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大西洋战争：从15世纪到革命时代》

新书推介

★沃尔夫森历史奖获奖作品

★《美国历史》《选择》联袂推荐

★全景式讲述15-18世纪在大西洋两岸历经几个世纪的诸多著名战争

★探讨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建立、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等方面的问题

★全面、详细展示了海上战争和陆地战争对大西洋世界的深刻影响

◎  媒体推荐

★杰弗里•普兰克在书中描述了海上突袭、暴力以及有关原住民的军事策略，这些都让《大西洋战争》这本书变得极具吸引力。

——2019年美国汤因比奖得主, 劳伦•本顿

★《大西洋战争》既全面又细致地展示了暴力在大西洋世界有多么普遍。对暴力在革命时代的构造、运作和变革而言，海上和陆地的战争可以说是极其重要，以至于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全面的大西洋历史。

——克拉克大学历史学教授, 维姆•克洛斯特

★对战争如何塑造大西洋世界进行了引人入胜且具有创新性的描述。普兰克将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欧洲人都纳入其中。

——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教授, 韦恩•E.李

★杰弗里•普兰克的《大西洋战争》对四个世纪以来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战争进行了比较和总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让我们意识到欧洲帝国权力以及近代早期欧洲陆海军技术的局限性。

——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戴维•惠特

★这本关于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战争的分析覆盖面颇为广泛，它集中在众多参与者身上，依靠其广泛的研究途径、主题、有趣的例证和清晰准确的语言，《大西洋战争》对刚开始接触这一领域的读者非常有用，对研究军事史和大西洋世界史的专家也同样有用。

  ——《选择》杂志

◎  内容简介

《大西洋战争》一书作者杰弗里·普兰克用宏大的语言，全景式讲述了15-18世纪在大西洋两岸，包括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西欧等地历经几个世纪的诸多著名战争，探讨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建立、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等方面的问题；全面、详细地展示了海上战争和陆地战争对大西洋世界的深刻影响。本书的出版对于喜爱世界史且愿意了解15-18世纪历史的读者很有价值。

◎  作者介绍

杰弗里·普兰克（Geoffrey Plank），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早期现代史教授。出版的著作有《动荡的征服：英国针对阿卡迪亚各族的战役》《反叛与野蛮：1745年詹姆斯派暴动与英帝国》等。

吴畋，毕业于浙江大学，英、俄译者。译有《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企鹅欧洲史6 追逐荣耀：1648-1815》《皇帝的刺刀：拿破仑战争条令中的连、营、旅级战术》《制胜的科学：拿破仑战争中的俄军战术》等作品。

《大西洋战争：从15世纪到革命时代》

[英] 杰弗里·普兰克  著

吴畋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一读 

2023年11月

◎  目录

绪 论 / 1

第一部分 海 战

第一章 舰 船 / 17

第二章 水 手 / 41

第三章 海上战斗 / 66

第四章 舰船与陆地军力 / 92

第二部分 陆 战

第五章 陆战技术 / 119

第六章 战 士 / 142

第七章 恐 怖 / 174

第八章 奴隶制与陆战 / 203

第三部分 跨大西洋战争

第九章 大西洋战争初始阶段(从15世纪到1688年) / 235

第十章 横跨大洋的战争(1688—1776) / 263

第十一章 革 命 / 291

结 语 / 315

注 释 / 321

索 引 / 363

致 谢 / 374

结语

在近代早期，大西洋周边地区发生的变化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彻底。上百万非洲人和欧洲人越过大洋。流行病在美洲蔓延，许多原住民社群遭到毁灭性打击。美洲的旧城市崩溃了，新城市兴建起来。殖民地清除了大片森林，而在其他地方，清理后的土地变成了树林。美洲出现了此前还不为人知的牲畜类型，农作物则从大洋的一边扩散到另一边。跨大西洋贸易改变了每一片海岸的经济,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资本吸引到欧洲以及某些欧洲殖民地与前哨据点。

战争推动了上述发展。自从维京时代起,欧洲人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就刺激了欧洲航海技术的发展。原本是商船、捕鲸船和渔船兼作战船，可随着上述船只和专门用于海战的军舰越来越大，就需要在港口设施上投入更多，并且以越发复杂的机制招募、供养、武装、控制水手。欧洲人和殖民者能够拥有海上霸权，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团结一致，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不断地相互斗争，不断投资海军提高攻防能力。他们虽然并不团结，但还是在整个近代早期阶段控制了大西洋上的几乎所有船只，也就能够引导贸易和移民的流向。

从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人在非洲或美洲的陆地上并没有取得类似的军事霸权。近代早期的欧洲军队依赖火药和马匹，可它们在大西洋战争的许多场合不大容易派上用场。资本投入令欧洲人在海上取得巨大优势，可在殖民地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陆战当中，它就没有那么至关重要了，手持的火器可以轻松易手，而且土产的箭、矛和陷阱等代用品往往是对付殖民者的有效武器。

18世纪的革命并没有颠覆欧洲人和殖民者在海上的主导地位。尽管许多革命者发表了反帝国主义言论，但长远来看，这些革命最终巩固了欧洲人和殖民者在美洲陆地上的权力，而且最终也强化了他们在非洲的权力。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及其后裔依靠相互争斗获得了大西洋的海上霸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19世纪通过一系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后革命时代共同协定在非洲和美洲赢得了陆上的控制权。

革命发生后,欧洲和美洲的军事文化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在欧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服兵役成为忠诚的标志。它产生了极端化的后果，促使战时政治领袖、军官和士兵诋毁他们的敌人，将他们贬低为意识形态上的异常者和文化上的劣等人。在欧洲，随着法兰西帝国的战败和更为稳定的大陆国家体系的确立，革命时代的暴力有所平息。可到了后来，在现代欧洲的多民族帝国和民族国家试图迁移或消灭境内少数族群的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曾导致欧洲发生大屠杀的许多动因又再度浮现。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西非和中非一直遭受着地区性暴力的伤害，出于诸多原因,枪支成为首选兵器。非洲人对这类兵器的依赖导致他们越来越依靠欧洲商人，当枪支技术发生变化时，非洲人就会显得脆弱不堪。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欧洲军队抵达西非和中非，他们征服土地、建立新的殖民地。士兵们起初是从欧洲带来了后膛枪，到了19世纪90年代，有些人已经带来了机枪。非洲人却只能使用劣质火器进行抵抗。

19世纪,欧洲人的后裔在美洲的大部分陆地上取得了几乎不可动摇的军事霸权。这与一些技术、人口和政治的变化密不可分，包括欧洲人移民美洲数量的增长，修筑大量的公路、运河和铁路，与国家政府密切合作的兵器工业的扩张。

在美国北部，19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爱国主义和自由劳动力市场。新共和国的公民崇尚契约精神和个人责任，反对在经济活动中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在上述价值观的鼓舞下，数百万欧洲人移民美国。随着移民使用土地进行耕作和采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令美国经济的资源基础得以扩充。甚至早在18世纪，就平均水平而言，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已经比他们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同行更富裕了。到了19世纪,美国与西半球其他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已经越拉越大。从1846年墨西哥和美国开战便可以看出，这样的分化对军事造成了影响。墨西哥拥有一支规模较大的军队，而且装备、训练都不错，看起来似乎备战措施更加充分，但美国可以凭借更多的财富与人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取得了一场出乎意料的压倒性胜利。美国对如何治理从墨西哥夺来的土地准备不足，关于在这一地区是否实行奴隶制的争论导致了内战。尽管北方害怕英国因支持邦联而介入内战,战时也有人主张美国入侵加拿大，但这场冲突并没有演变为国际性冲突。南方邦联战败后，美国将它的军队投入平定西部的战役当中。美军拥有无可抗拒的优势兵力，也几乎不用担心外国干预，他们不仅镇压美洲原住民的抵抗，而且还力求消灭某些原住民文化。

革命时代的事件导致一种军事文化在整个美洲得到广泛采用，这种文化有利于帝国和民族国家的正规军，但不利于正规军和奴隶、逃奴或美洲原住民之间建立跨界联盟。革命后的国际解决方案促进了政治稳定，与此同时加强了殖民者及其后代的权力。遭受奴役的人们继续抵抗、逃避奴隶制,美洲原住民继续与殖民化做斗争，但当他们诉诸武力时，斗争通常会局限在国境之内。在西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废除奴隶制是在各个国际公认的管辖区域内通过立法、官方公告或修宪等形式实现的。同样的，由于美洲原住民的军事盟友较少，他们在战场上保护自己的能力也较弱，最终，原住民还是要由各个美洲帝国、殖民地和民族国家的法庭与立法机构讨论、裁决他们的地位和命运。

18世纪的革命者对大西洋战争中盛行的行为标准提出了挑战。包括美洲原住民、黑人白人废奴主义者以及一些法国革命者在内的一系列团体都反对同盟网络，认为这种网络似乎要强迫社会卷入违背其利益的战争。许多人也反对为利益而战的做法。海盗、劫掠者、雇佣兵和非洲奴隶贩子一道面临着谴责。革命时代的新战争伦理破坏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合法性。

按照18世纪的某些评论家的说法，当时盛行的战争模式是显而易见的不理性、残酷和不公正的。芒西人的先知帕蓬汉克(Papunhank)主张人们放弃战争，应当视全人类为一体，从而成为一个大家庭。但是，革命时代的战争令人们陷入分裂，往往导致仇恨愈加坚定，并且强化了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偏见。随着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废除，欧洲帝国和美洲民族国家切断了奴隶贩子与其非洲伙伴长期保持的关系。当奴隶制在美洲逐渐被取缔后，奴隶制在非洲却继续存在。英国废奴主义者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ThomasFowellBuxton)在写于1839年的书中认为：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合法贸易”的增长将把“文明、和平和基督教引入那些不开化的、好战的异教部落，那些正在如此可怕地相互掠夺的部落”。巴克斯顿了解到欧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扮演了助长奴隶贸易的角色，在辩论是否应当在英帝国内部废除奴隶制时，他在英国议会任职，他认为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已经在改善其政策和行为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改革者一再坚持认为维持奴隶制的社会堪称原始、无知、无政府和残暴。

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的安第斯山脉战争中，在18世纪90年代及19世纪初的圣多明各，革命武装力量给许多社区带来了灾难。这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革命斗争在欧美各地引发了社区暴力。志愿军往往纪律涣散，他们在意识形态的使命感中陷入迷惑，害怕一旦未能采取行动就会招致报复，因而劫掠、羞辱自己的对手，有时会攻击整个社区、实施屠杀，迫使男子、女子和儿童逃跑。但在欧洲帝国之内，在新成立的美洲共和国公民当中，如果所谓的为非作歹者是在美洲原住民或黑人的领导下聚集在一起的，这类暴行就会引发特别的反响。

安第斯山脉和圣多明各的革命斗士希望重组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目标具备革命性，但白人评论家铭记着从15世纪起开始在大西洋周边地区流传的故事，认为革命斗士的军事行动毫无创新性。他们声称图帕克·阿马鲁的追随者和海地革命的战士是在参与长期以来困扰大西洋世界的那种恐怖暴力。在1809—1814年，类似的论调也被用于指责特库姆塞及其追随者。尽管特库姆塞打算领导一场革命，但在美国国内，他被视为一个领导着反动敌对势力的原始人。对新共和国的许多公民来说，打破大西洋战争旧模式的革命冲动也要求美洲原住民和其他所谓的“野蛮人”放弃他们的军事自主权，要么为国家政府效力，要么放下武器。

在18世纪末得到广泛接纳的新军事文化并没有抹去对早期暴力的记忆，但面对殖民者、公民和支持复原中的欧洲帝国与19世纪美洲民族国家的人，历史遭到了简化，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表达他们的恐慌，支持他们的改革议程。改革者和帝国主义者认为欧洲人在近代早期已经有所进步，而其他人却毫无改善，他们还认为可疑的种族群体一直在煽动着最恶劣的暴力形式。这种对过去的歪曲看法掩盖了近代早期大西洋战争模式的相关基本事实。

暴力征兵、同盟与利益的变迁、战争中的意外令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的战士、水手和兵卒混杂在一起。一个欧洲水手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会在不同的旗帜下连续参与战斗，并且和从非洲、美洲诱拐来的人员并肩作战。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在欧洲海军和私人船只上效力，有些人也在欧洲和殖民地军队里作战。有些逃离奴役的男子比如说巴拿马地峡的胡安·霍洛福和牙买加的库乔，能够与殖民当局达成协议，通过加入缉奴队获得自由。美洲原住民的自治团体也以类似方式与殖民地蓄奴者结为同盟，用战斗捍卫、保障蓄奴者的利益。当欧洲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或在非洲经商时，就需要来自非洲或美洲原住民的军事领袖的帮助，他们的成功仰赖于跨文化合作。殖民者需要同盟才能生存，许多最为有利可图的欧洲前哨据点，包括非洲西海岸的贸易站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也都依赖源源不断的战俘。

欧洲基督徒让自己享有豁免于奴役的权利。正当资本和资源在欧洲积聚起来之际，一些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社群却遭遇了毁灭。近代早期的暴力为19世纪确立起来的种族等级制度奠定了基础。但从15世纪到革命年代，战争并没有把大西洋世界的各族人民按照清晰、一致的界线径直分开，实际状况恰好相反，战争以恐怖的方式使人们汇聚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