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丨翟子慕  校对丨杜华

一、杰斐逊的教育理念：捍卫共和制下的自由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这所大学在19世纪的创始人如今在这里引发了越多越多的分歧和争议。对于很多同学、校友和州议员来说，托马斯·杰斐逊仍然是高等教育的先驱者和民主价值观的坚实拥护者。但是，一部分批评者指责杰斐逊为大学留下了许多恶性遗产，因为他在自己身边保留许多奴隶、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这些与他零星的反奴隶制声明是自相矛盾的。这座学校所在的城市，也就是夏洛茨维尔，已经停止为杰斐逊的生日举办庆祝活动了。校园中最显眼的杰斐逊雕像现如今同时吸引左翼文化遗产破坏者（Leftist vandals）和新南部邦联者（neo-Confederates）的集会，也让那些在他的思想中发现持久价值的人也同样对杰斐逊其人感到不安。

美国人早已习惯于鲜明地区分一个人到底是恶棍还是英雄了，因此他们正很艰难地接受一个事实：一个过去的人既能作为一个民主人士而鼓舞人心，又能同时作为一个剥削者而让人警醒，既能推进高等教育，又能同时促进种族主义投机。如果将杰斐逊还原到他所处的美国革命时代，将会平衡我们对他的评价。当时，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正在提倡一种新的文化，以适应共和制这一激进的新政府形式。杰斐逊试图在不与他习惯且钟爱的弗吉尼亚奴隶制度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推进民主，以找到一条通往共和主义的羊肠小道。面对这暗中棘手的矛盾，他将解决方案定为：创办一所大学。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拒绝国王和贵族的统治，因而设计了一种新的、更具参与感的政治形式，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共和制。他们认为共和制是珍贵的，但容易受到内部颠覆，以及敌对君主和贵族的外国干涉。美国革命的领导者担心地指出，在欧洲历史上的共和国都是短命的，且通常是疆域很小的州或城市国家。那么，美国这个由不同的州所组成的庞大联邦，如何能够维持一种在过去一再失败的政府形式呢？

美国革命者们坚持认为共和国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群体——这与君主国截然相反，后者是由无知和易轻信的臣民主导的。在一个共和国之中普通人拥有主权，因此他们在保障自己权利的同时，也要肩负起他们作为公民的义务。否则，他们可能会被不计后果的煽动者所欺骗，这些煽动者会煽动仇恨情绪，引发暴力无政府状态。在这样一个噩梦般的场景中，一个军事暴君——一个美国的凯撒——将会夺取权力，以牺牲自由政府为代价来恢复秩序。或者，某股外国势力将会入侵，以强力实行贵族和国王的统治。

在1805年，杰斐逊着重强调：“我一直把我们目前的自由状态看作是一种短暂的财产，除非广大民众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另一位弗吉尼亚早期的州长曾于1806年断言教育“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公民自由所倚仗的最坚实的栋梁”。

美国建国者们拒绝君主制的殖民遗产，希望美国的下一代可以学习学习适合共和制的新文化。在宾夕法尼亚州，重要的改革家本杰明·拉什坚决主张：“我们已经改变了政府的形式，但现在仍需改革我们的原则、思想和行为方式，使其适应我们采用的新的政府形式。”学校需要为共和制政府提供见闻广博的保护者。“如果普通民众是无知愚昧的，”拉什总结道，“一个共和国将无法长久地拥有自由”。他试图“将人变成共和主义的机器”以便于“让他们更容易适应统一、和平的政府”。

在殖民地时期，只有新英格兰的城镇建立了公共的语法学校，而且这些城镇规定，只有家庭农场需要较少劳动力的冬季，才会有几周的学校教育。革命之后，在这个新国家的其他地方，语法学校更少，而且主要依靠私人讲授，这将最贫困的那群人排斥在教育之外。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富家子弟可以到私人学院学到拉丁语，高级数学以及些许科学知识。数量更少的年轻人来到大学，那里的学费更加昂贵，也更排外。女性和非裔美国人都不能前往大学学习，大部分的年轻白人男性也无法负担大学高昂的学费。在1800年时，美国仅有18所大学。其中最大的是耶鲁大学，在那当年共有217名学生。全国总共只有1200名学生在大学学习：这个数字仅为当时美国青年男性的百分之一。

弗吉尼亚州的教育水平似乎尤其低下，作为联邦最强大也是最重要的州，弗吉尼亚没有任何公立学校，只有一所大学，即经济状况不佳的威廉玛丽学院。大部分弗吉尼亚的成年人既不能读，也不会写。富有的种植园主通过家庭教师或私立学校教育他们的小孩。乡绅们不愿意为支付更高额的税款以教育普通白人，他们更愿意聘请家教，为他们的孩子进入私人学院或大学做准备，而这些学校往往在其他州。

杰斐逊认为弗吉尼亚州的精英们是一个只顾自我延续的、自私自利的小集团。他试图通过改善公众教育引进一种更加精英化的政治制度，来削弱现今精英们的权力。他将那些拥有继承性特权的老式“人造贵族”，与具有美德和才能的新式“自然贵族”区分开来。杰斐逊虽然继承了财富和奴隶，但还是认为自己是自然贵族的一份子，因为他要捍卫着普通人的利益。最重要的是，杰斐逊是在设法教育普通人的后代，让他们学习共和主义原则。知情的公民将选举出致力于捍卫自由政府的自然贵族作为他们的领袖。其中一些普通学生可能会学到足够的知识以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在1813年，杰斐逊宣扬道：“值得委以重任的人和有才智的人（应该被）从各种生活境况中挑选出来，并接受完整的教育，以击败富人和出身高贵之人，赢得公众的信任。”他在1786年对乔治·华盛顿说：“在我看来，假若我们追求的自由不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且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民的手中，那么这自由将永远不会安稳。这是国家的事，需要一个总体规划。”政府需要通过教育来重塑社会，以造福所有人。

1778年，杰斐逊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教育体系，旨在更具共和主义的的路线改革弗吉尼亚州。为了削弱县，他将一个县再分为“几百个”县，每一个差不多是乡镇大小，在那里，选民们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建立学校和聘请教师，以教育所有的白人女孩和男孩。最优秀的男孩们（没错，没有女孩们）可以到县里的学院进修，富人会承担学院中的学费，而每一百个学校中的最优秀的穷人家男孩可以赢得慈善奖学金。相对应的，那些获得最高等慈善奖学金的学院毕业生可以继续得到来自大学的奖学金。杰斐逊解释道，在他设计的三段式教育系统中，“每一年，最卓越的天才都可以从垃圾中被甄选出来。”他的这个项目有两个目标，二者都是政治性的：第一，“在每个州”为共和主义领袖们“培养一些属下，这些人天生就有第一流的头脑”；第二，使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有能力阅读、判断和基于对正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来投票。”。

杰斐逊的教育主张并没有保障女孩们的受教育权利，且将非裔美国人彻底排除在外，尽管这两类人群占据了美国五分之二的人口。此外，他并不敢挑战有权有势的奴隶主们，这些人试图让奴隶保持文盲和依赖的状态。。除非这些解放后的奴隶立即被驱逐到非洲，否则杰斐逊是不能想象奴隶被解放的。1796年，他断然回绝了一名贵格会废奴主义者的提议：希望建立一个用来教育奴隶的慈善基金会。杰斐逊警告大众，让奴隶接受教育只会加深他们对于自身命运的不幸感：“无知与专制似乎是相辅相成的。”在寻找通过教育使贫苦白人实现阶级跃升的途径的同时，杰斐逊有意将黑人与奴隶禁锢在无知的牢笼中，直到未来某一天，他们在被解放的同时被流放出美国。

尽管在种族和性别不平等方面做出了让步，州议会仍然没有通过杰斐逊的教育提案，他们认为这个提案太费钱了。大部分议员倾向于保持低税率，认为这有利于为他们赢得下一次的选举。威廉·布兰奇·盖尔，一个弗吉尼亚的重要人物，在1818年宣称，如果穷人想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话，就应该让孩子们少喝点威士忌并将家中的存款用于交纳学费。盖尔试图“说服民众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是神圣且不可剥夺的。”因此，政府如果以教育穷人家的儿子们为由，减免穷人对自己孩子学费的承担，并向全体民众收税，将会“使自身成为专制主义者，同时使公民们成为奴隶”。对白人奴隶主们而言，没什么前景比被一个强力的政府像奴隶一样对待，而且是以征税的方式来进行，更令他们感到吃惊了。

在1796年，距离杰斐逊最初的提案已经过去了18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一个杰斐逊提案的缩水版。该法案要求每个县政府负责贯彻杰斐逊的教育体系，由县而非州的税收来提供支持。没有一个县照做。杰斐逊声言：“新法案收取的这部分税收还不到我们以往需要向君主、主教、贵族们缴纳税款的千分之一，如果我们保持人民的无知无见，那么君主、主教及贵族将重新从我们之中崛起。”

杰斐逊提案的失败使弗吉尼亚州的一小撮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感到挫败。1809年，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约翰·泰勒（未来同名总统的父亲）抱怨道：“几乎没有一所县城的学校能教授母语的语法。”他指责州议员的吝啬，指责他们只为追求选民们那最廉价的投票直觉：“好像谁能从议会工作回来时告诉自己的选民：‘嘿，我从这几天的工作中节省了一分钱’，就可以确保他在下一次选举中的声望。”有远见的领导者们坚持认为，通过教育提升普通民众的水平是保护一个共和国的必须条件。但是现在，共和国的命运掌握在缺乏正规教育的选民手中，拒绝通过纳税资助他人上学的也常常是这个人群。现有选民还认为，未来的选民并不需要比现在更多、更好的教育。

二、对奴隶制的让步：“捍卫弗吉尼亚州的生活方式”

1809年，杰斐逊从美国总统的位子上退休后，他试图重振自己对弗吉尼亚的民主教育的愿景。在19世纪10年代晚期，该州意外得到了一笔来自联邦的资助金，这将会偿还弗吉尼亚在1812年战争中的损失和支出。弗吉尼亚州还通过特许银行和运河公司获得了一些新资金。然而，增加的收入仅仅足以资助一所新的州立大学或者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地方公立学校系统——不能两者兼得。重要的议员查尔斯·芬顿·莫西（Charles Fenton Mercer），提议优先将联邦资金用于小学的建设，这可以帮助最多的民众，并最大程度地支持共和政府。但杰斐逊不同意。

杰斐逊和在州议会中的支持者们倾向于在他的故乡夏洛茨维尔建立一所大学。建造这所大学的昂贵建筑将会用掉该州的大部分教育资金。杰斐逊清楚，这所大学将依赖于从弗吉尼亚的精英家庭中吸引来的付费客户。杰斐逊向来不是有的美国人希望他成为的那种平等主义者，他坚信精英政治的优越性，杰斐逊只是想通过教育将种植园主阶级提升为精英领导阶层。他这一做法的原因是：这所新大学将会培养一批领导者，他们会在下一代推动本州民主化，并将在未来创造一个公共学习系统来惠利普通的白人群体。

然而弗吉尼亚议会中，只有很少的几个愿意支持杰弗逊所提出的对建设一个更民主的州的长期愿景。因此，他为他的大学建设计划选择了一个更为谨慎的理由：保护弗吉尼亚人的生活方式不被北方人改变的最好途径。19世纪10年代期间，北方对南方奴隶体系的批评使弗吉尼亚州的领导者们变得敏感。由于北方飞速增长的人口，这些批评指责更使弗吉尼亚州对北方各州崛起的力量感到恐惧。

杰斐逊宣扬“知识就是力量”，认为联邦正在进行一场零和游戏，而弗吉尼亚正在失去影响力。如果说北部州正在取胜，那么弗吉尼亚就在走向失败。弗吉尼亚的教育体系非但没有在美国革命之后得到改善，反之衰退了。杰斐逊痛心地表示：

“革命前，丰厚的教育使弗吉尼亚州成为他姐妹殖民地中的佼佼者。她现在的教育水平如何呢？在哪呢？现在的我们只能依靠来自其他州的微薄的进口贸易，像个乞丐一样，或者说我们只是进口了其他州的乞丐，那些乞丐手里拿着被施舍的可悲的面包渣。”

杰斐逊在1820年诉诸于种族主义的力量，他警告州领导人：弗吉尼亚正处于“退化为联邦的巴巴里，沦落为我们州黑人的地位”的风险之中。

杰斐逊承诺，建设一所大学可以将弗吉尼亚州从深陷经济、政治衰败的局面中拯救出来。他的承诺触碰到了州议员的敏感神经，因为议员们同样害怕“北方佬”的控制。杰斐逊的门徒弗朗西斯·沃克尔·吉尔姆对此警示，正是一道教育鸿沟，将弗吉尼亚暴露于狡猾北方人的经济侵略之中：“这些流氓无赖正在全国泛滥，无处不在。他们摇身变为老师、政客，进入其他职业，我们议员席位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被他们占满。”弗吉尼亚人担心来自北方的老师将会充斥他们的公共学校和学院，用北方价值体系腐化国家的年轻人。更棘手的事，很多年轻绅士们都离开了本州前往北方的大学进修。

弗吉尼亚的主要报纸，《里士满问询报》对此表示公开赞成，宣称在州内建设一所新大学是留住本州年轻人们的最好方式。该报刊编辑，托马斯·瑞奇相当夸张地计算出：每年约有500名年轻的弗吉尼亚人到北部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瑞奇在1805年提醒道，“其中很多学成的弗吉尼亚年轻人都满载着非常恶劣的偏见而归”，他笔下的偏见是指反对奴隶制的种种观点。事实上，弗吉尼亚州年轻人是在陌生的土地上仍坚持他们的偏见。例如，弗吉尼亚人修·布莱尔·格瑞斯比就曾痛斥在耶鲁大学指导他的教授是“一群身材矮小、思想水平低下”的“来自新英格兰的卑微虚伪的可怜虫”。但恐惧最终战胜了现实，让弗吉尼亚州领袖们相信，他们需要通过建立这所大学来遣返本州的年轻人。

杰斐逊不愿直面同胞们的偏见，尤其是维护奴隶制的多数人。1785年，在他只有42岁的时候，杰斐逊宣布，现在的他想要改变这个社会，实在为时已晚，就让更年轻的人来引领解放奴隶和推动州宪法民主化的进程吧。他说：“我指望由崛起的年轻一代，而非掌权的我们，来完成这些伟大的变革。”学生们被寄予厚望——他们将要完成杰斐逊和他这一代人不能或不愿完成的事情。杰斐逊声称，通过建立一所大学，他保持了对激进目标的信念，即使他不再推动这些目标。1810年，杰斐逊表示：“新生代中的男孩们将会变成下一代男人，也是我们交付给他们的那些原则的唯一护卫者。”

三、自由化愿景的失败

将弗吉尼亚自由化的未来赌在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儿子们身上着实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决定。在那个新大学中，虽然杰斐逊致力于重塑年轻弗吉尼亚人们，但是期待其他弗吉尼亚人效仿杰斐逊的自我约束是不切实际的，这种自我约束使杰斐逊毕生致力于掌握一系列令人生畏的语言、文学和科学知识。而其他上流社会的弗吉尼亚人更注重享乐，不是读书。他们吃、喝、大笑、赌博、狩猎以及笙歌舞蹈但极少学习。18世纪80年代间，一位到访弗吉尼亚州的人总结道：

“自满的弗吉尼亚人尽可能地避免进行身心等所有方面的努力，除了获得快感，他们不干别的。他们或许读书，但从不进行研究与学习……弗吉尼亚的年轻人们正顺其自然地步上他们父辈的后尘。”

杰斐逊在自己的家里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对于智慧生活的厌恶。他的女婿约翰·威利斯·艾普斯，警告他的儿子（也就是杰斐逊的小孙子）说，进行太多的学习会“使大脑被太多的想法塞满，以至无法发挥正常的判断力，而只有判断力才能使人发挥本身的价值”。杰斐逊的孙子只应该在“没有被娱乐生活占用的碎片时间”中学习。

南部的绅士们上大学是为了检测并完善他们的男性荣誉感，以及相互观察其他同学的弱点。外在形象和表现在他们眼中似乎比学到理论知识更加重要。他们钟爱奢华时尚的衣着、优雅的举止、得体的谈吐、通过为朋友们的饮品买单展示出的极多慷慨、机智幽默的话术，以及在玩卡牌游戏时表现出的杰出才能。在奴隶主家庭成长起来的他们，早就学会了支配与霸凌他人——并抵触所有试图掌控他们的力量，认为那等同于将他们视作奴隶。当感觉受到侮辱，他们就会挑战对方，激起一场争斗。年轻的绅士们热情、冲动、对荣誉与优越感感到不耐烦，对任何渴望创造勇敢的新一代弗吉尼亚人的改革者来说，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挑战。

弗吉尼亚大学在1825年正式招生办学，建造这所学校已经花光了州政府的拨款，因此州里再没有钱用于发放奖学金了。因为优先考虑了价格昂贵、饱经设计的建筑物，杰斐逊不得不放弃他最初设想的，将会发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慈善奖学金这一提议。弗吉尼亚大学依靠学费来负担运营成本，因此它向学生家庭收取的费用比联邦中任何一所大学都多。这导致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南方拥有许多奴隶的富庶家庭。学生们醉酒、骚动、蔑视教授的权威、在晚上骚扰教授们，还打伤了其中的两位。当杰斐逊发现他关怀备至的侄孙，威尔森·迈尔斯·卡利，是一场学生骚乱的头目时，他真的绝望了。

弗吉尼亚大学未能改造主导该学校的南方学生。弗吉尼亚大学的毕业生忠于其特权家庭的利益，抵制民主并继续支持奴隶制。作为律师、种植园主、州议员以及宪法代表，他们反对扩大选民，拒绝建立公共学校的提案，并严厉打击反对奴隶制的声音，将他们视为叛国者。这所新大学没有培育出自由改革者，反而为1861年脱离联邦的南部邦联培养了领导人。

如今，弗吉尼亚大学已经变得大多了，也变得更综合和国际化。在过去的60余年内，它对多元化和平等机会做出了新的承诺，包括姗姗来迟的招收女学生以及非裔美国学生。我们应该为这所大学克服的种种困难，而不是它如何建成而喝彩。通过一步步的改变，现在的弗吉尼亚大学正以杰斐逊当时推崇的种种原则为荣，但杰斐逊却没能在他的时代守护这些原则：那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对于扩展公共教育受众面和追求真理的期望。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些革命领导者的雕像，与其说是为了激发我们的崇敬之情，不如说是时刻提醒我们——过去是复杂的，实现改革是极其困难的。在弗吉尼亚大学，对于杰斐逊的雕像的意义的理解或许会永远因人而异。对于我来说，它带给我的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告诫性的道理：即使最有才华的人也可能误入歧途。

直到今天，杰斐逊“通过代际更迭来重塑社会”的见解仍存在于美国人的教育观念之中。我们仍旧认为教育是改善美国社会最简便、最便宜的方式。成年人似乎因为太固执于自己的想法而无法动摇；相比之下，年轻人似乎更具有可塑性。如果学生们被合适的老师们培养，他们就可以成长为美国人需要的那类人，并为下一代提供一个更优的社会。目前，我们尚且无法确定一个绝对正确的方法，例如增多学生的考试、为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或直接瞄向那个终极目标：将每一个学生都重塑成始终如一的平等主义者或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我们希望学校能把学生塑造成为我们期待的那种人，而我们是无法说服同时代的人变成这样的人。这其实给老师、学校和学生带来了超出实际的期待。青少年有着他们自己热衷的事情和独特的喜好。如果你想改变社会，你最好更直接地这样做，而不是通过你想象中的学校课程，使年轻人倾向于为你的未来做贡献。不管怎么说，改善学校境况终归会提高老师们启发教导学生的能力，学生需要这些资源来自己决定如何成为有创造力和负责任的公民。好的学校本身就是充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