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来鸿｜自由精神纪念碑——《重建之战：美国最进步时代的暴力史》后记

文/道格拉斯·R.埃格顿（Douglas R. Egerton)

周峰  译

承认有罪，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不容易做到。现代政治家们已经掌握了“无过错道歉”的艺术，用这种方式道歉时，不当言论或行为的责任会落在被冒犯者、受害者身上。如果那个人受到侮辱，或者所涉及的行为或政策是错误的，那么作恶者会表示抱歉。今天，这样的消极认错依然常见。犯了错，政客们就叹口气，小心翼翼地避免承认到底是谁犯了错。尽管选民们厌倦了这种令人煎熬的解释，却理解这种掩饰的意图。打算竞选连任的人很少愿意承认失败，更不用说承担真正的罪责了。一个国家的成员，自视为一个较地球上其他许多地方都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之居民，全都不愿意承认那些好的、高尚的政策是被一个反动的少数族裔蓄意推翻的，而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却发现换个角度看就容易看明白了。

不过，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作为尚古之癖的一种练习，而是为了解当下。在正确理解后，就会发现历史是一系列蜿蜒曲折的路，条条都汇聚到当今社会。如果我们刻意忽略此过程中令人不快的部分，或者试图重新绘制这张地图让这个国家的第一个渐进式改革时代反而像是一个腐败和糟糕政府的悲剧时代，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把矛头指向别国和暴君要简单得多，那些暴君会把政府大清洗的受害者从老照片中清除，铁了心地要抹去自己的恶行。大多数美国人夸口说他们永远不会容忍这样的虚构，坚称自己的国家是敢于面对残酷事实的。但后来他们改写了历史，借小说、戏剧和电影诋毁那些为民主和投票权献出生命的活动家，或者在历史剧中美化历史，把浪漫爱情置于因果关系之上，强调大银幕的奇观而不是对过去错误的严厉批判。

重建时代的许多优点之一，也许是存在政治分歧的双方的男男女女都愿意捍卫自己的行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本杰明·蒂尔曼毫不内疚地告诉杜波伊斯，塞迪厄斯·史蒂文斯为自由民争取投票权的主张是错误的。出生在查尔斯顿的州务卿弗朗西斯·L.卡多佐，身为这个国家首位当选为州级官员的非裔美国人，同样坚决捍卫共和党的政策。后来的批评人士，如约翰·F.肯尼迪，对这一时期的增税表示遗憾，但卡多佐187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的联邦同盟发表演讲时认为，在谈到债务增加的问题时，进步派“有理由为自己庆贺”。他指责南北战争前的民主党人浪费了“几百万美元［用于］建造州议会大厦”，而黑人立法者却出资开办跨种族学校，并成立了州土地委员会。卡多佐还说，用于该委员会的公共资金为两个种族的贫困农民提供了“一个以优惠条件购买住房的机会，［而且］断了人们心心念念要恢复过往的希望”。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奥利弗·P.莫顿也同样坚决地捍卫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在前南方邦联推行的政策。“我们听到有人说共和党的重建体系是失败的。”这位前州长在1877年去世前不久这样说。由于美国人坚称他们相信民主和基于被统治者的意愿建立的政府，因此重建时期的立法者和国会议员制定的法律及修正案是“公正和不可改变的”。莫顿指责说，如果重建失败了，那只是因为“遭到了武装起来杀人不眨眼的组织，以及恐怖主义和那个时代最邪恶最残忍的禁令的抵制”。莫顿坚持认为，战后的改革并没有因为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结束，也没有因为无效而被废除。相反，它们被有针对性的暗杀和暴力系统地摧毁，这是现代观众往往不愿听到的残酷现实。人们更容易相信的是，这一时期存在某种缺陷或腐败，这种看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白人民团的恶行，冲淡了对奥克塔维厄斯·卡托或本杰明·F.伦道夫牧师等活动家遭人谋杀的记忆。

面对令人不安的事实会带给人有历史意义的启发，尽管这不是什么易事。别的不说，诚实地回顾过去，可以提醒我们这些事离我们有多近。1939年11月，前国会议员、历史学家约翰·罗伊·林奇去世，享年92岁，那一年小马丁·路德·金才10岁。2000年，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受托完成一份关于1898年选举日骚乱的报告，骚乱期间，近2000名白人民主党人不仅拆毁了威尔明顿唯一一家黑人报纸印刷厂，迫使该镇的非裔美国人领导人逃离，还在大街上枪杀共和党选民。该机构一名委员亦是白人承包商，他抵制该调查，警告说调查将“重提旧账”。他的第一个想法是“100年前每个人都犯了错，我们得站在今天来看问题”，仿佛杀害多达100名黑人选民不过是一次过失，最好忘掉。但当该机构仔细研究旧剪报和档案信件时，这位商人对过去有了新的认识。“我的想法变了，”他承认，“我很惊讶地发现对此事的感情是如此之深，而且没过去多久。”

对另一些人来说，信守舒心的谎言比接受一个复杂且往往令人不安的过去要好。如果说历史学家半个世纪前基本上放弃了邓宁学派的重建研究成果，那么它仍然存在于学术界的某些角落里，尤其是在大众意识中。虽然现在的电影中不再出现《一个国家的诞生》那种残酷的种族主义，但它们要么小心翼翼地回避南北战争的因果关系这一棘手问题（也许是担心坦率地讨论奴隶制问题会失了票房），要么延续怀恨在心的北方共和党人严厉地对待战败的南方邦联的神话。《葛底斯堡》(Gettysburg）的编剧兼导演罗纳德·F.麦克斯韦尔试图淡化有关奴隶制的扩张是脱离联邦之根源的争论，并强调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并非一个亲奴隶制的理论家，在这部1993年的电影中，麦克斯韦尔笼统地评论道，我们应该解放奴隶，然后向萨姆特堡开火。当然，历史记载中的朗斯特里特在后来的几年里经常承认奴隶制是战争的起因，而现实中的这位将军可能纳闷，如果蓄奴州的奴隶已经获得自由，蓄奴州为什么还要为独立而战？20世纪的最后10年制作的一部电影的编剧希望把朗斯特里特的身份变成一个未公开的废奴主义者，这一事实表明，将一个剧本简化为对战术和动作的一维讨论，比认真调查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死在葛底斯堡更有市场价值。

5年后，由约翰·格雷为TNT电视频道编剧并导演的《林肯遇刺之日》(The Day Lincoln Was Shot），以一个蹩脚的叙述结尾，说亚伯拉罕·林肯之死的真正悲剧在于它让重建进程落在了希望“惩罚”南方的史蒂文斯等激进分子手中。奇怪的是，这些话和朗斯特里特的奇谈怪论，在据以改编成《葛底斯堡》和TNT频道那部电影的原著——迈克尔·沙亚拉1974年的小说《杀手天使》(The Killer Angels)和著名作家吉姆·毕晓普1955年关于林肯遇刺的同名小说——中都没有出现，这表明麦克斯韦尔和格雷要么用的是那个时代的过时资料，要么是对重建时代的改革抱有普遍的误解。后来，史蒂芬·斯皮尔伯格2012年的电影《林肯》(Lincoln)把史蒂文斯刻画成将自由和黑人权利视为单纯的正义的一位有原则的、务实的斗士，而为黑人解放和平权进行游说的黑人活动家却诡异地没在该片中出现。然而，对一些美国人来说，像史蒂文斯这样的共和党人倡导的渐进式改革显得太过现代，以至于记者们无法把这些改革当作准确的事实来接受。1993年的《萨默斯比》(Sommersby)以战后的田纳西州为背景，主角是一名黑人共和党法官，至少有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影评人嘲笑片中的法庭场景是凭空臆想和违背历史的。

邓宁和鲍尔斯的作品还在出版，小托马斯·迪克森的三部小说也是。这些著述应该依然可以读到，即使只是作为历史文献，或者是在以一种令人沮丧的方式提醒人们，美国白人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如何故意记错重建时期那几十年历史的。然而，一位近期读过邓宁著作的人在美国最大的购书网上发了评论，谴责重建时期是“一个过度惩罚南方白人的时期，就因为白人相信上帝赋予他们权利去脱离一个忽视了宪法对日益专制的联邦政府的约束的国家”。和迪克森一样，这位评论者也暗示黑人的投票权和军事占领几乎证明了“随后以游击战为基础的非正规战争”是正当的。鲍尔斯作品的21世纪买家，称赞作者准确地将史蒂文斯描绘成一个“真正的恶棍”，一个狂热的“争取黑人平等”的斗士，一个“憎恨南方及南方白人”并且如此劳心劳力地让重建“尽可能地残酷无情”的人。还有一位读者读了鲍尔斯的作品后非常愤怒，声称“厌恶《悲剧时代》中那些穷凶极恶的主人公，［而且］想揍他们一顿，给他们涂上柏油粘上羽毛，把他们赶出美国历史”。一位自称历史学家的人宣称，鲍尔斯的作品“简直是有史以来关于重建及战后南方独立时期状况的最好的书”。这位评论者发现，人们仍然可以买到“在出版商［强加］或由于政治正确而使自我审查成为常态之前写得很好”的书，这尤其令其眼前一亮。

尽管将1920年代出版的一部不被采信的、高度虚构的作品在现代社会的十几篇热情洋溢的线上评论视为少数死硬的新邦联分子的最后一搏可能很吸引人，但是，“邦联被打败后，无力自保的南方遭受了许多恶毒仇恨的加害”这一论调，正如鲍尔斯作品的另一位现代读者所言，仍然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迪洛伦佐曾任职于仍在鼓吹脱离联邦的南方同盟研究所（League of the South Institute），最近，他认为“‘重建’期间，在军事统治下又经历了12年多暴力和无法无天的日子，这无疑是美国土地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这并不是说前南方邦联因为白人民团主义而“无法无天”，而是说保护黑人选民的士兵的存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暴力的”。南方邦联退伍军人之子为乔伊·马索夫的基础教育教材《我们的弗吉尼亚：过去与现在》(Our Virginia：Past and Present)提供了研究对象，该教科书错误地暗示“成千上万”非裔美国人为南方邦联而战，他们还为弗吉尼亚州州长罗伯特·F.麦克唐纳2010年的《“南方邦联历史宣传月”宣言》(Confederate History Month Proclamation)提供了文本，但该宣言中并没有提及奴隶制。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或许没有其他话题比这更能揭示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事实和大众所相信的事实之间竟是如此惊人的脱节。

在谈及铭记战争及其后果时，雕像和纪念碑变得特别有争议，几乎和它们纪念的地点一样有血腥味。2000年，竖立在亚拉巴马州塞尔玛市内一座公园里的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的青铜半身像不翼而飞。当一个自称“福雷斯特之友”的组织筹集资金想制作一个替代品时，当地活动家反对把它放在公共场所。“福雷斯特之友”的一名成员回答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敬拜我们的英雄。”他还说，塞尔玛市已经为小马丁·路德·金建了座纪念碑，他们只是希望“享受同样的待遇”，这就好像把一个有钱的奴隶贩子、三K党领袖、允许在枕头堡屠杀黑人军队的邦联军官，与一位牧师、和平主义者和民权烈士在历史上置于同等位置。该组织的其他成员指责他们的批评者侵犯了白人的“民权”，犯了“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错，也就是用最近的标准来谴责过去的行为。不过，反对竖一座新半身像的人并没有说什么福雷斯特有生之年没有说过的话。“当我们扩大权力时”种植园主阶层的残余“尊重了”联邦政府的决定，一位共和党人1866年如此说道，“当我们放下武器准备迎接”南方白人重返联邦时，前南方邦联分子“把人性和良善的感觉误以为是恐惧”。

比起查尔斯顿对自由精神纪念碑的提议引发的激烈讨论，塞尔玛市充满敌意的辩论看起来几乎是不慌不忙。这座雕像由研究非裔美国人社会的牧师亨利·达比设计，旨在纪念黑人废奴主义者丹马克·维齐以及两个同在1822年夏天被绞死的非洲人杰克·普里查德和星期一·盖尔。在一个到处是蓄奴的开国元勋和邦联官员的雕像、牌匾和半身像的城市里，达比认为埋葬地点不详的维齐没有任何纪念性标志是错误的。经过多年的游说，2007年，查尔斯顿市拨款2万美元用于建造这座雕像，并批准了设计方案。该市的艺术和历史委员会(Arts and History Commission)成员大多投票表示支持，该项目的主角维齐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工具，因为他在世时既是木匠，也是该市非裔美国卫理公会教堂的平信徒牧师。亦有成员持反对意见，说维齐不适合作为纪念碑的主题，他说：“问题症结在于：到底应该通过屠戮个体，还是通过一个过程慢慢赢得自由?”事实是，早在维齐密谋的两年前，州议会就通过了新的立法，禁止自赎和私自解放，但这个唯一的持反对意见者拒绝解释卡罗来纳的奴隶有过怎样和平的“过程”。

其他批评者也迅速加入进来。当地一位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声称，维齐于1799年买回了自己的自由，但他的孩子仍然为奴，“他不仅想杀死压迫他的人，还想杀死所有白人，女人，孩子，一个都不放过”。通过假设奴隶反叛的最终目的是谋杀白人，而不是解放美国黑人，这位电台主持人谴责维齐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而另一位反对者写信给《查尔斯顿邮报》(Charleston Post)和《信使报》(Courier)，坚持认为维齐的计划最终是要让成千上万卡罗来纳黑人逃往海地，“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大屠杀”。更令人惊讶的是，堡垒军事学院(the Citadel)的一位历史学教授也对“为一个被法律制裁过并存心制造混乱的人”建纪念碑表示怀疑，这座学院的原址就在维齐密谋被挫败后所建的军械库中。教“南方独立战争”这门课的这位凯尔·西尼斯教授还提出“许多黑人自由民拥有奴隶”，以此把混血自由民——拥有奴隶又自称“棕色人种”的少数人——的肤色说成纯黑并夸大他们的数量。西尼斯还说，奴隶制今天尚未“被冠上污名”，这一论调1822年冒着生命危险为自己和家人争取自由的几十个美国奴隶显然并不知晓。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纪念碑的选址。支持者本能地想到了马里恩广场，那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公园之一。广场也有象征意义。原来的堡垒军事学院就在附近，老罗伯特·维齐设计的1865年那座非裔美国卫理公会教堂也在附近。(如今位于原址的教堂是后来建的。）但广场仍为两个成立于19世纪的民兵连所有，一根高高的柱子矗立在此，拥护奴隶制的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的雕像在柱顶俯视整个广场，这两者看起来都不赞同在此为一个策划奴隶暴动的自由黑人建纪念碑。到2000年，自由精神纪念碑的支持者已选定汉普顿公园。这里曾是赛马场和赛马会联合公墓的所在地，也引起了那些想让大家铭记首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和战后充满希望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缺乏必要的资金将小模型改成大尺寸的雕像，该市还是在2010年2月1日举行了动工仪式。那日寒风凛冽异常，却有数百人赶来庆祝市长乔·莱利所称颂的“人类渴望自由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牧师约瑟夫·达比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以笑声驱散了早晨的寒意。他说，“上帝为每一个说”南卡罗来纳州“天气寒冷的人安排了这样的天气，然后给了这里一座丹马克·维齐塑像”。

批评人士再一次纷纷写信向当地报纸投诉。和以前一样，他们大多指控维齐计划谋杀“城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还有一位则在这位废奴主义者所谓的罪行清单上添了“纵火和强奸”，其此举让人联想到小托马斯·迪克森。导游兼作家马克·琼斯坚持认为，“查尔斯顿的任何非裔美国人”都比维齐、盖尔和普里查德更有资格拥有雕像，因为这些反叛领袖本打算用“暴力”解放该市的奴隶。支持竖立纪念碑的人回应说，查尔斯顿甚至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为那些用战争和革命来实现独立或解决国家困境的白人士兵及政治家竖起了数百座雕像。一些人指出，要求所有非裔美国人的神龛只纪念和平主义者是一种不顾史实的双重标准。正如历史学家小伯纳德·E.鲍尔斯所言，一旦州立法机构阻断了和平变革的可能，“暴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鲍尔斯说，虽然几十年前就买回了个人自由的维齐在发起叛乱反抗时已不再是奴隶，但晚年时他“替弱势群体发声”， 这其中有某种美国人独有的东西”。

许多卡罗来纳白人则不这么认为。一个执拗的写信人宣称自己“强烈反对”竖这尊雕像，并指责拟议中的自由精神纪念碑“可能是1990年代的辛普森杀妻案判决在查尔斯顿的翻版”。如果将一位希望解救成千上万受奴役的美国人（包括他的孩子在内）的平信徒牧师，和一个被控谋杀自己白人妻子的富有运动员相提并论，会让许多报纸读者觉得这是一段糟糕的历史的话，那么要分辨《查尔斯顿邮报》和《信使报》网站上的帖子则很难。有一个写信人不了解反抗者曾打算劫持港口的船只逃往海地一事，就声称这些蓄谋已久的反抗者计划在该州“建立自己的压迫政权”，“让自己出人头地”。另一位写信人认为，林肯“远比罗伯特·E.李、斯通沃尔·杰克逊或杰斐逊·戴维斯更有种族主义色彩”，以提醒人们战前的岁月与内战及其后果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戴维斯这位南方邦联总统在最后一刻给出的武装一小部分黑人的提议未获成功，却被夸大成了一项“最终结束奴隶制并给予黑人充分的平等权利”的计划。这位写信人若有所思地说：“维齐不是斯巴达克斯。”

这么多白人如此紧张，以至于批评家提议了许多其他可以竖纪念碑的候选人。为证明近代历史比有争议的过去更容易驾驭，那些写信人推荐了黑人物理学家、宇航员罗纳德·麦克奈尔，此人1986年死于“挑战者号”那场灾难。也有人推荐摇滚乐先驱查比·切克，而查尔斯顿学院前院长则提名该校的白人校友约翰·C.弗里蒙特。建议的人选中更合适的还包括战争英雄、国会议员罗伯特·斯莫斯，1915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博福特去世。作为该市内战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查尔斯顿在不同区域竖起了两个小的斯莫斯石碑。达比牧师愿意看到人们向这位国会议员致敬，但他说：“斯莫斯要不是成功地夺取了一艘南方船只”，“就会像维齐一样被处死”。斯莫斯、弗里蒙特或马萨诸塞州第54军团的黑人士兵应该被历史铭记，达比对此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和丹马克·维齐一样，都是自由的拥护者”。但是，对过去的适当纪念，要求的不仅仅是为像斯莫斯或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人建对抗性纪念碑（counter monuments）。它要求对一段麻烦而复杂的过去进行全面完整的描述，这段过去包括对那些为争取自由而被判犯有密谋罪的人的大规模处决。

这座雕像仍未建成。城郊公园本打算竖立丹马克·维齐纪念碑的地方仍是一块空地。对支持和反对这座雕像的人而言，这场争论尽管可能很激烈，却只涉及战前在查尔斯顿对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奴役。而对于从1822年到1865年几乎一直在躲藏的罗伯特·维齐来说，这场斗争要漫长得多。但是战争的结束对这位年迈的前奴隶，对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和儿媳安娜来说意味着新的一天。重建工作使老罗伯特有可能重建他父亲的教堂，并加入查尔斯顿的机械师协会；也使他的儿子小罗伯特有机会在该市的自由民储蓄银行分行开设账户。重建意味着推迟已久的梦想终于实现。到1870年老迈的老罗伯特·维齐去世时，他在萨姆特堡光复仪式上认识的前奴隶罗伯特·斯莫斯已经协助起草了一部州《宪法》，这部《宪法》让他们俩都可以去投票了。生于1832年的小罗伯特·维齐无疑活着见证了斯莫斯从卡罗来纳的第五选区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但就像他1874年夭折的幼子一样，他可能在目睹一场新的战争扼杀了重建的希望之前就去世了。

一座雕像无法重建，就无法纪念一个多面的过去。但是，如果自由精神纪念碑建成的话，或许应该在基座上再添第四个人的雕像，那就是老罗伯特·维齐，当时他还是个22岁的木匠。丹马克·维齐曾考虑带着他的第二任妻子苏珊和他们获得自由的孩子移民到利比里亚。但他的儿子罗伯特和其他孩子仍是奴隶，所以维齐决定“留下来，看看能为他的同胞们做些什么”。对于美国黑人及其激进的共和党盟友来说，重建是一个更好的未来，是美国第一个真正进步的时代。如果活动人士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州赢得了永久投票权或交通上实现了种族融合，那么到1901年，这个时代的改革已在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即便雕塑林立也不能弥补失去的潜力，亦无法抹去那些把乔治·亨利·怀特这样的活动家赶下台的人的罪责。但是，当美国南北各地为本杰明·F.伦道夫、奥克塔维厄斯·卡托、詹姆斯·M.辛兹这些在重建之战中牺牲的改革家树起纪念碑时，我们就会知道：美国人终于明白那几十年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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