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信教授新著《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评介

梁茂信教授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名家，在移民史、城市史和人力资源政策史等领域常年耕耘，成果颇丰。他的新著《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于最近付梓，笔者阅读之后如沐春风，特此评介此书。

从整体结构上看，《美国人才吸引战略和政策史研究》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人才”和“国家利益”构成了此书分析美国人才政策的主要概念。在梁茂信教授看来，“人才流动”和相应的“人才吸引战略”是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基本特征。具体到美国，战略的背后力量则是多元且变化的“国家利益”。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利益”的重心转移，人才吸引战略因时而动。第二部分是以时间为维度的政策史分析。从冷战初期对于科技人才的“攫取”与双轨制的形成，到20世纪60、70年代对于医疗人才的需求，及至90年代在临时劳工计划上的态度摇摆，美国政府对于外来人才的政策重点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但其目的确实不曾改变——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三部分是针对特定“人才”群体的个案研究。通过对“临时劳工计划”、“国际留学生”以及“亚洲科技移民”相关政策的缜密分析，梁茂信教授考察了“跨国主义”理论的价值与局限，并重点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人才流失”困境。最后一部分，也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通过前面三个部分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梁茂信教授深刻地批判了“人才循环”和“美国人才流失”两种理论的罔顾事实和偷换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崭新学术范式。

就其学术贡献而言，《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尤其突出：第一，呼应美国史学界的最新趋势，并在补其不足的同时，拓展国内学界视野。在长期的移民史研究中，梁茂信教授一直关注美国同行的成果，谋求与其前沿观点的对话，在其新著中亦不例外。在美国移民史编纂中，从奥斯卡·韩德林的“拔根者”到保德纳的“移植者”，研究范式长期关注于移民群体本身的经历，而忽视了移民政策的历史变迁。90年代以来，移民史和族裔史学者逐渐关注于移民政策的形成问题。例如露西·塞耶（Lucy E. Salyer）的《法律猛如虎：华裔移民与现代移民法的形成》（Lucy E. Salyer, Laws Harsh As Tiger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Immigration Law, Chapel Hill：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就重点关注了《排华法案》的司法实践与20世纪美国移民政策形成间的关系。1999年，艾丽卡·李教授（Erika Lee）发表了重要论文《移民和移民法：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评估》，提出“相较于移民经历的其他方面，移民史学者对于移民法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Erika Lee,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Law: A State of the Field Assess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Summer, 1999), p. 114)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从美国对特定群体的排斥出发探讨移民政策，从而对李教授的论断形成挑战。例如，艾明如（Mae Ngai）教授在2006年出版《不可能的国民：非法移民与现代美国的生成》（Mae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以“非法移民”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20世纪美国移民政策的缘起及其演进。性史学者玛戈特·卡纳迪（Margot Canaday）在《直国：二十世纪美国的性与公民资格》（Margot Canaday, The Straight State: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则以1/3的篇幅用以分析移民政策对于同性恋的限制。又如身心障碍史学者道格拉斯·贝恩顿（Douglas C. Baynton）则撰文讨论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府对于视障、听障和精神障碍等身心障碍移民群体的政策歧视。（Douglas C. Baynton, "Defectives in the Land: Disability and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882-1924",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24, No. 3 (Spring, 2005), pp. 31-44）显然，这些学者都是从社会中居于弱势的身份群体的角度出发，探讨移民限制政策。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政策的另一个重要面相：美国政府如何吸引它所需要的人才。因此，梁茂信教授的研究恰恰弥补了美国同行在研究视角上的不足。同时，在近年的冷战时期美国史研究中，关注于冷战国际背景与美国社会和国内政策互动的研究在逐步兴起。例如的玛丽·杜兹科（Mary L. Dudziak）的名著《冷战民权》（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就着重分析了美国政府对民权运动态度、其外交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相较之下，国内学者对这一交叉地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冷战史研究集中在基于多国档案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社会史和政治史学者则多忽视冷战政治环境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梁茂信教授的在呼应美国学界趋势的同时，打破了外交史和国内史的界限，对于今后国内的美国史研究颇有启示。

第二，建立分析人才吸引政策的全新理论框架，确立在此问题上的中国话语。在美国学界的研究中，“人才循环”和“美国人才流失”两大基本学说至今占据统治地位。梁茂信教授在对科技人才、外籍医务人员、临时劳工和赴美留学生等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立场鲜明地批判了这两种理论的谬误：“它们置每年迁入美国的数以十万计的科技人才的事实于不顾，反而以战后回流母国的科技人才、留学生和合同期满的临时工为依据，强调其在母国经济、贸易和科技人才等方面的贡献。”（第383页）在“解剖”西方话语缺陷以正视听的同时，梁茂信教授将人才吸引政策提升到了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高度，并洞察了居于“人道主义”和“自由流动”之后的国家利益，并以此为抓手重塑了战后美国移民政策的理解范式。

第三，从人才政策出发，反思“跨国主义”在历史书写中的局限性。在近年国内的美国史研究中，“跨国史”的研究视角逐渐趋于学术讨论的中心，“跨国主义”则是“跨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视角将美国历史放归全球化大背景的同时，在操作层面却隐含着一些风险：如何在践行跨国方法的同时，不至于走向消解民族国家的极端？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言，“民族国家尽管遭到跨国力量和超国家权威的挑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人类共同体，是公民权利与安全的唯一保障以及情感依托和政治忠诚的主要对象，因此民族国家历史研究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将继续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形式。”（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0页）梁茂信教授也在充分肯定跨国主义理论价值的同时，对之进行批判性分析。“就跨国移民和劳工而言，跨国主义理论和其他已有的国际移民理论一样，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把人口的跨国流动看作一种超越国家主权和移民政策限制的‘自由流动’”。（第282页）梁茂信教授已充分证明，面对全球化所致的空前规模人口跨国迁徙，美国政府并不是任其流动，而是一直通过政策“引导”人才至本国为其效力。就此而言，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在移民迁徙中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梁茂信教授对“跨国主义”所持有的严谨而审慎态度，是十分必要且及时的。

同时，任何一部上乘的学术著作，不仅需要振聋发聩，刷新成见；更重要的是，它应该引发后来人的思考，启迪良多。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一书概莫能外。在拜读梁茂信教授的大作之后，笔者就联想到一个问题：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的内在关系。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扩散、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和跨国企业的发展，全球化的进程空前加快。作为回应，各种以“全球”或“跨国”为前提否定和祛魅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主角地位的主张，于上世纪末开始弥漫。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一批专家宣告民族国家历史终结，以斯蒂芬·克拉斯纳等学者则致力于解构主权，安东尼奥·奈格里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提出资本主义的超国家形态将要取代民族国家。不管哪种理论，其主张激进或稳健，都在市场和政府的天平上，站在前者一边。这种思潮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的“相互依赖”理论。它兴起的时间，恰与“美国人才流失”和“人才循环”的呼声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高涨的时代大体重合。其实，这两种学说都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自由主义”政治观念在移民政策研究领域的变体和具化。当我们从具体的实例研究回归理论，再由理论关照战后美国史时，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保守主义复兴、国内新政宪政秩序饱受冲击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国际事务反倒愈发积极介入。美国政府在国内事务收缩和外交政策上的强势何以成为一体两面？在20世纪90年代。顺应全球化潮流，美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却始终不愿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政府的力量究竟是退缩还是扩张？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大家的进一步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