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推荐｜伊莱·库克：《为进步定价：美国经济指标演变简史》

书名：《为进步定价：美国经济指标演变简史》

英文书名：The Pricing of Progress: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American Life

作者：[美] 伊莱·库克（Eli Cook） 著

译者：魏陆 罗楠 译

上架建议：美国经济史

开本：170*240

定价：88元

是谁制造了经济指标？

·关于GDP等经济指标的不为人知的起源

·关于美国如何发展出为一切定价的“投资术”的历史

·货币何以成为度量美国社会进步的通用标准？

从定价进步的历史看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伊莱·库克（Eli Cook）

以色列海法大学美国历史系副教授。2013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注于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史。

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经济指标（如GDP和GNP）的政治和经济起源，视角独特；

探寻奴隶贸易及铁路和运河投资等美国“投资术”与经济指标演变的关系，回顾从道德统计到为一切定价的日常生活资本化历程，全景式地记述了美国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关键片段；

援引诸多历史、经济、政治等领域史料记载，内容丰富；

行文通俗，叙事性较强，可读性十足，亦适合大众读者将其作为一本业余读物；

本书在2017年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莫里斯·D. 福克奇奖（The Morris D. Forkosch Prize）和美国思想史学会最佳图书奖（Society for U.S. Intellectual History’s Best Book Award）。

引　言　

1　定价的政治算术　

2　像资本家一样看世界　

3　非资本主义精神　

4　道德统计年代　

5　寻求增长　

6　资本君主的加冕　

7　统计之战　

8　进步主义的定价　

结　语　走进GDP　

致　谢　

美国人是如何开始用货币单位量化社会进步和福利的？在当今GDP主导的世界中，价格不仅是度量货物和商品的标尺，也是度量我们环境、社区、国家甚至我们自己的标尺。本书回溯了美国现代社会如何和为何采用货币化的价值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作为度量人类财富指标的漫长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渐摒弃了早期的社会和道德标准——后者没有对日常生活进行定价。

伊莱·库克深入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壮大过程中经济指标崛起的根源，以及英国圈地运动、加勒比奴隶贸易、美国工业化过程、经济思想变化和公司力量不断壮大之间的历史渊源。他研究了市场产出最大化如何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从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资本家用于管理或者投资铁路公司、纺织厂、房地产公司和棉花种植园的量化技巧，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商业世界的束缚，如何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经济精英们把国家量化为一项逐利的资本化投资时，这个国家的居民——不管是自由民还是受奴役的人，也都开始根据其赚钱能力被定价了。

如同19世纪一样，当今社会对用何种统计指标评判我们的经济和国家是否“健康”，充满了政治争议。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用经济指标度量社会福利和道德目标的局限性和危险性。

1832年，在纽约州北部一场声势浩大的宣扬酒精危害的布道中，狂热的道德改革者和废奴主义者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Theodore Dwight Weld）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这张纸上写满了统计数据。他大声朗读自己粗略的计算结果——这一计算以偏概全，仅根据一个郡县的数据就推算出了整个国家的情形。他宣称：在美国30万酗酒者中，每年将有3万人死于过度饮酒；在美国20万穷人中，近半数是由于酗酒导致贫困的；在美国3万名就医的精神病患者中，半数归因于酗酒。这种表达方式——创新性地使用统计数据量化酗酒的影响——迅速在西方世界流行了起来。例如，韦尔德通过检验酗酒对美国人民生理、社交以及心理方面造成的影响，度量了酒精消费的社会成本。类似的关于精神疾病、健康、贫穷、文盲、犯罪、卖淫、教育以及在押犯人数量影响的统计，时常出现在“杰克逊时代”（Jacksonian Era）的政论、统计年鉴、政府文件和道德改革报告中。在运用这些起源于欧洲的专业术语的过程中，美国人将这些数字称为“道德统计数据”（moral statistics）。

这些道德统计数据在宗教复兴运动“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期间席卷全美，美国人度量酒精消费社会成本的方式也随之迅速改变。1830年，由富有的奥尔巴尼市商人而非牧师领导的纽约州戒酒协会（New York Temperance Society），计算出了酗酒导致的社会成本。纽约州戒酒协会没有详细描述酗酒者的个体命运，而是主要关注酗酒给城市带来的整体危害。该协会经过一系列深入核算后称，考虑到“人们在饮酒上所花费的时间”“饮酒所导致的醉态和减少的劳动能力”“刑事诉讼费用”以及“因饮酒后疏忽大意给公众带来的损失”等因素，“毫无疑问，居民酗酒会给城市每年带来30万美元的损失”。如果把酒精消费当作一种“税”的话，那么这些通过投资城镇房地产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奥尔巴尼市商人运用戒酒协会的数据，为这种税加上了时间和空间标签。“以当时的货币价值度量”，他们认为，“奥尔巴尼市每年为酒精支付的税相当于600万美元每年滋生的利息，这些钱可用于每年建设200幢每幢价值1500美元的房屋，抑或是租下2000幢每幢年租金为150美元的房屋”。

上述两种计算酒精消费社会成本的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虽然在快速工业化的市镇中，美国中产阶层已经将道德统计数据用作加强家长式社会控制的惩戒工具，但是这些数据仍然仅仅关注酗酒者们的生理、社交和心理健康。无论如何，他们的统计分析都始终以人为本。与此相反，奥尔巴尼市商人的统计更关注酗酒行为给城市带来的可以用货币度量的影响。虽然韦尔德的量化道德统计数据反映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兴起，但是，在奥尔巴尼市的计算中使用的社会核算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量化方式，我在本书中将其称为“投资术”（investmentality）。

假设整个城镇是一个资本化的投资项目，城镇居民是可创造收入的人力资本生产要素——这一生产要素可被放入获取最大产出的经济增长等式之中，奥尔巴尼市商人所使用的新型投资术通过量化特定劳动和消费行为对市场产出与资本积累的影响，度量社会发展和福利。投资术基于逐利逻辑，把创造收入视为美国生活的终极目标，诸如过度饮酒等社会问题之所以令人不悦，并不一定是因为它们毁掉了个人生活，而是因为它们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雄心勃勃的商人们的开创性计算没有止步于奥尔巴尼市，而是进一步扩展到整个国家。他们估计“每25000名居民的酗酒成本为30万美元”，进而测算出全国每年因嗜酒带来的收入损失“约为惊人的1.45亿美元”。

在道德统计占据主导地位的19世纪30年代，奥尔巴尼市商人们的这种计算方式是一个另类。但是到20世纪初期时，对日常生活进行定价已从美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央。戒酒统计再次为这一转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观察视角。1917年，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已成为美国一个要求战时禁酒委员会的领导者，他是其所处年代最受人推崇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位几乎定价过所有社会问题的进步时代**改革先驱。费雪著述颇多，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赞了美国内战前奥尔巴尼市商人们的禁酒观点，称其严谨的计算不仅使“改革时代”（Age of Reform）受益，也使科学管理时代受益。费雪宣称：禁酒“可以让10万—20万名因醉酒失去工作能力的男人们保持清醒，提高他们非醉酒时的生产能力（酒精‘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效率），进而至少可以提高10%的产出水平”。这位美国第一位名副其实的计量经济学家认真计算了大量数据，得出了“禁酒可以为国家每年带来20亿美元红利（dividend）”的结论。考虑到费雪还自称是股市预测专家，对红利一词的使用表明他认为美国是一种证券化了的资产。

为禁酒定价是一种典型的“费雪式”行为，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对不同事物进行定价，例如结核病价值11亿美元，国家卫生保健制度价值30亿美元，成年美国人平均价值2900美元，甚至美国婴儿平均价值90美元。为了解释他是如何得到后两者的价格的，费雪强调：“度量一个人生命经济价值的最佳方法是将其收入能力资本化。”在资产定价的资本化过程中，费雪使用与其投资决策相同的方法得出了“美国人的平均价值”：先用一个资本品的年收入减去年成本，得到逐年的现金流；然后将现金流折现，得到计算标的的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在这个例子中，要研究的资本投资是一个人，这意味着要将这个人的“未来收入”减去“抚养费用”和“维护费用”后再进行折现。

费雪并非孤军奋战。1897年，当费雪首次尝试对进步主义和资本化美国生活进行定价的时候，巴尔的摩市班纳特纪念教堂（Bennet Memorial Church）的牧师汤普森（A. H. Thompson），在一次名为“正义的经济价值”的布道中谴责了酗酒行为，宣称酗酒的代价为“每年约100万美元”。然而，酒精消费并非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唯一被货币化的道德统计。正如1914年美国教育专员在工业联盟（Industrial League）一次会议上警告的那样：“成年文盲的迅速增加……每年会造成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此前一年，美国精神卫生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主任声称，精神疾病“每年给国家造成了1.35亿美元的损失”。

这些计算方法沿用至今。2011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在一项研究中宣称：“美国每年酗酒的社会成本已经达到了2235亿美元，或者约每瓶酒1.90美元。”这项研究与一个半世纪以前奥尔巴尼市商人们的酗酒报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72%的酗酒成本来自“工作生产力”下降导致的损失，11%来自“医疗保健开支”，9%来自“刑事司法费用”，6%来自“车祸损失”。在这份报告的结尾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特地警告：这项研究还没有将所有成本都考虑在内，如酗酒者本身以及那些受酗酒者影响的其他人经受的痛苦。2015年，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所长称，“每年精神障碍的财政成本至少是4670亿美元”。该所长引用了《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发表的一项研究，解释说严重精神疾病的成本主要来自“由此疾病导致的收入损失”。读写伙伴（Literary Partners）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包括Twitter、三星、花旗、谷歌、时代、彭博社等“知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读写伙伴网站上有这样的宣传：“投入1美元用于提升成年人的读写能力，可以获得7.14美元的回报。”

这些当代计算与早期社会定价之间的惊人相似并非巧合。19世纪，就如何度量进步引发了激烈争论。到20世纪初时，把社会视作一项资本化投资的价格统计占得了上风，取代了道德统计和其他非货币化社会评价方法，成为度量美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随着这一“投资术”标准的使用与传播，如何将货币化后的市场生产和消费最大化，成为美国社会政策的主要统计目标。通过将价格转换成标准单位，现代美国人不仅用这种方法评估他们的商品和企业，还用其评估他们的未来、社区、环境，甚至美国人自己。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变。货币和市场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古希腊、帝制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欧洲的人民都不认为可以把价格用作度量人类繁荣或社会价值的准确标准，也没有将他们的社会视作一项可产生收入的投资。本书主要讲述这一定价进步的方法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大胆且引人注目的书表明了激烈争论的资本化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库克生动地揭示了土地和劳动力、殖民地和城市、农场和工厂是如何被转化为金融资产，并根据其产生货币利润的能力进行估值的。就其现实意义和与当前金融化时代的相关性而言，本书是一部极具反思性和启发性的作品。

——杰弗瑞·斯科兰斯基（Jeffery Sklansky），Sovereign of the Market: The Money Question in Early America 作者

伊莱·库克以优雅和权威的方式提出了基本的道德问题，阐明了美国人是如何将一切——包括人类和整个社会——视为资本投资的。他令人信服且内容丰富的叙述，使人们对价格如何成为价值的同义词，以及金钱如何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有了清醒的认识。

——杰克逊·利尔斯（Jackson Lears），罗格斯大学

本书是一部关于当今经济指标（如GDP）起源的不为人知的历史，它从 "资本化 "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史作了全新的阐述。这本书写得很有魄力，充满了智慧和洞察力，非常独一无二。

——乔内森·利维（Jonathan Levy），Freaks of Fortune：The Emerging World of Capitalism and Risk in America 作者

伊莱·库克这本突破性的新书追溯了健康、生命和土地是如何被视为 "创收投资 "的，这一转变不仅塑造了我们如何看待阿片类传染病等灾难的成本（或我们如何推销精品医疗服务），而且，就像库克所说，它还推动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出现。

——亚当·加夫尼（Adam Gaffney），《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