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来鸿｜被噤声的黑人女明星：冷战中的约瑟芬·贝克与美国种族抗争

本文原文发表在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81, No. 2, 1994）上，经作者玛丽·杜齐亚克（Mary L. Dudziak）授权，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魏崴翻译，原文版权归作者及牛津大学出版社所有，译文原题为《约瑟芬·贝克、种族抗争和冷战》。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感谢授权转载！

20世纪50年代初，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是一位国际明星，她住在法国的一座城堡里，她会穿着迪奥品牌的礼服出席音乐会，她最激进的政治理想似乎是希望有那么一天，全世界的种族都能和谐共处。这样的她，看起来好像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而，也就是在这个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取了一份有关贝克的文件，美国国务院也收集到一些关涉贝克活动的信息。它们利用这些情报传达的信息，劝阻其他国家将贝克拒于国门之外，不让她进行演出。美国政府将贝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为贝克在全世界进行巡演之时，利用自身在国际上的声望与影响力，呼吁人们关注她的祖国，也就是美国的种族歧视状况。

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使身处拉美的贝克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她为争取种族宽容而发起的一场活动，却让她成为一次行动的目标，这次行动最终将她从独家俱乐部巡回演出的聚光灯下推到了古巴审讯室的明亮灯光前。1951年，享誉哈瓦那和迈阿密的国际巨星贝克，在仅仅过了两年之后，就被古巴军警以她可能是潜在的共产主义分子为由将她逮捕。在此期间，她的政治思想没有经历任何激进的转变。于是，一场旨在削弱贝克影响力的国际行动开始成型，这表明美国及其盟友将不遗余力让冷战斗争的批判主义者噤若寒蝉。然而，更重要的是，约瑟芬·贝克发现自己处于美国冷战外交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弱点的中心位置：种族问题与美国冷战对外关系的交叉点上。

在二战结束后的这些年里，美国国家形象出现了危机。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称之为“美国的困境”。一方面，美国声称，尤其是在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作为一种政府组织形式的民主制度要优于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在各个层面的种族歧视又十分盛行。例如，对一个民主政府来说，投票权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然而美国南部的黑人却被系统性剥夺公民投票权。类似的种族主义并不是这个国家个人层面的耻辱。战后，其他国家越来越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详细讨论侵犯投票权、滥用私刑、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和反移民法案等话题，国际媒体也开始不断质疑种族歧视是否使美国式民主沦为虚伪的面具。例如，参议员格伦·泰勒（Glen Taylor）因违反阿拉巴马州种族隔离法被捕时，《上海大公报》便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这一事件没有展现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所需要的道德领导力。“美国以其‘自由传统’而自豪”，该报道指出，“美德最可靠的示范还是在美国本土”。

更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46年，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就曾报道说，苏联媒体上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文章，这可能表明苏联在对外宣传中会更突出地利用这一问题。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媒体在反美宣传中非常有效地利用了种族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们也悄悄评论说，苏联关于种族的宣传是唯一有效的，因为其中包含太多的真相。

美国政府官员格外关切这些国际批评对美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影响。正如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所说的那样：

这个国家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这对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些外国报纸和发言人一再提醒我们，我们对待少数族裔的方式不尽如人意。我们常常发现几乎不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批评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一个国家对美国对待少数人的方式产生猜疑和怨恨的气氛，是这个国家与美国发展相互理解和信任关系的巨大障碍。当引发这些猜疑和怨恨的原因被消除时，我们才能拥有更好的国际关系。

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美国政府发起的有关民权的活动，处处体现着对种族歧视影响美国外交关系的忧虑。美国最高法院的案情摘要和美国政府报告不断指出公民权利问题所具有的国际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非裔美国人在国际观众面前批评美国种族歧视的行为，更是雪上加霜。当歌手保罗·罗贝森（Paul Robeson）、作家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等人在国外谈论美国的种族问题时，他们激怒了美国政府官员，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在给一个本就已经非常棘手的问题火上浇油。国务院可以，也试图通过派遣发言人到世界各地发表针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正确言论，来消解批评者对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正确的说法”是：是的，美国确实存在种族问题，但只有通过民主进程（而不是共产主义），才能实现非洲裔美国人心中最理想的社会变革。因此，他们觉得，如果这些麻烦制造者老实呆在国内，事情就容易多了。20世纪50年代初，罗贝森、杜波依斯和民权大会（Civil Right Congress）主席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的护照被没收，因为他们出国旅行“违背了美国的最佳利益”。

艺人约瑟芬·贝克将一个特殊的问题摆在了美国政府面前。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巡演中，贝克严厉批评了美国的种族主义，但是美国政府不能通过撤销她的护照来限制她的旅行，因为她携带的是第二国籍法国的护照。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特殊的方法让她噤声。

约瑟芬·贝克是一位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年轻黑人艺人，她的表演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风靡一时。那个年代的法国对非洲艺术和爵士乐非常感兴趣。在法国观众心目中，贝克似乎体现了黑人艺术和音乐中蕴含的原始性能量，这种力量将给欧洲文化带来活力。

当时，美国黑人演艺人员能够扮演的主要角色带有严重的种族刻板印象。在法国，贝克不得不迎合白人对黑色种族的想象。1925年，19岁的贝克来到巴黎，她在以非洲丛林为背景的舞台上，表演了一场名为《野性之舞》（Danse Sauvage）的舞蹈。次年，在女神游乐厅（Folies Bergere）的首场演出中，贝克只穿了一条由香蕉制作成的裙子，这一服装后来成为了她的标志。然而，贝克最终彻底颠覆了法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在音乐厅里身着优雅的长袍，扮演着以前只有白人明星才能扮演的角色，从悠长的楼梯上缓步走下。

贝克在巴黎的奢华生活，与她早年在圣路易斯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克家境非常贫寒，以至于她和哥哥不得不捡拾从货场传送带上掉下来的煤渣供给家里取暖。有一段时间，她们一家六口甚至挤在一张床上。八岁时，贝克成了一个女人的住家管家，这个女人不仅殴打她，还让她和一条狗一起睡在地下室里。她很早就爱上了戏剧，这也许是因为戏剧为她提供了一种逃避早年困难生活的方式。她后来解释说，她跳舞只是为了取暖。

种族主义塑造了贝克的早期记忆。1973年，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采访了贝克，谈话中贝克回忆起了1917年种族骚乱的经历，当时只有11岁的她，感慨万千。这场发生在东圣路易斯的骚乱是暴力和致命的，以至于多年后贝克在她的自传中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能清晰描述她在逃离这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之时，所目睹到的暴行。当时，暴乱发生在密西西比河对岸的东圣路易斯，而贝克的家就在那里。暴乱的记忆让贝克刻骨铭心；她非常的惊恐，以至于每当她回忆起那场暴乱的时候，她仿佛还置身于现场一般。

在巴黎，贝克过着令人心驰神往的生活，没有种族歧视般的侮辱，也没有种族隔离式的喧嚣。和许多其他非裔美国人一样，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静好岁月里，发现巴黎这座城市是黑人天然的避风港湾。1937年，在嫁给一个法国人之后，贝克终于接受了她的新国家，成了一名法国公民。

在贝克的职业生涯前期，贝克全神贯注于戏剧表演，以及专注于将自己打造成为明星。1939年，法国对德国宣战，贝克的生活重心就此发生改变。利用她在意大利大使馆的人脉，贝克开始为盟国做情报工作，并花费大量时间与战争难民打交道。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军队于1940年占领了巴黎。考虑到黑人艺人将无法在被占领的法国工作，又担心纳粹种族主义荼毒，贝克开始向法国南部逃亡，并最终逃到北非。当她还在法国的时候，贝克就加入了法国的抵抗运动，并以她在欧洲的巡回演出为掩护，参与向盟国传递轴心国军队调动信息的行动。她用隐形墨水在乐谱上写下信息，然后把乐谱通过线人传递出去。后来在北非，她因腹膜炎住院19个月；还没等到大病痊愈，她就找到了为盟军表演的能量动力。考虑到她为抵抗运动所做出的贡献，1943年贝克被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授予洛林十字勋章（Cross of Lorraine）。1961年，贝克又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Honor）和英勇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以表彰战时她为法国作出的贡献。贝克之所以从事战争工作，部分来源于她对祖国的忠诚；另外一部分原因是，贝克能够在与纳粹主义的斗争中，向种族主义开战。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和寻求普世性的种族和谐成为贝克晚年生活的驱动力。

1948年，怀揣着在她生身之国获得她在法国所得到认可的希望，贝克乘船抵达纽约。在此之前，也就是1935年，贝克曾回到美国，并在齐格菲尔德富丽秀（Ziegfeld Follies show）中闪亮登场，但她收到的观众反馈却极不友好。这一次，她同样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评论界好评。她真正得到的，只是针对她的种族歧视：36家纽约旅馆都拒绝接待她和她的白人丈夫乔·鲍永（Jo Bouillon）。贝克决定亲眼去看看一个普通的非洲裔美国妇女在南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与丈夫分别之后，她化用另一个名字去南部旅行。后来，她将包括被人从火车站的白人候车室里赶出来等类似经历进行了整理，写成文字并投给了一家法国的杂志社。恢复约瑟芬·贝克的身份之后，她在位于田纳西州的一所名为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的非裔美国人学校发表演讲。她告诉听众，菲斯克之行是她来美国后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觉。这次旅行结束后，贝克告诉一个朋友，她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于帮助黑人同胞的事业。

1950年到1951年，贝克计划访问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她并没有将美国纳入访问计划之中。她在古巴很受欢迎；而此时美国的经纪人和夜总会经营者也开始对她产生兴趣。但是，贝克对在有种族隔离倾向的剧院演出不感兴趣，拒绝了他们的邀请。1950年12月，在哈瓦那的贝克收到一份来自纽约的经纪人的电报，这位经纪人向她开出了一份酷吧之城夜总会（Copa City Club）的“天价”签约，这个夜总会坐落在迈阿密的海岸之滨。她问一位美国记者：“酷吧之城是哪里？它是怎样对待黑人的？”这位记者告诉她，酷吧之城是美国最豪华的夜总会，但是黑人从来没有被允许作为客人进入其中。“那所有这些想法都是荒谬的”，她说。

第二天，酷吧之城夜总会的老板兼总经理内德·斯凯勒（Ned Schuyler）亲自拜访了贝克。他看过贝克在哈瓦那的表演，认为那是“演艺界最壮丽、最石破天惊的表演”。斯凯勒对贝克说：“我必须让你加入我的夜总会。”但是，贝克拒绝了，她说：“凡是我的同胞不能去的地方，我就不会在那里表演，就这么简单。”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斯凯勒向贝克提供了一份带有特殊条款的合同：“双方都能理解并赞同的是，任何种族、肤色以及所持任何信仰的顾客，都能被酷吧之城接纳。”另外，为了确保观众们能够打成一片，贝克请斯凯勒邀请来自纽约的各种族社会名流来参加她的开幕式演出。当她走上酷吧之城的舞台时，贝克对她的观众说，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这是我26年来第一次回到我的祖国，其他时间都不算数，因为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我的同胞可以来到这个城市观看我的表演。”

贝克在迈阿密很受欢迎。一位评论家形容她的表演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表演之一”。《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一位评论者说：“她走路像梅·韦斯特（Mae West），声音像伊迪丝·比雅芙（Edith Piaf），摇起来像迪奥萨·科斯特洛（Diosa Costel），梳着介于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和帝国大厦之间的发型，穿着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的原创服装，就像年度十大最佳着装女性中的一位。”

贝克还因坚持让观众在种族上融合而受到赞扬。纽约州众议员伊西多尔·多林格（Isidore Dollinger）在国会向贝克致敬，称她为“美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如是说道：“美国人民欠贝克小姐一句感谢。因为她成功在迈阿密海滩消除了种族隔离。这证明，在迈阿密海滩能够做到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正在遭受种族隔离制度荼毒的其他地方，同样可以做到。在我看来，贝克小姐的勇气、才华和真诚值得所有人的赞扬。”

在迈阿密海滩大获成功之后，贝克签下了在全美各地演出的合同；而且，她总是要求来自不同种族的观众能够融汇在一起，她总是住在一流的酒店。非裔美国人媒体大为赞赏贝克的努力。纽约的《阿姆斯特丹新闻报》（Amsterdam News）指出：“一项针对黑人媒体编辑看法的调查显示，对于这位明星拒绝出现在她的同胞被禁止进入的地方，人们普遍表示钦佩。”

约瑟芬·贝克的民权行动超出了演艺领域。她敦促芝加哥和旧金山的白人商业领袖雇用更多的非裔美国人。她帮助威利·麦吉（Willie McGee）的家人支付葬礼费用。威利·麦吉是非裔美国人，他曾被指控强奸一名白人妇女而被处决。她还对特伦顿六人案件的（Trenton Six Case）审判给予了关注，为这些被指控谋杀了一名白人店主的美国黑人们加油打气。贝克曾亲自尝试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赫克特百货公司（Hecht Department Store）安装一台体现种族融合精神的冷饮柜台。据《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New York Amsterdam News)报道，贝克对一位拒绝为她服务的商店经理说：“华盛顿是世界的首都，应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的榜样。”文章继续写道，“她还提醒经理，那些黑人小子正在朝鲜战场上为他们的同胞无法享受的民主而流血牺牲。”1951年5月20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纽约分会举行了“约瑟芬·贝克日”（Josephine Baker Day）庆祝活动，以表彰她为民权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

贝克的显赫地位有时使她免受苛刻的歧视性待遇，有时则不然。1951年10月，南太平洋影星罗杰·里科（Roger Rico）和他的妻子带着贝克和另一位客人贝西·布坎南（Bessie Buchanan）去纽约高档的斯托克俱乐部（Stork Club）吃晚餐。在他们都入座之后，贝克要了一份牛排。可是将近一个小时以后，食物还没有上桌，据里科的夫人回忆说：

没有一个服务员，哪怕是负责点餐的服务员，走到我们跟前。我丈夫叫他们时，他们假装没听见。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迫使服务员走到桌边，服务员问贝克小姐点的是什么菜，当得知贝克点的是牛排时，服务员马上说他们没有牛排。我们又问有没有蟹肉鸡尾酒，服务员说他们没有蟹肉。我们询问了酒的情况，他说他们还在找。当我们说要点别的东西时，他又走了。

贝克和罗杰·里科随后离开桌子给她的律师和警察打电话。当他们从电话亭回来时，一个服务员又回到桌边为贝克点了另一份菜。据布坎南说，“经过漫长的等待，他们终于端出了一块牛排。但我们都感到很尴尬，贝克小姐也拒绝吃东西，于是我们就离开了”。

贝克就此事向纽约市警方提出了投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支持她的抗议，在斯托克俱乐部（Stork Club）划出了一条众星云集的“纠察线”。执行秘书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向联邦调查局发出呼吁；他致电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要求他就斯托克俱乐部拒绝为贝克服务的事件提出抗议，因为“这种歧视……美国的任何地方都直接落入了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民主敌人的手中。那些让斯托克俱乐部成功的人绝不会赞许这样的歧视政策……这将展示美国民主的活力和完整性。”胡佛却回答说:“我认为这不关我的事。”

此后，贝克收到威胁。《芝加哥卫报》（Chicago Defender）报道说，“一些人告诉她，如果她以起诉向俱乐部施压的话，她的合同将被取消，她将被迫离开这个国家，这可能会结束她的职业生涯。”贝克回答说：“我愿意为了一个原则而牺牲我的职业生涯。如果我必须离开这个国家，我会带着我的自尊以及我所属种族的尊严全身而退。”

然而，贝克的愤怒并不仅仅指向斯托克俱乐部。与此同时，著名的纽约八卦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也在斯托克俱乐部，但不清楚他是否意识到贝克受到了歧视。在关于斯托克俱乐部事件的采访中，贝克批评温切尔没有帮助她。温切尔则对此作出回应，他首先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在贝克受到歧视之前就离开了斯托克俱乐部。

然后，他开始在他的专栏中攻击贝克。在其中一个栏目中，他挖出了美联社1935年的一篇报道。该报道宣称贝克支持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入侵埃塞俄比亚。他还散布了一个谣言，说“斯托克俱乐部的一个投诉者（和她的丈夫）帮助煽动并参与了皮克斯基尔暴动（Peekskill Riots，著名黑人音乐家、民权运动者保罗·罗贝森在皮克斯基尔举行音乐会，由此引发的暴动）”，于是他干脆将贝克称为“约瑟芬·贝克暴动煽动者”（Josephine Baker Riot Inciter）。他一度引用了《匹兹堡信使报》（Pittsburgh Courier）的一篇社论，称斯托克俱乐部事件是“有记录以来有关（种族）‘歧视’最站不住脚的案例”。“激烈的争议、喧嚣由此产生，这正是莫斯科乐于看到的事情……很难看出这些喧嚷会在总体上帮助黑人，或以任何方式推进他们的事业。”11月5日，贝克离开美国后，温切尔报道称：“对约瑟芬·贝克事件感兴趣的政府人员正在密切关注她……当他们试图再次进入美国时就会派上用场。”

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一样，温切尔也倾向于在任何对手的身上寻觅共产主义的幽影，他写信给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要求他核实有关贝克是共产主义者的指控。联邦调查局开始收集有关贝克的贬损性信息，并密切关注她是否同情共产主义。事实上，贝克更倾向于与左派分子保持距离。尽管贝克对威利·麦吉（Willie McGee）一案非常感兴趣，但当她得知这场支持麦吉的集会是由美国劳工党发起的，而且保罗·罗贝森和激进的众议院议员维托·马坎托尼奥（Vito Marcantonio）也将在集会上发言时，她果断退出了集会。坚定的反共通讯《反击》（Counterattack）赞扬了贝克的这一举动。根据《反击》的说法，贝克“不像其他艺人……她不会以争取正义和公民权利为借口暗中支持共产党。”贝克的兄弟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觉得针对贝克是共产主义者的指控十分荒唐可笑。“很难想象约瑟芬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特别是当你想到他们在莫斯科的穿着打扮时。”

与此同时，围绕斯托克俱乐部事件的争议影响了贝克在纽约卖座的能力。她变得太有争议了。当时，在娱乐圈涉及政治激进主义，等同于邀请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登门调查。而且，争议对商业活动是不利的。

1952年，贝克带着她对美国种族现状的批判踏上了拉丁美洲之旅。9月，在贝克抵达乌拉圭三周后，美国驻蒙得维的亚大使馆代理公共事务的官员向国务院报告了她的活动情况。9月25日，贝克在该国的一次露面引起了这位官员的兴趣。那天晚上，贝克的演出计划不是唱歌，而是演讲。这次活动是由世界反对种族和宗教歧视文化协会组织的，该协会是贝克为促进种族间理解而设立的，由乌拉圭文化与社会协会、乌拉圭银行家协会出资赞助。根据这位官员的报告，“在大约200名乌拉圭人面前”，贝克说“无论走到哪里，在与人们谈话时，她都能感受到上帝和她深厚的宗教感情驱使她强调反对种族歧视这一问题”。贝克首先批评了南非的种族歧视行为，然后又对美国的种族歧视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位官员称贝克是“在全世界消除种族和宗教歧视的坚定斗士”，并且他认为她的目标是“最有价值的目标”。然而，他之所以对贝克的活动如此关切，是因为他觉得“贝克关于美国种族歧视的言论完全是贬损性的，从而歪曲了美国的实际情况。

如大使馆官员所说，贝克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没有任何积极的看法。因为贝克经常用她熟识之人的亲身经历来为她的批评做支撑，她的演讲一定对她的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乌拉圭，据大使馆报告，她向听众讲述了她姐夫的故事：

在美国南部城镇，黑人不能在人行道上超过白人，而是必须绕道到马路上去。有一天，我的姐夫做完礼拜正往回走，刚好遇到一个白人和他的小儿子。后者一看到黑人，便停住了脚步，对父亲说:“父亲，您对我说，下次再见到黑鬼，我就杀了他。”于是，我的姐夫立即搬离了这个小镇。

这位使馆官员声称贝克的描述是“以偏概全的”，因为她没有提到正在取得的进展。“她一次也没有提到美国人民为消除种族和宗教歧视已经做了什么和正在做什么，”而且他还担心，贝克描述的信息已经产生影响，“很显然，她对美国黑人社会地位的分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克“在她的艺术日程允许的范围内将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到她的反歧视运动中。根据这位使馆官员的说法，她“无疑会……继续在黑人问题上歪曲美国。”因此，这位官员认为国务院应该会“对跟踪她的活动感兴趣”。

贝克的活动并不要求乌拉圭立即作出回应。只有一家当地报纸对她的演讲进行了广泛报道。大使馆认为，用“对美国黑人处境客观公正的描述”来反驳她的言论，只会让人们更加关注贝克的言论，甚至可能引发其他报纸的批评回应。不过，这位大使馆官员担心，贝克可能在其他国家吸引更多媒体的眼球；因此，他建议“相关部门最好准备一些特别的材料来抵消她的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贝克在乌拉圭较少被媒体报道，似乎要归因于美国大使馆的插手。那年晚秋时分，她回忆道：“当我到达蒙得维的亚时，媒体对我非常友好，但在我演讲之后，只有一家报纸敢发表我的演讲，他们告诉我，是因为美国大使馆官员对他们进行了友好访问，并要求他们不要发表我的演讲。”

尽管贝克对美国种族关系的严厉批评让美国国务院错愕不已，但她对社会变革的看法却并不是很激进。贝克最基础的信念是，来自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共同接受教育，相互尊重，是能够克服偏见的。正如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她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个名为人类的种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肇始于人们生活的不同环境。贝克认为，这种差异必须得到理解和尊重。她认为，“要欣赏一个朋友，必须了解他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如果一个人不能行走天下，那么他必须通过万卷书来遍知天下事。对于有色人种来说，更好地了解白人是极其重要的，而白人也应该更多地了解有色人种，这样才能避免报复情绪的产生，才能治愈仇恨的创伤”。

如果说贝克是一位古怪的种族正义大使，那么她的活动是在较为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使得她没有其他途径获得她希望拥有的影响力。在贝克成长的过程中，外交使团并不是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极度贫穷的黑人女孩有机会触及的事物。尽管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世界事务中留下了印记，但战后妇女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仍然有限。约瑟芬·贝克唯一的影响途径是通过她作为演员的社会角色。

然而，与此同时，贝克也并非是保罗·罗贝森那样的政治表演者。罗贝森会把他的政治观点融入到他的表演中；他的演唱方式和他对歌词的润色引起了军队情报人员的注意，他们认为罗贝森“设法通过他的歌曲来推进共产主义路线”。然而，贝克会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谈论正义，然后穿上羽毛礼服，戴上头饰，出席晚会。人们称赞贝克对来自不同种族的观众敞开大门；然而，一旦登上舞台，公开的政治性演说与其说是她表演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是对她表演的抽离。威利·麦吉没能被人们从电椅上拯救下来，就此与世长辞。而贝克在威利逝世的那晚，在悲痛中完成了她的演出。这个被错判为强奸犯的男孩，被执行死刑，让贝克失去了表演的欲望与心情，但是那天晚上她还是坚持到表演结束。“他们杀了威利·麦吉，我的同胞之一，”她解释道，“每个美国黑人身上都有一部分随他而逝。”

虽然贝克在她的表演中没有公开提及种族关系，但表演本身在某些方面跨越了种族界限。这个女人在一部讽刺黑人的作品中以黑面形式露面，完成了她的百老汇首秀。她用珠宝和设计师定制款礼服取代了松垮的鞋子和格子呢裙。不再是对视眼的她，开始拥有一双从睫毛膏“窗帘”后面往外看的眼睛。战后，贝克开始为美国戏剧观众所接受，这标志着一场文化转型，即20世纪20年代黑人女性的狭隘角色到可能成为明星的转变。贝克还以一种更基本的方式重新定义了黑人艺人的形象。菲利斯·罗斯（Phyllis Rose）指出：“在她的老练和高级定制服装的映衬下，她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簇都让人们注意到她的技巧，以及艺术相对于浑然天成的胜利。”与她早期的异国情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贝克现在想急切地表明“黑人并非是不加雕琢的造物”。

美国大使馆官员对约瑟芬·贝克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过于敏感，是有理由的。根据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说法，在此期间，“种族歧视对我们外交关系造成的损害越来越大”。在那些对有色人种地位十分敏感的国家里，一种“敌对反应”正在“以惊人的比例增长”。艾奇逊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声称自己是民主的捍卫者，却允许在这个国家实行种族歧视，这是虚伪的。”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的是，苏联在反美宣传中增加了利用美国种族问题的频次；到1949年，美国种族关系成为“苏联对外宣传的主题”。种族在冷战时期成为一种可以轻易用于对抗美国的武器。美国的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用民主来拯救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就必须改善美国种族关系的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约瑟芬·贝克是一大威胁。美国已经受够了苏联的宣传以及国际媒体对美国国内事件的报道所带来的外交关系问题。当贝克这样的人积极激发外国对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兴趣时，情况并没有好转。因此，美国政府尽其所能限制她的活动并对她的指控作出回应。

1952年秋天，当贝克前往阿根廷时，国务院对她的行为越来越担心。她复杂的政治立场，以及她对权势人物的吸引力，使她与胡安·庇隆（Juan Peron，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家，致力于经济独立，持强烈的反美立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贝克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她得到了驻乌拉圭大使馆官员曾经给予她的那种密切关注。她关于种族歧视的声明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多数报纸视为“戏剧性的游戏”（Dramatic Play）。贝克还升级了批评美国的措辞。据《批评家晚报》报道，在一次演讲中，贝克将美国的种族主义比作大屠杀。她说在战时的欧洲：

我遇到了成千上万来自北部和南部的美国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为民主和文明而战，而民主和文明正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许多人对纳粹屠杀犹太囚犯的消息即刻表达出了恐惧和愤慨之情。至于对待黑人方面，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仍在继续，南方人至今仍旧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罪恶行为都是正确的，都是必要的。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们是如何使这两种想法调和起来的。

根据《批评家晚报》，贝克认为，“全世界黑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与不久前犹太人看着他们被判灭绝的那片土地如出一辙。”贝克敦促全世界支持美国的民权斗争。她认为，“除非用私刑的浪潮、缺乏证据的电刑、集体性攻击行为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其他美妙之处得以止息，否则就意味着上一次战争中洒下的所有鲜血都将成为枉然。作为希特勒明面上的敌人，却看到他的胜利在美国南部成倍增加”。

贝克有时会针对阿根廷的特定种族和民族群体定制自己的演讲。当她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本裔社区成员交谈时，贝克就会谈到“一个悲惨的情况”，即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的状况。她声称，“作为一种绥靖策略”，美国偶尔会允许个别日裔美国演员或艺术家“获得有限的成功”，因为“白种人知道，稍微安抚一下日裔，白种人就可以继续当家作主”。她断言：“同样的体系也适用于居住在北美的黑人、印度教徒、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她对阿根廷的另一位观众说：“让我来向拉丁美洲的居民介绍一下放置在德克萨斯州旅馆里的那张警示牌……‘这是一个干净的地方，黑人和墨西哥人都不允许进入。’”

约瑟芬·贝克用英语发表演讲，由翻译人员译为西班牙语。美国国务院随后将《批评家晚报》的西班牙语引语翻译回英语。这样来回翻译的过程很可能影响了贝克陈述的一些语言和语气。例如，尽管国务院的翻译表明她指的是“南方佬”（Yankee South），但“美国佬”（Yankee）这个词很可能是在翻译成西班牙语时就出现了。贝克在阿根廷的演讲语气似乎更加尖锐一些，但是现在也很难考证这些煽动性的语言有多少是由她亲口说出的。

美国媒体报道了贝克在阿根廷的讲话，但她的讲话并没有受到非洲裔美国人的热烈欢迎。众议员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 Jr.）试图联系贝克，因为他看到有报道称，贝克说她曾亲眼目睹对非裔美国人实施的私刑和电刑。他要求国务院调查贝克是否发表了这些声明。鲍威尔后来在1955年第三世界领导人会议上为捍卫美国的民主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鲍威尔在回答《真理报》（Pravda）有关美国种族主义的提问时，极力主张美国的种族进步是全世界的榜样，这让他在国内登上了头版头条。尽管鲍威尔是一位坚定的民权倡导者，但他拒绝在外国听众面前批评美国。约瑟芬·贝克不像鲍威尔那样有团结一致的意愿，也许是因为她不像鲍威尔那样对他所保护的政治体系感恩戴德。

1952年11月10日，代理助理国务卿本·布朗（Ben H. Brown）写信给鲍威尔，说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未能与贝克直接对话。然后，他报告称，一名大使馆官员与贝克的秘书卡罗琳·卡拉瑟斯（Carolyn Carruthers）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卡拉瑟斯被问及贝克是否真的在《批评家晚报》发表了相关声明；她含糊其辞地回答说：“那是《批评家晚报》发表的言论，我没有说过那些话，那是《批评家晚报》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当大使馆官员问道：“我可以理解为她的话是被错误引用了吗？”卡拉瑟斯回答说：“是的。”

代理助理国务卿告诉鲍威尔说,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贝克“接受自己成为外国利益团体的工具，而这些团体对美国的不友好是出了名的,他们只对她致力于的、能让美国感到难堪的事业感兴趣”。于是，他对鲍威尔说，“尽可能快地结束种族歧视是本届政府的万全之策。”美国国务院认为，“贝克小姐与阿根廷政府和共产党支持的媒体联手攻击美国，阻碍了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

鲍威尔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贝克，他并没有理会贝克的秘书所说的，贝克的话被错误引用了这一言论。他宣称，贝克并没有回应他和国务院的问询。因此，他“被迫得出结论”，那就是“约瑟芬·贝克小姐的话没有被阿根廷媒体断章取义”。相反，是贝克“故意歪曲美国的形势”。

鲍威尔严厉地批评了贝克，称她为“制造出来的圣女贞德”。据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报》报道，这位众议员质疑贝克行为的动机。

鲍威尔暗示说，贝克小姐对黑人权利的关心是基于演出票房的考虑。他说，在她四五年前来到这里时，她在艺术上碰了一鼻子灰，当时“她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来帮助争取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

而“在没有贝克小姐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美国在减少种族隔离和歧视方面取得了进步。鲍威尔鼓励“思想健全的美国白人和黑人完全无视她……因为她说的一点都不能代表事实或公众舆论导向。尽管鲍威尔措辞严厉，但他表示，他批评贝克时“极不情愿”，因为当贝克还在美国时，他和妻子曾是贝克的朋友。

与此同时，国务院对贝克在阿根廷演讲的影响感到不安。根据一份关于贝克活动的内部备忘录，“她的工作在阿根廷受到了裴隆主义者的欢迎，他们一直在宣传反对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一名官员建议国务院采取措施“抵消贝克访问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他看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派遣一两个杰出的黑人知识分子到南半球旅行”。当时隶属于国务院的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人员开始构思这一策略，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和杰基·罗贝森（Jackie Robinson）等人都在考虑之列。

当然，他们行动得非常谨慎。一位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人员称，新闻处不能“仅仅因为贝克‘管不住自己的嘴’，就立刻拿着我们的大炮(像邦奇一样)冲进去”。这名工作人员建议新闻处将贝克的信息转发给大使馆公共事务官员，作为“机密背景信息使用”。在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进行巡回演讲之前，美国政府首先应该确保他们会说正确的话。尽管有一名工作人员推荐沃尔特·怀特，但他不确定作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主席的沃尔特·怀特会给外国观众留下怎样的印象，或者说出怎样的话，这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哈林篮球队（Harlem Globetrotters）曾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但相关工作人员“不记得当时他们是否印了表明相信美国的种族问题正在改善的文字”。哈林篮球队很受欢迎，可能会再次回到阿根廷；所以他想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能“说出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取得的进展”。

虽然他们在战略方法上有不同的想法，但美新处官员们在某一方面还是达成了共识。其中一个人说，“当然，我们应该避免任何派人去‘抵消’贝克所言的做法”。另一位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守势会让我们显得理屈词穷”。“我们不应该直接反驳贝克的指控”，第三个人指出，这种谨慎的做法“符合国务院一贯的政策，即避免做一些会让人注意到我们在黑人问题上存在弱点的事情”。为了避免突然出现一个像邦奇这样的人，直接与贝克对质,美新处官员们的建议是，“派遣一个人出席周年庆典、会议、或某些类似场合,然后剩下一些时间进行新闻采访,可能的话将这个人作为邀请对象发表演说”，这样效果是最好的。在讨论派遣一名非裔美国人工党领袖踏上对外宣传之旅的可能性时，一份备忘录强调,在派遣这样一位演说者的同时，应该强调他”作为工党领袖而不是作为黑人”的身份，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我们看起来不像是对贝克的直接回应。但是，约瑟芬·贝克在欧洲曾亲眼见过这种尝试,她认为他们这样做只是枉费力气。据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报》报道，1951年贝克在美国巡演期间：

相当坦率地表达了她对黑人作为美国政府的亲善大使来到欧洲，并试图向欧洲人民灌输黑人公民在美国一切都好这一行为的不满。“欧洲人并不无知，”她说，“他们通过阅读了解美国，通过实地到访认识美国，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种族状况相当熟悉。”

在美国国务院计划对贝克进行宣传回应的同时，美国驻外使领馆人员也开始采取措施让贝克噤声，或是败坏她的名声。贝克发现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表演越来越困难。1952年12月，她无法前往秘鲁，因为该国拒绝了她的签证申请。贝克原定在秘鲁利马演出剧院的一名代表告诉当地媒体，贝克的合同被取消了，因为她坚持在追求艺术目的的同时，表达她对种族不平等的看法。贝克说，出于同样的原因，原定的哥伦比亚之行也被迫取消。在波哥大时，52岁的贝克拒绝做出不再发表反对种族歧视演讲的书面承诺，因此决定不在此地抛头露面。

1953年初，贝克按计划出现在古巴的哈瓦那。1月下旬，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担心所谓的“进一步的反美活动”会出现，紧急发电报给国务院，询问贝克的背景信息。他们想了解贝克的“反美言论”以及她最近取消在秘鲁和哥伦比亚演出的原因；他们想要引用非裔美国人报纸上用来批评贝克的言论和个人信息，包括她放弃美国国籍这一信息。贝克结过三次婚（实际上是四次）以及她的两个丈夫是白人等信息也被曝光出来。

使馆官员随后联系了贝克计划演出剧院的所有者戈亚尔·梅斯特（Goar Mestre）以及当地的报纸。

使馆官员向梅斯特先生和部分报业人士概述了贝克小姐在阿根廷报刊上发表的对美国极具贬损性的言论。并且预测贝克可能会故技重施，利用古巴媒体，尤其是其中的共产主义元素，作为她指控美国歧视黑人的深层宣传平台。当然，这个想法也许只是空穴来风。

古巴媒体对贝克预期访问的反响千差万别。1月27日，《世界报》（El Mundo）报道了对贝克的采访，她在采访中表示，她“不仅是为黑人，也是为所有受迫害的人”而战，她的努力在拉丁美洲得到了支持。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掌控的《哈瓦那先驱报》（Havana Herald）发表了一篇社论，称贝克是“克里姆林宫和庇隆的宠儿”和“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传送带”。

但是，贝克没能及时抵达古巴参加她预定的演出。她从里约热内卢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推迟演出日期。事与愿违的是，她的表演被取消了。梅斯特说：“我们知道约瑟芬·贝克有非凡的吸引力，但我们不能不断调整我们的业务来迁就她。”据一名使馆官员所说，贝克的迟到“恰恰为她的哈瓦那雇主们提供了一个法律上的借口，他们需要在这种棘手的局面下‘全身而退’”。

只不过，贝克还是在哈瓦那现身了。2月10日，贝克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指责美国利用其影响力迫使她的合同被取缔。她声称梅斯特取消了一场预定的演出，因为剧院担心失去美国电影特许经营权。然而大使馆却说，“未能就报酬问题达成共识更接近事情的真相”。贝克和她的雇主有财务纠纷史，有时她试图要求得到比原先商定报酬更多的钱；很有可能，她与梅斯特在报酬方面的分歧是解除合同的一个因素。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美国采取行动表达了贝克在古巴可能进行演出的不满。因此，像贝克的迟到一样，任何财务上的分歧都有可能为剧院提供一个避免政治上两难局面的借口。

尽管贝克在哈瓦那的其他预定演出已被取消，一家广告公司还是安排她在2月11日的热门晚间电视节目《皇家歌舞厅》（Cabaret Regalias）上露面。然而，该机构并没有向该电视台的负责人戈亚尔·梅斯特寻求许可。2月11日下午彩排时，她来到演播室，梅斯特把她赶了出去，并吩咐看门人禁止贝克再次进入演播室。据美国大使馆报道，“从下午3点到9点半，贝克小姐穿着演出服，一直都站在大门外，显然是为了博取同情。”梅斯特对《哈瓦那先驱报》说，除非贝克站在那里“直到地狱结冰”，不然他都不会让她进行表演。梅斯特声称他“不会允许贝克小姐或任何人向他‘发号施令’”。然后，他递给了贝克一把椅子，告诉她一切自便，并且对贝克说，“如果你认为自己还能得到许可再次进入大楼，那么你就要在那里等待很长的时间了。”与此同时，大使馆报告说，“在没有她参与的情况下，《皇家歌舞厅》照常播出了。”

经过一番努力，贝克终于能够在古巴露面。2月16日，贝克在坎波莫尔剧院（Teatro Campoamor）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演出。大使馆的一份电讯称，这是一家“破旧不堪的剧院”，直到“去年它还是一个供滑稽剧表演的地方”。大使馆报告说，“没有迹象表明……贝克已经利用坎波莫尔剧院的舞台达到政治目的”。贝克也收到警告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在贝克公开演出的第二天下午4时30分，古巴宪兵便拘留了她。他们没有对贝克提出指控，而是针对她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对她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审问。宪兵队报告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贝克小姐可能是一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对她进行了质询。”宪兵给贝克拍了照，并留下了她的指纹。此外，宪兵队还要求贝克在一份审讯记录的速记报告上签字，但她拒绝了。贝克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这份声明将迫使她承认“接受莫斯科的贿赂，并从事颠覆活动”，当她签字画押时，她的照片“下面就印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字样”。宪兵队警告贝克，要她“坚守自己的艺术，不要在坎波莫尔剧院发表任何政治观点”。最终，贝克被及时释放，以便在当晚的演出上露面。

就艺术和政治层面来说，古巴之行“激起的涟漪”远没有贝克希望的那么大。在贝克离开古巴后，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认为“贝克小姐的古巴之行对她的事业而言毫无益处”，认为贝克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总而言之，贝克小姐对古巴黑人的影响完全可以称之为沧海一粟：“黑人报刊不理睬她，黑人社团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大使馆还报告称，一位古巴当地的报纸编辑“向使馆官员解释说,在过去的几年里，古巴黑人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古巴黑人现在意识到美国在消除种族歧视的征程中取得了真正的进步”。

在访问古巴之后，贝克计划在海地露面。因为海地是一个黑人国家，所以对美国国务院来说，贝克的海地之行带来的问题更为棘手。在期待贝克到访的同时,海地的总统府部长、代理外交部部长莫克莱尔·泽菲林（Mauclair Zephyrin）,打电话给美国驻海地临时代办，表示了对贝克的访问可能给美海关系制造麻烦的忧虑，并且希望了解代办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代办向泽菲林报告称，“我不知道该如何限制贝克小姐的言论自由，也不知道该如何恰当地评估这次访问的合理性”。他补充说，贝克“过去的声明表明她对共产主义目标是友好的，但我不知道她是否是共产主义者”。代办承认，贝克所说的有关美国种族歧视的一些事情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最后，他告诉泽菲林，海地政府必须积极应对约瑟芬·贝克的到访。

三天后，也就是1月27日，泽菲林部长给代办出示了一封他写的信，这显然是写给贝克在纽约的经纪人的。泽菲林写道，“海地非常欢迎贝克的到来，但是她应该清楚地知道，她不应该用反美言论来让海地政府难堪，因为这会破坏美国和海地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他还评论说，“海地有自己的种族问题，而马格洛（Magloire）大总统的政策是把这些问题抛到脑后，如果此时贝克把这些问题提到台前，他是不会欣赏的。”

在琢磨上述信件内容时，大使馆公共事务官员指出，“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贝克小姐是白人妇女，问题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她无疑会被拒绝入境。然而，由于贝克小姐是黑人，而且是好战的美国黑人，是黑人的发声者。如果贝克小姐没有得到进入这个黑人共和国的许可，反美和反白种人的海地人将会群起抗议”。

该官员总结说，“尽管海地政府意图良善”，但美国大使馆可能会面对“不愉快和尴尬的公众宣传，这极有可能会抵消美国驻海地官员过去为改善关系所做的积极努力”。尽管大使馆很可能“看到他们的许多‘朋友’受到贝克小姐的蛊惑，并受到相当多的反美主义者的鼓舞，但大使馆似乎不可能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她提出的访问请求”。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收到有关海地局势的报告后，向驻太子港大使馆提供了贝克的背景资料。这些材料包含了贝克改变国籍，以及按照杜勒斯的说法，“她的活动受到了美国黑人名流和黑人媒体的广泛谴责”等信息。杜勒斯表示，美国驻太子港大使馆得到授权向海地代理外交部长提供这些信息。最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约瑟芬·贝克的海地之行没能实现。

贝克想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演出的努力显然受挫了，而且她很快就无法将美国作为她演出的替代市场。1954年，贝克回到美国，对沃尔特·温切尔提起诽谤诉讼。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说法，她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国家，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贬损性颠覆信息作为将她拒于国门之外的依据”。然而，她将来再次进入美国的可能性却大大减小。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1954年12月10日的内部备忘录，移民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局长“对约瑟芬·贝克的案件有个人兴趣，并指示移民归化局获取足够的信息，以便下令将她驱逐出美国”。移民归化局要求审查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以确保“与之相关的所有贬损性信息”都已转交给移民局。于是，埃德加·胡佛给移民局局长发送了一份关于贝克的单页文件，但是中央情报局在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供给移民归化局文件时，其中大部分信息都被删除,理由是它包含了“切合国防或外交政策利益的行政命令进行适当保密的材料”。

尽管如此，经过删减的文件内容似乎已经足够了。1955年1月2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在从巴黎飞往墨西哥城的半途中，移民归化局将约瑟芬·贝克拘留在纽约机场。他们扣留了贝克4个小时，才允许她离开。移民归化局没有对这一行为做出任何解释。虽然没有媒体报道贝克对她被拒之门外的反应，但贝克早些时候曾表示，“如果他们禁止我入境美国，这对我来说将是一种荣誉，因为它表明我为人类所做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移民归化局或许没有必要阻止贝克在美国演出。因为，剧院老板们不太可能雇佣这样一个“对美国不利”（Un-America）的角色。尽管如此，将贝克拒于美国国门之外这一事实，限制了政府将她排除在美国种族关系讨论之外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初，贝克得以重返舞台演出，并参加了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March on Washington）。当时，她已是一名略带疲惫、上了年纪但仍然很受欢迎的表演者。尽管她后悔自己在年轻时对美国做出的各种批评，但时至1963年，贝克曾经的声音在批评美国种族歧视的“合声”中已不再突出。

贝克在被移民归化局拘留后，政府对这位艺人的监视和骚扰又回到了原点。1951年，在贝克公开指控沃尔特·温切尔有种族歧视倾向后，联邦调查局启动了对她的调查。联邦调查局无法追踪到贝克的任何“颠覆”行为，事实上，他们掌握的信息似乎表明，贝克可能是反共分子。尽管如此，该局还是把它掌握的贬损信息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又将其转交给美国大使馆。大使馆工作人员随后开始参与幕后谈判，以此来减弱贝克公开反对种族歧视的能力。紧接着，移民归化局对贝克的自由旅行进行了限制，并向世界表明她是个难以接纳的危险分子。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移民归化局等部门机构认为他们有必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阻止一个女人说话，恰恰印证了这些问题：美国政府对他们受到的种族歧视指控，以及美国种族问题对外交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等问题较为敏感。

约瑟芬·贝克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美国国务院冷战意识形态骚扰的人。保罗·罗贝森或许是冷战期间旅行限制最突出的例子。1949年，罗伯逊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党派大会上发表演讲后不久，他的麻烦便接踵而来。当时，他说美国政府的政策“类似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政策”，又说非裔美国人要向苏联开战是“不可想象的”。根据马丁·杜伯曼（Martin Duberman）的说法，罗伯逊的声明被错误引用了。尽管如此，罗伯逊还是遭到了美国媒体和非裔美国领导人的广泛谴责。国际媒体大规模报道了发生在纽约皮克基尔市罗伯逊演唱会的骚乱。尽管骚乱者中有三K党成员，美国政府还是认定罗贝森为引发这次令美国尴尬的国际性事件的罪魁祸首，认为他对苏联的友好态度是这次骚乱的万恶之源。

罗伯逊继续大声疾呼。1950年，他对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向朝鲜出兵的决定进行了批评，理由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停止在朝鲜的武装冒险，那么明天朝鲜就会变成非洲”。此时，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采取了行动。美国国务院在所有港口发布了“停船通知”，阻止罗伯逊离开美国。埃德加·胡佛向联邦调查局特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尽快找到罗伯逊。美国政府要求罗贝森交出他的护照，但是他拒绝了，于是美国国务院直接通知移民归化局罗伯逊的护照是无效的，他不应该得到离开美国的许可。国务院官员表示，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是“罗伯逊在这个时候出国旅行将违背美国的最大利益”。他“经常性批评美国黑人所受待遇的话语，不应该宣扬到其他国家去，”他们解释道，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美国国务院还禁止罗伯逊进入加拿大。因为加拿大不需要护照，所以罗伯逊在美加边境的和平拱门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虽然很多加拿大人出席了这场音乐会，但这场音乐会和其他系列音乐会一样，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吸引到美国观众，而且被列入黑名单严重影响了罗伯逊在美国的表演能力和多年来积淀而成的谋生能力。他在国际上的声望意味着他在国外总是很受欢迎，但是因为没有护照，在美国的努力下罗贝森也渐渐淡出了国际观众的视野。

杜波依斯等其他民权活动人士的护照也遭吊销。民权大会的威廉·帕特森从日内瓦返回美国后，护照也被取消了。他在日内瓦试图将大会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请愿书《我们指控种族灭绝》（We Charge Genocide）提交给联合国。对罗伯逊、杜波依斯、帕特森和其他民权活动人士的限制可以视为是冷战期间对左派更广泛压制模式的一部分。

但是约瑟芬·贝克呢？她绝不是激进分子，她不支持进步团体，以至于《反击》这种杂志都会赞扬她。尽管贝克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她早年呼吁非裔美国人支持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而且，约瑟芬·贝克并不完全符合冷战期间政府压制左翼的典型例子。尽管在冷战政治背景下，任何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似乎都大致被归类为激进主义，但贝克的挑战还有另一个层面：厘清贝克被视为威胁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更充分地解释冷战时期因何对其他人施加旅行限制。

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认为种族关系是美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绊脚石。苏联成功利用这一问题加剧了美国国务院的焦虑。尤其是非白人国家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忧虑，深切影响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这个问题在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格外突出，以至于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说：“我想不出有什么比实现美国的种族和谐对我们在亚洲更有帮助的事情了。”

面对国际上针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广泛负面报道，美国试图通过宣传活动来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例如，散发描述美国种族关系进步的小册子《美国生活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Life）。20世纪50年代，这本名为《美国黑人生活》的书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它展现了非洲裔美国领导人的形象，种族融合的工作场所和住房项目的实际情况，以及美国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同黑人教师一起学习的场景。这本小册子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渐进的民主进程是国内和全世界有色人种获得解放的关键。许多经过仔细筛选的美国黑人参加了由国务院赞助的巡回演讲，这些演讲强化了针对美国的正面看法和认识。

许多人认为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道格拉斯认为，美国黑人律师伊迪丝·桑普森（Edith Sampson）的一次演讲，“在印度产生的善意和理解，比任何美国人的任何其他行为都要多”。1949年，桑普森在新德里发表讲话时告诉听众，她不会容忍对美国民权进程的批评，因为在过去80年里，美国黑人“比世界上任何类似群体”进步得都要快。1954年秋天，卡尔·罗文（Carl Rowan，美国黑人记者、电视评论员，二战时期美国首批非裔军官之一）收到通知，在印度旅行时，他将不会被有关美国种族关系的常见问题“狂轰乱炸”，因为大使馆已经传播了有关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布朗案结束了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至此美国“隔离但平等”的法律原则被推翻）的消息。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是众多国务院选中代表美国出访海外的黑人之一。当初，阿姆斯特朗取消了国务院赞助的苏联之行，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政府的担忧。1957年秋天，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高中废除种族隔离的危机中，阿姆斯特朗曾说：“就他们对待我们南部同胞的方式而言，让政府见鬼去吧。”如果去到苏联，阿姆斯特朗设想了这样的场景：“那里的人会问我，我的国家怎么了，面对这种质问我应该说什么？”阿姆斯特朗认为，“政府在苏联进行宣传之旅的计划可能会完蛋”。许多人严厉批评了阿姆斯特朗的怒言怒语。1957年的阿姆斯特朗中央情报局档案中，有一封匿名信，上面写道：“路易斯·书包嘴·阿姆斯特朗（Louis 'Satcho' Armstrong）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国务院要给他护照？”虽然没有没收阿姆斯特朗的护照，但联邦调查局还是关注了这一事件，并继续监视着有关他的活动。

在联邦政府看来，阿姆斯特朗和贝克一样，在冷战种族政治的格局之下，却说着不合时宜的话。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问题理应得到巧妙遮掩，以便不让家丑外扬。因此，关于民权的话语受到冷战自由主义政治逻辑的限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一定程度的自由行动主义是可以容忍的，但必须以一种不挑战民主秩序的方式表达出来。阿姆斯特朗行为所犯的忌讳在于，他似乎不愿意在共产主义批评者面前为国家辩护。在美国政府看来，爱国者们应该团结一致。

在美国境外，其他非裔美国人发现自己正受到监视。搬到法国后，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关注种族主义的组织，该组织旨在审查美国企业在海外的雇佣行为。但是，这个组织遭到了渗透，有关赖特活动的报告放置在他的中央情报局档案中。当同样住在巴黎的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考虑写一本关于联邦调查局的书时，中央情报局对他的兴趣大增。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沃尔特·怀特等民权活动者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在怀特代表政府解决涉及二战时期非裔美国士兵问题的争端,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通过一项旨在将其成员中的共产主义者驱逐出去的决议后,怀特便赢得了在白宫的高墙之内批评种族暴力和种族隔离的特权。然而，当他代表美国政府前往海外之时，他会强调美国的种族进步，并争辩说有色人种在共产主义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

依靠怀特、拉尔夫·邦奇、伊迪丝·桑普森和其他许多人的努力，国务院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试图在海外树立美国种族关系的良好形象。但是，贝克却搅乱了整个计划，她谈论的不是种族进步，而是私刑；她描述的不是扩大就业机会，而是种族隔离。虽然国务院试图将这场辩论框定为有关民主政治秩序中变革的本质，但贝克等人却认为，种族歧视使人们对美国民主的本质提出了质疑。当世界政治格局二分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国家两个阵营、自由和暴政两种理念时，批评美国民主的人看起来就像是在助纣为虐。从国务院的角度来看，此事利害关系太大，不能容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出现。

对约瑟芬·贝克旅行和表演能力的限制不仅损害了她作为一名艺人的事业；还否定了她自己追求平等的个人大使的角色，即通过赢得各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心来促进平等权利的实现。贝克回到法国后，把注意力转向了对内的种族和谐。她试图在法国国内创造她希望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看到的平等关系。1954年，贝克和丈夫鲍永开始收养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孩子。最终，她和她的丈夫收养了12个孩子，她将他们和这些孩子组成的家庭称之为“彩虹部落”（Rainbow Tribe）。贝克希望她的家庭能够证明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可以和睦相处。

尽管联邦调查局最终得出结论，约瑟芬·贝克不是“支持共产主义”，而是“支持黑人”，但是多年来，该局一直向国务院和其他相关部门传递贬低她的信息。在对美国政府采取了更温和的姿态之后，贝克终于能够回归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舞台。然而，20世纪50年代对贝克施加的种种限制，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约瑟芬·贝克晚年的相对贫困显然是由于她糟糕的财务管理和追求昂贵的梦想导致的，比如“彩虹部落”。二战之后，贝克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级明星。但是，一旦她开始批评美国的种族关系，她的表演就失去了宝贵的市场——不仅在美国，在大使馆的游说下，那些对美国施加的影响较为敏感的国家，同样也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末，约瑟芬·贝克将回归家庭生活作为她的生活重心，这与美国妇女在《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问世前的状态出奇的一致。战后，美国妇女被迫离开工厂，社会鼓励她们进入产房，而贝克最终也被列入了国际娱乐圈的黑名单。由于没有一个公共平台支持她对平等的呼吁，贝克试图通过自己的母性愿景来促进世界的种族正义。可以说，联邦政府参与构建战后家庭生活文化的努力，在把贝克赶下舞台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如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主张的那样，在家庭这一场域中“控制”女性似乎是一种重要的冷战价值观，能否将约瑟芬·贝克“固着”在法国境内与美国国家安全状况密切相关。因为如果身在法国，贝克将不再对美国的民主形象构成威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在化解国际批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布朗案传达的信息是，学校的种族隔离是违宪的，这是1954年5月的美国之音节目中连播好些天的新闻头条。甚至当大规模的抵抗力量开始在美国南部组织起来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仍旧报告说，布朗案已经软化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通过美国的宣传，通过有限的社会变革，美国的威望和信誉有可能得到提升。让约瑟芬·贝克噤声只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消除她的声音，将更容易维持精心打造的美国民主形象。种族形象在美国并非是一件小事。用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大使的话来说，它对冷战的重要性“怎么夸大都不为过”。在超级大国相互斗争的国际大背景下，约瑟芬·贝克争取种族和谐的国际行动不得不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