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书城杂志 ，作者杜华。
作者按：二〇一三年，我有幸获得北大—耶鲁交流项目，赴耶鲁大学访学半年，得到史景迁先生和金安平女士的诸多帮助。这段经历对我此后的学术和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东部时间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史景迁先生不幸去世。谨以这篇小文缅怀史景迁先生，也向金老师和耶鲁大学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〇一三年一月，美国东部时间十四日傍晚，纽黑文飘着小雨。我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李伟华经过将近三十个小时的旅程，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耶鲁大学。
时至今日，耶鲁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典建筑，而是一种家的感觉。我和伟华刚领好钥匙，走进我们位于HGS（Hall of Graduate Studies）的宿舍，史先生和金老师就冒雨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带来了金老师亲手烹饪的食物。我们出国时比较仓促，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很多必备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带来。第二天，我们正商量着要去附近的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史先生和金老师就为我们送来了床单、被子和浴巾，而且每一件都是双份，以方便我们换洗。
这仅仅是我与史先生和金老师交往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史先生和金老师在生活和学习方面给予了我们可以想到的几乎所有帮助，让耶鲁成为我们终身感激的温馨家园。后来，每当我与通过其他项目出国交流的朋友聊天后，总会感慨北大——耶鲁交流项目对中国学生之细致、贴心和周到，会由衷地感激史先生和金老师所付出的辛劳。虽然已经过去整整八年了，但依然记得其中的诸多细节。
在出国之前，金老师就多次打电话与我们沟通，嘱咐各种注意事项。我们抵达的那日，史先生和金老师有事无法来接机，但早早就安排好司机在机场接待我们。之前，获得这个项目的学生都会在校园外租房，我们来的这年，因为校外的房子紧张，金老师就向学校申请，让我们住在HGS。这里位于耶鲁校园的中心，既安全又方便，距离图书馆只有一街之隔。因为HGS做饭不方便，金老师还贴心地为我们申请了就餐卡，里面还充好了一个学期的费用。在抵达学校之后，金老师专门安排了一位华裔留学生带领我办理校园卡等各种手续。此后，包括办理银行卡、申请社会安全号码（SSN）、退税等事情，金老师无不亲自过问，尽量避免各种麻烦。
当然，记忆最深的还是与史先生和金老师聊天。来到耶鲁不久，史先生和金老师就带我们去“十字比萨店”吃比萨。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在史先生的书中见到这个大名鼎鼎的比萨店——史先生曾在这里写过不少书。史先生亲自驾车，在路上还幽默地自夸了一下自己的车技。在餐厅里，史先生和金老师饶有兴致地听我们讲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来美国之后的感受。他们对我们的成长经历更感兴趣。两个在湖南、湖北的乡下出生的孩子，是如何一点点成长，进入大学，又对东南亚研究和美国历史产生了兴趣。史先生和金老师听得认真，面带笑容，不时露出惊讶的神情。记得金老师说，每一个中国学生的经历，对他们而言，都特别珍贵，都是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
我们到耶鲁的那个春天，美国东部突降罕见的大雪，导致我们去史先生家中过除夕的计划泡汤了。雪停之后，史先生和金老师叫上他们的几个朋友，和我们一起去家中聚餐，以庆祝还未远离的春节。开车把我们载到史先生家的是一对耶鲁大学的鸟类学家夫妇，他们说观鸟是史先生和金老师的一大爱好。我们到了之后才发现，《弱者的武器》一书的作者、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也在其中。史先生说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都爱讲故事和听故事，也喜欢一起去采蘑菇。那晚，窗外大雪纷飞，屋内欢声朗朗。我们在史先生和金老师的家中包饺子、喝茶、品尝金老师烹饪的各种美味佳肴，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聚餐完毕，已是晚上十点多。史先生的朋友开车载我们回宿舍。在离开之前，史先生已经先出门，替朋友扫去落在汽车玻璃上的雪。
这些只是镌刻在我记忆深处的细节，在这半年时间内，史先生和金老师所给我的帮助还远不至于此。但是，如果我的半年耶鲁之行，收获的仅仅是一些关于美国生活的片段和回忆，那么肯定会让史先生和金老师失望。因为这个项目的初衷，是给北大高年级的博士生到美国搜集原始材料、开拓学术视野、提升研究水平的机会。于我自己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无比珍贵的机会，它直接促使我改变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也极大地影响了我此后的学术生涯。
在来美国之前，我已经基本确定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当时，我选定的题目是《美国辉格党意识形态研究》。辉格党（Whig Party）兴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作为美国第二政党体系的主要成员，其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美国内战前数十年中，辉格党中聚集着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亨利·克莱（Henry Clay）、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以及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等。博士生一年级时，我在王希老师的“美国内战与重建”课程上读了埃里克·方纳教授的成名作《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美国共和党意识形态研究》，受其影响，尝试对辉格党意识形态进行考察。
但是，来到耶鲁之后，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最终选择了一个新的博士论文选题——《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民主政治的演变》。其实在赴美之前，我在选题上就有些犹豫。理性地看，这似乎是个不错的论文选题。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并不算丰富，国内学者则几乎没有触及该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材料比较集中，操作性比较强，耶鲁大学图书馆也收藏了很多重要的一手文献。但是，在情感层面上，我对这个选题却有些怀疑。心中一直隐隐觉得，这个题目似乎太过陈旧。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对政治精英缺乏足够的兴趣，更关心普通人的经历。促使我改变选题的最重要原因是美国的现实问题。此前，我只是在书斋中阅读美国历史，对美国的现实缺乏了解。在耶鲁交流的这半年中，我深刻体会到，种族问题是美国当代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美国建国以来一直都无法解决的核心问题。非裔美国人与纽黑文城市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更加深了我的这种看法。当时，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要想深入地理解美国历史，尤其是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演变，就必须要对种族问题有所了解，而要深刻考察种族问题，就无法绕开奴隶制问题。因此，我将关注的焦点逐步转移到奴隶制问题上来。
直接推动我转向废奴运动研究的则是在耶鲁大学的学习经历。作为交换生，我们都没有学分要求，但是耶鲁方面还是鼓励我们去旁听一些课程。金老师相当负责，她要求我们把想选的课程发给她，她和史先生可以对这些课程，尤其是授课老师有大致的了解和判断，然后再给我们一些建议，以便我们选择这一领域内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课程，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时间。在金老师和史先生的建议下，我选择了三门课：“美国早期政治的形成：1789-1820”“共和国早期史”“十九世纪美国史文献阅读，1815-1880年代”。这三门课都是关于共和国早期史和十九世纪美国史的，与我的研究有很大关系。前两门课是乔安妮·弗里曼（Joanne Freeman）教授开设，后一门是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教授开设。乔安妮·弗里曼教授专攻美国革命史和共和国早期史，是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戴维·布莱特教授是美国史领域内颇具盛名的大家，以内战史研究闻名于世。乔安妮·弗里曼教授的两门课起于建国，讫于十九世纪中期；戴维·布莱特教授的课则正好从十九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这三门课让我受益匪浅，直接影响了我的研究方向。
在赴美之前，我就拜读过弗里曼教授的部分文章，并在线听过她主讲的“美国革命史”公开课。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北大历史学系和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共和与国家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弗里曼教授受邀参加了会议。在此期间，我们有过一些交流。得知我申请到北大——耶鲁的交流项目后，她欣然同意担任我的“接待导师”（host professor）。到耶鲁之后，我们很快就在她的办公室见面了。她告诉我，她的课程都是给本科生开设的，我只要去旁听即可，没必要提交作业；但是，我在研究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向她寻求帮助。我至今清楚记得，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弗里曼教授认真地说道：“Duhua, You should make best use of me!”
弗里曼教授的课程围绕着美国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史展开，侧重引导学生从政治文化入手，进入历史语境，观察共和国早期政治的特殊性。在此之前，我对共和国早期政治的理解基本局限在传统意义的政治史范畴之内，视野所及，无外乎是美国的宪政体制、政党竞争、精英人物，以及共和、民主等一些宏大的概念。弗里曼教授则一再告诉学生，所有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体制，都不是脱离时空而存在的，而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之内运行的，如果脱离这种政治文化语境来看待历史，很容易对历史产生误读。共和国早期政治文化最特殊的地方在于，美国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本身，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期待，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共和国早期的政治。这也是弗里曼教授与大部分的政治文化史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她并不热衷于分析政治仪式和政治符号，而是尝试在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之中理解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政治事件。受她的影响，我开始注意到在共和国早期，美国人对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有很多思考和争辩。但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种争议似乎结束了，公众意见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视为民主政治的指南针。那么，这种转变为何会发生？在内战前，不同的群体是如何通过影响公众意见来影响美国政治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成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关键。
布莱特教授则是我未曾见面的“老熟人”。在硕士生期间，我曾部分地听了他的公开课《美国内战与重建》。到北大后，第一次读到他的名作《种族与统一：美国人记忆中的内战》(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就深受震撼，对他的深刻洞见和优雅的文笔一直钦佩不已。来耶鲁之后，我很快就给布莱特教授写信，约好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布莱特教授得知我访美的时间只有半年，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搜集资料，就慷慨地答应我去旁听他的博士班课程。当我就论文选题请教时，布莱特教授说，政党政治并不陈旧，辉格党确实也值得研究，关键在于对你来说，这个题目是否有意义。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也让我在选题方面更加纠结。三月下旬的春假时，我只是去了一趟普罗维登斯，到美国政治史大家戈登·伍德（Goodon Wood）就职的布朗大学转了转。其余时间，我一直在图书馆阅读，苦苦思索论文的选题。
后来，在布莱特教授的课上，我逐渐找到了方向。布莱特教授的课是经典的讨论班，他围绕着十九世纪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开设书目，每堂课都有大量的阅读任务。这门课完全为我打开了观察十九世纪美国史的窗口，单是那十几页的书目，就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布莱特教授虽然年逾六旬，但丝毫没有落后史学潮流之势。他所选的书目，既有传统的政治史，也有最新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著作。每次上课时，布莱特教授总是身穿一件黑色的长风衣，捧着高高的一摞书走进教室，然后围绕他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选这门课的都是美国早期史的博士生，加上我总共只有五个人。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总是旁听，“窃取”他人的思想成果。每次课前我尽量阅读文献，布莱特也时不时问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对十九世纪美国史的了解更加深入。更重要的是，布莱特教授浸淫十九世纪美国史多年，对这段历史的脉络了然于胸，总能引导我们超越新史学潮流的杂树繁花，看到历史事件的深层根基。这些课程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奴隶制问题是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史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的发展、演变和遗产，无不对美国历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正是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对废奴主义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前，在我的印象中，废奴主义者只是一小撮受宗教精神鼓舞的激进改革者，位于社会边缘，对全国政治的影响甚微。但是，布莱特告诉我，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史学观念。他的学生理查德·休厄尔（Richard Sewell）在一九七六年就出版了《为自由投票：美国的反对奴隶制政治，1837-1860》（Ballots for Freedom: Antislave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60）一书，讨论了废奴主义者对内战前政治的影响，不过反响不大。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考察废奴主义者对内战前美国政治产生的影响。但是这样的研究才刚刚展开，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究的空间。
于是，在到达耶鲁大学三个月之后，我决心改变原来的博士论文计划，将废奴主义者与美国政治的关系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但是，当时我还有些犹豫，一方面是找不到具体的切入点，二是我对公众意见仍有浓厚的兴趣。这时，弗里曼教授给了很大的帮助。在一次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何不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废奴主义者如何通过改变公众意见来影响美国政治？后来，弗里曼教授还介绍我认识了非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爱德华·鲁格默（Edward Rugeme）。他告诉我，如果要研究奴隶制政治，就不能忽视法律问题，北部自由州在内战前通过的人身自由法（personal liberty laws），或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迄今为止，全面、深入地讨论人身自由法的专著仅有托马斯·D. 莫里斯（Thomas D. Morris）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让所有人自由：北部州的人身自由法，1780-1861》（Free Men all: the Personal Liberty Laws of the North, 1780-1861）一书。这也极大地开拓了我的研究方向。
就这样，我基本确定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资料。耶鲁大学图书馆有相当丰富的馆藏，且与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有馆际互借项目。最重要的是，奴隶制问题一直都是耶鲁历史系的传统强项。在布莱特教授之前，埃德蒙·S. 摩根（Edmund S. Morgan）、戴维·布里翁·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这两位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曾长期执教于此。因此耶鲁大学图书馆中关于废奴运动和奴隶制的资料十分丰富。布莱特教授主持的“吉尔德·莱曼奴隶制、奴隶反抗和废奴研究中心”（The Gilder Lehrm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lavery, Resistance, and Abolition）还收集了大量关于逃奴问题的原始材料。此外，耶鲁大学图书馆购买的两个数据库，“奴隶制与反奴隶制跨国资源”（Slavery & Anti-Slavery: A Transnational Archive）和“奴隶制、废奴与社会正义”（Slavery, Abolition & Social Justice），也收藏了非常丰富的有关奴隶制和废奴运动的史料。弗里曼教授还热心地给我写推荐信，帮助我申请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的短期研究项目。虽然未获成功，但是帮我打开了另外一扇查找资料的窗户。我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纽约历史协会搜集到不少资料。
在二〇一三年四月，得益于弗里曼教授和金老师的帮助，我从耶鲁大学东亚系拿到了一笔经费，去旧金山参加了二〇一三年的美国历史学组织（OAH）的年会。这是一次开眼界的旅程。在会议上，我见到了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艾明如（Mae Ngai）等美国史名家，也在各个会场上见识到美国史学的最新发展趋势，还有幸参加了OAH为中国学者准备的欢迎午餐，见证了三位中国学者领取OAH奖励的时刻，这都让我对于中国的美国史学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半年时光转瞬即逝。在回国前夕，我和伟华自告奋勇，要去金老师和史先生家中，亲手为他们做一顿晚餐，以表达我们的谢意。金老师欣然同意了。那是一个美好的夏日傍晚，纽黑文尚未进入酷暑，虽有落日夕照，但凉风习习，气温宜人。我和伟华拿出平生绝学，炒得四个家常小菜。或许是怕辜负我和伟华的美意，金老师和史先生吃得很开心，还夸我们的手艺不错。饭后，我们在金老师和史先生家的花园里聊天，从夕阳西下直至华灯初上。
回国之后，我与史先生、金老师以及耶鲁大学的联系并未中断。我曾好几次写信向弗里曼教授请教。我的每一封短信，总能得到她的详细回复，后面还必定附着长长的书目。二〇一四年二月底三月初，在牛大勇教授的邀请下，史先生和金老师来北大历史系进行学术访问。可能是因为我回国不久，史先生和金老师的住所正好又在我的宿舍所在地中关新园。所以牛大勇教授安排我来陪伴史先生和金老师。史先生计划在北大做四场讲座，并邀请我做现场翻译。我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足以胜任这项任务，有些犹豫。史先生幽默地给我打气，说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多了。每次讲座前，我们聊半个小时，史先生会把他的讲座大纲告诉我，有不懂之处，我就马上向他请教。如此下来，算是勉强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几场讲座中，史先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无论多大的教室，每场都是爆满，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讲座结束后，还有很多人排队请史先生签名。而且，很多的媒体都想采访史先生。记得第一次讲座结束后，在步行回中关新园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告诉史先生：“您今晚就是一个摇滚明星！”史先生挺开心，但是又有些困惑，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受欢迎。二〇一三年六月，我和伟华受《时尚先生》杂志所托，给史先生做了一个访谈。得知史先生来华，这次访谈的责编蒋明倬女士请了摄影师刘香成和李晓亮为史先生拍摄。我有幸与史先生和金老师一起逛北海、吃火锅。在这段时间，我有幸跟史先生有比较多的交流，切身地感受到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和深厚情感，也领略到他率真可爱的一面。每次做完活动回到房间，史先生总想喝点红酒，吃几片牛肉。有时，他想多吃一点东西，就会像孩子一样，以期盼的眼神看一眼金老师。他还会向我推荐在网上购买的红酒，说好酒不一定特别贵。这是我与史先生和金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交流。他们回国之后，怕打扰他们的安静生活，我一般只会在圣诞或新年的时候，给他们写封邮件表达问候。
凭借在耶鲁积累的材料，我在二〇一五年底顺利写完了博士论文《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民主政治的演进：1830-1860》，并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不错评价。二〇一八年四月，我有幸获得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资助，前往萨克拉门托参加二〇一八年的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年会。在会上，我惊喜地发现，我的研究方向现在仍是美国史研究的前沿。会后，我去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查资料，一度想去看望史先生和金老师。但是时间太短，我又身处聘期制考核的关键时期，想尽快回国写论文，就放弃了。
二〇二〇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二月十一日晚上，伟华突然在微信上联系我，说金老师很担心我的情况，但是没有我的电话。我立刻跟金老师通了电话，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金老师得知小女出生的消息，很高兴，我们约好等疫情过去，我就带着女儿去美国看望她和史先生。史先生正在休息，就没有同他讲话。三月底，美国的疫情暴发后，我给金老师写邮件问候，并附上小女的几张照片。金老师回信说，她和史先生都好，在家中阅读，不去想烦恼之事。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早上，有朋友在微信群里发出一张截图，是弗里曼教授在推特上发的消息，说史先生在美国时间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我特别惊讶，立即给弗里曼教授写信，确认了这一消息后，内心无比悲痛，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与史先生交往的诸多情景，仍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史先生的学术成就自有公论，无须我再做评论。我无比怀念的是与史先生的每一次交谈时，他那柔和而又沉静的笑容，优雅但不乏幽默的语言，以及平等宽容的姿态。我想，史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和朋友；他的“同情之了解”不仅体现在作品中，也实践在日常的生活里；他是少有的能真正地以平等的姿态去理解他人，并尽力给予他人以友善帮助之人。
这篇小文真的无法言尽我对史先生金老师和耶鲁大学的感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利用耶鲁时光带给我的种种收获，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勉力前行，像史先生那样，以同情的眼光去理解一个异域国度的历史和文明。我清楚地记得，二〇一四年春天，我去史先生和金老师在中关新园的临时住所向他们告别，临走之时，史先生倚在门框上对我说：“杜华，You should work h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