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历史中的地域、空间和地点

酷儿历史中的地域、空间和地点*

Timothy Stewart-Winter，2017年12月2日

许谌欣 林欣杨 李照珂 程筱婧 译，焦姣 杜华 校。

(本文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ARAC）与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博客“Process”合作的翻译项目的第二篇。我们将通过这个栏目，向读者介绍美国历史学界的最新进展、前沿话题和研究资源。近期推出的第一系列由武汉大学世界史试验班的同学志愿翻译。)
原文链接:http://www.processhistory.org/stewart-winter-region-space/

写有“Y’A MEANS ALL,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贴纸被粘贴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Chase和Biddle街道交界处。

——2017年6月2日，Elvert Barnes摄

(来源：Elvert Barnes via Flickr and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Attribution-Share)

大多数“酷儿”并不是成长于有此倾向的家庭和社区，这决定了地点、地域和移民因素在LGBTQ发展史中的作用。人们在应对自己与规范的差异时，会采取他们认为可行的、有吸引力的策略，而所谓的规范通常是被历史语境所塑造，其中包括种族、阶层和性别结构，这些因素又都与地域相互交织。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同性恋解放运动活动家们就主张说，男女同性恋者应该向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社区公开自己的“不同”之处，哪怕是冒着不被接受甚至是被驱逐的风险。在这场运动最具影响力的宣言书《同性恋宣言》（The Gay Manifesto）中，卡尔·威特曼（Carl Wittman）这样写道：“旧金山是同性恋者的难民营，我们从全国各地逃离，来到这里。正像这世界上所有其他的难民一样，我们前来并不是因为这儿有多棒，而是因为别的地方实在太糟”。 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是历史上第一个被选入旧金山监督委员会（the 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的同性恋者。他在著名的演讲中曾经提到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市的年轻同性恋者给他打的电话，这个孩子象征着美国广大的乡镇和农村中孤立无援的同性恋者，让他们变得“可见”正是米尔克的使命。

自从酷儿历史这个分支出现之后，历史学家们就试图超越一个过于简单的设想——酷儿文化到底存在于何处。的确，很多研究LGBTQ历史的关键性著作都聚焦于纽约和旧金山，探究这两座城市为何、如何变得全国瞩目很有意义，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研究的地方。然而，大多数LGBTQ人群居住在其他地区。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指出，在1970年，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只占全美总数的百分之四， 在《达姆龙地址簿》（Damron’s Address Book）这一全国最全的LGBTQ地址名录上，大概只有全国10%多一点的同性恋酒吧位于纽约和旧金山。我在关于芝加哥的那部书（此处指《酷儿势力：芝加哥与同性恋政治的兴起》）（Queer Clout：Chicago and the Rise of Gay Politic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6）中提到，正是由于同性恋群体在20世纪后期向城市移居，才赋予了第一代同性恋政治明显的城市色彩，另外，此后同性恋政治史中一些关键性发展，尤其是反同性恋警察对同性恋者的骚扰和恐吓行为的减少，却发生在其他大城市里，而不是纽约和旧金山。Julio Capó Jr. 在他的新著中，把这一移民研究扩展到了跨国尺度。他强调二十世纪早期巴哈马群岛和南佛罗里达之间的劳动力迁移是高度性别化的，这种性别化移民在迈阿密的性社区的形成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长期以来，迁徙与流动一直都是LGBTQ史上的核心主题，甚至在以民族国家研究为框架的书籍中也是如此。比如说，该领域最早的专著之一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1983，John D'Emilio作，内容有关二战后同性恋运动的兴起）就高度重视地理因素，书中充满了关于迁移和回归的描述。1953年2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前往洛杉矶了解马太辛协会( Mattachine Society，美国第一个同性恋解放组织)，他在返回湾区后建立了湾区第一所马太辛分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位早期女同性恋活动家Del Martin和Phyllis Lyon（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致力于同性恋非刑化、禁止同性恋就业歧视等工作）在西雅图工作期间相识，后来她们一起搬到了旧金山。1958年夏天, 一个名叫Randy Wicker的年轻人在曼哈顿西区张贴了海报，但当他秋天回到德克萨斯州的大学后，纽约却再也没有他这样“胆大妄为”的同性恋者了。

有色人种中酷儿与跨性别者的历史表明，被想象为“同性恋空间”的城市社区往往是排外的。即便格林威治村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LGBTQ群体的安全港，但在2006年，四名来自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非裔美国女同性恋者——后来被称为“新泽西四人组”——在这里遭遇了噩梦般的一夜。她们被一名男性袭击，在予以反击后，她们被拘捕和起诉，并被媒体妖魔化为“女同性恋狼群”。检察官们在对他们的指控中附加了“帮派增强”一词 ，法庭判处她们在纽约上州庞大的监狱网络中长期服刑。该事件后来成为获奖纪录片《夜间外出》（Out in The Night） 的主题，此片质疑了纽约市“酷儿避风港”的通行形象，有力地向我们指出：我们在称纽约和旧金山为同性恋者的神圣“首都”时需要多加思忖。

新泽西四人组的案件挑战了传统同性恋历史书写中的“大都市”偏见。这种偏见认为：那些在大城市中生活富足、中产阶级化的城市“同志村”，才是展现LGBTQ历史的主要地点。这些年轻的女性因为受到监管和惩罚而被政治化，但是在纽瓦克市同性恋口述史项目的采访中，她们提到，尽管遇到了来自同学和亲属的敌意，但她们在故乡也有自己的共同体。比如，Renata Hill回忆说，她高中时代找到的酷儿群体并不是在纽约，而是在纽瓦克市区。“你通常会去Broad Street或者是Market Street的‘Gay角’尤其是在放学后的时段，所有的同性恋人群都会在那里集中……仿佛每个人都被磁石吸引到那个角落，不管是聊天，约会，还是随便玩玩。”她通常就这样和朋友一起消磨时间，“除了那天晚上，我们决定去格林威治村逛逛。”

酷儿历史领域最令人激动的发展之一，正是乡村LGBTQ历史研究的兴起。其中一些重要的著作包括John Howard在1999年出版的关于密西西比州同性恋者生活的专著、Peter Boag以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地理范围进行的研究、E. Patrick Johnson关于南部黑人男同性恋者的研究著作，还有Emily Skidmore的新书，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之交那些悄然融入全国各地的小城镇生活的跨性别者。在Just Queer Folks这本书中，Colin Johnson对于性变态和美国乡村地区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分析。Gabriel Rosenberg追踪调查了4-H俱乐部令人大开眼界的的性政治和生育政治。最近, Brock Thompson和Carol Mason在一本叙述阿肯色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同性恋历史的书籍中, 为这个重要的历史学研究领域增添了新贡献。（由于篇幅原因, 作者在此只列举了书籍）

传统观点认为，高度可见的城市同志社区是LGBTQ生活的自然模板，它界定了我们的身份和奋斗目标，而上述的这些故事则对此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1964年的文章中，英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于创造了“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这一概念，其中就浮光一现地提到了同性恋男性。Glass这篇名文将伦敦的中心区域描述作“已被中产阶级入侵”，这些区域的特点是被“极度充裕的杂货铺、小汽车与崭新建筑”充斥，到处闪耀着“富足的光芒”，她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道：“繁荣初生，如同新漆在墙”。而在提到性少数群体时，Glass用到了冷战社会科学中特有的婉话：处在（locating）这些街区的是“边缘人”，伴随着“少年犯与娼妓”而来的“大量的治安隐患”，是 “疯狂的外围者”，是其他那些居住在含糊不清的边界上的人们，那些在内城之中，“不得不留下，不得不试图在伦敦中心立足人们都被塞到了一起——为了他们自身特殊的身份，他们往往被迫支付高得离谱的房租”。他们“破旧、局促的”居所很可能因租约期满而被收回，一个接一个地变成“精致而昂贵的”住宅。

重新阅读Glass的作品使人注意到，尽管如今在许多美国人的想象中，社区搬入更多的同性恋群体将会拉高房价，但仅仅在几十年前，许多人却有着与这完全相反的想法。简言之，历史偶然性不仅塑造了空间、地点对于LGBTQ群体的意义，同时也提供了我们用来思考这一群体的特殊概念工具。

(Timothy Stewart-Winter是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历史系副教授，纽瓦克酷儿群体口述史项目主任，哈佛大学查尔斯沃伦美国史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著作《酷儿势力：芝加哥与同性恋政治的兴起》（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6）获约翰·伯斯维尔奖项。)

*译者注：酷儿，即“Queer” 。Queer是性少数群体及性别认同障碍群体的总称，而非异性恋或顺性别者。原意为“奇怪的、特殊的”。在19世纪后期，Queer被用作贬损具有同性倾向的人。20世纪80年代，Queer活动家将其重新定义为在更具同化主义的LGBTQ社区中使用的具有激进的挑衅性和政治性的替代词汇。21世纪后，Queer越来越广泛应用于描述“非正统的”性与性别认同。“酷儿艺术、酷儿文化群体、酷儿政治组织”即当代LGBTQ群体的诉求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