]特别是条约的内容与威尔逊最初大力宣传的原则大相径庭，使相关各方颇为失望。英国代表团成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 ）回忆说，“我们前往巴黎的时候坚信新秩序很快会建立，而在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却认为新秩序不过是对旧秩序的玷污。我们抵达巴黎的时候是威尔逊派的学生，而离开巴黎的时候却成了威尔逊派的叛徒。……我们抵达巴黎的时候决心达成一个公正和英明的和平，我们离开的时候却发现强加给敌人的条约既不公正又不英明。”[8]这样“既不公正又不英明”的条约自然不会得到赞扬。威尔逊自己也深知，和约并未能完全贯彻“十四点”中的原则，但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并实现了最好的结果。他曾痛苦地对历史学家威廉·多德（William E. Dodd）说：“我还能做什么？我是在十分困难的境地谈判。人们认为我能控制一切，我多么希望我有这样的力量。”[9]
因此，和会结束后，对和约进行修正或改革凡尔赛会议建立的战后欧洲秩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其中包括凡尔赛媾和的参与者。在凡尔赛条约签署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的日记中，威尔逊总统的密友兼首席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写道：和会“留下了很多的遗憾”，特别是“条约的实施将使欧洲陷入无穷的麻烦之中”，他“更愿意看到一个不同的和平”，但是他也“非常怀疑这种和平是否能够建立”，“因为实现这种和平所需要的条件…在巴黎是不存在的”。[10]言外之意，就是一旦条件成熟，对和约的修改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威尔逊也意识到，巴黎和会并未彻底完成建立战后和平和调整国际秩序的任务，凡尔赛和约中所有的不公正和未解决的问题，包括山东问题、法国的安全忧虑以及德国的赔款问题在和会结束后还需要加以纠正和解决，而承担这一任务的就是作为和约执行机构和战后国际秩序支柱的国联。例如，在谈到山东问题时，威尔逊曾提出，和会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对中国是不公平的，但他认为，战前英法日三国之间签有条约，英法在条约中承诺日本参加对德作战后，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将转交给日本，而根据旧的国际法，无论这一条款多么不公正，只要不直接牵涉到美国的利益，美国都无权干预。但是，国联建立后，美国就可以根据国联盟约第十条确定的新的国际法原则（即国联成员国有尊重和维护所有成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略的义务）进行干预，要求日本将山东的主权归还给中国，不仅如此，通过国联，美国还可以“为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利益说话”。[11]在威尔逊看来，国联是新的国际法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是解决战争和媾和期间所有遗留问题的“道德清算中心”(moral clearing house)，即修正和约的最重要工具。[12]早在1918年12月，美国地理协会主席、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期间的主要顾问艾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给威尔逊的备忘录中就指出，国联的主要功能是确保成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和约签署后“如出现不公正的对待或形势发生变化时，对条款和疆界进行修改”。在鲍曼看来，“随着（战争）情绪的消退，人们可以根据公正原则而不是透过漫长战争结束时的媾和会议来看待事物，此时再做出修改就会容易得多”。[13]这一任务实际上留给了1921年上台的共和党沃伦·哈定政府。
在1919-1920年关于凡尔赛和约的全国辩论中，共和党强烈反对凡尔赛条约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质疑和约对德国战争罪行的认定，反对美国毫无保留地加入国联。沃伦·哈定就职后宣布其政府“明确地、决定性地抛弃一切加入国联的想法”。[14]在参议院已经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情况下，哈定政府与德国于1921年8月单独签订了和约。从理论上，共和党政府已经没有纠正和修改凡尔赛和约的义务。但共和党对凡尔赛和约的拒绝并不意味着美国完全放弃了威尔逊的目标，更不意味着哈定政府对欧洲的局势不闻不问或对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某些条款毫无兴趣，因为欧洲的稳定直接牵涉到美国的利益。用20年代美国外交的主要设计者、哈定政府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的话说，欧洲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欧洲的，而且是“世界问题”，美国“无法逃脱解决这些问题失败带来的破坏性的后果”。[15]而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寄希望于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原则，也不能依靠对德国的过度惩罚，欧洲的稳定与和平应该通过对凡尔赛体系的修正和超越，即“采取建设性的行动积极重组国际关系”来实现。[16]随着鲁尔危机的爆发，共和党决策者认识到设计和推行一个确保欧洲稳定的替代方案的迫切性。
二、保守的国际主义：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思想与国际秩序观念
与民主党领袖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不同，20年代共和党政府的外交决策者，包括总统沃伦·哈定、卡尔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以及国务卿休斯、弗兰克·凯洛格(Frank B. Kellogg)和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等是一批保守的国际主义者。这些保守的国际主义者虽然也认为美国的繁荣和安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欧洲息息相关，美国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已不可能，并反对一战前欧洲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但是保守国际主义者与自由国际主义者在美国卷入国际事务的程度和实现和平的道路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
其一，保守的国际主义反对威尔逊十字军式的理想主义，反对美国外交政策追求世界民主化的目标。自由国际主义把国际冲突视为意识形态与制度之争，而保守的国际主义则视为利益之争。与威尔逊让美国承担向海外“布道”的使命不同，保守的国际主义者认为美国外交的任务是去参与对资源的争夺，保证美国国内的繁荣。在休斯等人看来，民主国家不一定爱好和平，专制国家未必一定会挑起战争，因为“一个专制君主同其他人一样也可能厌恶战争，而民主国家从不缺少煽动民众情感的领导人”。[17]休斯甚至认为，民主制度不利于与其他国家缔结结束争端的国际协定，这是因为国际协定意味着要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而政府的这些让步就会受到反对党的攻击，给那些“以爱国的名义持极端立场的批评者提供特别的机会”，因此，“民主国家可能不愿意卷入战争，但也极难为了和平的利益而达成妥协。”[18]
其二，保守的国际主义者对集体安全原则表示怀疑，也不愿意参与促进集体安全的努力，认为美国没有义务去维护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休斯虽然并不反对美国加入国联那样的战后国际组织，但他认为战后国际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展国际法，建立和维护国际法院、调解和协商的机制以及采取国际合作的措施”，而不是让成员国承担保卫其他成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义务。在休斯看来，有关这一义务的国联第十条“是麻烦的来源，不必要的和轻率的，同时很可能证明是不切实际的”。[19]凯洛格和史汀生都是国联辩论中的“保留派”，反对国联盟约第十条的集体安全原则，哈定总统更是坚决反对美国加入国联。
那么，如何促进战后和平和维护美国的安全？共和党保守的国际主义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国际秩序：第一，通过发展国际法、促进国际关系的法治化来规范国家行为，调解国家间冲突；第二，利用美国强大的金融力量开展经济外交，通过门户开放原则的全球化来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第三，通过裁军增强大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以避免战争。
国际关系的法治化 由于总统软弱，缺乏在外交事务中的领导能力，20年代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者是国务卿，而三任国务卿休斯、凯洛格和史汀生均为律师出身，具有相似的法律观念，担任国务卿之前的主要经历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律师事务所和法律协会。这些来自美国东海岸的法律精英主要根据那个时代盛行的经典法律观念来观察世界和理解国际事务，相信国家同个人一样，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间冲突的出现是因为缺乏能够调解矛盾、使国家进行合作从而避免毁灭性竞争的制度。正如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通过制定法律和市场规则避免了大公司之间毁灭性竞争和实现市场安全一样，国家之间也可以通过制定规则彼此合作，放弃对资源的毁灭性争夺，实现共同繁荣。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长期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博拉（William E. Borah）顾问的著名法学家埃德温·博查德（Edwin M. Borchard）的著作中。埃德温·博查德认为，一个有效的外交政策是把政治问题变为法律问题，而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国家间毁灭性竞争进行规范来实现。他说：
（国际冲突）是由于国家间盛行的无规则竞争和国际活动中最重要领域即商业领域没有引入法治原则造成的。在这一领域，国际生活受丛林法则的主宰，不断产生的经济利益冲突逐渐演变成重要的国家问题，然后由国家问题变成政治利益冲突和政治问题。……因此把法律的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可以说服追求自我利益的国家把政治问题转化成法律问题。……如果小的政治纷争已经常被和平地加以解决或通常可以和平地加以解决，那么这一事实的不断出现就会造成这样一种思想，即没有什么问题本质上不能够被仲裁或调解，因此也就能够通过与军事手段截然不同的民事手段加以解决。[20]
休斯也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把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通过没有政治利益考量的、公正无私的法官来解决国家间的纠纷。他在美国国际法协会1923年年会上提出，“在国际关系中改善司法过程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可能地摆脱政治利益和政策的考虑，根据是非曲直来确定各国的权利和义务。”[21]因此，在休斯等保守的国际主义者看来，重组国际关系的首要工作是发展出一套调解国家间纠纷的机制，包括谈判、仲裁、调解的机制以及发挥国际法院的作用。哈定总统在其就职演讲中称，“随着进步带来的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世界出现了新秩序”，但这一“新秩序”不是集体安全，不是类似国联那样的“世界超级政府”( world supergovernment)，而是裁军、国际仲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国际法院。[22]柯立芝在1925年的就职演说中继续发挥这一思想，称依赖武力的外交是“旧的思维方式”和“旧行为”，美国要“带头走上新方向”，那就是通过会谈、协商、仲裁和国际法院的裁决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23]柯立芝还声称美国政府从事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目标之一就是“把我们的国内和对外关系简化为一种法律体系”，即“确定清晰明确的行为规范”，包括协商、讨论、仲裁等，而这是“文明化（civilizing）和人性化（humanizing）的方法”，使人们不去崇拜武力，而是“转而崇拜谅解和理性之神”。[24]胡佛总统在1929年11月11日纪念一战停战11周年演讲中指出，“在当前，有两种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道路。欧洲各国通过国联盟约已经同意，如果两个国家未能和平地解决其分歧，那么其他国家可以采取武力迫使它们变得理智。我们拒绝走这条道路。我们相信，至少在西半球，舆论有能力控制暴力，这是我们建议采取的道路。”通过“把争端提交给国际协商、事实调查、仲裁和司法解决”，“可以把无数的纠纷通过有序的过程加以解决”，“防止这些纠纷发展成为国家之间的怒火”。[25]在20年代，三任共和党政府支持美国加入国际法院，与多个国家签订或续签双边的仲裁条约，还发起召开美洲国家调解和仲裁国际会议，以推动国际关系的法治化。
共和党领导人设想，通过建立包括国际法、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在内的法律机制，政治问题就可以转换为法律问题，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丛林法则就可以被一种普遍的法律秩序所取代，和平也就自然到来。乔治·凯南称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法治主义取向”(the legalistic approach)。[26]凯南进一步阐释说：
这一信念的实质在于，不去考虑各国利益的种种棘手的冲突，并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去寻找最少影响国际生活稳定性的解决办法，而是认为最好能找到某种司法性的正式标准，以此来界定各国可允许的行为。于是就需要有一些司法实体，有权裁夺各国政府的行为是否违反这些标准，并对它们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接受和不可接受做出判决。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美国人有这样一种设想，即认为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要争取的东西往往大多是既不可信也不重要，与一个不受国际暴力干扰、有秩序的世界这一理想的目标相比，理应摆在次要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政治家――他们大部分从事法律专业――便始终坚持不懈地探索某种能发挥这种作用的制度框架。[27]
总之，保守的国际主义者相信司法途径是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最好办法。“如果问题在于战争的存在，需要做的就是宣布战争为非法；如果危险在于侵略行为，那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精确的法律程序界定它、禁止它，然后不承认侵略带来的成果；如果各国担心自己没有安全，那么就通过相互之间的安全公约来确保他们的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威胁了和平，那么就通过适当的决议（阻止它）。”[28] 20世纪20年代堪称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律师外交”的时代。
门户开放原则的全球化 除了追求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外，20年代的美国决策者还倾向于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对资源的争夺，经济繁荣可以避免战争；而实现繁荣的途径是把美国门户开放原则国际化，促进主要工业国在获取原料和开发欠发达地区等方面实现合作。实际上，保守的国际主义者远比自由国际主义者更加倡导经济外交，把经济外交视为维护和平的主要途径。
柯立芝总统的就职演说在列举国际法、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重要性后接着说：“所有这些计划和准备，所有这些条约和盟约本身并不完全足以带来和平。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之一在于人们感觉自己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因此美国外交的任务之一就是“提供智慧和资源”，“找到可以消除这种压力的安排，以便重新创造机会和恢复人们的希望”。[29]胡佛总统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缓解国家间的经济摩擦就是防止战争，他在一次演讲中反问道：“谁能说，最伟大的防止战争的行动不是缓解经济摩擦？”[30]在这些保守国际主义者的观念中，和平与繁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经济繁荣，特别是欧洲的经济稳定会带来和平；而和平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为随着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赖，世界各地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会影响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损害各国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为什么从经济的视角来思考美国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
第一，共和党自麦金莱政府开始逐渐成为大企业家的代言人，共和党与企业家集团结盟，形成伙伴关系，这是共和党政治基础的重大变化。共和党政府也非常自觉地为促进企业界的海外利益服务。柯立芝言道：“不管怎么说，美国人民的主要事务就是商业（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他们深为关心的是世界上的生产、购买、销售、投资和繁荣。我强烈认为，绝大多数人会发现，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驱动力。”[31]柯立芝的这番话后来被浓缩为“美国的事务就是商业”（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而广被引用，体现出共和党政府把开拓美国海外商业利益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第二，共和党领导人把国际关系视为利益之争，认为一战的根源在于欧洲大国对原料和市场的争夺，而如果各国在一个有序的国际关系框架内可以分享原料和市场，实现繁荣，战争就可以避免。埃德温·博查德在1919年展望战后形势时认为，在西半球，不存在工业大国之间在争夺资源方面的对抗，因为美国推行门户开放原则，但是，在其他地区，一些大国会追求对本地区资源的垄断，例如日本宣称自己“作为中国自然资源的投资者和开发者有种种特权”,并要求其他列强“承认日本的优越地位”，将来甚至会提出“亚洲门罗主义”。而“如果外国对这些限制不满，而且随着他们日益提高的海外投资和贸易的能力被这些限制所阻碍，这种不满是会注定发生的，到那时，阻碍就会成为挑战，排斥就会成为一种冒犯，当武力可用时，不可避免的冲突最终就发生了”。而防止冲突发生的办法就是建立经济竞争的规则和秩序，“未来的和平将依赖于对这种竞争进行精明的规范”。[32]
第三，由于工业化、技术和交通进步导致国家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特别是美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美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国内的繁荣依赖于对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控制以及投资机会的扩大，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安全，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美国的海外市场以及获得工业原料和投资机会。休斯称，“美国繁荣”是包括国务院在内的美国所有各部的“共同大目标”,国务院的宗旨就是“回应美国企业的迫切需要”，他“最热切的希望就是（国务院）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促进美国的商业和通过一切适当的渠道传布美国商人所需要的重要信息”。[33]不仅如此，美国领导人还相信，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美国的繁荣也与其他国家的繁荣，特别是欧洲的繁荣息息相关。用参议员约瑟夫·弗朗斯（Joseph I. France）的话说，“文明世界是一个经济统一体，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其中的每一个不同的国家都是至关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器官，除非这个有机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否则就不会有整个有机体普遍的繁荣。”[34]
因此，20年代的共和党政策决策者主要从经济而不是安全的角度来思考国际关系，认为美国对外关系主要是金融与贸易关系，美国外交主要是经济外交。他们试图利用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使门户开放原则国际化，建立一种以门户开放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可以规范主要工业国之间的竞争，为工业化国家提供平等的获取世界经济资源的机会，从而缓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避免大国之间的经济对抗；同时这一秩序也可以满足欠发达国家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从而防止革命。在他们看来，一战的教训已经表明，均势、联盟和扩大军备并不能带来和平，相反可能导致战争；和平与稳定可以通过与政治无关的经济手段来实现，一个繁荣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经济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将塑造世界的未来；美国作为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业债权国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可以促进各国的繁荣和稳定。国务院西欧司官员约翰·卡特1931年11月撰文这样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主要的海外利益是非常简单的……它包括：一个繁荣的世界，美国可以自由地在与其他国家平等的条件下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国可以自由地开发其资源而用不着浪费资源用于国防，美国的政治家们也不用为迫在眉睫的国防需要而烦恼。美国的世界政策可以概括为“繁荣与和平”。……国外的繁荣会有助于美国的繁荣，而普遍的国际和平可以防止战争对经济造成破坏，并使对经济有害的扩军行为失去必要性。
他称这不是“虚伪”，而是“国家的共识”。[35]
为了使门户开放原则全球化，美国与英、法、比等国签约，在近东和非洲的委任统治地贯彻门户开放原则；在1922－1923年举行的洛桑会议上，欧洲各国承认美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黑海和获取土耳其的资源；在远东，《九国公约》确定在华门户开放原则。美国还把战债问题与东欧的门户开放联系起来，向英法等国提出，除非英法同意在东欧实行门户开放和减少德国赔款，否则拒绝谈判战债问题。
由于20年代美国对外事务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和裁军等方面，而贸易和金融事务可以由私人部门来承担，因此共和党政府在20年代的外交中经常采取“合作主义”(corporatism，一译“法团主义”)的方式，即与企业界合作，共同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接受经济专家和企业领导人的意见，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20年代也因此被称为“银行家外交”的时代。
裁军 2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还相信裁军会有助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这不仅因为军备竞赛加剧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可能导致一战那样的战争，而且大量资金用于军备而不是生产也会损害各国经济和世界贸易，增加各国的财政负担，因而不利于经济繁荣，从而削弱和平的基础。休斯在华盛顿会议的开幕式上说：“如果想恢复经济，如果追求合理进步的渴望不被否定，如果我们想避免那些渴望摆脱无法忍受的负担而变得绝望的人民的起义……军备竞赛就必须停止。”[36]胡佛总统在1931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认为“今天支撑军备的税收负担比大战之前还要大”，而军备过于庞大直接导致“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军备竞赛的负担是导致这次萧条的原因之一”。[37]在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倡导召开了三次裁军会议：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1927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30年的伦敦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日法意在主力舰问题上达成协议，五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五国海军主力舰的吨位比例。这是直至1972年美苏达成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前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裁军会议。
总之，20年代共和党政府的外交与国际秩序思想既不同于欧洲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实际上回到了威尔逊之前塔夫脱时代的国际主义，即保守的国际主义。这些保守的国际主义者拒绝欧洲的均势政治，也不愿意让美国承担集体安全义务，而试图超越凡尔赛和会确立的战后秩序，通过国际关系的法治化、门户开放原则的全球化和裁军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和平。20年代美国的欧洲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国际秩序思想。
三、超越凡尔赛：美国促进欧洲的稳定和安全的努力
凡尔赛和约并没有给欧洲带来稳定与和平，特别是由德国赔款问题引发的纠纷困扰着欧洲，1923年鲁尔危机的爆发凸显了欧洲局势的动荡。在共和党领导人看来，欧洲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欧洲的经济复兴；二是欧洲的安全和稳定。而两个问题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没有欧洲经济的复兴，赔款和战债问题就无法解决，稳定与和平也就无从谈起；而安全问题不解决带来的欧洲局势不稳定势必又会妨碍美国资本的流入和欧洲经济的复兴。更重要的是，欧洲经济的长期萧条还会影响美欧贸易，拖累美国经济，并可能带来欧洲各国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布尔什维主义向中欧和西欧传播。因此1921年上台的共和党政府把促进欧洲的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作为其对欧政策的核心目标。
鲁尔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于德法赔款纠纷引起的，但其深层原因是法国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法德矛盾。在法国领导人看来，以德国的工业基础、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德国东山再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旦德国经济恢复，重整军备，法国的梦魇将会重演。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法国曾极力主张削弱德国，甚至肢解德国，永远消除德国的工业和军事能力。但是这一方案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威尔逊总统试图通过国联的集体安全机制来牵制德国，保障法国的安全。但战后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这引起法国对自身安全的极大担忧。占领鲁尔就是法国削弱德国、确保自身安全努力的一部分。共和党政府无疑看到了这一点，并把解决法德矛盾视为实现对欧政策目标的关键。共和党既不愿意像威尔逊主张的那样通过加入国联承担集体安全义务来打消法国的安全担忧，更反对法国削弱和肢解德国的政策。共和党领导人认为，法国的安全和稳定不在于尽可能地削弱德国，也不在于维持欧洲的现状，而在于通过复兴德国经济保持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并最终使德国融入欧洲；一个繁荣、稳定、融入欧洲的共和制的德国不会威胁法国，并可成为欧洲和平的基础，而保持德国低人一等的地位将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休斯在1923年11月与法国驻美大使朱尔·朱瑟朗（Jules Jusserand）谈话时问道：“如果德国垮了，法国就会安全吗？”[38]对法国人来说，当然如此，但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则未必如此。柯立芝总统的顾问德怀特·莫罗(Dwight W. Morrow)在1924年7月给休斯的信中说：“赔款问题以前一直被（法国）用来抵消（对）安全（的担忧），好像二者是对立的。我从不相信这一点。这样把二者对立实际上是把安全界定为使你的对手保持虚弱地位。用这种方式不会有真正的安全。”[39]在美国看来，欧洲的和平之路是法德和解，而不是法德对抗。
那么，如何实现法德和解以及欧洲的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解决由德国战争赔款问题引发的危机？共和党政府的计划是超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利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推行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在经济上，利用美国的资本帮助欧洲复兴，其前提是协约国把德国的赔款削减到合理的数额，然后美国向德国提供资本，德国利用美国的资本实现经济复兴后向协约国偿付战争赔款，然后协约国向美国偿还战债。这样即解决了赔款和战债问题，又促进了欧洲货币和财政的稳定，并最终可以使欧洲经济得以复兴。在安全问题上，以停止向欧洲提供贷款相威胁，通过幕后压力，促使欧洲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签订安全条约，解决法国及其盟国的安全担忧。这样，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双管齐下，使德国逐渐融入欧洲，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这一战略的好处是既可以使美国不用承担国联盟约规定的那种政治和安全义务，因此不会遭到国会和舆论的反对，同时可实现欧洲复兴和稳定的目标。这两方面的努力实际上是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和补充
早在鲁尔危机之前，国务卿休斯就向赔款委员会提出，建立一个由独立的经济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从纯经济的角度，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提出解决赔款问题的方案。他在1922年12月阐释美国外交政策时说：“使赔款问题得到满意解决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让这一问题与政治脱离开来，政治家有他们的困难和必须面对的公众舆论以及一些紧迫的需要”，而权威的金融专家凭借“知识和良知”可以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制定解决这一“紧迫和棘手的问题”的方案，“把赔款问题从一方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另一方提出反主张的循环中解救出来，使赔款问题走上解决的道路”。[40]在休斯看来，赔款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是因为政治家把赔款问题政治化，将其当作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而赔款问题实际上是金融技术问题，不偏不倚的金融专家可以根据一般性“偿付能力”原则，确定德国的赔款数额，而用不着政治因素的介入。由于德国偿付战争赔款依赖于德国的经济复兴，而德国的经济复兴又依赖于华尔街的资本，这使美国银行家的意见能够得到各国的尊重，而美国不用承担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也不会卷入欧洲的政治纠纷之中去。[41]休斯实际上把进步主义时代私人部门与政府合作来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经验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
在美国的压力和英国的支持下，1923年11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由芝加哥银行家、摩根财团重要成员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G. Dowes）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德国赔款问题。1924年4月，道威斯委员会制定出关于德国赔款的计划—道威斯计划，提交给协约国赔款委员会。1924年7月协约国在伦敦召开会议，接受了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没有确定德国赔款的总额和赔款偿付的最后年限，但大幅度削减了德国每年赔款的数额，规定在第一个年度德国的赔款总额是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重组德国的财政金融体系，将其置于一位独立的专家，即赔款事务总管的监督之下，以确保德国偿付赔款；在赔款问题上以后如发生纠纷，一律交由仲裁委员会解决，任何一国不能单独对德国实行制裁；由私人银行向德国输入资本，帮助德国复兴。美国摩根公司答应向德国提供道威斯计划所需的贷款。这样道威斯计划在1924年秋季开始实施，美国大量资本涌入德国，德国经济逐渐开始复兴，出口增加，同时在赔款事务总管的监督下，德国也开始向协约国支付赔款。1928年12月成立的新专家委员会于1929年6月又制定了新的德国赔款计划――杨格计划。
道威斯计划的制定表明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并非不可修正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的巨大影响力。当法国打算抵制这一计划时，休斯对法国官员说，“这是美国的计划，如果你们拒绝这一计划，美国就不会再管了。”[42]法国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压力特别是金融压力之下被迫同意削减德国的赔款。道威斯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解决了因德国赔款问题引发的纠纷，大大缓和了欧洲的局势，同时它也是德国和协约国之间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约，而非强加给战败者的“城下之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战后有助于欧洲和平的真正的“和约”。
伦敦会议的召开和道威斯计划的实施使美国政府越发看重美国经济力量的影响力和金融杠杆的有效性，试图以此推行美国的安全观念，促进欧洲国家的安全合作，实现欧洲的政治稳定。早在
会议结束后，欧洲出现一派乐观和欣喜的气氛。对于很多人来说，洛加诺会议标志着法德的和解，为欧洲带来了稳定与和平，大大改善了西欧的外交气氛。先前的敌人开始被视为朋友，“洛加诺精神”，即善意与和解的精神取代了过去的猜忌和对抗，似乎一战导致的怨恨和痛苦已经结束了，一个和平与和解的时代到来了。1925年12月1日，“国联跨党派协会”（League of Nations Non-Partisan Association）马萨诸塞分会举行晚餐会庆祝洛加诺会议的成功。曾担任过国联副秘书长的著名国际主义者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称其同道们为会议“欣喜若狂”，著名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ald）称《洛加诺公约》的签订开始了“新的一天”，巩固了国联。[48]后来人看到了洛加诺公约的脆弱性，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正如学者威廉·纽曼所言，洛加诺公约确实建立了“可行的、稳定的平衡，……让人们看到了欧洲外交和国际稳定的巨大希望”。[49]
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迈出融入欧洲的重要一步。洛加诺公约的签署和德国加入国联也表明法国放弃了遏制德国的政策，转而采取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同时1925年也是欧洲经济从战后恢复转向发展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一些国家恢复了金本位，英镑和马克的币值都趋于稳定，英国的自治领、日本和美国都出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商务部长胡佛在1925年11月的一封信中说：
每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失业已经大幅度减少。实际上，除法国之外的所有重要国家现在要么是实行金本位制，要么正在以黄金为基础迅速稳定其货币。国联在消除较小国家之间冲突方面毫无疑问已经非常有力。洛加诺协定是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无疑将进一步减少军备。[50]
柯立芝总统称赞“美国的金融力量已经为整个世界的精神复兴做出了贡献”。[51]因此，“到了1925或1926年，欧洲国家不再只是缅怀1914年，而是怀着更大信心展望未来”。[52]在
1928年，《非战公约》的签订进一步推进了欧洲和解的潮流。美国发起该约的目的是通过建立战争非法化的国际法原则来促进国家间争端的和平解决，化解法德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尽管《非战公约》在当时就被认为缺乏对违约者进行惩罚的规定而不可能起到制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作用，[54]但美国外交决策者仍对该约抱有很大希望。凯洛格称，对《非战公约》的评价涉及到究竟是威慑和均势政治还是国际法和国际舆论有助于全球稳定的“老问题”。他认为，前者只会削弱全球稳定，而《非战公约》虽然不一定“肯定能阻止战争”，但它是一个“补充性的保证”，规定了“巨大的道德义务”，“将产生最有益的影响”。[55]史汀生也指出，尽管很多人怀疑《非战公约》的价值，认为没有武力作后盾的条约不过是表达一种立场和姿态，但美国非常重视公约的意义，把公约当作“活的法律力量”，相信公约奠定了“不可分割的法律体系的基础”。该公约使“动员有效的世界舆论不仅变得更容易，而且舆论的影响力和分量也得到了提高”。1929年10月，胡佛总统与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政府“决心接受和平公约，不仅把它作为善良意图的宣言，而且作为积极的责任，去根据公约的承诺来指导国家的政策”。[56]
四、共和党对欧政策的成就与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共和党政府寻求通过超越凡尔赛体系重组国际关系的努力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随着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的暴跌，美国向欧洲输出的资本骤减，欧洲重新陷入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希特勒上台后，《洛加诺公约》营造的谅解与合作气氛也荡然无存，美国和欧洲国家在1921－1929年间精心构建的欧洲和平机制很快坍塌。1939年，欧洲再一次陷入大战之中，美国以经济外交谋求欧洲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正是这一失败使学者们对20年代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的评价非常低。二战后，无论是自由国际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激烈批评20年代的共和党的外交存在巨大缺陷，要为后来的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二战的爆发负责。这些批评大多是基于现时主义的视角，从二战为什么没能避免的角度来反思20年代的外交政策，学者们通常做的是寻找哪些因素为后来法西斯的崛起、世界局势的混乱和二战的爆发提供了准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20年代的外交出了什么问题？这种“问责式”的研究看到的当然是失误而不是成就，20年代被笼罩在30年代的阴影之下，其意义仅仅在于它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
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来审视这一时期，则会发现20年代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当时魏玛共和国行事谨慎，与西方合作，被认为目标正当，手段和平，颇得美国政府和舆论的同情。《非战公约》签订后，德国迅速做出反应，表示赞同。倒是法国屡屡与美国意见相左，不让步、不合作。在美国人心中，法国而不是德国成了麻烦制造者。同时日本也奉行与英美合作的路线，赞同以和平手段在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原则。而苏联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专注于内部事务，其军事战略是防御而不是进攻，苏联与美国开战是难以想象的。因此20年代实际上是一战后直至苏联解体期间美国最安全的时期。柯立芝在
20年代共和党政府也并没有像凯南等现实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天真到认为单纯依靠条约、国际舆论和裁军就可以确保美国安全的地步。共和党政府仍然坚持美国在此前20年间一直恪守的基本军事战略：拥有一支不亚于任何国家的强大海军，控制西大西洋和东太平洋，作为美国防务的第一道防线；一支小规模的常备陆军，主要用于传播军事知识和提高军事技术，训练预备役人员以及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制定军事计划；强大的民用工业经济，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转为军事生产。[59]当时法国陆军规模较大，但主要是为了对付德国。苏联陆军规模最大，但是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工业实力都比较落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做出了种种限制，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航空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实施远程航行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程度，而且事实上美国在远程航空技术方面，特别是远程轰炸机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931年，美国拥有15艘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18艘巡洋舰、78艘驱逐舰和55艘潜艇。这支舰队在数量上超过日本，与英国皇家海军旗鼓相当。[60]胡佛总统在1929年说，“当前，（美国）用在严格意义上的陆军和海军军事行动上的支出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军事开支，由于广泛的动荡而产生的对和平的真正威胁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少的。”[61]
就国际秩序的重建而言，共和党政府的努力也并非一无是处。从哈定政府开始，三任共和党政府实际上都在继续威尔逊重组国际事务的努力，推行共和党版本的国际秩序，试图以此修正凡尔赛和平的缺陷，实现国际关系的稳定与持久的和平。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的制定、《洛加诺公约》和《非战公约》的签订以及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区（在1929年8月的海牙会议同意撤出，1930年6月完成）都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把德国融入到刚刚出现的跨大西洋和平体系中去。在1924－1929的五年间，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确实建立了一套较为合理的、各方都接受的和平秩序，西欧国家决心通过谈判和仲裁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特别是德国承诺不以武力改变现状和修正凡尔赛体系，凡尔赛条约制造的怨恨得到缓解，法德和解进程开始加快。这一和平秩序超越了一战前的均势政治，也超越了《凡尔赛和约》的惩罚性条款，除集体安全原则外，已经接近于威尔逊对欧洲秩序的设想。用史汀生的话说， “通过这些措施，在欧洲各国之间已经培育出一种共同体精神（community spirit），这一精神正稳步地发挥作用来制止战争。”[62]“欧洲协调”的观念已经出现，新的友谊与国际合作的精神主导着欧洲外交，出现了所谓的“洛加诺时代”，其核心人物是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斯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法国外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斯特雷泽曼在1929年9月的演讲中声称,“任何回顾过去几年事态发展的人，只要他不是有意视而不见，都会同意国际谅解获得了进展。”[63]不能因为后来欧洲再次爆发战争而否认20年代末欧洲国际关系改善的真实性和德国融入欧洲的真诚性。
正是欧洲形势的改善使美国领导人以为新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欧洲的危机已经渡过，欧洲总体的稳定已经实现，和平已经有了保障，美国进一步卷入欧洲事务已经不必要了。胡佛在1929年11月11日停战日演讲中对和平前景的乐观反映了美国决策者的自满情绪。胡佛虽然谈到世界各国的军备仍然非常庞大，各国军队人数加起来比大战前还多，但他认为，“比较而言，今天世界处在和平之中，和平的前景比过去的半个世纪更为明亮”。他非常乐观地说：
世界正变得更加真心地倾向和平，帝国统治和侵略的力量，恐惧和猜疑的力量正在消失。旧的阴谋外交的目标正在被以和平为目标的公开和坦诚的关系所取代。在这一进步过程中，最有意义的一步是文明国家已经缔结庄严的条约，宣布放弃战争手段，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正是人类思想的这种重组带来了和平的希望。[64]
这种乐观情绪使美国没有继续采取行动去巩固和扩大这一秩序，解决德国的东部边界问题以及进一步推动法德和解进程，把欧洲发展成为经济和安全共同体，从而实现对凡尔赛体系的根本变革。
由于法德两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怨和欧洲复杂的族群、领土纠纷，战后欧洲的和解和协调必然是一个复杂和渐进的过程，人们观念和心理的改变，特别是法德关系的改善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1924－1929年间建立的欧洲新秩序还很脆弱，需要时间去巩固。但是1929年10月就发生了经济大危机，德国和日本的国内政治迅速极端化，刚刚起步的法德和解进程被打断，经济民族主义取代经济国际主义与国际合作，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路线。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显然经不住这一系列变化的打击。也就是说，历史给予欧洲新和平机制的时间太短了，对凡尔赛体系的和平变革以及合作、谅解的新的国际精神的培育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无法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20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促进欧洲新秩序的努力是“未完成的和平”。[65]
在远东，共和党政府建立新秩序的努力从华盛顿会议开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华盛顿会议奠定了美日之间十年的合作与远东的和平，同时华盛顿秩序也为中国建立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鉴于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很多历史学家批评华盛顿体系缺乏对条约破坏者的惩罚机制，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非强制性条约义务是没有约束力的，美国决策者过于幼稚和天真。但实际上，华盛顿条约没有保证持久的和平主要不是因为其自愿性质本身，而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外交没能让日本实现经济繁荣以及其他美国无法左右的力量的出现，包括：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特别是反对与英美合作的力量的增长，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苏联作为远东力量的崛起导致的亚洲大陆均势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日本放弃华盛顿体系内的协调外交，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是对经济形势恶化的反应。华盛顿体系的解体不能简单归咎于决策者的幼稚和天真，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不是因为20年代国际秩序有什么难以克服的根本缺陷，而是因为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势力都是在经济危机中上台的，希特勒武力修正凡尔赛体系也发生在30年代。欧洲和美国对30年代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应对不力是30年代的决策者的过错，而不能归咎于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
但是，20年代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并非没有缺点和失误。20年代，共和党的外交决策者试图凭借美国独一无二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力量来推行美国的国际秩序，促进全球的繁荣和稳定，然而，恰恰是在经济领域，由于国会的掣肘和国内政治考量，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出现种种失误，未能制定一项综合考虑战债、贸易、投资和安全的全面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一是错误的金融政策，尤其是拒绝取消协约国的战债。拒绝取消协约国的债务导致协约国政府的财政负担加重、欧洲金融体系不稳定。在美国一再拒绝取消战债的情况下，协约国将德国偿付赔款作为协约国偿付战债的条件，而德国偿付赔款的前提是其经济复兴。德国经济复兴需要外来资本，美国银行家为了谋求高额贷款利息带来的巨额利润，争相向德国贷款，而美国政府对贷款缺乏监管，致使美国资本大量流向德国。1919－1929年间，美国向外国的贷款总额高达12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欧洲，特别是德国。[66]这使欧洲国家经济体系非常脆弱，其运行依赖于美国源源不断地向欧洲（主要是德国）提供资本，一旦美元贷款中止，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就会遭受沉重打击。这是1929年10月华尔街的股票暴跌导致美国逐渐停止对德资本输出从而引发欧洲各国经济陷入危机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20年代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实际上极为脆弱。而美国不愿意取消战债的主要考虑是国内政治考量，共和党政府试图在国内保持低税收的政策，以获取国内选民的支持。
二是利己主义的关税政策。在农业集团和中小企业主的游说下，国会相继通过高关税法案，包括1922年的《福德尼－迈坎伯关税法》和1930年的《斯穆特－豪利关税法》。[67]高关税政策导致欧洲国家的商品难以进入美国，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欧洲对美元资本的依赖，不仅滞缓了欧洲经济的复兴，也影响到欧洲币值的稳定。同时，美国的高关税导致外国采取报复措施，向美国关闭市场，不仅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且大大限制了美国领导人促进出口和建立以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努力。《斯穆特－豪利关税法》更是制造了历史学家本杰明·罗兹所称的“自杀性的国际贸易战”。[68]共和党本身是主张高关税的中西部农业集团和东部以出口为导向的大企业集团的联盟。来自中西部农业地区、支持高关税的参议员博拉和杰拉尔德·奈（Gerald P. Nye）都是共和党内极有影响的人物。共和党领袖必须在高关税和开放国内市场方面做出折中选择。因此我们看到的历史图景是：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的官员们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为美国的商品寻求海外市场和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总统对国会通过的向其他国家关闭美国市场的高关税法案听之任之。哈定总统在就职演说公开支持高关税政策，宣称“如果把我们自己的市场向世界开放，我们就不能维持美国的生活水平和机会水平，就不能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中保持我们的工业优势”。[69]这显然与美国极力推行的门户开放原则相悖。20年代的美国实际上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美国可以享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好处，而不会付出代价。共和党政府常常让对外经济关系服从于国内政治，对国会的高关税立法和贸易保护主义听之任之。国会通过《斯穆特－豪利关税法》后，有多达1000位经济学家呼吁总统否决该法案，胡佛总统还是签署了该法。[70]
共和党政府的这两项政策失误了造成欧美之间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和贸易战，与其他因素一起使华尔街股票暴跌演变成一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并导致其经济外交失败。1931年底，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美国绝大多数国会议员“现在仍然没有真正理解战债的巨大负担和通过禁止性关税使国际贸易瘫痪给世界造成的后果，也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今天的麻烦不过是这种后果的反映。”[71]这一评论是有道理的。
三是美国没有把经济政策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通盘的考虑。实际上，德国赔款问题并非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法国之所以在赔款问题上态度强硬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减少德国的赔款不仅会壮大德国的实力，而且会为德国修改凡尔赛和约打开一个缺口，从而威胁法国的安全。如果法国能够从英国或美国那里获得安全保障，它就用不着担心德国经济复兴后会威胁法国，从而会愿意在赔款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果如此，欧洲的政治稳定可能早一点解决，经济复兴的速度也会快一些。但是，20年代共和党的外交政策面临来自商业团体、和平组织、国会和公众的压力，共和党决策者自己对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看法也模糊不定。一方面，他们与很多和平组织和国际主义团体一样，相信欧洲的稳定与和平秩序的重建对美国的安全非常重要，因此愿意促进欧洲的和平；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同孤立主义者一样，不愿意承担维护法国安全与欧洲稳定的政治义务。一方面，他们与东北部的国际银行家和出口商一样，认识到欧洲的重建可以扩大美国的投资和出口，欧洲经济的恢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同时又与那些商业民族主义者一样，反对向欧洲开放市场，竭力保护美国国内市场，而这种保护显然又与促进欧洲复兴的目标相冲突。共和党政府当然想兼顾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协调内政与外交需要，但是一旦需要在国内优先考虑的事项与对外事项之间做出抉择，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总是被置于优先的位置。这导致共和党政府缺乏连贯的、综合考虑国内市场和欧洲复兴、经济政策与安全需要的对外战略。
而这一切失误又与20年代美国外交决策特点有关，那就是行政分支决策的分散化和国会对总统外交权的争夺与挑战。20年代缺乏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式的人物，没有伟大的总统和外交决策者有足够的魅力和影响力，能够英明地使用美国的力量来推行富有雄心的外交政策。用学者伊桑·埃利斯的话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决策者不过是“优秀的外交熟练工”, “缺少伟大人物的素质”。[72]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总统领导，外交决策过程不能集中，国务院和商务部经常争夺经济政策的主导权，导致一些政策自相矛盾。缺乏有强有力的总统还导致这一时期国会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比20世纪任何时期都要大。参议院内来自中西部的孤立主义者把国联和国际法院之类的国际组织看作是英帝国、国际银行家和东部大企业集团的工具，把行政当局签订国际条约视为让美国卷入欧洲政治的阴谋。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博拉是这一集团的领袖人物，三任国务卿经常就外交事务征求他的意见。其结果是，总统和国务卿屈从于国会的压力，无法推行连贯和全面的对外政策，不敢否决关税立法，也不能通盘考虑经济、安全、移民等问题，更无力对欧洲的局势做出强有力的干预。特别是经济危机爆发后，胡佛政府屈从于国会的压力，采取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危机加深，而经济危机的蔓延从根本上瓦解了20年代国际秩序的基础。
结 语
共和党政府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追求是一战后美国重建被一战倾覆的国际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巴黎和会是这一努力的起点，而《非战公约》的签署和杨格计划的制定则是这一努力的终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存在一个一层不变的凡尔赛体系，这一体系也并非在30年代才发生改变。实际上，对凡尔赛体系的修改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率先对这一体系进行修正和超越的是共和党领导的美国。美国共和党政府成功地迫使法国放弃削弱德国的政策，大规模地削减了德国的战争赔款，促成了欧洲大国的安全合作。这些努力使凡尔赛和约的掠夺性和不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包括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解决），被凡尔赛和约激化的法德矛盾也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在这一时期，新的国际秩序观念开始播下种子，和平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开始风行世界，国际合作与国际交流成为风尚，国际法获得巨大发展，特别是战争非法化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国际法体系的重大进步。因此，不能简单地把20年代看作是30年战争的间歇期，或指斥为帝国主义争霸的新阶段，而应将20年代视为一个相对和平与繁荣、国际正义原则获得发展的时代。
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卷入也表明共和党政府在20年代奉行的并非孤立主义的政策，而是国际主义的政策，尽管这种国际主义是主张有限参与欧洲事务的保守的国际主义而非承担集体安全责任的自由国际主义。共和党这种有限的国际主义政策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主要失误不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而在经济领域。正是金融和贸易领域的错误政策引发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摧毁了共和党政府促进欧洲稳定和修补凡尔赛体系的努力。
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来看，20年代是20世纪上半期美国改造国际关系准则，推行国际秩序“美国化”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此前民主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原则是民主化和集体安全，共和党保守主义国际秩序蓝图的最重要议程则是市场经济和门户开放。二战结束前后，民主党政府既借鉴了共和党的经验，也吸取20年代的教训：一方面，把促进战败国的经济复兴和民主化作为重要目标，积极推进法德和解与跨大西洋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复兴集体安全原则，组建新的集体安全组织――联合国，并建立起有监管和可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避免重蹈20年代因欧美之间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而加剧经济危机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是对20年代共和党国际秩序的超越。
[本文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杜娟）
Beyond Versailles: American Republican Government’s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Search for European Stability and Security,1921-1929
Abstract In the 1920s American Republican government employed its huge economic power as a lever to rectify the shortcomings of Versailles system in two ways,with an aim to achieve the European stability and security. Firstly, U. S.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persuade the Entente Power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German war reparations and then provide American capitals to Germany and Europe, which, in the minds of American policymakers, would promote the European economic recovery and initiate the process of German integration into the Western Europe.Secondly, by threatening to stop American loans to Europethe Republicans endeavored toadvance thesecurity cooperationamong the European nationsin order tosettle theirboundary disputes andsecurity concerns caused by Versailles Treaty. As the continuation of Wilson’s commitment to reconstruct world order after World War One, these efforts made by Republican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ts were successful to a large extent, not only decreasing theunjust and predatory nature of Versailles Peace, but alsoencouraging the Franco-German reconciliation and bringing the revival of the idea of Concert of Europe. However，some blunders committed by Republican government resulted in the arrival of Great Depression and eventually frustrated its efforts and policies to promote European stability and security. Nevertheless, the 1920s should b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ism as an age of peace, 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a new stage of imperialistrivalry or an interlud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Key Words: Versailles Treaty；Republican Government； American Diplomacy；1920s; European Stability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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