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leen Hilliard：旧南方的奴隶消费：一把双刃剑

旧南方的奴隶消费：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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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Kathleen Hilliard / 译 李致远 / 校 杜华

 

 

Kathleen Hilliard，爱荷华州艾姆斯州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著有《奴隶主，奴隶和交换：旧南方的购物权力》（2014）。她的这篇论文源于这本书和她现在正写作的《打碎镣铐：由内战和解放催生出的革命政治，1860-1867》。

正文

    当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后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冬天的时候，南部邦联的里士满人民已经对周边田地里呼啸的炮声感到习惯了。市内的报纸城报提醒道，位于波托马克河波拖马克河的敌军正持续不断的威胁着邻近的彼得堡彼得斯堡。要是在三年前， 人们可能因此而发出烦闷而低沉的长叹，但这会儿人们已经对长期的围攻感到家常便饭了。在1864年12月，除了战争的咆哮似乎还有其他的声音也让人感到不安。数十年来，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州首府）的繁忙拍卖行里，牲畜、家具和人类的灵魂都被作为财产不断地被交易着；成交小锤不断挥舞着，敲响着，宣告着一些人的欢乐和一些人的悲剧。但现在，辉格党们和检查员警告道，拍卖行的交易正呈现出一些完全的不同的事情。许多征兆显示，战争之前一直把黑人们隔绝在他们“应当位置”的障碍正在被打破。这时被奴役的男人和女人已近习惯于聚集在拍卖会上操着“粗俗到难以入耳的话”交谈，“甚至当着白人妇女的面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那些“先生们小姐们”被迫在拍卖会上与这些奴隶竞价。这些被奴役的男人和女人们“肆意妄为地抢占着最有牌面的好位置，甚至还索求拍卖商的首肯”。当里士满的白人们正变卖他们的财产以求在这困苦的日子里收支相抵的时候，这个城市中的奴隶们反而正在购物。

    尽管报纸对此三番五次的警告，但南方的白人已经不再对浏览商品的奴隶买家感到稀奇了。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的奴隶都通过参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说的“内部经济”，来出卖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购买商品，赚取钞票，借债。这些被奴役的消费者会再完成主人安排的工作之后或间隙中购，以为他们自己和亲人寻求物质上的舒适;将自己与同胞区分开来;更可以在这个无时不刻不在奴役他们的世界中去获取一些象征着自由的标志性物品，这一点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奴隶主尽力消弭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甚至有些时候直接禁止奴隶购物，但更多时候奴隶主总以希望可以操纵奴隶的购物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在老南方，不管是奴隶购买一块薄荷糖，一条丝绸，或一块偷来的手表还是为自己赎买自由，都揭示着事关主奴关系核心的脆弱政治。

    奴隶是怎样赚钱的，他们又买了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一个奴隶是在哪里被奴役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南卡罗来纳州低地区和乔治亚州这两个大米种植区，被奴役的男男女女们通常是按照“任务系统”来劳动的。在这种制度中，种植园主和监工给每个奴隶劳工安排每日的任务，比如去耕一块田或是去舂一大堆米。当奴隶完成了被指派的任务，他一天份内劳动也就结束了。毫无疑问，即便奴隶们每天在令人窒息的致命环境中辛苦劳作，但仍有一些奴隶还是能够提前完成每日的任务从而赢得一些他们自己的时间。一些奴隶会在奴隶主允许的地方种植一些自己的作物来作为每天饮食的补充或者拿来换一些东西。其他一些奴隶会利用空余时间制作一些扫帚篮子。还有一些会为他们的主人或者社区里的其他人加班，以挣得一点宝贵的钞票来买一些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棉花和烟草种植区，奴隶通常在监工的严密监视下从日出工作到日落。然而在许多地方，有把星期六下午和一整个星期天作为奴隶们自己支配的时间的惯例，奴隶们可以跟低地区的同胞一样，利用这些白天的时间来赚一些外快。 

    被奴役的男女们如何处理这些钱或借款，以及这些举动所蕴含的意义，都对奴隶制形成了挑战。在一个奴隶主只会施舍最基本的食物和衣物的世界里，奴隶们最常把钱用来补充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增加食物和衣物的多样性，有时也用这些钱来获取一些禁止的物品，参加一些禁止的活动。供应补给品是我们理解奴隶消费的基础。那些在奴隶主看来的贵重的好东西，在奴隶眼中却是粗燥的普通物品。一个曾被奴役过的女人回忆道，她和她的家人“除了粗衣糙饭之外一无所有”。教育家、前奴隶布克·T·华盛顿特别评论了奴隶的服装，回忆自己当年所穿的衬衫时说：“这衣服又粗又硬，穿上去就好像有数以千计的针在刺我的皮肤”。当奴隶知道他们主人的物质生活跟他们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之后，这些痛苦就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了。奴隶抱怨道：“这些鞋子又旧又破还没有内衬，硬到几乎难以穿着走路”。而他们则看到他们的主人穿着华美的服饰和由“柔软的小牛皮”制成的鞋子。在食物上，奴隶们同样注意到了显著的不同。一个妇女回忆道：“头等的面粉被用在主人的享用”，我们奴隶只能用“边角料”制作面包。”

    所谓的“内部经济”使奴隶们试图弥补这一物质生活上的鸿沟机会。苏珊·麦金托什回忆道，主人们提供的那些“劣质粗糙”的鞋子，远远比不上与她和同伴们所买的“印花棉布、平纹细布、好鞋子、裤子、外套等其他在周日所穿的衣服”。[[i]]逃奴查理斯·比尔在他1859年的自传中以更细致的方式描绘了奴隶们确定消费优先级的过程。根据比尔的描述，奴隶把所挣到的一些钱花在了购置一些他们可以支付的必需的抑或稍显奢侈的小物件上。就比如他们会花钱买一些糖，糖浆，还有一些时候会买几磅咖啡供他们的家庭享用；其他一部分的钱会去购买一些过冬用的衣服；那些“受诱导的坏奴隶”会拿他们工资中微小的一部分去买点烟卷，不出意外的话还会加上一瓶朗姆酒。

    大多数奴隶的购物都能反应出这种必需品、奢侈品和潜在的危险品之间的张力。奴隶主对奴隶们拿钱买酒深恶痛绝，抱怨这种行为造成了种植园里的混乱，妨碍生产。但回忆录、奴隶们的自述，还有法庭记录表明，朗姆酒和其他酒的消费量非常高。

    在这样一个急速发展的市场里，寻找出售的商品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商店的商人非常乐意赚奴隶的钱。在城镇和农村地区，店主们会向当地的立法机构请愿要求延长交易的时间，以推动奴隶来购物，在圣诞期间尤为如此。艾斯特·戴维斯是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她在描述往昔的节日时光时，忆起“有三天是专门为黑奴们准备的”卡姆登商业区。商人们竞相争夺奴隶顾客：“有几个商店就是专门为这种交易开的，他们的生意也非常的红火。”她还补充说，确实，“这些小生意的基础就是一些库存商品的小店，它们存储的物品包括五金、陶器，珠子、黄铜首饰，白棉布，印花围巾，手帕，糖果等等。”

    我们所了解的奴隶购物往往是一些传闻逸事，而那些四散在乡间小商店和偏远乡镇的账簿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瞥奴隶们到底是怎样购物的机会。分布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州的六家商店在内战前的记录，显示出被奴役的买家拿辛苦赚来的钱买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他们买的最多的是布匹和缝纫用品，比如白棉布、麻纱、平纹细布，衬衫料子，偶尔还有一些丝绸。他们还会买一些成衣和配饰，像鞋子、帽子、便帽、外套、裙子、披巾、衬衫、领带。他们还购买事物，比如酒精、白糖、糖浆、面粉、咖啡、大米、香料、黄油、起司、熏猪肉、糖果、蛋糕和茶。餐具、洗漱用品手表和工具同样吸引着奴隶们的钞票。

    奴隶不局限在那种老字号的商店购买商品。小贩们从一个农庄游荡到又一个种植园，不断售卖小饰品、小糖果、小蛋糕经常还有一些酒。更让奴隶主们头疼不已的是奴隶们总是会通过蓬勃发展的地下交易网络购买脏货。奴隶主对种植园商店频繁遭受盗窃感到烦恼不已，他们注意到奴隶们会拿偷来的玉米、棉花、熏猪肉换他们想要的商品或者直接换钱。因为手表太昂贵了，奴隶们很难通过合法的交易获得它，这就使手表在脏货交易中极为抢手。这突出体现了脏货交易的一个重要特点。奴隶们发现钟表确实值得拥有，不仅仅因为它很有用，更因为钟表是富裕和地位的象征。换句话来说，钟表是用来显摆的。但是，太公开的穿戴或使用这样的脏货，又有被发现或惩罚的风险。奴隶买家们可能会改变所购物品的外貌，比如去掉原有者的标志，或者他们剪掉衣服上的一块布，或者把物品藏起来以备将来之需。

    作为消费者，奴隶们挑战了奴隶主对他们的控制。事实上，奴隶主一直与种植园商店的盗窃损失和由过量饮用朗姆酒导致的失当行为作着斗争。然而，对那些一心要控制奴隶的男女而言，拥有钞票的奴隶和试图赚取这些钞票的销售商对他们提出的挑战，要远超物质层面。历史学家们认为，奴隶在“内部经济”中的参与其实是一种反抗，既通过购物获取财产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挑战了奴隶作为财产的身份。选择意味着具有能动性，而能动性是对奴隶主统治的破坏。

    上述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因为奴隶的消费行为的确使奴隶主感到紧张。既然奴隶消费者带来了危险，那么奴隶主为什么又允许他们购物呢？1860年，种植园主詹姆斯·古德洛在《南方耕种者》一书中给读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他煞有介事地问：“奴隶想要钱干什么？”“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他肯定曾经想过，“一个有钱的的奴隶对我自己有啥好处？”其他很多跟他一样的人肯定也这样想过。有人认为，一个拥有猪或鸡的奴隶不会逃跑。其他一些奴隶主希望财产所有权可以激发奴隶们更加努力地为他们自己进而也就是为他们的主人工作。还有一些奴隶主猜测，允许奴隶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花些钱，可能可以弥合因为生活的其他地方受到约束而产生的不满。这些奴隶主希望迎合奴隶的消费过程，并将其转变为一种管理工具。

    但是奴隶主怎样才能既利用奴隶的购物行为，又能在表面维持对此的一定控制呢？在农业杂志和种植园纪录里充满了他们的“谋略和伎俩”。奴隶主长期以来都在争论是否值得在节日期间给予奴隶一些“奢侈品”作为给他们的好处。这些奢侈品包括，额外或特殊的食物，像丝带或折叠小刀这样的小物件，额外的一点烟草，甚至包括少量的酒。但是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我们发现奴隶主们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策略进一步推进了，他们把引入奴隶购物这样的“自主选择”——或者说幻觉性的“选择”，将其作为一种压制长期积累的不满的方式。

    例如，古德洛曾建议奴隶主允许监视下的购物出行。“把你的黑奴带到最近的干货店（不要让他们单独去）并让他们选择那些符合他们财力东西。”他建议道。他还试图说服奴隶主们为奴隶付账：“要总是对那些履责最好的奴隶给予些大方的奖励。”其他一些奴隶主采用了更加轻松的方式，他们允许奴隶拿他们自己的钱去买东西，只限制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一些奴隶主甚至特意把钱交给奴隶手中。比如，佐治亚洲的种植园主詹姆斯·唐恩在他的年末庆典上经常为好行为设立了一个“付账日”。被奴役的男男女女们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笔钱记在唐恩的笔记本上，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每当他们有了违纪行为或造成财产损失，就会被扣一些钱。唐恩在《南方种植园主》向读者说道，让他开心的奴隶“都带着一个装满着银币的口袋走了”。这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注脚，他说“我总是拿银子为他们买单”。

    或许经营一家种植园商店就是控制奴隶购物的最好方式。在1836年的《南方内阁》里曾有报道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奴隶主会在种植园商店中储备些商品，“大部分是像为了满足奴隶们的需求”，并会“以成本价”卖给他们。就像佐治亚州的奴隶主汤姆斯·克莱解释的那样，这样的体系有很多好处。他说，“奴隶们的舒适有了提高”，并且这也“打消了奴隶们去买酒商店的冲动”，最重要的是“这还给了奴隶主一个判断每个奴隶是否节俭绝好机会”。这同样是奴隶主监视且批评奴隶消费的良机。奴隶主们把自己想象承得体经济行为的楷模，因而他们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奴隶的消费选择的说教。奴隶主们认为黑人浪费了他们的钱或者购买了与他们简陋生活比起来不切实际的东西。他们还嘲笑奴隶挑选的衣物又俗气又花哨。更糟糕的是，奴隶不懂得怜惜仅仅一美元的价值，而给了小摊贩利用他们缺乏消费者意识的机会。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奴隶主通过指责奴隶消费者的无能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

    购物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获得想要的商品。“内部经济”的焦点是政治斗争，消费行为深入地嵌入到悲惨而复杂的主奴关系之中。没有什么比奴隶购买自由这一最宝贵和无形的商品的问题上更能体现上述观点了。即便货物交易彻底打破了奴役的链条，但是选择购买一个人自己的身体，仍然证实了奴隶作为动产的地位。这个悖论困扰了不少人，但是对现实的烦忧和对获取公正劳动报酬的渴望驱使很多奴隶去加班加点的工作、存钱、并制定旨在让自己获得自由的计划。这种自我赎买都是精心计划过的。奴隶会想，在市场上，与自由黑人比，他们的劳动力值多少钱呢？他们是应该先让自己获得自由，还是应该等到攒够的钱把亲人一起给赎买出来呢？奴隶主会不会拒绝他们的赎买或者肆意要价超过他们能拿得出手的钱呢？攒这样一笔数额巨大的钱是那么困难，为什么不拿这钱直接去买些食物和衣物让日子过得更好呢？大多数时候，这些问题也不过就是些好不实际的想法，因为只有很少一批奴隶尝试去赎买自己。然而，即便奴隶们过着最简朴和贫穷的生活，他们心底里也一定非常珍视从消费中产生的最为鲜明且具有政治颠覆性的想法。 

    对奴隶主和奴隶来说，“内部经济”既挑战着奴隶制又支撑着这个制度的存在。1860年的南北分裂让“内部经济”这把双刃剑更加锋利，并把南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拖入了危机。作物的歉收和联邦政府封锁的收紧，使商品开始变得紧缺。奴隶主阶层勉强维持了收支平衡。奴隶们在战争中受罪，但是也意识到机遇的来临，就像里士满拍卖行的奴隶所表现的那样。在一个日趋崩溃的政权中，为“讨生活”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交易和分配网络。那些看起来毫不重要的交易摧毁了旧时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成千上万面临重压的社区中重建了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网络。购买和出售农作物、商品、钞票和劳动力的行为将会重塑南方的自由图景。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本身无好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