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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数字史学要面对的问题

更新时间  2019-08-26 作者:王涛 南京大学

中国史研究与数字史学的结缘,或许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他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鼓吹“历史统计学”的概念。在最近十年,中国史研究已经在数据库建设、量化史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面对这样的学术状况,不禁令人感叹,在数字史学领域,世界史学者的身影在哪里?

实际的状况或许并没有那么悲观。笔者现在愈发觉得数字史学的范畴极为广博,并不是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一定要使用量化方法,结果的呈现上特别倚重可视化,才配称数字史学。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甚至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傲慢。可以肯定的是,在研究实践中,任何使用了电脑技术的协助、享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感受了数字化数据的开源,都能理直气壮地称自己的工作属于数字史学。所以,哪怕你不过是在研究工作的前期使用搜索引擎检索了一下关键词,利用图书馆的专题数据库查阅了电子化档案,在Excel的程序里绘制了一张电子表格,你就有理由把自己纳入数字史学工作者的行列。

当然,比照中国史同事在数字史学领域的深度参与,我们也期待着世界史同行能够与这个新天地有更多亲密接触。笔者曾经在之前的文章里憧憬,在数字史学的配置下,中国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将诞生更多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发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声音。这份美好的未来仍然可期,但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克服。

对于世界史研究如何介入数字史学的广阔天地,我们可以从美国史学界的发展状况中得到启示。不得不说,在国内史学界还在犹豫要不要数字史学的时候,我们的美国同行们已经在考虑如何做出更好的数字史学成果了。这当然跟美国学界更早就开始讨论数字史学这个概念相关。美国数字史学的先驱人物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思考数字史学的有效性。在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下,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简称AHA)的官方新闻期刊《历史学展望》(Perspectives on History)于2006年开辟专栏报道与评论数字史学研究的相关活动。此后的学会年会上,不定期有出现数字史学的讨论版块。为了满足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日益需求,学会于2014年始更是在年会上设置了数字史学工作坊,提供各种层次的技能培训与资源共享。

王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数字史学要面对的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简称OAH)主办的学术杂志《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则从学术上对数字史学给予支持。我们都知道,美国学术杂志的一种通行做法是,在每期刊物上除了刊发专题学术论文之外,还有大量的书评。这是同行评议的重要体现。从2013年开始,《美国历史杂志》在传统的“学术书评”(Book Reviews)之外,辟专栏“数字史学评论”(Digital History Reviews),对数字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评议,这表明数字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已经相当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数字史学已经融入了美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就如同环境史、全球史、军事史一样,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近6年来,该专栏发表了评论文章101篇(截止2019年第105卷第4期),先后点评超过一百多个数字史学的研究和项目。通过对这100多篇学术评论的梳理,我们得以掌握数字史学在美国历史学界的整体发展状况,而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特质,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能够带来有益的启示。

由于《美国历史杂志》是美国史研究的阵地,所以“数字史学评论”涉及的内容也是美国历史的案例。但是,从主题上看,评论关注的历史议题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劳工史、殖民史、军事史、艺术史、城市史;从时段上看,从早期美洲史、内战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以至于有现当代美国史都有涉及。其广度和深度表明,数字史学的理念与方法已经顺利地融入到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

评论主要以介绍案例或者项目的内容为主。总体上看,赞赏的评价远多于批评的意见。毫无疑问,数字史学的任何尝试都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所以评论者不会吝啬褒扬的词汇。尽管没有尽善尽美的项目,或多或少都存在瑕疵,要么是内容上的讹误,要么是技术呈现上的不足,但评论文章保持了相对正面的积极肯定。即便是批评意见,也是建设性的,期望后续的工作能够得到改进。之所以在《美国历史杂志》中会出现这种一团和气的评议,主要在于评论者十分清楚,在当前的技术条件和学术环境下,完成一个数字史学的项目是极其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所以,面对一个完成度极高的成果,溢美之词既是对实践者的表彰,也是对后来者的鼓励,总体上是为了数字史学学术共同体的进步。

由此观之,以鼓励为主是美国历史学界对数字史学的基本立场。美国历史学界早就跳出了对数字史学简单质疑的状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项目的实践过程,甚至在积极反思,为什么数字史学承诺的各种便利、高效、令人兴奋的学术前景,近10年来还没有实现?《美国历史杂志》的“数字史学评论”突显了数字史学在美国学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话题,远比国内学界对数字史学的态度更令人期待。

当然,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去考察“数字史学评论”中涉及到的实践案例,还可以看到更多细节,甚至找出理解数字史学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学术语境中)遭遇困难的原因。

首先,我们发现大部分数字史学的项目,都以历史资料整理为主。史料毫无疑问是历史学研究之根本,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金律,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在兰克的时代,以至于在数字化的时代,莫不如此。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学界在最近十几年的数字史学实践,其实跟前数字化时代欧洲传统历史学家编辑整理《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在本质是一样的。只是,那时的学者完全凭借脑力与体力进行工作,最终的史料汇编很难实现全文检索;而且囿于技术,学者对史料的理解局限在文本材料的层面。而现在的学者借助电脑科技,可以对包括文本、照片、绘画、声音等多维的素材进行整理,不仅扩大了史料的范畴,而且很多数字化的史料集都支持全文检索,全面提升了我们使用史料的效率。这是数字史学带来的巨大优势,但劣势也同样明显:完成类似的文献数据库的制作需要更多人力成本,包括了拍照、扫描、录入、校对等繁琐工作流程。所以,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史的数字史学案例的评论中,我们往往能够读到这样的高频词,如昂贵、众包、协作等,这不仅是数字史学无法摆脱的属性,也是类似项目很难铺开的原因。

然而,中国的数字史学项目,如果像美国史学界那样以“电子化”历史文献为主的话,那么至少对于成长期的中国学者而言是毫无吸引力的,因为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看,这样的工作耗时耗力,而且还不能被看作科研成果,在现实中也很难具有操作性。正如美国的数字史学同行也表达过的那样,数字史学的项目动辄数十万美元的投入,以年轻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要申请到持续、稳定的基金来完成项目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其次,大部分数字史学项目兑现了免费开源的宗旨。在数字人文的世界里,开源是一种至高的理想状态。数字史学项目耗尽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做出共享的产品,这是互联网开放精神的绝佳体现,项目主导者的身份决定了免费午餐的可能性:大量项目得到了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支持。这些具有半官方性质的项目,注定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图书馆、博物馆本职工作就是保存、传播文化遗产,他们选择数字工具进行资料归档,是其分内工作的自然延伸。所以,国内的世界史学者并没有这样的资源和渠道参与类似的项目,也是国内世界史学界对数字史学项目没有太多热情的重要原因。中国史的同行们,如果要找一个数字史学的项目起步,应该可以从与图书馆、博物馆的合作开始。

最后,数字史学的项目体现了它们作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特质,换句话说,数字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肩负为学术研究服务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数字史学的项目指向教学和科研,为学生(甚至高中生)、教师以及研究者提供便捷的原始资料来源。另一部分项目,要么是致力于开发方便历史学家使用的研究工具,要么凭借网络优势,聚合知名专家共同编撰电子版的教科书、历史教学的在线测评系统。这些成果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论文,如果介入数字史学,则意味着牺牲一部分学术产出,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有做好准备吗?

另一方面,数字史学的项目离不开传统研究的支撑。不少数字史学项目的学术架构其实来自传统研究成果,比如“图绘占领区”(Mapping Occupation)或者“描绘衰败:圣路易与美国城市”(Mapping Decline: St. Louis and the American City)这两个项目的主体内容,基本是传统学术成果的电子化版,至多是将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原始材料、数据、地图等一手文献全部放在互联网上,而且可以自由下载;而这些项目又采用了不同于纸媒的线性书写,因此增强了互动性和原始资料的开放性。所以,投入数字史学领域,并不表明可以放弃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一种研究既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又要求双倍的努力时,显然会让新来者有所犹豫。

王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数字史学要面对的问题

王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数字史学要面对的问题

数字史学的理念要落实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必须克服前面提及的问题。然而,笔者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数字史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提出不走寻常路的假设,还能够帮我们解决传统研究无法化解的难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张生教授曾经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历史书写要体现“空间”要素,这是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笔者看来,恰当地引入数字史学的方法,是让空间因素呈现出来并助力历史研究的手段。“数字史学评论”中的大量案例,就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平台,把时空分析完美地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史学方法的多元。

原文责任编辑:王浩斌

Copyright ©本文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转载略有改动。感谢作者与《南京大学学报》授权!篇幅有限,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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