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迈隐圣同凡的人生境界
——写在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之际
周祥森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
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是一位具有深邃的思想、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和强烈的现实社会批判精神的学术大家。因此，也是我所敬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今年5月13日，刘绪贻先生将迎来百岁华诞（99周岁），这是我国世界史学界一件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大喜事。
我最初知道刘绪贻先生的大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现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上学期间。大三学世界现代史课程时，讲授该门课程的姚海老师（现为苏州科技学院副校长，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会长）布置写一篇作业。我当时是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会史学社团（“春秋”社团）负责人，社团订购有《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动态》等史学杂志，且都在保存在我处。在这两份杂志上，我读到了刘绪贻先生关于罗斯福“新政”问题的文章，以及其他学者与刘先生展开争鸣的文章，对罗斯福新政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就决定写一篇关于罗斯福新政经济指导思想方面的作业。这篇作业交给姚海老师后，承姚老师提携，推荐给了《铁道师院学报》，作为“大学生优秀论文”，在该栏目第1期中以《罗斯福“新政”经济指导思想之我见》为题予以发表。这是我步入学术殿堂的开端，可以说决定性地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道路。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方向的硕士学位。在读研期间，因对20世纪美国史依然保持着大学时代的兴趣，所以选择了学美国史，为此认真拜读了刘先生主持翻译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林克、威廉·卡顿教授著的《一九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三卷本）。硕士毕业后留校，在《史学月刊》编辑部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我对刘绪贻先生的大名就越来越熟悉起来了。
第一次见到刘先生，是1999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十年后，2008年5月24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第12届年会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95岁华诞庆典上，第二次见到刘先生。刘先生在庆典上简短致辞，其思维之清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颇以为憾的是，这两次难得的面见刘先生的机会，我都没有同刘先生单独合过影。
我与刘先生的学术交往，更多地是因《史学月刊》之故。刘先生是《史学月刊》的“资深作者”，数十年来 ，一直以其高水平的学术作品支持着《史学月刊》的建设和发展。《史学月刊》能够两次荣获“国家期刊奖·百强期刊”、荣获“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并且入选国家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系列，成为“名刊工程”中唯一的史学类专业期刊，是与像刘绪贻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我1990年参加《史学月刊》编辑工作之前，刘先生就已经在《史学月刊》发表过《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等文章。1992年，刘先生给《史学月刊》寄来了他的《罗斯福是否有自己的经济理论——读罗斯福“新政”史札记之二》一文。那时我参加工作没多久，看到刘先生寄来的此文，心情很激动，甚至有些喜出望外。于是，就把刘先生的稿子作为重头文章安排在1993年第1期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编辑刘先生的文章。后来，刘先生又寄来他的《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阐述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在美国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刘先生“‘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深入之作，细致入微地探讨了“‘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的具体表现。
2002年，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全部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很快就购买了一套（记得还是通过玉圣从北京买到的）。这部煌煌巨著，是中国美国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历史学家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齐心协作、努力探索的学术结晶。我当时认为，它既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美国史研究学术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更是新时期我国美国史研究学术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不仅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学术界如何有力地抵制游谈无根的浮躁学风、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建设之路、为国外同仁奉献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国别史精品，也都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和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六卷本《美国通史》撰写和出版的那些年，也正是学界普遍痛感学风浮躁的年代。因此，为了拒绝和抵制不良学术风气、彰显这部《美国通史》的多方面意义，同时也为将来的史学史研究留下一份宝贵的材料，我就与时在南开大学执教的李剑鸣先生商量，组织一次学术“笔谈”。其时，《史学月刊》决定开辟“笔谈”栏目还不是很久，如何实践尚在探索之中，我们做编辑的心里都还没有底。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恰好为“笔谈”实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于是，我和剑鸣先生商议后决定，该“笔谈”的作者包括总主编、各分卷撰著者和既非主编、亦非著者的其他学者三方，各自从个人的经历（主编经历、撰著经历、阅读经历和体会）发抒己见。2003年5月，这组“笔谈”稿件组齐，由剑鸣先生集中后一次性寄给了我。让我难忘和感动的是，刘先生在其中写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一文。该文不仅披露了改革开放初期编写六卷本《美国通史》在实现学术创新、尤其是在突破理论禁区过程中所面遇的艰辛和困难，而且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刘先生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术品格。“笔谈”稿件组齐后，经李振宏主编终审，我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安排在当年第9期上发表。“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迅速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文摘类期刊转载或转摘，而且自发表迄今经常被引用。
在这里，尤需一提的是，有一年我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席间刘明翰先生特地对我说：“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的发表，很好；他都读了，并要求编写《欧洲文艺复兴史》（多卷本）的人每人都看一看这组“笔谈”，这组“笔谈”对他正在主持的多卷本“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编写提供了启发和经验，很有帮助（大意）。刘明翰先生的话，印证了我计划组织这组“笔谈”时的有关想法。这组“笔谈”的成功是直接与刘绪贻先生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刘先生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一文，其思想不仅是当年指导“通史”编写的总则，而且更是这组“笔谈”的灵魂，乃点睛之作。后来，我曾经计划过根据这次成功的经验，再组织几个类似的“笔谈”，如多卷本《英联邦国家史》笔谈，但最后都胎死腹中。因此，我更体会到作为六卷本《美国通史》总主编之一的刘绪贻先生对《史学月刊》始终给以大力支持的可贵性。
2011年是《史学月刊》创刊六十周年。甲子之庆，无论对于《史学月刊》本身还是对于我们每一个编辑人员，都是难得一遇的。所以，早在2010年年初，编辑部就为纪念创刊六十周年专门召开过几次会议，商议如何庆祝事宜。讨论结果是：除邀请学界专家学者来参加简朴的学术性庆祝会外，每位编辑均以“我与《史学月刊》”为主题组织“笔谈”活动，并且选取《史学月刊》发表的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评论为主题的论文，编辑出版一套丛书。后来，原先的庆祝计划因故均未能实现，不仅庆典没有举办，丛书未能出版，而且约来的长年支持《史学月刊》的专家学者的文章也只是选择了其中少数几篇合为一次“笔谈”来发表，很对不住那些写来文章却没有发表的热心学者。刘绪贻先生是《史学月刊》的“资深作者”，自然在我的约稿名单之列。刘先生收到我的约稿函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了文章。这就是先生口述、赵晓悦整理的《和而不同———我与美国著名史学家柯特勒的交往》（《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虽然文章的主题并不是“我与《史学月刊》”（刘先生在附函中说明了原委），但这篇文章比“我与《史学月刊》”主题类文章更具学术价值。因为这不仅是一份非常珍贵的中美学术交流史记录，而且也是将来人们研究刘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史的珍贵材料。不宁唯是，文中介绍的美国学者的治学经验、刘先生自己的治学心得和思想看法，对于深化我们的美国史研究亦很有启示意义和思考价值。我由衷地感谢刘先生惠赐《史学月刊》这样具有多重学术价值的佳作。
除了这些与我的编辑工作有关的学术交往外，我与刘先生在私下也有些交往。刘先生多次用电子邮件给我寄来他的很有思想性和现实批评精神的新作，如《愧对慎之》（2008年3月）。读刘先生此类思想犀利的文章，我甚至感到自己的思想、精神还比不上刘先生年轻和开放，虽然刘先生的年龄大我一倍还要多。
2010年3月，刘绪贻先生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上卷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刘先生在4月2日就给我邮寄来一本，亲笔签了名，并钤了印。收到书后，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我一口气读完此书，对刘先生的生平第一次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也更敬佩刘先生的人格和学品。我也寄了自己新出版的粗糙之作《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一书给刘先生，并请刘先生批评教正。
为更多地了解刘先生，有时我还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向武汉大学来的与会者打探先生的近况或其他方面的信息。有一次，一位武大友人就告诉我说：刘先生的心态，我们这些年轻人恐怕都赶不上他年轻。这位友人举例说，刘先生的电脑桌面是一幅很漂亮的MM（美女）图像，你们这些“先生”敢吗？我想：保持爱美的年轻心态，保持活跃而清晰的理性思维，或为先生能如此健康长寿之一大秘诀乎？
有时，刘先生也向我推荐他在武大的同行的中国史方面的文章，我都及时转给了有关的编辑并嘱优先处理。虽然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推荐稿或未能被采用，但刘先生对《史学月刊》的厚爱和对我的信任，则由此而体现尽致。我这个人生性有些懒散，更常常畅游于历史海洋，沉溺其中而不问今夕是何年，故总是疏于回信而得罪于学界友人或师长。刘先生的多次电子来函，我都没有回复。在此，我诚恳地祈望刘先生多加原谅。
孔老夫子尝言，一个人的生命运动经历了七十个春秋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是说，个体之人的生命因勤学而达到了隐圣同凡的最高境界。刘绪贻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又是位勤学勤思的学者，按照孔子的标准，早已远远地超迈隐圣同凡的生命境界了。而更让人倍感欣喜的是，刘绪贻先生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思维活跃，思考不止。
最后，作为晚辈，我在这里衷心祝愿刘先生健康快乐，越活越年轻！
2012年2月12日
于静学斋
（本文是作者提交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