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美国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的孩子
宋佳瑜/译 杨长云/校
马修·德斯蒙德评安德烈娅·艾略特新书《看不见的孩子》（Andrea Elliott, Invisible Child: Poverty, Survival & Hope in an American City,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21.）
我们首先最好要知道，在美国有138万无家可归的小学生。其中有十二分之一住在纽约市。几年前，本书的几位读者曾去看望过一个11岁的黑人小女孩，她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字：达萨妮（Dasani）。
2013年12月，连续5天，《纽约时报》的头版聚焦在这个孩子身上，她生活在奥本家庭公寓，那是布鲁克林的一个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达萨尼这个名字取自一款瓶装水，她的妈妈可能永远不会花钱去买这种水，这是瓶装水里的“香奈儿”。而她妈妈的名字就叫香奈儿（一款高档的法国香水）。达萨妮在公交车站做过后空翻，还在引体向上比赛中击败过男孩。在家里，她照顾弟弟妹妹，换尿布、做三明治，把面包的中间部分给其他小孩吃，自己就吃面包的碎末。就连她那位令人敬畏的校长也称她是“早熟的小纽扣”，并相信她有无限的潜力。
达萨妮身上吸引人的特征与她所处的堕落而危险的环境形成残酷的对比。她们一家——香奈儿（Chanel）和她的丈夫苏普瑞（Supreme）、他们的八个孩子——住在奥本公寓的一套单间里，他们的衣服和床垫散乱地堆在油渍渍的地板上。这座公寓的火灾报警系统坏掉了，冬天也没有暖气，一家人每天都要和老鼠、蟑螂作战。小孩子们总是偷公寓管理员的漂白剂去擦洗肮脏的公用浴室。性侵事件时有发生，公寓管理人员从不报警。
奥本公寓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但公众和媒体都被禁止入内。因此，《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安德烈娅·艾略特只能蹲守在这个“重重设防”的收容所，想尽办法同那些无家可归者母亲们攀谈。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香奈儿、达萨妮及她们的其他家人。艾略特给了他们一部手机和一台摄像机，让他们记录他们的生活状况。她最终也从一个消防通道爬了进去，潜入了奥本公寓。
这个故事是对纽约市的收容所系统和彭博政府的控诉，在彭博自己家的电视台上，无家可归的家庭数量增加了80%。这是一个无法不让你震惊的故事。那个冬天，每个人都在谈论达萨妮，她还在街上被人认出。她的同学们封她为“年度无家可归的儿童”。《纽约时报》向法律援助协会转寄了大量捐款，该协会因此为孩子们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这个结果让香奈儿很苦恼，因为她被禁止得到这些捐款。
这个故事的影响因其所处的政治时刻而放大。彭博即将卸任，将要上任的市长比尔·德·白思豪承诺要进行改革。在2014年的第一天，白思豪的公益维护人利蒂希娅·詹姆斯宣誓就职，达萨妮当时就在市政厅，手里捧着一本《圣经》。詹姆斯握住达萨妮的手，称她是“我新的闺蜜”。这与达萨妮过去经历的那些日子截然相反。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她和父亲在一家当地的路码超市（Pathmark）外乞讨食物，或者跟她的同学拳打脚踢，因为他们喊她“收容所黑人”。
所以，在达萨妮身上发生了什么？艾略特在《看不见的孩子》一书里讲述了这个故事，不论是新闻工作养成的远见卓识方面，抑或深刻透彻的洞察力方面，这本书都超越了她最初的报道。艾略特花了八年时间写这本书，她跟着达萨妮和她的家人足迹，几乎去了所有地方：收容所、学校、法庭、福利办公室、治疗课程、派对。读者们在不同的空间中随意穿梭，往往容易忘记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其实都有很多障碍，但艾略特一一设法克服了这些障碍。这份报道给我们一种亲密的、几乎没有设限的感觉，这个亲身经历的观察有14000页的官方文件的支持，从成绩单到毒品测试，再到符合《信息自由法》要求而获得的城市记录。这样一种坚忍不拔、永不畏缩的报道精神成就的结果，就是这一部罕见而有力的作品。它讲述的故事会让你读过之后终身难忘。
白思豪就职几个月后，仍旧无家可归的达萨妮因为照顾弟弟妹妹们——甚至要带他们去看医生——而缺课太多，以至于她不知道自己能否读完七年级。我们都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但这有用吗？香奈儿也对相同的事情感到疑惑，一个叫埃里克·加纳（的人以前常常向苏普瑞售卖散装烟，却在斯塔滕岛被一个白人警察掐死。当一个故事赢得众多关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将一个文化现象误读为具体的政策转变，就好像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一个新世界已然到来。艾略特写道：“不管《纽约时报》带来了什么样的力量，都无法与达萨尼生活中的贫困力量相匹敌。”
香奈儿的生活大多时候是极度贫困的，她的母亲也一样。多年来，她一直吸食快客可卡因。因为肺结核，她曾住了三个星期院，医生给她开了奥施康定，从此香奈儿对鸦片制剂上瘾。苏普瑞也很快开始吞服那些使人麻醉的药片。海洛因是他父母的首选毒品。当他只有7岁的时候，苏普瑞就学会了自谋生路，他把糖倒在两片面包之间做成“愿望”三明治，并且希望得到更多东西。在整本书中，香奈儿和苏普瑞都在与毒瘾作斗争，忍受着失业状态，但是他们拒绝去施食处或申请残障福利，即使他们和至少两个孩子可能有资格申请这些福利。许多美国人认为穷人普遍依赖福利，但研究表明，更普遍的是一种相反的倾向——放弃本该需要的政府援助。
这个家庭是一幅爱与混乱交织的图画。当香奈儿获得了一张能够补贴租金的住房券后，她们一家搬进了一套有多间卧室的斯塔滕岛公寓。但到了晚上，孩子们将他们的床垫拖到客厅，仍旧像在避难所时那样睡觉：挤成一堆。艾略特使自己调到这个家庭的频道，她注意到那些老师和社会工作者们经常忽略的事情：姐妹之间的秘密语言，达萨妮用微妙的方法约束自己，让母亲振作起来。生动的场景一个接着一个，用现在时态写成（跟最初的报道系列一样）。有时候，这种写法会导致一些别扭的语法，但总体来说它是奏效的，赋予这些平淡无趣的文字一种道德紧迫性。毕竟，这本书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立刻发生在无数的美国儿童身上。
艾略特捕捉到几代人之间的某种共鸣，“相同”这个词成为这本书固定的基调。香奈儿和苏普瑞在儿童保护服务处的一次会议上签到，恰好是苏普瑞小时候来过的这同一间办公室。当达萨妮的继兄因袭击一名中年妇女而被逮捕时，他被带到苏普瑞也曾经待过的警察局。每当香奈儿走进一个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时，她就被唤起贫穷的那些记忆，令人厌倦，周而复始。她告诉达萨妮：“这是一个循环，一旦开始，就永无止境。”
但贫穷真的会循环到达萨妮身上吗？她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那就是进入米尔顿赫尔希学校。这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寄宿学校，专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所设，由巧克力巨头赫尔希创办。赫尔希从他庞大的信托基金中获得资金，每年向每个学生投资近8.5万美元，为他们提供住宿、医疗和牙科护理、衣物和食品，还有一大群教职工。在赫尔希学校里，达萨妮和十几个女孩、两个男孩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还有两个宿舍管理员，负责照顾他们，使他们在用餐时间不必担心自己的食物。
随着达萨妮在赫尔希学校开始茁壮成长，她在纽约的家庭开始分崩离析。达萨妮入选了学校田径队。她7岁的弟弟离家出走了。赫尔希的男舍监让达萨尼了解到什么叫“规则转换”（code-switching）。儿童保护服务处禁止香奈儿回家，主要是怀疑她吸毒，她开始睡在外面。在技术教育课上，达萨妮和她的新朋友剪辑了一部电影。在家里的食物都吃光后，苏普瑞从公寓里拿出一卷新纸巾，走到附近的一家商店，告诉店员：“如果你不买这些纸巾，我就杀了你。”他被逮捕了。社会工作者把剩下的孩子送到三个不同的寄养家庭。
达萨妮为此而自责。她动手打了一个女孩子，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随时面临被开除的危险。香奈儿祈求她的女儿能从赫尔希学校毕业，在那里，成绩优异和举止得当的人能够获得大学奖学金。“你已经没有家了，”香奈儿说，“没有回头路。”而在赫尔希学校，达萨妮什么都不缺，除了她最珍视的东西：她的家人。
为什么在一个过剩的城市里会出现稀缺性？艾略特经常把矛头指向机能失调的福利国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明显的一个证据是：在香奈儿被禁止回家后，这座城市竟然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把食品券送到苏普瑞和孩子们的手中，这直接导致了苏普瑞那场拙劣的抢劫行为（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过去也还在困扰着现在。达萨妮的曾祖父在二战中是汽车修理工，曾获得过三枚铜星奖章，但在战争结束后，种族主义使他无法获得一份工会的工作，也买不起一套房。联邦政府通过对他的社区进行重新划分，实际上取消了他的退伍军人抵押贷款。艾略特写道：“非裔美国人被排除在房地产之外，这为达萨妮继承持久的贫困埋下了种子。”
书中还记录了其它一些事情，但没有太多的解释，尤其是一些暴力事件。（为什么香奈儿要打那个收容所工作人员的脸？为什么苏普瑞曾经家暴过香奈儿？）但是，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艾略特强迫我们去看，去想想香奈儿作为人的完整性，去理解达萨妮的痛楚与美丽——去看着她长大。
“一旦我们看到美国穷人，我们该告诉他们什么？”迈克尔·哈林顿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另一个美国》一书中提出这个问题，这本书帮助推动了反贫困战争。“我想告诉每一个营养良好、积极乐观的美国人，眼看着成千上万人的身体和灵魂遭受摧残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下一任市长有这同样的信念，他会怎么做？如果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又会怎么做？
安德烈娅·艾略特：《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穷、生存与希望》（兰登书屋出版社2021年），荣获2022年“普利策奖”非虚构类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