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进步主义运动与美国规制国家的源与兴

作者：赵辉兵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ISBN：9787542683045

2、作者简介

赵辉兵，历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2000年9月考入内蒙古民族大学，师从姜桂石教授，攻读世界史硕士学位；2003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师从王皖强教授，攻读世界史博士学位；2006年8月，任教于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更名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2年1月至12月，赴美国内华达-里诺大学政治学系访学；2016年至2020年，在复旦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李剑鸣教授；2023年12月以来迄今，任教于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美国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世界民族》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美国进步主义政治思潮与实践研究》、译著《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
3、内容简介
本书重点考察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的源与兴。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至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此后，反国家规制、尤其是反中央治权的社会政治运动与主张国家规制、强化中央治权的社会政治运动之间展开了持续的博弈。不过，在古典自由主义强调政府是“必要之恶”的镇制下，前者更胜一筹。然而，随着内战与重建时代的到来，美国迎来了对国家、特别是中央治权持欢迎态度的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兴起的新时代。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为“必要之恶”的观念向进步主义的政府为“积极的善”的观念转型，打通了此前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分立与区隔，促成了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的联袂同行。进步主义者借助集体力量，对工业化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的负面影响，恢复了市场的“自由”与“秩序”，启用了公共福利与正义的原则，扩大了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在规制市场经济与保护公共福利方面的职责范围，形成了一整套行政机构主导的协调和化解利益冲突的规管机制。尽管最高法院拥有规制国家之广度与深度的终极决定权，但是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淡去，规制国家这头“利维坦”却深入到了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再也挥之不去。
4、目录

导  论

第1章  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兴起的根源（1776—1861）

第1节  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兴起的经济根源

第2节  内战前美国的社会运动

第3节  内战前美国的政府与国家

第2章  内战、重建与进步主义运动和规制国家的发轫（1861—1877）

第1节  内战与进步主义运动和规制国家的发轫

第2节  重建与进步主义运动和规制国家的发轫

第3章  进步主义思潮与规制国家观念的兴起（1877—1917）

第1节  内战以来的美国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及其问题

第2节  进步主义思潮的兴起

第3节  自由放任主义与进步主义之争：争论中的最小国家与规制国家

第4节  规制国家的引路人：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

第5节  规制国家的限度：李普曼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转向

第4章  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实践的兴起（1877—1917）

第1节  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实践的初兴（1877—1900）

第2节  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实践的凯旋（1900—1917）

结语  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兴起的双重遗产

参考文献

后记
4、章节选摘
本书在时间跨度上，主要研究1877年以来至1917年这个中时段的美国从传统质朴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复杂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在研究内容上，拟以政治社会学家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的“社会中的国家”为研究进路，梳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美国历史上发生的进步主义运动与规制国家的根源、发轫与兴起的历程，进而探究其复杂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以便更好地理解今日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进步主义运动”是指该时期美国，甚至是自内战结束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主要由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发起、各阶级广泛参与的、各种复杂多元的社会改革运动与思潮，旨在批判、限制、改造乃至反对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换言之，本课题中的“进步主义运动”与美国历史研究中习惯使用的该术语用法有三点不同。其一，时间跨度更大。以往的研究，“按照阿瑟·林克的意见，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各种改革运动便在各个领域展开，但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将1900—1917年这一时期，称为‘进步主义时代’。……众所周知，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西部各州的改革趋向即甚为明显，后来又得到共和党反叛运动的推动，在平民党运动中达到兴盛。1896年，平民党合并入民主党；与此同时，各种改革细流开始汇聚于同一渠道，形成汹涌浩荡的大潮，到1901年前后，终于席卷全美国。1905—1916年是进步主义运动最活跃的年月，改革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此期间取得的。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举国的关注转移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来，政府政策也进入战时的运转轨道，进步主义改革的高潮已然过去”。部分是出于研究方便，部分是缘于中国学者的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美国中心观，“冷眼向洋”，更加客观地研究这段历史，本课题的时间起讫为1877年至1917年。1877年，既是美国重建时代结束之时，即1877年大妥协，同时也是美国最高法院宣判“芒恩诉伊利诺伊”案（Munn v. Illinois）与1877年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之际。“芒恩”案的宣判，不仅意味着美国迈入转移支付型社会（transfer society）的第一步，而且“确立了政府作为一项制度除了旨在保护公民权利外，还要推进公民的经济福利”。该案是“公共规制私人企业斗争的分水岭”。换句话说，这是美国从消极无为的限权国家走向积极有为的规制国家的重要一步。而“1877年夏天发生的铁路大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骚乱导致了美国数个地区的人员伤亡与破坏行为的发生，而且只是在联邦军队到来帮助州民兵后，才得以压制住”。这就迫使美国政府要调整自由放任的立场，规制工业化进程中的劳资冲突。其二，包容的社会运动相对更广，涵盖了重建结束以来到1917年这40年间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批判、限制、改造与反对资本主义的重大社会改革运动。唯有在实践上往前回溯10年左右，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主义者在种族主义、本土主义等方面所具有的退步的、病态的、非自由主义（illiberal）属性。其三，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角度，基于社会中国家的研究路径与理念，既注重社会运动与规制国家的内在统一性，也强调二者的差异性。传统的研究中，往往侧重于二者的统一性，容易造成在社会运动与政治改革尤其是规制国家之间画等号，不利于我们“找回国家”。“规制国家”是指该时期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通过国会立法、行政监管、司法审判等手段，对社会中的组织（特别是企业）和个人行为进行相对积极的规范与约制，对社会冲突进行适度调处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实践。对此，美国学者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写道：“当代美国政治中弥漫着一种‘国家意识’。它是对超出我们直接控制并侵入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一种带有强制力组织的感知。我们称这种组织为‘行政国家’‘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法团国家’（corporate state）‘后工业国家’‘规制国家’‘福利国家’，但我们还没有对逡巡于这些标签背后的宏大的历史反讽进行考量，毕竟国家意识的缺失一度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伟大标志。”而有关规制国家的基本功能，麦迪逊似乎早在《联邦论》中就有论析：“人类相互为敌的秉性如此强烈，没有实质的敌对因素时，最为琐碎、凭空想象的差异，就足以挑起人们的对立情绪，激发人们投入暴烈冲突。然而，党派活动最为常见、最为持久的根源，在于千差万别、互不均等的产权分配。有产者和无产者，总是形成社会中各不相同的利益。放债的人和欠债的人，相互排斥。拥有土地的人，制造业业主，经商谋利的人，以钱赚钱的人，还有许多次要利益，作为文明国家的必备，成长起来，分化为不同的阶层，活动中展现出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为这些千差万别而又相互交织的利益，制定规则，成为现代立法的首要任务，在政府必要和正常的运作中，势必卷入党派精神。”换句话说，规制国家的核心就是通过制定规则，政府与国家对相互交织又彼此冲突的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进行规范与约制。也就是说，国家的规制活动与功能实际上自国家与政府建立之时就已经存在了，但直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工业社会转型之时，现代规制国家才逐渐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