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失败努力——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活动与影响

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失败努力：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活动与影响（1925―1945）

王立新

 

摘要  作为太平洋地区最早出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从一个旨在促进亚太地区国家间相互理解和培育太平洋共同体意识的知识团体逐渐演变成以影响政府政策为目标以及服务于美国和盟国战时需要的思想库，并在冷战初期受到美国国会的指控而解散。学会开展的学术研究、圆桌讨论和教育活动虽然有助于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对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美国政策也具有一定影响，并推动了美国的亚洲研究，但其试图通过培育太平洋共同体意识来改善太平洋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目标并未实现。其原因除了学会无法控制的外部国际环境的巨变外，还与其自身的局限性有关，包括各国别理事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学会组织者对科学和理性的天真信奉。

关键词  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共同体；亚洲研究；美国外交政策

 

一战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深深震惊了一向以“文明社会”自居的西方各国。如何避免战争的重演和实现持久的和平成为战后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不仅各国的政治家们反思战争的起因，寻求消弭战争的办法，一些民间人士也组建各种非政府组织来研究和寻找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并通过跨国的活动来推行其主张，这使20年代成为非政府组织迅速成长的时代。[1]各种各样非政府组织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即以国际主义取代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导原则，并致力于培育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关怀的跨国共同体。当时的绝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以欧美人士为主，而有“政治竞技场上的百合”之称[2]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亚太地区出现的最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20―40年代的亚太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国内有限的研究集中于学会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分会的活动，[3]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则主要涉及太平洋学会与美日关系、学会与美国政治、学会对亚太研究的贡献以及学会如何促进亚洲意识的兴起等问题。[4]本文则试图从跨国史的视角考察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变化以及在促进亚太地区国家间相互理解、培育太平洋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影响与局限。

 

一战后美国的国际主义思潮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立

 

一战后的美国国际主义者在总结大战教训的时候深刻地认识到，大战的爆发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的结果，要想实现持久的和平，必须改造国际关系，用基于平等与合作的“美国原则”取代建立在秘密外交和强权政治基础上的“欧洲原则”。用威尔逊总统的话说，未来 “和平的要素”必须“与美洲各国人民的政治信仰相一致”，即与美国的原则相一致。[5]国际主义者改造国际关系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威尔逊总统对战后和平的筹划上。但是，对欧洲的厌恶和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强大孤立主义传统挫败了威尔逊总统的努力，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没能加入国联。不过，威尔逊失败并不意味着美国重建战后国际秩序努力的结束。一些国际主义者发现，太平洋地区是美国可以大有所为的地方，因为历史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实施孤立的政策”，涉及西半球和亚太问题时，美国“从来不是孤立主义者”。[6]也就是说，威尔逊在欧洲的失败并不妨碍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为该地区规定新的国际关系原则。

实际上，按照美国原则来塑造亚太地区是美国深藏已久的愿望。在19世纪，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是作为欧洲的殖民地而存在的，被视为欧洲的附属，因此在欧洲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区域，同时，欧洲的国际政治文化也被移植到远东，这一地区自19世纪中期以来奉行的是欧洲的国际关系准则。但是，随着美国的崛起，特别是美国获得夏威夷和占领菲律宾后，美国一些精英人士开始把太平洋地区视为一个应由美国领导的、实行与欧洲不同的新国际关系准则的区域，强调太平洋地区的特殊性和美国的独特作用。早在1852年，一向主张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拓展商业利益的联邦国会参议员、后来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在参议院的演说中说，欧洲的商业、政治、思想和活动的影响力“虽然正在增大”，但“在未来其重要性将降低”，而“太平洋沿岸、岛屿和广大地区将要变成今后世界重大事件的主要舞台”，美国必将“完全摆脱欧洲的残余影响和偏见，转而发展出美国的观念和影响去重塑旭日初升之地(即亚洲--引者)的制度、法律和风俗”；而且西沃德相信，“当战争给大西洋世界带来损害和悲痛的时候，在人类活动的新舞台（指太平洋地区—引者注），人类更友好的情感将很快会得到培育”。[7]进入20世纪，太平洋在一些政治家心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在20世纪,“太平洋的商业以及对太平洋的支配, 将成为世界历史上难以估量的重要因素”，“我们美国未来的历史将更由我们在面向中国的太平洋上的地位，而不是我们在面向欧洲的大西洋上的地位来决定”，因此美国应该对太平洋施加影响。[8]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和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里德·马汉（Alfred Mahan）也有类似的看法。一战后，“随着作为典范的大西洋体系的解体，远东体系也解体了”。[9] 国联虽然在理论上是世界性组织，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长期都不是国联的成员，太平洋地区实际上孤立于国联所主导的国际关系框架之外，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规范、国际文化和国际秩序都需要重新界定。而在美国的国际主义者看来，一战后欧洲在远东影响力的急剧下降为美国提供了机会。20年代，美国舆论非常热衷于谈论在远东推行不同于欧洲的美国原则，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地区秩序。当时英国驻东京大使约翰·蒂利（John Tilley）感受到美国所力图倡导的对东方的新态度和太平洋国际关系的新精神。他抱怨说，美国人大谈太平洋是世界的关键地区，“存在一个太平洋文明和哲学，是一种优越于欧洲文明与哲学的东西”，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神话”。[10]

在国际主义者呼吁下，沃伦·哈定政府于1921-1922年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试图重建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华盛顿会议又被称为“太平洋会议”。华会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表明美国要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国际秩序，其特点是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合作与和平竞争。《新共和》杂志主编赫伯特·克劳利（Herbert Croly）当时评论说，华盛顿会议“第一次把太平洋作为某种程度上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区域”，“把一种崭新的原则引入海洋政治中”，有助于建立一个“由相互协商的…平等政治伙伴构成的共同体”，“甚至勾画了一个太平洋地区共同体的轮廓”，代表着国际政治行为准则的新形式。[11]

在太平地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不仅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努力中，也反映在很多个人和民间团体，特别那些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人士的思想中。1923年，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倡议太平洋沿岸各国青年会召开一次会议，“从基督教的观点讨论太平洋各民族的问题，并筹划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试图把檀香山地区不同种族之间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和谐共处的经验向整个太平洋地区推广。[12]倡议发出后得到太平洋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响应。1924年9月，中、日、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和朝鲜八地的基督教青年会派代表举行预备会议，会上有人提出纯粹以基督教之观点讨论太平洋问题太狭隘，各国的经济政治问题亦应加以讨论。与会者于是决定把会议变成一个超越基督教视野的泛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会议，研究国家间的“交往和冲突，培育理解与合作”，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会议的筹备和组织。[13]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太平洋地区不存在“旧世界诸大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古老偏见和仇恨”，“几乎是一张白纸”，因此“可以书写世界历史新的一页”。[14]1925年2月22日，会议筹备者在纽约的耶鲁俱乐部开会，来自宗教、新闻、商业、学术和教育等领域的38位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15]这些来自美国东北部和西海岸（包括夏威夷）的国际主义者认为，要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仅召开一次会议是远远不够的，在美国拒绝加入国联的情况下，需要在太平洋地区成立一个永久性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加强太平洋各国民间精英之间的联系与友谊，讨论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问题。[16]随后，会议的召集机构――设在夏威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该组织命名为“太平洋国际学会”[17]。

1925年6月30日至7月l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召开成立大会，来自美国本土、夏威夷、日本、中国、朝鲜、菲律宾和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的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145人出席了会议。[18] 除安排九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分别阐述了本国对太平洋问题之看法外，会议还举行了多场圆桌讨论，涉及议题包括：移民与种族关系，太平洋各国的生活标准，处理太平洋问题的方法，教育机构对促进种族间和国家间相互理解的贡献，国际合作的方法，宗教在解决太平洋问题中的作用，耶稣、佛陀和孔子的思想在现代种族间和国家间关系的应用，外国传教士在不同民族交流中的作用，宗教与教育问题，远东地区工业化的后果，中国自然资源的开发，治外法权问题，海关控制权、关税修改与外国贷款，太平洋各国经济、商业和金融政策，太平洋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机构的组建，太平洋地区的裁军等。[19]会议宣布太平洋国际学会（当时在中国称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作为永久性组织成立，该组织“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他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20]也就是说，学会完全是一个由民间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会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分别建立了国别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成为学会的团体会员。后来法国、荷兰、苏联（短期）、缅甸（短期）、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印度也成立国别理事会加入学会。1927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檀香山召开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学会的章程，根据该章程，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以改善相互之关系”。[21]学会的组织机构包括：（一）指导机关“太平洋理事会”（Pacific Council），由各国别理事会派一名代表组成。会议选举斯坦福大学校长雷·威尔伯（Ray Lyman Wilbur）担任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日本银行行长井上准之助（Junnosuke Inouye）为第一副主席，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David Yui） 为第二副主席，夏威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夏威夷商会前会长、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阿瑟顿（Frank C. Atherton）为司库。（二）办事机关国际秘书处（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由约翰·默尔·戴维斯（John Merle Davis）为总干事，查尔斯·卢米斯（Charles Loomis）为助理总干事。（三）参事会（Advisory Committee），由太平洋理事会委派，以襄助总干事，为学会工作提供建议。

国际秘书处一开始出版学会通讯（Institute News Bulletin），1928年通讯更名为《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在中国称为《太平洋月报》），由伊丽莎白·格林（Elizabeth Greene）担任编辑，为半新闻、半学术性杂志。《太平洋事务》的栏目有：论文、短讯、转载、书评、图书节录和摘要以及译文等。美国理事会则于1932年开始出版学术杂志《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主要刊登有关经济事务的消息和文章。《太平洋事务》和《远东观察》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关于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英文信息来源。

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是一个外交机构，也与政府政策没有任何正式的关系,“其性质是教育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学会也“不为紧迫的政治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或游说政府官员接受其制定的方案，不吸收官员加入学会。太平洋国际学会“只提供一个交换思想和主张的论坛”，对政策的影响在于政府官员吸收了讨论中提出的思想或学会的讨论影响了公众舆论。[22]

 

构建太平洋共同体：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与学会前期的活动

 

作为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深受一战结束前后在美国兴起的以威尔逊主义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一任总干事约翰·戴维斯1929年追溯学会的起源时曾明确指出学会的建立是一战后新的国际主义思想的产物：

 

有史以来，用来处理国家间交往的国际机制的演进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以及武力是调整国家间分歧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一假设之上的。从这一机制中产生了秘密外交理论，其行为准则是故意保密和掩盖事实。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少数人的主导和多数人的沉默和无知之上的。但是，从1918年以来，一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方法出现了，这产生于对人类关系的新看法，建立在弱者的权利、国家间相互依赖、事实的力量、人民的才智及其对政治的参与之上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就是作为这一机制的一部分而产生的。[23]

 

所谓“不同的国际关系方法”就是自由国际主义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在1925年成立大会上，将自由国际主义的国际关系方法应用到太平洋地区成为与会者共同的声音。弗兰克·阿瑟顿在1925年成立大会的演讲中说：“我们是要让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以及政府要员的自私野心主导人类生活还是让这些斗争和野心服从于理性、正义、自由和对人类权利的尊重？”他认为，太平洋地区没有“在大西洋地区盛行的世代相传的仇恨和敌意”，因而“有更好的机会开诚布公地直面形势”，克服分歧，建立不同于欧洲的新型国际关系。[24]太平洋学会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是把促进国家间相互理解视为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和学会的主要任务。在学会组织者看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各国的看法截然对立，而通过集中的、开诚布公的讨论，与会者会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有更好的理解，甚至修正自己的看法，进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而这些都有利于化解国家间的矛盾和争端。以相互理解代替相互敌视被学会组织者视为国际关系的新方式。用赫伯特·克劳利的话说，太平洋学会的建立“是用（相互）理解来启迪和改善（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试验”，看一看“某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谅解是否能导致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诞生”，“如果其试验成功，最终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各种事务产生重要的影响。”[25]中国代表顾子仁亦有同感，他在1925年檀香山成立大会上称学会是在探索“解决问题和处理分歧的新方式”，即“通过谅解、宽容和善意的精神”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是一场“共同的试验”。[26] 学会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和开展联合研究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由学者、媒体人士、商人和卸任外交官组成的跨太平洋的交流网络，这一交流网络有助于彼此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太平洋理事会主席雷·威尔伯在1927年大会的开幕演讲中说：“像别人看你那样看待你自己、通过邻国怀疑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国家是一种艰难的但却有益的经历，如果我们想成功地处理这个大洋的事务，很多人都必须有这一经历。”[27]。

其二是抱有科学主义信仰，相信通过“科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事实”（国家间纠纷的根源），并设计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化解国家间冲突，实现和平。阿瑟顿在1925年成立大会上提出，“毫无疑问，（国家间）很多怀疑和不信任源自对事实的无知，……因此，首要的事情是需要弄清楚关于每一个国家的所有事实，这些事实会影响其思想和行动，影响该国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态度。”[28] 而事实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发现。在参加1925年檀香山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悉尼大学历史系赫塞尔·霍尔（Hessell Duncan Hall）教授看来，“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最大贡献是发现太平洋国际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在极其复杂多样的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进行讨论，他们可以联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发现事实是什么。” [29]这与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对科学与理性的乐观信仰有关。在学会参加者看来，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就像国内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一样，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加以解决，即寻找问题、发现症结和提出解决方案。1925年檀香山会议代表、夏威夷大学校长阿瑟·迪安（Arthur Dean）称，“科学思维方法的兴起”作为新潮流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它包括收集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推理，然后进行系统的试验，最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可以应用到国际关系中，学会的工作就是像科学研究那样“进行同样有耐心而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同样不带偏见的推理（reasoning）以及同样勇敢地追求真理”。 [30]20年代的科学主义信仰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人们相信科学可以驱散愚昧和无知，并解决人类面临的贫穷、压迫和战争等问题，给人来带来福祉。正因为相信科学研究在解决国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太平洋学会把研究视为其最重要的工作，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发现事实“真相”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此来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学会国际秘书处1931年编撰的《太平洋学会手册》这样介绍学会的工作：

 

各项重要国际问题，在昔历史上解决之方法，厥惟诉之于战，今乃谋一和平处理之法，聚各国之人于一处，融洽情感，互相了解，用科学研究之方法，收集材料，然后诉之理智，以求得一应出之途径，使摧残人类之战祸，可以减少。此种工作之重要性，与世界和平有密切之关系。[31]

 

其三是把公共舆论视为影响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并把培育正确的舆论视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学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大都相信舆论的力量，认为知情的公众是正确的对外政策的基础，而学会的工作就是教育公众，启发决策者，进而影响政策。学会定期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通过交流向会议参加者，即各国的意见领袖提供“事实”，然后由这些意见领袖教育公众，同时学会的出版物和成人学校也发挥着教育公众的作用。而一旦公众获得“正确”的信息，将会影响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而这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阿瑟·迪安在1925年会议上即指出，民主是现代生活中的新潮流和当今世界的巨大驱动力量，“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国际关系都不再能在国王的密室里解决，普通大众坚持有知情权，希望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各国人民的所知、所想和所感在今日的国际生活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当各国人民了解了真理，清晰地思考并公正和审慎地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希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32]美国代表、著名的政治与社会评论家切斯特·罗厄尔（Chester H. Rowell）也认为把国际关系问题完全交给外交官处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原来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的人现在也关心太平洋问题，“因此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必须以民主的方式来处理” 。[33]在1927年大会的圆桌讨论中，与会者同意，“偷偷摸摸的秘密外交空间越来越小了”，[34] “主要建立在把战争视为解决国家间纠纷的手段甚至是最后手段的观念之上的阴谋外交正被一种建立在相互合作基础上以讨论为形式的新外交所取代”，而这种“新外交”“不仅依赖于新的国际治理机制的发明，还依赖于公众舆论为这种新机制的运行提供力量”。[35]

因此，学会组织者特别强调学会的非官方色彩和作为知识交流与合作机构的特性，强调学会的工作不是直接卷入决策，而是培育正确的公众舆论。雷·威尔伯称“学会代表了一种科学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收集信息、研究事实和向公众发布这些事实的努力。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信息公开，培育知情的公众舆论来取代国际争端中的弹药。”[36]阿瑟·迪安在1925年会议上提出，“学会的工作不是办外交”，与会者“不是作为国王、皇帝或总统的代表” 来为自己的国家“争利益”和“打击对手”的，“而是作为我们各自国家普通公民的代表”“以个人的身份到这里来寻找启发，获得智慧，并谦恭地希望，通过我们，智慧将在我们的国民中间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成长”。[37]而公民个人参与的民间讨论有官方外交所没有的优势，即开诚布公从而发现“真相”。阿瑟顿在成立大会的开幕式上说：

 

公民个人可以经常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他人坦诚地讨论与其国家相关的重要事务，而政府官员则不能。这是因为很少有官员具有在重要事务上约束其政府的权力，因此不愿意与其他国家政府的代表就意见分歧点进行讨论，以免自己被置于尴尬的地位。另一方面，个人或公民个人组成的团体则可以开诚布公地和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团体可以向政府官员提出建议和请求，要求其行动。因此，经常是非官方团体有一种独特的优势为在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问题上采取行动开辟道路。[38]

 

通过民间团体的活动来发挥舆论和公民个人在外交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20年代非常盛行，成为那个时期和平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被称为“国民外交”。参与发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并长期担任中国理事会负责人的余日章就号召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他在1924年5月的《青年进步》上撰文说：

 

国际地位与国民外交有切实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39]

 

  1925年2月10日，《申报》在报道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筹备会即将开会的消息时称，未来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大会为“为一纯粹之国民外交会议”，“所讨论之问题，赅括一切沿太平洋各民族邦交上之种种，期待谅解与协作而免除国际之纠纷。……此会议之宗旨，即以纯粹之国民外交，开诚研究，厘定普通原则以资遵守，并解决各种专门问题之症结，以祈和平。其重要性殊不在华府会议之下。”[40]

学会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对太平洋地区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召开会议交流意见，进行讨论；通过出版对公众进行关于太平洋地区知识的教育。学会发布的手册这样介绍学会的工作：“太平洋学会工作之性质，实以研究为主要。……工作进行之程序，首为研究。择各种困难繁杂之问题，委托专门家研究之，以其结果，供下次之讨论。次为会议。会议讨论之内容，按照议定之次序，不仅限于指定研究之专题，尚有其他各委员之论文。三为出版。此会之集议，讨论完结，并不表决或标明政策，但将要点宣布于世，以之代表舆论而已。”[41]

研究工作是学会组织的最重要工作，研究工作的宗旨是发现“事实”。在学会看来，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关系是一些更深层次矛盾的外在表现，要想缓和这种紧张关系，必须发现其深层次的因素，即通过研究找到矛盾与冲突的根源，然后加以解决。如中日冲突必须通过更深层次的问题加以理解，包括日本的人口增长、资源与土地利用、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日中贸易关系以及日本的帝国野心等。为了更好的推进研究工作，国际秘书处于1926年专门设立研究干事一职，由新西兰坎特伯雷学院经济学教授康德利夫（J. B. Condliffe）担任。1927年，学会在太平洋理事会下又设国际研究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 )，由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肖特维尔担任主席。学会的研究工作通过两种渠道来组织：一是由各国别理事会负责组织和开展与本国政策相关的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报国际研究委员会批准，其研究报告通常作为“资料论文”提交给理事会召开的会议，并在与会代表中散发；二是由国际研究委员会自己拟定研究计划，这类研究计划通常围绕太平洋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并需要多个国别理事会的参与，其研究成果会以论文或书籍的形式出版，成为关于太平洋问题的权威研究报告，并译成多种文字。无论那种渠道，学会都会提供资金支持。到1930年代中期，学会组织和资助了10大问题的研究，这十大问题是：（1）食物供应、人口和土地利用；（2）远东地区的工业发展；（3）远东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变迁；（4）关税、原料、对外贸易和投资；（5）满洲的经济与政治发展；（6）附属地、土著人民和殖民地发展；（7）社会与文化关系；（8）人口迁移与移民限制；（9）生活标准；（10）国际法、外交机构与政治发展。[42]

召开有各国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太平洋问题是学会的第二项工作。截止到1945年，学会共召开9次会议，除前两次（1925、1927）在檀香山外，其余在东京（1929）、上海和杭州（1931）、加拿大的班夫（Banff，1933）、美国加州的约塞米蒂（Yosemite，1936)、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比奇（Virginia Beach,1939）、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特里姆布兰特（Mont Tremblant，1942)和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温泉村（Hot Springs，1945)。这种会议通常是以圆桌讨论的形式来进行，历次会议的记录以《太平洋问题》为书名出版，内容包括圆桌讨论概要和各国别理事会提交的“资料论文”。1936年以前的会议主题通常避免热点和紧迫的问题，而讨论太平洋地区的一般性问题，包括：移民和种族关系（1925）、中国的对外关系、食品和人口（1927）、中国的对外关系和满洲问题（1929）、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1931）、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冲突和控制（1933）、太平洋各国社会与经济政策的目标和结果（1936）。[43]把各国有影响的专家和社会人士召集在一起进行圆桌讨论的主要目的是在友好合作气氛中通过非正式的讨论来澄清事实，交换意见，协调各国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看法，而不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会议通常也不提出解决问题的行动纲领。如第一任总干事戴维斯所言，“会议不是一个寻求一致意见的地方，会议也不通过决议和采取行动。相反，它是一个表达基于个人经历的意见和基于个人对相关事实的理解而产生的各种信念的论坛。” [44]召开会议是为了鼓励和推动太平洋地区不同种族和国家背景的人士进行跨文化接触和交流。胡适在1931年上海会议上曾这样阐述学会国际会议的这种作用：

 

若是我们仅以意气用事，不听对方的理由，我们会失败的。若是我们来到这里，仅仅为某一种学说去宣传，或是仅仅为某一种事件去辩护，我们会失败的。……我们除非开诚布公，捐除成见，我们是不能希望或（成）功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揶揄，不是要呐喊，乃是要了解。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教训旁人，乃是要共同思想，彼此交换意见。只有用谦恭寻求真理的精神，我们才可以得着一部分的成就。[45]

 

会议在学会早期比较重要，到40年代初，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对研究工作的强调，会议变成第二位的工作。

学会的第三项工作是教育。这里的教育是广义的，是指通过生产和传播有关太平洋地区的知识，让公众了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用美国理事会年报的话说，就是增加（美国）公众“对太平洋地区问题的了解和深化他们对太平洋地区问题的思考”。[46]学会深刻地意识到“教育公众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非常重要”，而“太平洋国际学会是这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的试验”。 [47] 学会的教育工作通过两种渠道进行：一是通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出版物，包括会刊《太平洋事务》、学会历次大会记录以及学会资助和组织出版的研究性著作，这些出版物都可以起到传播有关亚太地区知识的作用；二是各国别理事会在本国开展的对本国公众的教育工作，在这方面，美国理事会的工作最有成效。

在1937年底，美国理事会有900名成员，到1938年底有1325成员，他们来自教育界、商界和专业领域以及政界，分布在全美各地，其中加州和纽约成员最多，也包括一些旅居外国的美国人。[48]根据美国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学会的教育工作包括：支持一些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等开展关于太平洋地区语言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提供在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机构使用的关于远东问题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到社区和团体进行演讲或帮助寻找合适的远东问题演讲人；在美国各地区组织关于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会议、演讲和圆桌讨论；在中学开设有关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项目和教师讨论班；向感兴趣的公众提供图书馆和信息服务；与其他机构和团体合作提供关于远东知识的服务。[49]

学会国际秘书处1931年编撰的《太平洋学会手册》中提及学会的研究、会议和出版工作“彼此相辅相续而行”，其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会议讨论之时，虽不求彼此意见之一致，及采取解决之方法；然各国代表对于切肤之问题，本其经验及事实之考察，尽情揭白，以供共同之研究，彼此间平时事实上错误之解释，不难水落冰消，且根据明确之事实，作自由坦率之研究，则其所讨论之重要问题，自不难得出适当解决之办法。（二）国际间各种复杂之问题，经会议讨论之后，各方代表对之所蓄之意见，自可发挥尽致，即未揭出如何解决之政策，而其讨论之经过，实足以供当事者双方解决此问题之参考。（三）此种讨论之结果，即足代表公意，且举讨论之情形与材料，刊布于世，尤足以促成有力之舆论。而正确舆论，足以影响各国之政策，已为事实所昭示，无待置疑也。[50]

通过学术研究、会议讨论和公众教育，太平洋国际学会试图把威尔逊主张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运用到亚太地区，其作用不仅仅在于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对外政策，还在于通过太平洋地区知识、教育、商业和媒体精英人士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理解和善意。作为首个总部设在太平洋地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学会的工作及其建立的知识交流网络有助于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上培育一种新的太平洋意识，促进了太平洋共同体观念的萌芽。雷·威尔伯感叹说：“来自不同种族的，背景各异，利益对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理念彼此不同的九个民族的男男女女们聚在一起，来共同探讨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基于互惠和相互谅解的新型国际共同体，这是人类崭新的经历。”[51] 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了亚太地区的个人“试图把威尔逊国际主义应用到这一文化多样的地区和建立一个和平的太平洋共同体的努力”。[52]

 

爱德华·卡特与太平洋国际学会性质的变化

 

在学会前十年，学会的会议议程和研究计划基本上避免直接讨论太平洋地区有争议的问题，如中日战争，而关注更深层次的或长远的问题，力图保持学会的中立，也避免在有争议的国际关系问题上表达学会的立场。第一任总干事约翰·戴维斯把学会界定为“非教派的、不争论的和非宣传”的机构，“发挥国际减震器、事实发现者和解释者的作用”，认为学会“中心工作是研究太平洋各国人民的状况和发现作为该地区主要矛盾之基础的事实”。[53] 也就是说，学会是一个推进跨文化接触和通过私人网络交流个人看法的工具。学会的重点是讨论经济和文化而不是政治问题，尽量避免直接讨论政治冲突。虽然学会绝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国际秘书处和太平洋理事会也主要由美国人来构成，历次会议的代表中美国人也最多，但是在学会前期，美方代表非常愿意倾听亚洲国家代表的意见，学会前四次会议也是在太平洋地区（檀香山、东京、上海和杭州）进行的。这些都反映出学会的跨国和国际的色彩。如果说，学会前期工作的宗旨主要是促进相互理解和培育太平洋共同体观念的话，从30年代后期开始，学会的活动则逐渐偏离这一宗旨，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变成美国的智库。这一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人事上的变化带来学会思想和观念上的变化。第一任总干事约翰·戴维斯是一位出生在日本的基督徒，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他具有很强的太平洋视野，试图把太平洋国际学会打造成连接东西方的立足于太平洋地区的组织。研究干事康德利夫也主张关注长远问题，特别是作为太平洋地区国家间政治冲突之根源的经济问题。1931年，戴维斯离职，由查尔斯·卢米斯代理总干事一职。在1933年加拿大班夫会议上，爱德华·卡特成为总干事。卡特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印度担任印度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的干事，一战期间在法国从事慈善和救济工作，参加了1925年的大会，会后一直担任美国理事会干事。卡特认为学会过去的视野过于狭窄，从地方和技术的角度看待太平洋问题，没有看到太平洋问题实际上是世界问题，观察太平洋问题应该有世界的视角。同时，卡特认为，即使是最尖锐的国际问题也可以通过私人的讨论获益，学会不应该回避讨论当前紧迫的政治问题，而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太平洋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中去。研究干事康德利夫因不满卡特以当前政治问题为研究重点的做法于1933年辞职，由与卡特思想更为接近的新西兰人威廉·霍兰（William L. Holland）接任。卡特还推荐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担任《太平洋事务》的主编，拉铁摩尔与卡特思想接近，主张关注热点问题，明确表达学会的政治立场，上任后逐渐把《太平洋事务》从一个回避当前政治问题、刊登各国理事会提交文章的学会机关刊物变成一个崇尚自由表达的独立的刊物，积极参与亚洲热点国际问题的讨论，发表关于亚洲有争议问题的文章。卡特是一位克里斯马型的人物，与各国领导人交往密切，同时具有极强的筹资能力，担任总干事一直到1946年。这些都使卡特成为30―40年代学会的核心人物，学会工作也打上了其强烈的个人色彩。

其次是学会总部搬迁带来的影响。1934年，学会的总部从檀香山迁到纽约。这一地理上的变化也对学会的指导思想造成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夏威夷是东西方文化汇聚之地，远离政治中枢，其多元文化和多种族汇聚与共处的特性使其非常适合用来培育太平洋共同体意识。戴维斯曾这样评价夏威夷的特点：

 

夏威夷是太平洋地区种族关系形势的缩影，一个世纪以来，在夏威夷的不同种族一直在学习如何互尊和互谅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在局部地区实现，那为什么不能在更大舞台上实现呢？另外，夏威夷位于美洲和亚洲之间，对造成东西方之间紧张的分隔线非常敏感，对缓解这种紧张和探索实现永久性国际调整的可能性怀有特殊的兴趣。[54]

 

而纽约则没有夏威夷的特性，更多地受到大西洋视野的影响，并处在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影响之下。实际上，学会从建立之初就存在来自西海岸成员的文化、经济取向与纽约成员的政治取向之间的分歧。[55]卡特的任命和总部搬迁到纽约无疑标志着纽约的政治取向占据了上风。

    第三是太平洋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太平洋国际秩序遭到极大的挑战，也使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观念受到了质疑。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后，日本更是公然提出不承认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国际关系原则，提出建立与美国观念截然对立的东亚秩序。在这种形势下，学会早期以关注长期问题和培育共同体意识为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理想逐渐显得天真和幼稚，而在危机与战争的年代提供关于远东的知识和就热点问题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则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

这些变化逐渐改变学会的面貌和工作重心，并在1936年约塞米蒂会议后逐渐显现出来。

一是学会开始具有强烈的立场倾向和政治主张。虽然学会仍然是一个研究问题和进行讨论的平台，但卡特把学会改造成具有政策主张的团体，在事实分析和政策鼓吹之间打擦边球。卡特作为一位左翼人士，从经济视角看待国际关系问题，其本人也带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同情大众和殖民地人民。而学会的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在拉铁摩尔领导下表现出强烈的左翼色彩，批评日本的亚洲政策和对中国的侵略，刊登不少讨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同情中共的文章。这使《太平洋事务》成为广为人知的、极有影响力的刊物，但同时也引起广泛的争议，甚至是指责。1934年，持左翼立场并同情共产主义的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担任美国理事会的干事（1934-1940），太平洋理事会和美国理事会在纽约同一所建筑里办公，卡特和菲尔德进行了很好的合作。这些都增强了学会的左翼色彩。

二是学会的非官方色彩在淡化。在卡特的支持下，苏联、荷兰和法国成立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分会，并参加了1936的约塞米蒂会议。由于苏联和法国理事会的经费都来源于国家，代表国家的立场，它们的加入使学会的非政府色彩受到质疑。美国理事会也寻求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外交官加入学会，其中包括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C. Grew）和前远东司司长和驻华公使、当时的驻土耳其大使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

三是研究旨趣的改变。学会的研究重点和国际会议主题不再是太平洋地区的一般性问题，而是热点问题，研究的目的不再是促进相互理解和协商，而是提供明确的政策纲领和规划。这一改变集中体现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会发起的探究中日战争根源的研究计划“调查系列”（Inquiry Series）。该项目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一笔赞助，由学会国际秘书处组织，在学会内单独管理，研究内容从中日战争根源扩大到战争对西方利益的影响和战后安排问题。该研究计划在提出之时就遭到日本理事会的反对，日本理事会怀疑国际秘书处的中立性，担心研究结果会对日本不利，因为卡特、霍兰和拉铁摩尔等多次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调查系列”出版了28种学术著作，[56]其中很多著作批评日本的政策，遭到日本政府的抗议。日本理事会于1939年宣布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从1939年起，学会国际会议的主题也变成当时太平洋地区的热点问题，包括：远东冲突（1939）、战时和战后盟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合作（1942）、太平洋地区的安全（1945）。三次会议圆桌讨论的问题则包括：日本和中国的立场、远东冲突中的第三方以及远东地区调整的可能性（1939）；“联合国家”在太平洋的合作，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人口问题（1942）；日本的未来、太平洋各国的经济复兴与进步、文化与种族关系、附属地的前途、集体安全（1945）。[57]

卡特把学会从一个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旨在培育共同体意识的非政府组织改造成一个关于亚太事务的国际研究机构和以影响政策为目标的准思想库（quasi-think tank）。各国政府也都非常重视学会的讨论以及本国理事会的工作，试图对其施加影响。但总的说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学会国际秘书处的议程独立于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学会的使命不是为任何一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进行辩护，而是通过研究工作和召开会议来对亚太地区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

 

国家（民族）主义的胜利：太平洋战争期间学会的活动与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宣布放弃一贯的中立立场，明确表示与盟国站在一起，赞同和支持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认为这些原则应该应用到战后太平洋秩序的重建，美国理事会和太平洋理事会积极投入到盟国的事业中去。当时的美国理事会主席威尔伯在珍珠港事件后发表了声明，声明称：

 

理事会的官员和职员…相信战争形势不仅没有使学会的目标失去价值，相反使学会的研究计划和对重要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重要和关键，这些研究和讨论活动实际上是民主国家战争努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美国人民目前迫切的工作是从事反对日本和其他轴心国家军事帝国主义的战争，轴心国的失败是在远东和其他地区进行任何和平调整的条件。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传统不允许在这一问题上“中立”，相反，完全无视其他国家人民权利的军事侵略与太平洋国际学会一直主张的一切都截然对立。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美国理事会保证投入其所有资源。……最终，当轴心国…被击败的时候，就可能有机会在太平洋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秩序。

 

威尔伯还指出，“学会多年来进行的致力于创造（关于远东的）知识和培养对远东有广泛了解的人才的努力将使学会有可能在这一紧急形势下做出独特的贡献”。[58]太平洋理事会和美国理事会联合在华盛顿设立办公室，以便加强与美国政府和其他盟国政府代表的联系。

学会拥有的关于亚太地区的专业知识无论对打赢战争还是战后重建和规划战后亚太秩序都非常重要。为学会提供资金支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2年年底的报告中称，“当前的事态再一次凸显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价值”，太平洋国际学会是能够提供“关于太平洋问题的信息和全面分析”的唯一“称职的机构”。[59]虽然学会仍然组织会议以及开展有关东南亚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常规研究并出版著作，但是毫无疑问，与战争相关的工作成为学会的中心工作。当时美国社会，特别是军方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极不了解，迫切需要关于太平洋地区的知识，而学会成为提供这些知识的主要来源。为了满足战时对亚洲知识的需要，学会开始编撰关于亚洲知识和盟国战争目标的通俗小册子。以美国理事会为主，其他国家理事会参与，学会从1942到1945年共出版了27种小册子，每年印刷50万册，以成本价出售给军事部门和感兴趣的公众。[60] 除了编印书籍外，学会的成员还到政府机构、私人组织就远东和战争问题发表演讲，或充当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的顾问。美国理事会还与军事部门一道发起军官训练项目以及制作广播节目，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合作主办关于远东问题的夏季研讨班和夏季强化语言课程，培训关于远东问题的专业人员。

太平洋学会对战争的另一贡献是学会的官员和成员离开学会担任政府部门的职务，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战时宣传，二是政策分析和政策制定。研究干事霍兰先是担任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雇员，后又担任战争信息署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拉铁摩尔卸任《太平洋事务》主编，担任蒋介石的特别顾问，后又担任战争信息署太平洋局的负责人。1942年8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始会员、克拉克大学的远东问题专家乔治·布莱克斯利 （George Blakeslee）担任战略情报局远东部的主任。美国理事会干事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W. Lockwood, Jr.）也加入远东部。战略情报局远东部后来并入国务院，这些成员影响到国务院战时和战后关于日本和远东的政策。卡特虽然没有辞去学会的职务，但是他花大量时间从事与学会工作无关，但却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担任“俄国战时救济基金”（Russian War Relief Fund）的主席，并在世界各地旅行筹集救济资金。

学会在战争期间的工作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赞扬。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负责租借援助的居里（Lauchlin Currie）在1942年写道：“我不知道政府内外还有哪个机构能代替太平洋国际学会所做的工作”。[61]为了表彰学会战时的贡献，美国海军部向美国理事会颁发“海军功勋证书”（Navy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战时学会召开的两次会议更是表现出了强烈的政策取向。战前的历次会议都不邀请现职官员与会，1942年会议则打破了此规定，不少官员参加了会议。这主要是因为战时很多了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权威人士进入政府；另外，没有政府官员的参与，讨论盟国在太平洋合作等问题也是不现实的。虽然这些官员以个人的身份而非以官方的身份参加讨论，但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学会的非官方色彩，而且与会官员自然会为本国的利益和政策主张辩护。各国理事会也与各国政府建立了密切关系，会议日程在会前曾在美国政府内讨论，学会实际上成为战时盟国的政策论坛。在1942年12月的蒙特特里姆布兰特会议上，以美国和中国代表为一方、以英国为另一方围绕战后殖民地的处置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由于中美代表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激烈的谴责，主张战后亚洲殖民地独立，引起英国代表团的强烈不满，英国代表团甚至威胁要离会。在1945年弗吉尼亚温泉村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的草案，支持集体安全原则和建立联合国，但是在讨论非殖民化问题时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亚洲和美国的代表支持非殖民化，而欧洲代表则反对，声称亚洲各殖民地缺乏自治的能力，欧洲殖民国家给亚洲带来了文明，对亚洲具有特殊的责任。实际上，在1942和1945年的会议上，会议不再仅仅是一个交流观点的论坛，与会国家理事会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代表本国政府说话，试图捍卫本国的利益和为本国政策进行辩护。学会逐渐丧失了其非官方的特点和培育太平洋共同体的宗旨，国家（民族）主义战胜了（自由）国际主义。

而以卡特为首的国际秘书处持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支持战后亚洲的非殖民化，这与罗斯福政府内众多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一致。卡特认为中国和印度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刚刚意识到自己是地区性力量，任何关于战后亚洲的规划都必须有中国和印度的参与而不能由西方来主导。《太平洋事务》杂志经常刊载批评西方在华特权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卡特还有意促使中国和印度建立友好的关系，通过卡特和中国理事会干事刘驭万的牵线搭桥，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尼赫鲁于1939年8月访问了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开启了中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1944年学会还资助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撰写小册子，阐述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立场。华莱士在小册子初稿中明确表示欧洲帝国应该解体，亚洲殖民地应该获得独立，建议战后建立一个“自由亚洲”。战争后期，国际秘书处还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左翼立场，学会的官员批评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消极抗战，对国民党用武力镇压反对派表示明确反对。前长老会传教士、亚洲问题专家、学会国际秘书处成员毕恩来（Thomas A. Bisson）在1943年7月出版的《远东观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在同盟战争中的角色》的文章，提出“两个中国”命题（“Two China” thesis）：一个是“民主的中国”，由“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所代表。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把农民从地租、税收和高利贷的负担中解放出来，通过民主改革瓦解了封建的、农业的中国古老的专制制度，这是中共能成功地进行战争动员的关键。共产党政策的实质是“应用到农业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而不是共产主义。另一个是“封建的中国”，即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不愿意“挑战封建制度的基本条件”，“没有采取行动改变地主―佃农制度”，“在民主改革以及给予公民广泛的权利方面没有真正的进步”，而这些都成为中国实施全面战争动员的障碍。作者甚至预言，“未来中国的领导权很可能会转移到国民党之外的进步力量手中”。[62] 学会的左翼立场和反殖民主义主张成为后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指控学会亲共的“证据”。

 

学会的影响与局限

 

战后，学会得以恢复正常工作，新任总干事霍兰帮助恢复了被战争中断的各国别理事会的活动，并在1947―1958年间分别在英国、印度、日本和巴基斯坦召开了四次会议。研究出版工作也继续进行，重点集中在对东南亚问题以及对日占领与重建问题的研究，中国革命也引起了注意，朝鲜问题被纳入研究计划。但是战后的环境与战前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学会影响力急剧下降。苏联没有参加学会，日本直到50年代初才重返学会，而中国理事会由于内战的影响则远没有战前活跃，与太平洋理事会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更严峻的是，学会在1947―1950年间遭到美国政府的攻击，到1951年更是成为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高调调查的对象，参议员麦卡锡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帕特里克·麦卡伦（Patrick A. McCarran）为首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则指控学会是导致美国“丢掉”中国的罪魁祸首。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学会的声誉和士气。学会在1952年后失去了大部分资金来源以及作为教育机构的免税待遇。1960年，学会宣布解散。《太平洋事务》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接收，《远东观察》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手，后更名为《亚洲观察》（Asian Survey）。

如何评价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影响？作为太平洋地区最早的跨国性私人合作组织和知识共同体，学会发起者最初的设想是通过塑造相关国家的公众和政府官员对太平洋问题的看法来改善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而不是直接影响各国的外交政策。根据学会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以改善相互之关系”，即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平等的讨论来促进太平洋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应该说，学会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早期达到了这一目标。学会提供的交流和讨论的平台非常有助于增进各国，特别是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培育友好、合作和协商的气氛。用赫伯特·克劳利的话说，学会有助于“把（政治）竞技场改造成大花园，给人性中五彩缤纷的花朵以更好的绽放机会”。[63]参加1925年夏威夷会议的澳大利亚代表曾对夏威夷大学日本历史与文学教授、日本同志社大学前校长原田助（Tasuku Harada）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跟日本人进行过坦率的交谈，一直认为东方人的心智（mentality）与西方人是不同的，但是在会上与日本人坦诚地交谈后，他发现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他们是拥有同样心智的同样的人。[64]法国前总理、太平洋国际学会法国理事会主席阿尔贝特·萨罗（Albert Sarraut）在1936年约塞米蒂会议最后的全体会议上这样描述他的感受：

 

在过去的十四天里，我们亲密地过着一种令人着迷的国际生活----这是一个微型世界。不同种族的人们在一种真诚友好的关系中轻松地交流，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微笑和最好的东西贡献给这一关系；我们像兄弟那样交换纯净水和番茄汁；美国人和日本女士根据同样的节拍起舞，俄国人和中国女士分享同一只布鲁斯舞曲的喜悦。……我们的文明不是不相容的，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我从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东西方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敌视，相反，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这些文明的辉煌与美丽融合在一起，就像迥然不同的鲜花混合在一起构成五彩缤纷的和谐花园一样。[65]

 

学会的工作无疑有助于消除误解，促进各国“对其他国家的国家特性和国家理想持一种更加开明、更加同情的态度”。 [66]

太平洋学会和各国理事会对相关国家的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学会的历次会议都得到舆论的关注，会议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观点和主张也得到了广泛的报道，特别是前两次会议得到的关注最多，日本和中国的与会代表回国后发表文章或演讲，来介绍学会的功能和目标。就教育公众和影响政策而言，太平洋国际学会最辉煌的时期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当时学者、商人、新闻工作者、慈善家、退休官员和部分现任官员都参加了学会组织的论坛。学会组织出版的书籍、小册子和论文被数以百万计的读者阅读，成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有关太平洋地区知识和信息的“独一无二的最佳来源”。[67]不少学会的官员和成员直接参与了美国军事与外交活动，成为美国政府的局内人。毫无疑问，学会对战争进程和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可能难以精确地估价，在不同国家影响也会不同。

学会更长远的影响和更经久的遗产是对亚洲研究推动，其开展的研究项目和出版的成果标志着美国亚洲研究的起源。在1925―1952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秘书处和各国别理事会共组织出版了关于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1399种书籍、小册子和会议记录，以及9种期刊。[68]这些书籍大多由来自美国和亚太地区的顶尖学者撰写，是最早的关于亚太地区的社会科学成果，成为战后亚洲研究的基础，很多著作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9]不仅如此，太平洋学会通过会议、学者私谊和联合研究的方式建立了跨太平洋地区的学者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学会解散之后仍然发挥着作用，继续从事有关亚太问题的研究，并培养了新一代亚洲研究人才。正是太平洋学会的旨趣赋予了美国亚洲研究关注现实问题和重视知识实际效用的传统，按照费正清的观点就是“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 而且还在于教育公众和影响公共政策”。[70]夏威夷大学教授保罗·胡珀（Paul F. Hooper）在1988年评论说，“就对某一学术领域的贡献而言，没有任何团体能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相比，如果该学会不曾存在过的话，很难想象亚太研究目前会是什么样子”。[7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费正清1987年在给学会最后一任总干事威廉·霍兰的信中说，“让当前和未来一代研究者了解他们的先辈是非常必要的”。[72]

但是，总的说来，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其存在的时期内，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并未实现改善太平洋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目标。这一失败既是学会无法控制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巨变―大萧条、日本军国主义的得势和侵华战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同时也与其自身的局限性有关，包括各国别理事会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学会对科学和理性的天真信奉。

学会吸取一战的教训，试图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基础上解决太平洋各民族之间的分歧，但是一些国家的理事会却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把学会组织的会议当作表达本国立场与诉求的舞台，试图利用太平洋国际学会来追求国家目标和实现国家利益。日本、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方立场的传声筒，国民政府实际上也试图通过中国代表团利用学会会议这一国际场合来传达中国政府的声音，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73]美国代表也抱有由美国来主导亚太事务的目标。胡适在1931年上海会议开幕式上曾告诫与会者，“在承平的时候，凡是自命为有国际思想的人，不应该在黑白不分意气用事的当儿，放弃他们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74]在和平时期，这一态度大体上还能够得到恪守，而一旦发生战争，坚守国际主义精神就会非常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理事会的很多会员就觉得“我们实在没有与日本会员共聚一堂之必要了！甚么国际谅解，甚么国际亲善，都不是一些骗人的话吗？” [75] 赫伯特·克劳利在1927年檀香山会议上也曾告诫与会者，在发生国际争端的时候，“学会的成员作为本国的公民不选边站队是不可能的，不得不根据自己良知的判断选择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或反对这一政策”，但是作为太平洋学会的成员，还应该“保持自己的判断公正无私、充满警觉以及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否则其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损害”。[76]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洋国际学会成员的国民身份极大地妨碍了其判断的无私，克劳利的预言不幸言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民族）主义最终压倒国际主义，服务于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战争需要成为学会的主要工作。实际上，从30年代后期开始，面对欧亚大陆的冲突与战争，通过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来维护和平的国际主义思想被很多团体和个人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被抛弃，太平洋国际学会只是其中的一家而已。

学会相信太平洋地区国家间争端的根源在于误解和非理性，让情感和偏见主导了国家间的关系，而一旦学会通过科学的研究把“客观事实”揭示出来，通过理性的讨论剔除情感的影响，偏见和误解就会消除，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解。用夏威夷大学校长阿瑟·迪安的话说，“让事实（truth）显现，它能为自己说话。”[77]通过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研究寻找不带偏见的事实是欧洲启蒙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已经证明，绝对客观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实际上，“知识既不是通用的也不是客观的，因为无论是各学科还是知识创造者都是在自己的时代和环境中由文化建构的。”[78]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曾对知识进行了划分，认为存在两种知识，即“纯粹知识”和“政治知识”，政治性知识深受其生产者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79]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成果无疑属于萨义德所说的“政治知识”，不可能是毫无偏见和绝对客观的。实际上，学会组织的研究计划无论在议题设定、资料收集还是立论构建方面都深受研究者国家立场和利益的影响，这在各国别理事会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国别理事会往往提出有利于本国的研究项目，如中国理事会要求加强对东北问题的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常常遭到日本的反对，担心得出不利于日本的结论。秘书处和研究理事会的美方成员则会反对日本提出的涉及门罗主义和美国的中美洲政策的研究项目。越是国家间存在争端的问题，越难以做到客观，也越容易在学会内部引起争议。但是，在总干事卡特的坚持下，学会越来越多地卷入热点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越来越多的纷争。不仅如此，各国界定“客观”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研究者自己认为客观的结论往往被争端的另一方视为充满偏见，特别是在国家间关系极度紧张或兵戎相见的时候更是如此。实际上，学会追求揭示的所谓 “客观”事实，特别是争端各方都认可的“客观”事实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也注定了太平洋学会追求的通过发现事实来增进理解以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归根结底，非政府组织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其活动更多地受到国内和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当学会变成智库后，政府和公众的信任是其存在的首要条件。因此，当美国社会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对学会的宗旨、政治倾向和知识立场都产生怀疑的时候，其地位一落千丈，并失去了经济来源，最后不得不宣布解散。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原刊于《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