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学界之幸 人间之福——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到今年5月13日，刘绪贻先生就要99周岁了。我比刘先生小23岁。最初结识刘先生，是在1979年4月21-26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期间。[1]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和师生友情一直延续至今。
三十多年来的学术实践和美国史研究会活动，使我深感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对我国美国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研究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及其学术探索、学术创新的历程，将有助于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而健康地发展。
刘先生是我国学术界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我们为有刘先生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学者而感到骄傲。[2]
一
1979年，我两度幸识刘绪贻先生。除1979年4月外,还有1979年11月29日至12月初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和世界史年会上。当时，我是刚刚由世界现代史教学转入专攻美国史研究的入门者。在我的印象中,刘先生不仅是知识渊博的研究者、拨乱反正的改革者，而且是精明强干的组织者。我很庆幸中国美国史学会有这样一位开拓者、饯行者和组织者，他时任第一届美国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而研究会的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历史系直到1990年。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是1964年经中央批准成立的仅有的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人称南有武大，北有南开,刘先生正是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掌门人。
自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除特殊原因外我几乎参加了每一届的年会,和先生有较多学术上和学会工作上的接触，亲身体验了他的人格魅力。[3] 在学会长期的共事中,我直接感受到先生以身作则、不计报酬、积极服务、不争名利、踏实干事、顾全大局的胸怀和优良作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身体力行。
例如,在刘先生的直接领导下,研究会大力组织各高校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者翻译美国历史的基本资料，这对于推动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校美国史教学和研究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我记得，为推动组织北京师大和河北师院两校美国史教学和研究者的美国史资料翻译，刘先生从策划到组织落实、封面设计、印刷、寄送、经费处理等，均加以具体指导。迄今我手头保存了1982年1月28日—1984年5月3日间,他写给我的六封亲笔信。时已70岁高龄的刘先生的细致入微的指导,使得我们编译的《美国史译丛》（美墨战争专辑）（1984年第1期[总第4期]顺利地在1984年5月编译出版。[4]
从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起,刘先生即倾注全力组织和写作六卷本《美国通史》。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作为总主编、邓蜀生先生为责任编辑组织编撰的《美国通史》，凡24年，经过三代学人的共同努力,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中国美国史学界在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刘先生领衔主编的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1945》及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成为中国的当代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笔者有幸和冯承柏教授一起，应刘先生之邀，于1986年3月6-15日,为刘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第1-11章试写稿，逐章阅读和讨论。在刘先生主持下，加之韩铁、李存训先生的共同参与,初编工作进展顺利。刘先生全程参加了讨论,还就不同意见展开开诚布公的讨论，如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不同意见等。这种组织少数人参与对编写稿阅读讨论的做法，确是改进和提高编写质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1989年人民出版了正式出版了《美国通史丛书》中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编者说明说：“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南开大学冯承柏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同志对本书的第1至11章进行了仔细阅读，并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这里说的“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主要是冯承柏先生的贡献。[5]
刘先生亲自培养的一批中青年美国史研究骨干已经成为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刘先生领导的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团队发挥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排头兵作用,虽然武汉大学在九十年代痛失美国史博士学位点授予权, 富有学术创新实践和许多学术成果的刘先生居然没有博导头衔，武大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这些都无损于刘先生的崇高学术地位。刘先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尊重,依然积极活跃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对于美国史研究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尤其是关于罗斯福新政和当代美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发展同样倾注了刘先生多年的心血。在刘先生的具体领导和精心组织下,秘书处在武汉大学时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非学术因素，1989年后秘书处被迫由武汉大学迁往南开大学,尽管刘先生主持的武汉秘书处终止了运转，但我作为新一届秘书长深深感受到先生对于研究会工作始终如一的无私奉献。[6]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由武汉大学迁往南开大学的细节，相信在刘先生自述（下卷）中会有他自己的回忆。就我所知,由于有关人士对于研究会学术自主和学术问题不同见解的非学术性的粗暴干预, 迫使秘书处改址，使学术问题政治化,这既非广大会员的愿望,也实际上造成了对刘先生和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集体的感情伤害。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管单位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相关负责人曾暗示我:他们深感沉重压力，如果研究会秘书处不迁往南开,那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能否存在都会成为问题。我感到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非学术因素的思考一时让我们难以清醒、自主和抗命。[7]
我钦佩刘先生既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又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还以大局为重,积极支持新一届秘书处的工作,颇有忍辱负重之感。在南开秘书处工作期间,我们延续武大秘书处的学术风气，主张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就学术观点而言,我赞同刘先生有关罗斯福新政评价上的基本观点，同时主张不同学术观点兼收并蓄，扬长避短，相互包容。在美国史学界并不存在所谓一条什么线的问题。
二
刘先生对于新一届秘书处全力支持,亲自促成了中国美国史学会万心蕙奖学金的颁发。我保存有1992年9月至1993年1月间刘先生给我的五封信，均谈及此事。
1992年9月5日,刘先生写信给严四光和我 (当时的张友伦理事长在美国，严任代理事长，我任秘书长)，信中说：“7月上旬，我和四光同志提到动员万心蕙教授给美国史研究会捐奖学金事,在从九江到武汉的船上,我向万教授提出了。我是这样说的：‘给美国史研究者捐奖学金，可以和全国美史研究者取得联系。’（因为万希望有此机会）她说,问题有二:一是她没有很多钱;二是怕美史研究会不一定接受。我说,不要很多钱,1-3万元人民币就可以(每年以1-3万人民币利息奖优秀博士、硕士论文)；美史研究会只会欢迎,不会不接受。她说可以考虑。昨天，我收到万的来信。她说,‘你在船上提到给全国美史学会捐赠奖学金事,是很好的建议,我还可以捐一些,只是他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倒是问题。’我想这是好事,我们应该接受。如果万有信给你们提到此事，希望你们能表示欢迎。不知以为如何。”(1992年9月5日)
同年9月5日,我收到万心蕙先生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在与刘绪贻同船去武汉时,他提到严四光老师曾与他谈及,我应当捐奖学金给全（美）国史学会，他也觉得很有意义。我回来和王霈谈,霈也赞同。如果你们全国美国史学会肯接受的话。我们俩也可捐一个奖金,约与给师大的数目差不多。少给名数,每名钱可多些。当然，这先得看你们史学会的态度。因立奖金也得有人专管,评审给全国博士或硕士生，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太麻烦。如果你们基本同意，我们再商讨条件。明年我去北京时，可寄个公证书。请你与各位商讨后给我个回信。”
1992年9月23日,我收到刘先生写给我的信:“9月17日大札收到。你和四光同志商量的处理万心蕙女士捐赠奖学金的办法，我基本同意。我希望看到这件事能尽早落实。”10月11日, 刘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万心蕙教授为研究会硕、博士生优秀论文设奖事,现在看来大体上是可以成为事实了,令人高兴。我有两点建议:1，每篇论文奖金不必太多,诺贝尔奖金比较起来并不算高,但有份量；美国的普利策奖的奖金也不是很高的。这样，得奖面还可以宽一点。2，评奖委员会的人选不必多,最好是老中青结合；评奖委员必需正派、有胸襟、有学力、有权威、有对公益事业热情。不知以为如何？”
1992年10月21日，我又收到万心蕙先生的回信:“谢谢你们接受我与王霈捐赠奖学金事。关于捐赠基金,我们定为一万美元。前几天已寄信给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以我们的名字,存了个一万元一年定期存款，以后利息发奖……”。11月15日, 我收到刘绪贻先生写给我的信:“接11月4日大札及所附万心蕙女士函，甚为高兴。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奖学金的心愿，总算完成了一半。我希望有一天能意外地赚到一笔钱,也能在研究会设一个刘绪贻奖学金，那就更好了。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太穷,谈何容易？！”信中还就发放奖学金的面、评奖委员会人数及代表性、评选出真正优秀的论文等提出了建议。
1993年1月4日, 刘生写给我的信中谈到评奖委员中的武汉大学人选。他说:“我是应当按理事会要求答应任万心蕙奖学金评审委员的,但我目前工作实在太忙,头绪太多,怕误了事。经过仔细考虑后,还是想推荐李世洞同志。”
由于刘先生的积极倡议和热心推动,经万心蕙先生和秘书处多次磋商，1993年8月5日，正式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设立万心蕙奖学基金的议定书。[8]作为万心蕙奖学金的代理人,我欣慰地报告,迄今奖学基金已经有11.3万元人民币以上存款,并成功举办了四次评奖活动。[9]
刘先生十分关注美国史研究会在新时期开展对美国史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并不断对秘书处的工作提出宝贵建议。例如：在谈到将于1993年召开的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国际会议时,他在给我的信中提出: “作为美国史研究者，似乎应该学习美国早期移民和西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开拓精神,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他引用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后写道:“最近，我读小平同志讲话，深有感触，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姓社姓资议未休，良辰如水自空流。应防一觉黄梁梦,放眼周边尽上游。”（1992年5月3日）“我希望年会能创造一种辩证地认识美国和美国史的气氛：既批评美国资本主义的消极面;也敢于公开地倡导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利用美国的资本主义。”（1992年9月23日）
在谈到研究会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时,刘先生提出：“学术视野要开阔,要为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着想，要敢于发展马列主义，要尽可能避免‘著书都为稻梁谋’；报道可有重点,但不能集中,要照顾小单位、边远地区。”在谈到信息网络的组织时,他写道：“主要在于‘人选’，只要能找到责任心强、办事公正、作风严肃认真、有长远眼光的人就好办。”（1992年6月8日）
在谈及理事、顾问职责时，他写道:“不能像有些学会那样，名人一大堆,实际与学会无补,只养成了一批学会绅士。从前胡耀邦同志是反对这样做的。”（1993年8月17日)在谈及秘书处迁址时,他写道：“我从大局出发,或者沉默,或者解释。我主要想的是：只要大家今后处以公心。努力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办好,使我们老一辈同志辛苦创建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对待美国史研究会的问题上,就应从团结愿望出发。”（1993年7月22日）
1993年11月16日,刘先生写一封长信给秘书处。在这封用小字写得密密麻麻的信件中，刘先生详细说明了研究会初创时期的对外学术交流工作，说明自筹备开始时美国史研究会就和美国的两大历史学者组织保持着联系。先生的信件中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学术界的某些不正之风。[10]在谈到学术是非和坚持真理时,他写道:“我今年已年届八旬，也许未免太天真。但是，作为一个有40年党龄的共产党人,差的却就是这种天真,因而常被虎皮吓倒,难以坚持正义。”（1992年7月13日）“坚持真理与正义往往容易得罪人”，“但我并不后悔,我在八十寿辰学校纪念会上致答词时用了两句古诗表达了这种心情: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且古往今来事实证明:从长远来看,这样一来也不一定吃亏。当今教皇不是给哥白尼平凡了吗？前些时考察了一下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学史，发现制度学派创始人维布伦在世时,由于坚持己见,批判资本主义,加上性格孤僻，在各个学校处不好关系,的确吃亏不小,但是，他的生命力却比别人的强得多。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我担心的不是别人嫉妒和倾轧，而是自己坚持的是否真理；如是真理，自己是否够坚定。”（1994年4月30日）
刘先生的一些论文，由于观点 “敏感”而被某些杂志婉拒。2000年10月14日,刘先生寄给我《20世纪世界史中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一文的复印件，特地说明：“这篇许多杂志不敢刊登的论文,总算由《太平洋学报》发表了。”
刘先生十分关心关怀后学的成长，积极鼓励和推荐中青年学者走向海外，跟踪研究美国史。1987年6月15日,刘先生写信给我,答应为我去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或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联系学术进修和访问。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接受了我为期两年的学术访问申请,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风波而未能如愿，但我还是一直感念先生的热心推荐和指导。刘先生没有专家学者架子,他来北京期间,只要有空，还来家中小坐聊天，给后辈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11]
需要着重提到的是,刘先生作为《美国历史杂志》（JAH）的中国特邀编辑，和杨生茂先生一起做了许多工作。自1992年以来迄今，刘先生、杨先生和我一致联名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了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百多篇、著作二三百部、学术论文上千篇。这对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美国史研究者了解我国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史研究成果，有着积极的作用。刘先生和杨先生一样,对此工作采取了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如对于译文的一丝不苟，对一票否决权和保密原则的坚决信守，对工作进度的积极配合，对国际合作中我方的自主立场的坚决维护，对我辅助他们工作的全力支持,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现在手中保存着刘先生给我的几十封亲笔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进程。[12]
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蜀生同志推荐你代他,我没有意见”；“我们准备给Thelen回信,这封信有杨、邓、我回。俟Thelen同意你代邓后,以后再回信时，则由杨、你、我回信。”（1992年7月1日）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对于美国史编目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我们编目是‘择其优者而编之’，并非‘有见即摘编’。这就需要进行大量而慎重的阅读，因为不阅读就无法‘择优’，就有可能‘遗珍漏珠’，或使‘滥竽充数’，以致‘选非其当’。”（1992年7月18日）
刘先生身负撰写美国通史两个单卷本和统筹《美国通史》多卷本的重任，对于我每次向杨、刘两位提出的论著及博士学位论文的初步意
见,都极其认真地仔细审读，并逐一提出自己的建议，有时对于不同意推荐的书,还用很大篇幅说明理由，往往一次推荐经过几过来往取得共识三人一致签名后,再由我负责寄往美国历史杂志，这每一次推荐都倾注了刘、杨二老的巨大的辛劳，也使我受益匪浅。自1992-2002年间，刘先生给我的六七十封亲笔信件大都围绕这一内容。
按照JAH编辑部的要求，我们要定期向JAH（《美国历史杂志》）推荐少量优秀论著和博士学位论文,还要推荐书评人。自1992年以来，我们没有任何项目费也从不计算工作量，不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一直是自己掏钱，编辑、打印、复印、往来通信等,长此以往，开支上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尤其在九十年代初的低工资待遇和高国际邮资情况下,更显得经费的拮据，所以曾希望美方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赞助经费,以专门用于从事推荐工作所必需的邮资等费用。对此杨先生、刘先生1992年6月至1994年7月间就争取国际特邀编辑赞助经费事宜有二三十封给我的信涉及这个话题。几经交涉，最后美方答应给予一次性300美元补贴费，但又不断提出新的需要更多投入时间精力和费用的任务。我们则依我方实际情况，独立运转，量力而为，不给美方牵着鼻子走,维护自身权益。 [13]刘先生在信中明确表示,美方主编“不知道中国教师的贫穷和辛苦”，主张“申请一点钱”，“万一这些都办不成功,我们就和他们说明白解约,我们不再承担此任务”。（1993年2月23日）
1993年5月,我综合了刘、杨二老的意见，起草了一封三人联名写给《美国历史杂志》主编David Thelen的信,信中最后提出：“我们提供一个这次为完成The list of Recommended 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in American history（1990-1992）（Books ，Articles， Dissertations项目所花费的清单”，“已支出RMBY2900（合US$500）我们想在美国这笔费用对于中产阶层是不足道的。然而对没有任何资助，现代信息缺乏，又一切自理的低薪教授（每人每月工资不足100美元）的我们来说,长此以往，无疑是难于长期负担的。若使这一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得以正常进行,须有基本的财力保障。”杨先生和刘先生对这封信的英文稿作了精心修改和润色。刘先生在修改后专门注明：“这最后一段话,我的语气重些，因为我觉得Thelen太吝啬。不过,我不坚持。如果你们二人认为语气缓和一点好,就用你们原来语气也可以”。（1993年5月28日）[14]刘先生曾告诉我：“打算从今天起校阅你花大力气整理的书目、博士论文和论文目录。碰巧，今天早晨收到生茂同志的信,知道他花了10天时间校改这份目录。有了他的把关,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因此，我这一次想偷点懒,只浏览一番目录，没有仔细去核对，总的印象是:如你信中所说,收录过宽”。（1993年3月21日）
在我们看来，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不是美国化,而是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美方曾要求我们提供推荐的图书,对此刘先生表示：“请他直接向作者写信索书。我以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无力付此邮费。”（1993年3月22日）对于《美国历史杂志》主编提出的一些诸如国际著作和论文奖问题,刘先生有自己的看法:“有个评审标准的重大问题。西方标准和我们不同,所以鲁迅都未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评审标准基本上根据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原则,歧视马、列、毛思想,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很难引起我国美国学者对此事的兴趣。”（1994年4月9日）
刘先生在信中对我多有鼓励赞扬，如称:“你在此商海横流的时代,仍保有一颗宝贵的心,珍视人世间除金钱之外更有价值的东西,可佩也。”（1994年8月28日）“所附1993-1994年出版的有关美国史部分著译作也收到，很有参考价值。你做了好事。”（1995年2月27日信、）“再一次谢谢你,本来是我们三人的工作,由你一人负责,实在是偏劳了。”（1995年11月6日）“给美方的推荐材料,你担负了几乎全部责任,我和杨先生都应该感谢你。”（2001年6月30日）“实在抱歉！一则这些时候赶任务太忙，一则年老易忘事，竟将你给我的这个重要任务忘了,没有按期完成。接到电话后,已经赶完,先寄上请查收。”（2002年4月17日）但有时在信中也直言不讳地批评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如刘先生曾说过：“十余年相识，我们已是老朋友了。有话明说,希勿见怪。你的长处在于做事雷厉风行，勇于负责,工作量大，毫无怨言。但如鲁迅先生那样，无论写什么东西,写好后仔细核对，务期除尽讹误，那就更完美了。”“你的大作很多,内容也不错,只是仔细核读时,也往往发现小毛病。”（1992年11月11日）
刘先生在信中也多次谈及拟辞去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一事,“我和生茂同志一样，因年老精力不足,拟坚决辞去JAH的国际特约编辑；而且这还不仅是我们年老的问题,换换新人,对工作也有好处。我和生茂同志也考虑到,为了工作的连续性，你最好连任一届，不过既然JAH编辑部决定‘国际特约编辑’任期只4年,我们已任两届，不知他们是否同意，因此需要和他们商量。”（1999年7月下旬）“今天接JAH新主编Joanne Meyerowitz10月19日信,谈她像Thelen一样，仍积极致力于JAH的国际化，并希望我们作为该杂志的International Contributing Editor能经常和该杂志联系,按期（每年5月1日和12月1日各一次）给它送论文(包括博士论文)和书籍目录，提出改进工作建议,还附有一说明(关于如何制订目录的)。不知你接到此信否?我预备回信,同意继续担任ICE（因她上一信问我是否愿意继续担任该杂志的ICE），如果你也同意继续担任此职的话。关于此事，你有何想法,请赐告。”在十多年的ICE工作中,尽管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都已八九十多岁的高龄，依然恪尽职守，极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做好推荐工作,令人敬佩。[15]
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刘先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组织编著单卷本美国断代史和和六卷本《美国通史》，以至1990年美国史年会后的威海会议(1993年)、长春会议(1996年)均未参加。刘先生在几封信中一再向我解释迫于撰写书稿的无奈，以免引起同行不必要的误会。2002年10月19-22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年近九十岁高龄的刘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恰逢2002年10月六卷本《美国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刘先生和与会代表分享了该书出版的欢乐和喜悦。在开幕式会上，89岁高龄的刘先生讲了话。我在开幕词中特别提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从1979年正式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23个年头。”“23年可以塑造一代人，今天和我们聚集一堂的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德高望重已年近九十高龄的刘绪贻教授，有一批活跃在美国史各个研究领域前沿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还有刚刚迈入美国史研究门槛的年青研究生。这是一次老中青三代中国美国史研究者的大聚会。”“出版一套集学术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中国学者编著的《美国通史》，是我国美国史学者多年来所追求的，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了解和认识美国的需要，又是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美国史研究自成立以来一直提倡、鼓励和支持编著《美国通史》。为此，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和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等美国史研究者花费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精力，现在经过几十名中国美国史老中青研究者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学术攻关，这套六卷本共300万字的《美国通史》终于在2002年10月正式出版了。这部巨著的出版，将有助于国人对于美国的历史和社会有更多、更深入、更符合实际的了解和认识；也有助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这说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后继有人的。”[16]
三
完成六卷本《美国通史》后,刘先生的学术生涯步入颠峰阶段，他一直没有停止开拓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路的步伐，依然笔耕不綴，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继续探索。
刘先生是迄今我国美国史学界年龄最长的老前辈。在临近期颐之年，仍然领航学术前沿，与时俱进,运用电脑撰写文章和电邮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刘先生的老伴周先生今年也是白寿之喜,可谓双喜临门，学界罕见，令后学敬仰不已。先生仅仅和我的电子邮件交往就数以百计，单是通过学术批评网、学术交流网转发的刘先生的文章，也不下几十篇。
刘先生延年益寿，是学术界的幸事。记得2001年4月27日,趁先生参加他母校清华大学校庆90周年活动前夕，在杨玉圣家为先生举行了一次88寿辰聚餐活动,齐文颖教授、周颖如编审和我都到场祝贺。[17]
为祝贺刘先生九十华诞，由玉圣发起,我和任东来教授、杨玉圣共同主编，在中国法制出版社祝立明社长的支持下。于2003年在该社出版了《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18] 该书收录了先生的短文《八十九岁断想》（《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4日），他写道:“多少年来，我老骥奋蹄，几乎没有寒暑假和星期天，写作和发表了约900万字。大体可以说，这些文字的许多内容，也都是抵抗那些我所痛恨厌恶的非正义、反社会事物的；它们抵抗‘左’倾教条主义，抵抗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抗世界上的霸权主义，抵抗我国社会上贪污腐化、假冒伪劣等各种不正之风。然而，正如有的亲朋所说：‘年纪大了，不要那么执着吧！这些恶势力岂是你那些区区文字所能抵抗的？何况你人微言轻！’这就使我的抵抗也有些悲壮的味道。不过，尽管亲朋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已年近九十，积习难改；说得好听点，既然是人民的儿子，就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不能只为自己着想。继续进行悲壮的抵抗，乐在其中。”[19]
2008年5月，我参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95岁华诞庆典。记得刘先生在讲话中谈到:他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很快,新的人才辈出,一代代的新人都超过了我们的老一代，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他说，从2002年后,他对于美国史研究做得比较少,研究有点改变。关于美国研究，他认为美国国家的内政是民主的、法治的,从中国当前的情况看应该向美国的民主化、法治化学习。[20]5月 27日，我到先生家中再次祝愿先生和同龄的师母健康长寿，并且建议先生千万不要把时间绷得太紧,注意休息,有了健康的身体,就是学术生命的延续。刘先生对于这次武汉会议很满意，我说,大家期望2013年为您举行祝贺百岁华诞的活动。刘先生告诉我,他有一篇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的文章，原来某杂志准备发表,但被要求删节，他没有同意，于是杂志没有采用。我告诉他如果其他杂志和报刊不发,我设法联系香港杂志发表。[21]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09年7月9日,我收到刘先生寄来的文章（该文原载香港《领导者》杂志2009年6月号）。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22]
为祝贺刘绪贻先生96岁华诞，2009年5月12日，我和刘先生通话，先生说他最近在《读书》杂志和湖北、湖南的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近作,他的口述回忆录即将面世。可以说，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刘先生是年龄最长且迄今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不断著书立说的老寿星。[23]
2010年3月，刘先生告诉我繁体字版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已经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先生还给我发来书稿电子版。刘先生在前言中写道:“写口述史必须绝对说真话，还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我觉得我是基本上做到这一点的。说‘基本上’，是因为我担心伤害他人、忤逆他人，在极个别问题上还是有所省略、有所禁忌的。”“完成这本口述史上卷后，我已95岁半。虽然想继续写下卷，但下卷内容主要涉及我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复杂演变过程，主观客观的困难和障碍不少，加上年老力衰，而又不能忘情于国事、天下事，不能专心一志，所以要完成下卷，还是要自己下大决心并得到家人和朋友的大力支持的。”余坦坦在后记中写道: “绪贻先生的一些事迹，令我印象殊深，充满敬佩：其一是记忆超人，九十年前学诵的诗文随口就能背诵；其二是毅力惊人，95岁高龄仍每日笔耕不辍；其三是极其严谨，毫厘不爽，比如为了查找第一次与我交往的日期，竟然翻遍他数年写的日记，等等。”先生在电话中还告诉我，下卷正在撰写中,已经进行到第四章。[24]
在刘绪贻、周世英老人98岁诞辰前夕，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日前, 武汉大学校长专程登门拜访，表示明年将为他们夫妇举行隆重的百岁寿辰庆祝活动。笔者建议,中国美国史学家届时举行纪念刘绪贻先生学术思想和精神的研讨活动。”[25]
刘先生74岁那年离休,我在《读<刘绪贻著译总目>有感》博文中感叹：“说刘绪贻先生著作等身，一点不假；说刘绪贻先生著作与日俱增，一点没错；说刘绪贻先生活到老、写到老，完全准确。细看刘先生著译总目发表的时间顺序，我们不难发现，在先生75岁以后也就是1988年以来所发表的著译总目大大超过了75岁以前的数量。刘先生退而不休，笔耕不缀，退休后的研究领域不仅继续深入美国史，而且扩大到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时论、散文、随笔、杂文等，进入学术自由王国阶段”；“2003年《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文集附有玉圣初编的《刘绪贻教授主要论著目录》，当时辑录到2002年,其后刘先生不断增补，我每次收到他寄来的总目，就感到又丰富和增多了不少，这些都记录了这位令人敬佩不已的年过九十的学术老人辛勤耕耘”。“刘先生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固然是由于他终日伏笔的惊人毅力、活力和创造力，也和他坚持健身强体、科学用脑，健康长寿的生活规律有关。就在最近和他的几次通话中,我明显感受到这位快到97足岁学术老人的听力、表达力、关注点均惊人的好，他收发电子邮件运用自如，今年3月出版《萧声剑影—97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出版后，现正有条不紊地从事下卷的口述自传写作。在刘先生身上，我们看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的精神境界，健身强体、科学用脑乃是延续学术生命的必要前提，谱写学术生命的新篇章需要老有所为的奋斗不息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学无止境、奉献无终点”。“刘先生没有梯队、没有项目费、没有培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指标、没有助手、没有目前许多在职研究者的种种优惠待遇，然而，刘先生后续的成就却远非目前许多掌握优越资源学者所能比拟，两相对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虽然我们不忍心看到刘先生还如此辛勤耕耘，但是每每看到先生新作面世，我们总是倍受鼓舞，和先生相比,我们这些“70岁后”小字辈，为何不紧随其后呢？”[26]
从刘先生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中,我始终感受到这位学术老人对于祖国命运和前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深度关注，对于封建影响和学术腐败的深痛恶绝,对于社会问题的观察细致入微，对于青年学子关怀备至，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深邃见解。刘先生是一位忧民忧国的始终站在理论前沿跟踪社会实践,胸怀人民、服务人民奋斗不息的学者。我们的学术队伍中以有这样的学者而深感自豪。
刘先生的学术生命将跨入第二个百年,我们衷心祈望刘绪贻老人和周世英师母健康长寿。百岁老人童言无忌，先生在自由学术空间里抒发学术心声，是学界之幸、人间之福。
刘先生和周师母,多保重！
注释：
[1] 见《补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备会议》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4月8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10052）
[2]见《贺刘绪贻先生95华诞》，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5月7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
[3] 第二届年会到第六届年会(1980-1990)的活动见：《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0年年会（烟台）,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2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13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苏州年会(1982)合影》,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0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4728；
1982年6月苏州之行补记，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2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211；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成都)合影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3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512；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兰州)合影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4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795；
西安、兰州、丝绸之路敦煌汽车行记事（1986年8月）,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4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5904；
[4]请见《《美国史译丛》（美墨战争专辑）和刘绪贻先生》，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2月5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4430
[5]参见《忆1986年武汉之行》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4月9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10342
对于组织出版六卷本《美国通史》，请参见《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8期第115-132页，发表署名邓蜀生、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见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8月19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77330
[6]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1990年开封-郑州)合影,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5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6075
[7]1989年11月8日,刘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去年下半年，《世界历史》编辑部约我(还让我找几个人)写了一系列“重新认识”的论文,我们订了计划,而且也写出了两篇,他们原准备用专栏在《世界历史》发表。”“以后，他们经过慎重研究,认为我们的文章是在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仍然准备发表,但不用“专栏”，免得刺激。后来有人糊里糊涂地、笼统地批评“重新认识资本家”。他们为了保护刊物和作者，只发了李存训同志的一篇,我的一篇暂未发表(我完全理解)”。
1990年3月9日,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从心理上说,我对研究会有感情,秘书处留在武大我或许感到安慰。但是，我只是研究会5个顾问之一，我只愿意就如何加强研究会的工作提出建议,我不能、也不会干预你们理事会的任何决策。下届理事会为了加强研究会的工作,决定把秘书处放在哪个学校，我都没有意见。超过以上范围的话,就不是我说的。”
[8]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议定书和第一届评审委员会》，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4月27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3213并见心蕙精神 永载史册——纪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 黄安年的博客,2007年11月25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11600；《深切怀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4月29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487；《坚持办好万心蕙奖学金》,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27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6625
[9]请见《刘绪贻教授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
黄安年文本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2月6日(北京时间)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4641
[10]见《读刘绪贻先生1993年11月16日给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信有感》，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月2日(美东时间)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24926
[11]见《与刘绪贻、杨玉圣在寒舍的合影照片（1990年6月18日）》，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2月7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4972
[12] 见《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史研究通讯版）》，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5月14日发布，文章提到：“邓蜀生先生和杨生茂、刘绪贻先生一起于1992年受聘为美国著名的《美国历史杂志》的中国特约编辑，我国美国史研究者担任这一职务还是第一次，无疑是邓先生的学术荣誉，但是考虑到保障这项工作及时有效的运转，邓先生提出了他自己退出中国特约编辑一职，并且郑重推荐我来承担这一工作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杨、刘两位老先生的一致同意和美国历史杂志主编的认可，从1992年12月一期(Vol. No.3)起我取代了邓先生出任中国特约编辑。我自知水平有限，惟有在老先生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兢兢业业工作，贡献绵薄之力。”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并见“为《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 杨生茂先生1992年给我的几封信”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5月17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25286
[13] 杨生茂先生就国际特邀编辑一次性赞助经费的通信，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5月18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5906
[14]见“刘绪贻先生和《美国历史杂志》（JAH）的中国特邀编辑”，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2月7日(北京时间)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5108
[15]同上，上引信件均保存在我的信箱专柜中。
[16] ]全文见《美国研究通讯》，2002年第2期,第17-18页。参见《刘绪贻先生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西安年会（2002年10月19-22日）》，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2月7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5002
[17] 见《刘绪贻、齐文颖、周颖如、黄安年合影（2001年4月27日）》，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2月09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5528
[18] 请见《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提要，黄安年文 2007年3月12日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518
为刘绪贻先生九十五华诞 重温《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4月29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3575
[19]见《推荐刘绪贻文: 八十九岁断想》 黄安年推荐 发表: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5月4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4201
[20] 《记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开幕式暨刘绪贻教授95岁华诞庆典》（2008年5月24日)，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5月28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7046
[21] 《在刘绪贻先生家祝贺他95岁华诞》，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6月1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quickforward=1&id=27507
[22]见《值得一读 刘绪贻文:极应尊重创建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7月10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42770
[23]见《祝贺刘绪贻先生96岁华诞》，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5月12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231340，博文附有刘先生2008年12月14日寄给我的照片，刘绪贻、周世英夫妇11月29日拍摄于矮晚亭的合影,蒙先生同意在网上发布。
[24] 见《祝贺97岁学术老人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出版》，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3月31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07635
[25] 《祝贺刘绪贻、周世英夫妇98岁华诞》，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5月7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1391
[26]请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quickforward=1&id=309820；我在“再读《刘绪贻著译总目》有感”（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月4日（美东时间）发布）中感慨“《刘绪贻著译总目》的截止时间在2008年底，迄今三年过去，刘先生又有不少新作不断问世，2009-2011年间正是他96-98年高龄之际。”“当前学术界总体说来,过于功利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认真地学习刘绪贻先生的崇高精神境界,不谋私利，追求真理，奉献终身。”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25861
[27]参见 *《时代周报》专访98岁高龄的刘绪贻教授，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黄安年推荐《时代专刊》专访刘绪贻文章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1月6日发布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1659
*对话刘绪贻：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推荐马国川专访刘绪贻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1月21日发布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06478
* 刘绪贻文 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4月11日发布*2011年4月1日《同舟共进》上的文章《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该文2003年7月5日初稿，2008年9月1日4稿。2011年4月7日 人大与议会研究网转发了该文并附编者按：刘绪贻教授早在1984年就在上海《时与文》周刊上撰文论述民主问题，提出“民主”是让人民自己作主，与“民本”有本质区别；1998年，刘教授在《长江日报》上发文再次论述了“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的观点。本文已是作者第三次论述“民主”与“民本”的区别。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32033
*推荐百岁学术老人刘绪贻《辛亥百年反思录》序，黄安年推荐刘绪贻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10月31日(美东时间)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03122
完稿于2012年2月10日
（本文收入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