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历史——《鼻尖之战，围城滋味：一部美国内战的感觉史》读后

内战史研究，可谓是美国史中的一朵“金花”，名家云集且大师辈出。直到今天，每年仍有大量成果涌现，修正或重塑着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理解。其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卡罗莱纳杰出教授”马克•M.史密斯（Mark M. Smith）于2014年出版的新著《鼻尖战争，围城滋味：一部美国内战的感觉史》(Mark M. Smith, The Smell of Battle, the Taste of Siege: A Sensory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就是该领域的一部研究佳作。

在美国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内战”之于亲历者的印象，及其在后世记忆中的嬗变，已有不少学者予以关注。不过，以专著的篇幅探讨内战中普通人的“色声香味触法”，则尚属首次。在书中，史密斯教授着重分析了内战中的几个片段和事件，以折射出战争在个体与群体的听觉、味觉、视觉、嗅觉中如何得到反映。例如在1860-61年的查尔斯顿，分裂的政治演讲、狂热的大呼小叫、交战的炮弹轰鸣，轮番充斥着这座城市。巨大的各类噪音开启了听觉的内战。又如在亲历战争中的科妮莉亚·汉考克(Cornelia Hancock)的记忆中，葛底斯堡战役则意味着“长久萦绕的恶臭体验”。[1]在第一次奔牛河之战（First Battle of Bull Run），南北军服的混乱，给双方士兵的“视觉”带来极大困扰，导致了大量误伤。对于1863年在维克斯堡（Vicksburg）坚守的士兵平民，战争的“滋味”就是食品的极端匮乏以及随之而来的“食谱”扩大：“对于所有阶级和种族的人而言，围城意味着‘能吃’和‘可吃’范畴的巨大转变”。[2] 即使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吃起并不新鲜的食物时，也是甘之若饴。对于亲历者而言，内战不仅是精英之间政治观念的斗争，更是水深火热的切实生存状态

不过相较于本书的主题，更令笔者感兴趣的则是它的方法论基础：“感觉史”（Sensory History），即对于人类各种“感觉”历史变迁的研究。按照马克·史密斯本人表述，感觉史的研究旨趣包括如下方面：“强调感觉——包括直观的视觉感受——在塑造人类过去经历中的作用，展现各种感觉世界的如何且何以发生。并且在避免把感觉视为‘自然’或物化的基础上，将其含义和功能放归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3]作为社会史领域中新兴的研究方法，“感觉史”源自二十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按照马克•史密斯的观点，甚而可以追溯至费弗尔的名著《17世纪的不信神问题》。[4]不过，以“感觉”为对象的系统研究，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1982年，年鉴学派史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恶臭与芬芳：气味与法国社会想象》(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出版。这本书独辟蹊径,从气味的角度分析18与19世纪的法国社会和观念史。1986年，随着此书的英文译本问世，“感觉史”也逐步为美国史学家所关注。

在美国史学界，“感觉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这位追溯了内战中“感觉”变迁的马克•史密斯。他长期致力于美国的非裔美国人和南方史研究，并且著述颇丰。在其首部著作《由时钟主宰——美国南方的时间，奴隶制和自由》中，他就曾另辟蹊径，专门探讨时钟在南方奴隶制中的意义，以及奴隶主和奴隶的“时间感”。通常认为，“时钟时间”（Clock Time），即定点上下班，与工业化兴起紧密相连；而在农业劳动中，人们则更熟悉“自然时间”（Natural Time），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后，马克•史密斯却提出：在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社会中，“时钟时间”已广泛采用，且深入人心。直到内战前夕, 奴隶制对于时钟的依赖已经“与自由工资劳工（Free-Wage-Labor）制度几无差异，而在某些方面则更甚”。[5]在“自然时间”和“时钟时间”的分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对于时间的感受和衡量方式，虽然，“时间感”研究无法纳入“感觉史”的范畴，但两者却都以人的主观感受为研究对象。对此问题的关注，构成马克•史密斯个人学术历程中的基本旨趣。他后来的“感觉史”转向，作为博士论文思路的延伸，无可厚非。

在“感觉史”的实证研究方面，马克·史密斯于2001年出版了《倾听19世纪的美国》（Mark Smith, Listening t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在此书中，他从声音的角度探寻美国从内部对立分裂，到内战重建的脉络。在内战前的美国，经济制度的差异在声音世界中亦有所体现。以北方吵闹的机器轰鸣与南方宁静的田园牧歌之间的对立为背景，“在日常声音世界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逐步塑造了精英的分裂意识。”[6]于此同时，北方所代表的“自由”在内战中的胜利，也在声音世界产生回响；“尽管有限，但是对于被奴役者而言，内战代表了他们在声音世界的胜利。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利用声音的冲突定位了自由的界限；而且由于他们消弭了奴隶制之声，让自己的声音在邦联据有一席之地,”并在战后南方社会变得更为响亮。[7]2006年，他又出版了《种族如何被制造：奴隶制、隔离与感觉》（Mark Smith, How Race Is Made: Slavery, Segregation, and the Senses）,将感觉史研究的视角延伸至种族化研究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下，“白人性”（Whiteness）和“黑人性”（Blackness）研究兴起，美国历史上“黑白”二元种族关系的构建过程成为热门课题。作为对此潮流的回应，马克·史密斯试图从“感觉史”角度出发，发掘主流社会对于“黑人”的污名化过程 ，以厘清“‘黑’和‘白’这一组界定种族身份的对立概念，何以在美国社会流行”。[8]

于此同时，马克•史密斯还具有强烈的理论意识，致力于“感觉史”的历史编纂研究。2007年，马克•史密斯的《感觉史：简介》(Sensory History: An Introduction)一书出版。在回顾了“感觉史”的谱系之后，他对“感觉史”中流行的“重演”观点提出批判。按照马克•史密斯的观点，史家虽能还原客观的声音或气味, 但却不可能以“古人的方式”重现感觉世界。[9]对“感觉史”而言，源自柯林武德的“重演”只能是“那高尚的梦想”。不过，马克•史密斯并非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同盟。实际上，他的批判表明其对“感观史”内在局限的清晰认识：文字张力的有限性，以及为时代与语境所囚的书写困境。不过，笔者认为他还是忽视了一点：感觉的高度个人化。即使我们以口述的方式，探讨当代的感觉史，“感同身受”也是知易行难；毕竟，“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正是在马克•史密斯等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之下，英语世界的“感觉史”研究逐步发展壮大，主流学界对“感觉史”关注也与日俱增。2008年9月号的《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刊登了一组“感觉史”论文，马克•史密斯、加拿大感觉人类学家大卫·华威（David Howie）以及另外5位年轻学者，分别从不同感觉以及人类学方法的运用等角度，深入探讨美国的“感觉史”及其历史编纂，扩大了“感觉史”在学界的影响力。来自美国史各领域的学者都在尝试将“感觉史”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例如在今年出版的新著《感受芝加哥：噪音制造者、罢工破坏者和扒粪者》(Sensing Chicago: Noisemakers, Strikebreakers, and Muckrakers)中，历史学家亚当·马克就率先把“感觉史”方法在城市史研究中加以运用。[10]

遗憾的是，中文世界对于美国“感觉史”研究至今缺乏足够关注，马克•史密斯等学者在“感觉史”研究上学术贡献亦鲜为人知。除开我们与美国学界的联系还相对有限等原因以外，这也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旨趣和学术惯习有关。固然，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是史学的重要组成。但是，在客观的事件和因果之外，前人何所见、何所闻不也应成为“历史原貌”的必要部分吗？仍以马克·史密斯对内战的研究为例。众所周知美国内战是一场“总体战”，人不分男女黑白，地不分南北东西，都为战火所裹胁。但是，战争的阴霾如何具体地渗透到每一个人——无论士兵或是平民——的周遭，并未之深深感知？“感觉史”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亲历者所体验的“总体战”。遑论忠诚与背叛、正义与邪恶，战争中的人所体会最深的是苦难；它径直体现于环绕周身的哀嚎和尸臭，以及挥之不去的饥饿与伤痕。这些最直接的感受，理当进入历史书写。“感觉史”所得结论往往难以石破惊天，但是却能提醒我们在理解历史时，倘若仅仅依靠单一感觉（如亲历者的所见所闻）的记录，则论断不免偏狭。就这一点而言，感觉史研究应该为社会史学者所重视。社会史研究在沿着阶级、性别、种族、族裔等维度向外拓展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应向内丰富研究视角，将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纳入视野。美国史家乔治·罗德在20多年前对美国学界的诤谏，也同样适用于今天：“当‘感觉’书写的全面和严谨程度，与我们讨论政策、哲学和社会运动的程度一致时；我们的受众和研究领域得以扩大，对过去的理解也将深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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