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书 · 目 · 信 · 息
书名: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作者:杜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作 · 者 · 简 · 介
杜华,1985年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获得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学位。此前先后在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于2013年1—8月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访学,2018年4—6月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和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访学,2022年3—6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十九世纪美国史、奴隶制与美国早期社会政治变迁。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译著《威廉·加里森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各一项。在2022年获得第二届“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论著奖”。
内 · 容 · 介 · 绍
美国的建国一代“容忍“了奴隶制的存在,直到19世纪40年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想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隶制的消亡。但仅仅二十年后,共和党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陷入内战,奴隶制随之被彻底摧毁。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和胜利,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政治和思想反转之一”。本书以废奴运动为中心,从三个层面探讨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首先,考察1835年邮件运动,分析废奴主义者如何突破国家权力和白人社会的双重压力,推动奴隶制问题的全国化和政治化。其次,以“人身自由法”为中心,分析废奴主义者如何推动北部州制定不利于奴隶制存续的法律,进而推动地方层面的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最后,从“奴隶主权势”观念入手,研究废奴主义者创造的政治话语和观点如何影响和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本书认为,废奴主义者持续的抗争行动,改变了全国政治的结构和话语,促使国家权力着手切断奴隶制与联邦政治之间的关系,直接促成了反奴隶制政治在19世纪50年代的全面兴起。
目录
一、反奴隶制政治兴起之谜
二、概念界定
三、学术史
四、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五、主要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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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的反奴隶制活动与奴隶制政治
第一节 美国早期反奴隶制活动的演变
一、建国之前的反奴隶制思想和活动
二、建国初期的组织化反奴隶制运动
三、19世纪初期的殖民废奴方案
第二节 建国初期奴隶制政治的演变
一、共和国初期的奴隶制政治
二、密苏里妥协及其遗产
三、奴隶制政治权势的兴起
四、奴隶制与民主政治的悖论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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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德性政治”:废奴运动的兴起和特征
第一节 废奴运动的道德和政治起源
第二节 废奴运动的核心理念
第三节 废奴运动的行动策略
第四节 废奴运动的“道德性政治”特征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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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835年邮件运动与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第一节 邮件运动的开展
一、“道德说服”与“制造轰动”:邮件运动的起因
二、“通信革命”与邮件运动的可能性
第二节 南部州的激烈反应与奴隶制公共议题的形成
一、查尔斯顿事件:南部激烈反应的开端
二、南部州的反废奴公众集会运动
三、南部州政府对邮件运动的反应
四、南部蓄奴州激烈反应的原因和影响
第三节 全国性对话与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一、北部州民众的反奴隶制话语
二、言论自由问题与北部州的反奴隶制政治话语
三、邮件审查之争与联邦国会中的奴隶制政治
四、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化和全国化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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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抗争与反奴隶制立法:乔治·拉蒂默案与马萨诸塞州1843年人身自由法的制定
第一节 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逃奴问题与人身自由法
一、逃奴问题、联邦《逃奴法》与人身自由法的起源
二、19世纪初的人身自由法
三、废奴运动与人身自由法的演变
第二节 乔治·拉蒂默案与马萨诸塞州1843年人身自由法的制定
一、乔治·拉蒂默案始末
二、“拉蒂默请愿运动”的发起
三、废奴主义者的话语策略与公众意见的塑造
四、马萨诸塞州1843年人身自由法的制定
第三节 马萨诸塞州和北部地区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
一、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
二、“拉蒂默论战”与反联邦《逃奴法》思想的发展
三、北部地区人身自由法和废奴运动的发展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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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抗争话语的“制度化”:废奴运动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提出和发展
第一节 前期废奴运动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缘起
一、19世纪初描述南部蓄奴州政治势力的观念
二、反废奴暴力事件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提出
三、“钳口律”、得克萨斯问题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提出
第二节 自由党与“奴隶主权势”观念的发展和传播
一、“奴隶主权势”观念与废奴运动的“政治化”
二、“奴隶主权势”观念与自由党的兴起
三、“奴隶主权势”观念与1844年总统选举
第三节 “威尔莫特附文”之争中的“奴隶主权势”话语
一、“威尔莫特附文”之争的由来与过程
二、激进的反奴隶制国会议员与“奴隶主权势”话语
三、温和的反奴隶制国会议员与“奴隶主权势”话语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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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精 · 彩 · 节 · 选
导论
一、反奴隶制政治兴起之谜
1843年6月17日,邦克山战役纪念碑(Bunker Hill Monument)在波士顿市正式落成。整个城市挂满了横幅和彩旗,人们挤在街道上,观看精心设计的巡游。经历过邦克山战役和革命时期的其他战役的退伍老兵们,在班卓琴和鼓演奏的节奏中,穿过街道,接受人们的热情崇拜。当游行人群抵达这座当时全美最高、最为壮观的纪念碑之后,辉格党(Whig Party)国会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发表了一场精彩的演说。他告诉近15000名听众,美国革命是“人类从专制到自由的进步的重要标志”,证明一个“在平等和代表制基础上的民众政府,可以维持统治,并保障人们的人身、财产和荣誉权”;美国人民的最重要义务是继承这一“丰厚的遗产”,为此他们必须要避免政治分歧,在“自由这一共同的事业”中团结起来,如果各州和党派陷入纷争,自由和宪法都将毁灭;这个纪念碑的意义就在于培养美国年轻一代的爱国精神,教育他们履行其义务。
韦伯斯特的这番言论,可谓是对时代情绪的精准刻画。19世纪初以来,随着市场革命的发生、大众民主政治的发展、西部领土的获取、人口数量的激增,美国社会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其核心是对美国自由精神和共和制度的认同。到邦克山战役纪念碑落成前后,这种民族主义发展到顶峰,革命和建国初期广泛存在的对“共和试验”的强烈不确定感似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美利坚民族代表人类未来的乐观情绪。
但是,这种积极乐观的民族主义精神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奴隶制。韦伯斯特在演讲中没有提及奴隶制,但是他肯定知道,在所有可能导致共和国毁灭的因素中,奴隶制绝对是最危险的。1830年1月底,韦伯斯特曾与南卡罗来州的参议员罗伯特·Y. 海恩(Robert Y. Hayne)进行了一场足以在美国历史中千古留名的辩论,对于奴隶制之于联邦宪法的巨大危险有深切体会。当时,南部已经成为一个以奴隶制种植园为基础的“棉花王国”。奴隶制不仅是南部的经济命脉,也是全国市场的中心和大西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南部蓄奴州不仅坚决捍卫自身利益,还积极向外扩张奴隶制。而奴隶制长期存在,则导致南北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从某些方面来看,二者俨然是两个国家。到40年代中期,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尽管如此,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大多同韦伯斯特一样,很少公开谈论奴隶制问题。虽然有一些北部的政治精英对奴隶制很反感,但是他们并未构成一股政治力量。奴隶制问题偶然会成为全国性议题,不过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奴隶制政治如同一座沉寂的火山,人们知道岩浆可能已经在地底下升温,都只能期望它在很久之后才会爆发。
奴隶制政治的这一状态其实由来已久。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夕,英属北美殖民地拥有46万名黑奴,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大型的奴隶制烟草和稻米种植园是南部的经济命脉。在制宪时期,建国者们虽然意识到奴隶制与革命的核心原则相对立,但还是就奴隶制问题达成了妥协。这不仅是由于南部蓄奴州对奴隶制的坚决捍卫,因为大多数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没有未来的经济制度,会逐渐消亡。一方面,随着世界市场中的烟草供应量持续过剩,烟草的价格会不断走低,南部的主要经济作物将由烟草转变为小麦,小麦生产不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力,这意味着南部的奴隶制会自动消失。另一方面,随着共和制的发展,普遍自由的精神将被更多民众所接受,人们会采取措施废除奴隶制。
但是历史的发展则完全出乎这些精英们的预料。18世纪90年代以来,奴隶制在大西洋地区系统性地发展,以适应增长中的世界市场对棉花、蔗糖、咖啡等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的需求。受三股力量的共同推动,美国南部地区成为这波奴隶制扩张浪潮的中心。一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英国机械化棉纺织业对棉花的需求量激增,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不断上涨。二是1791年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圣多明各发生革命,导致欧洲失去了最重要的棉花来源。三是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在1793年发明了新一代轧棉机,极大地提高了棉花生产的效率。奴隶制随着这波“棉花狂潮”席卷整个南部地区,并快速向西南腹地扩张。
奴隶制的快速扩张,加剧了南北之间的竞争和分歧。1820年,在密苏里能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问题上,南北双方陷入激烈争执,联邦面临分裂的危险。在之后的几年中,因担心奴隶制问题可能引发政党分裂,威胁政党的现实利益,民主党和辉格党都对奴隶制问题采取避而不谈、搁置争议的立场,而政党内部对奴隶制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因担心奴隶制问题可能导致南北之间地区性冲突的加剧,甚至可能引发内战,也尽量避开在奴隶制问题上的争议,这使得奴隶制问题从美国的主流政治话语中消失了。
奴隶制政治的这种沉寂状态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当时,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不会想象到,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奴隶制会被废除。但不到十年时间,反奴隶制政治突然崛起。新兴的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以“自由劳动”作为意识形态,将阻止奴隶制扩张作为党纲,短短两年就席卷北部诸州。几年之后,随着共和党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陷入了一场内战,奴隶制被彻底摧毁。
这一彻底改变美国历史的重要转变充满了戏剧性。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希恩·威伦茨(Sean Wilentz)所言,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和胜利,“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政治和思想反转之一”。正因如此,反奴隶制政治为何兴起,就成为一个具有强大魅力的课题,引起史家们经久不衰的兴趣,相关的注释虽说不说浩如烟海,却也十分可观。
但是,废奴运动与反奴隶制政治的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内战前全国政治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废奴主义者太过激进,一直处在社会边缘,对全国性政治影响甚微;直到50年代以后,西部领土扩张导致奴隶制问题成为全国政治的焦点,废奴主义者才乘机“煽动”南北社会之间的对立情绪,推动了内战的爆发。与此同时,很多研究废奴运动的学者则认为,“真正的”废奴主义者是一群纯粹的道德主义者,他们坚定地独立于政治之外,毫不妥协地依靠道德改革来推动废奴事业。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废奴主义者从内战前的奴隶制政治史叙事中消失了。
这一解释不免令人生疑。废奴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初兴起,持续了二十多年。废奴主义者声称奴隶制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罪恶,也是对美国共和制度和自由理念的嘲讽,应该被立即废除。这一理念在当时确实颇为激进,但是这是否就意味其永远被隔离在主流政治之外?废奴主义者广泛采用集会、公共演说、发行出版物等方式,宣扬废奴理念,试图以此改变美国人在奴隶制问题的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各种事件制造公共话题,征集相关的请愿书,要求州议会或联邦国会制定与奴隶制有关的法律。1840年,部分政治废奴主义者成立了反对奴隶制的第三党——自由党(Liberty Party),积极参与州和联邦选举,以此推动废奴事业的发展。这些在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行动,难道对奴隶制政治的演变没有产生影响吗?如果废奴运动没有对当时的政治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它为何屡屡被后世的激进改革者视为“行动主义的典范和社会运动的模板”?
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开始探讨废奴运动的政治影响。社会科学的学者也在提醒我们,社会运动与高层政治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和塑造的。受此启发,本书将探讨废奴运动与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兴起之间的关系。本书讨论的重点是,废奴主义者如何通过在公共空间、法律领域和选举政治中的抗争行动,改变全国政治的结构和话语,为反奴隶制政治在19世纪50年代的全面兴起提供了历史语境。全书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奴隶制政治到底处于什么局面;废奴运动如何推动奴隶制问题进入全国政治的中心;废奴运动如何促进州层面的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废奴运动是否对内战前的主流政治话语产生了影响;内战前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对于废奴运动的发展和反奴隶制的兴起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内战前美国政治文化的特征、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和国家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精彩节选
后记
2011年秋,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跟随李剑鸣老师学习美国史。四年半后,我在仓促之中完成博士论文《废奴运动与美国早期政治的演化:1830-1850》。毕业之际也曾发下宏愿,要好好做一番修改和补充,争取拿出一部“像样”的专著出来。如今,距离毕业已经七年有余,呈现给大家的这本小书却并无太多的长进,心中深感惶恐。
读博的前两年,在李剑鸣教授主持的“美国早期政治文化史研究”和王希教授主持的“美国内战与重建”讨论班上,我开始触及美国早期的奴隶制问题。但在酝酿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近乎本能地把奴隶制排除在外,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太过复杂,远超我的能力之外,而且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无比充分,很难找到开拓的空间。
2013年初,我有幸获得“北大——耶鲁交流项目”的资助,去耶鲁大学历史系访学。这次美国之行改变了我的想法。一到纽黑文,我立刻就意识到种族问题之于美国社会的重要性。在纽黑文市区,我经常想起北岛在《上帝的中国儿子》一文中的一句描写:“纽黑文是个令人沮丧的城市,太多的流浪汉,若有人领头,恐怕也会揭竿而起。”后来,我去参加美国内战史名家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的19世纪美国史研讨班。在每周的讨论课上,奴隶制几乎都是中心议题,威廉·加里森、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约翰·布朗等废奴主义者的名字也时常被提及。于是,我逐渐对奴隶制政治和废奴运动产生了兴趣。这个选题也得到了我的“接待导师”(host professor)乔安妮·弗里曼(Joanne Freeman)教授的鼓励。她认为从反奴隶制政治入手,可以探究美国早期民主的诸多关键问题,比如奴隶制与民主政治的悖论、社会运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民主政治的大众化。在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之后,我最终决定把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作为论文选题。
人们常说好选题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再好的题目,终究要靠一字一句地写出来。写作者的实际的研究能力,包括学养的积累、文字的修养、界定题材和问题的能力、对多种分析工具的掌握,乃至自律精神和勤奋投入的程度,才是研究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还是在博士毕业后的这些年中,我一直深感自己能力之不足。虽有心弥补,但资质浅薄,且时常懈怠,一直难有大的进步,只能捧出这样一本浅陋的小书,想来惭愧不已。
尽管如此,这本小书仍是我十多年求学生涯的见证。这些年一路走来,得到了师友们太多的帮助和提携,在这里向他们郑重致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李剑鸣教授。我虽在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世界史“科班出身”,但在李剑鸣老师的言传身之下,才真正勉强窥见学术研究的一点门径——或许这只是我的幻觉而已,初步理解历史学的性质和特点,开始了美国早期史和政治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从李老师身上体会到如何做一名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一个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李老师经常告诫我们,学者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两件事,一是抵制权力的诱惑,把学术视为最重要的事情,二是避免知识带来的傲慢和自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李老师也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师”,那就是对学生报以最大程度的真诚和关心。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李老师在我懈怠时给我的三次提醒。读博期间,每逢佳节,李老师必邀请学生至家中,在他的狭窄书房中把酒言谈,品尝师母烹制的美味佳肴,往往到月至中天,大家才尽兴而归。如今想来,这真是幸福到奢侈的时光。毕业之后,我的每一步成长,背后都有李老师坚实的支持。
同时还要感谢王希教授、王立新教授和牛可教授。王希老师对美国史研究的传教士般的热情,一直给我以巨大的激励。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王希老师曾两次“拯救”我。2013年春,当我在耶鲁为改换论文选题而焦头烂额时,正是与王希老师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聊天,坚定了我转向奴隶制问题的决心。2014年冬天,我对论文的结构安排一筹莫展时,王希老师给予的建议一下子帮我理清了思路。王希老师对我的开题报告所做的长达三千多字的修改意见,对我确定论文的研究路径起到了重要作用。王立新老师拥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小书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使用、篇章结构的设置和文字的风格,都有明显的学习和模仿王立新老师的痕迹。至今清楚地记得,在201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一下子理清了思路,决定探讨废奴运动与反奴隶制政治的关系。我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脑子里浮现一句话:“这不就是王立新老师一直强调的:一流的研究一定是站在不同领域的交界线上?”在预答辩和答辩期间,牛可老师一再提醒我,要注意新英格兰精英的道德观念,并推荐我阅读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考察》。在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我愈发意识到牛可老师这一建议的重要性,决定重新探讨废奴运动的特征,这也导致小书的第二章较之博士论文改动幅度最大。毕业后的这些中,三位老师也一直给我提供了各种的指导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述诚挚的感谢。
小书的几个章节在增删之后曾在期刊上发表。第一章第一节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1期),第二章发表于《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第三章发表于《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四章发表于《史学月刊》(2018年第7期),第五章发表于《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在此向这些期刊的编辑林广、周祥森、徐再荣、焦兵、杜鹃,以及各位匿名评审人深表谢意。
感谢历史学院的各位师友。写作这篇后记时,我已经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工作了整整七年。本科毕业多年后,再回到珞珈山,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学院的领导和师长们,在工作、科研和生活方面给了我诸多帮助和指导,让我得以安心地从事教学和研究,顺利通过严苛的聘期制考评。年轻的同事们大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勇猛精进,不断地激励和启发我做出更好的学问。
2022年3月,我有幸入选北京大学人文科学院的访问学者项目,在文研院访学三个月。这段经历帮我打开了一扇窗,促使我反思世界史和美国史学科的不足,意识到跨学科视野的必要性。在此向文研院的师友们表达感谢和敬意,祝福文研院这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桃花源”一直生机勃勃。
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美国史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秉持平等互助精神和学术之上的原则,尽力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平台,创造机会。每次参加学术活动,都会被学友们积极向上、努力向学的激情所感染。小书的各个章节,在不同场合得到过多位师友中肯而友善的建议。这里尤其要感谢以下人士:梁茂信、原祖杰、魏红霞、张勇安、谢国荣、侯深、蔡萌、曹鸿、董瑜、焦姣、李文硕、任一、史宏飞、王禹、伍斌、邢承吉、薛冰清、杨长云、杨钊、于留振、许翔云。
小书的出版离不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责任编辑张晓莉老师精湛的工作。她细致而专业的编辑,不仅使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讹,而且使之增色颇多。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为本书提供了出版资助,在此深表感谢。同时,感谢高宁馨、徐言、夏冰清、张咪、张香这几位同学帮忙校对书稿。
我要将最后而绝非最少的感激送给家人。感谢父母,你们从未要求我做过什么,没有给我施加任何的压力。对于我的研究,你们可能丝毫不懂,但你们一直都认为“读书是件好事”。感谢哥哥,你一直鼓励我做学术研究,并给我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包容。感谢妻子戢芳,这几年来,你为我承受了很多压力,没有你的理解、陪伴和支持,博士论文和书稿的完成一定更加艰难。这本小书也见证着小女云齐的成长。六年时间,你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准小学生。你宽容了我在焦虑和疲劳时的坏脾气,用笑容和爱意给了我无限的慰藉,也在无意中指出了我的很多缺点和不足。
小书的付梓,宣告了过去十多年的学术生涯的结束。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我仍然庆幸当年选择了一个自己可以“共情”的研究领域。著名的女性废奴主义者莉迪亚·玛利亚·蔡尔德曾在1880年这样描述当年的“兄弟姐妹”:“人类从未像早期的积极废奴主义者那样如此高傲地遗忘自己”。最近读到此话,仍然被废奴主义者高度道德主义的精神气质感动不已。
2023年3月
记于武汉市南湖保利中央公馆
特别声明
本书各大图书网店有售,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提供试读。节选出自本书导论第一部分与后记,篇幅有限,注释从略。
编 辑:张晓云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孟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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