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绪贻先生在北师大的一次学术讲座
井建斌
（天津市委党校副教授）
1999年9月23日，武汉大学刘绪贻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颁奖表彰大会。这次表彰大会共评出“六五”至“八五”时期优秀成果151项，计有一等奖14项，二等奖38项，三等奖99项。其中，刘绪贻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获得二等奖。
第二天，9月24日，恰好是中秋节，受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杨玉圣先生之邀，刘绪贻先生为北师大历史系学习美国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讲座。当时我作为就读于北师大历史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有幸聆听了刘绪贻先生的这次学术讲座。
在刘绪贻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之际，我找到了自己当时的听讲记录，真切回忆那一次学术讲座的点点滴滴，以此来表达一名后学晚辈的殷殷祝贺之情。
一
刘绪贻先生这次学术讲座的题目是《战后美国阶级斗争考察——兼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在讲座中，刘绪贻先生认为：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相应地，美国的阶级阶层变化和阶级斗争形势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第一，美国的白领工人（如经理、管理人员等）人数剧增。第二，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第三，美国中产阶级人数迅速膨胀，成为社会阶级构成的主体（比重占到美国人口总数的76%）。第四，美国贫困线以下生活的人群，能够得到国家的救济和帮助，其收入的1／3便可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五，美国工会力量在集体谈判中得到充分体现，资方能够做出极大地让步，并且还推出了“劳资合作计划”（如让工人入股成为股东，分享利润，参加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等）。第六，美国工人斗争的目标只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并不触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第七，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只在课堂上传播，在学术研究中探讨。
刘绪贻先生说：他的上述看法，早在十几年以前就提出来了，请有兴趣的同学参看他在《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1986年第8期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在谈及他的求学经历时，刘绪贻先生认为：在清华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科学、民主的意识和思想深深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和方向选择。当时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吴文藻、潘光旦等都教给了他很好地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他对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社会变迁》和路易斯•沃思的《知识社会学》等课程均十分感兴趣，并深受其影响，形成他对于社会学研究路径选择的自我理解。这就是要从社会变迁和知识社会学两个研究维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行程。对于社会变迁的研究，要着重从文化层面（包括物质的文化和非物质的文化）来考察，对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变化。于是，刘绪贻先生就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君主专政时代而不能转变为工业化（实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上面。花了一年多时间，从中国二十五史等书中摘录资料，撰写出了一篇约18万字的题为《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的硕士学位论文。
改革开放伊始，刘绪贻先生就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为典型，集中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规律。他认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消除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突出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广大劳动人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处境，适度减轻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因此，罗斯福“新政”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当得到实事求是的充分肯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刘绪贻先生从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转型入手，开始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问题。这种研究，他称之为是从社会变迁研究到社会发展研究的转变，其目的是要不断推进社会向前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他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发展应该遵循五条规律：第一、必须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导。第二、社会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第三、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第四、必须有正确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五、必须与全球化进程接轨。
因此，面对刘绪贻先生这棵学术研究的长青之树，我代表在座的学生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根据您多年的治学经验和研究心得，我们年轻人如何才能把学问做好？”看着热切盼望回答的学生们的眼神，刘绪贻先生讲了四点经验和心得：第一，要有志向和兴趣。第二，要有胆量，有学术良心，有社会使命感。第三，要善于收集资料，这一点非常重要。第四，要有很高的外语水平。
二
作为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幸聆听到武汉大学刘绪贻先生这样一次精彩的学术讲座，完全受益于杨玉圣先生和刘绪贻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
杨玉圣先生十分敬仰刘绪贻先生的道德文章。在刘绪贻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出版之后，杨玉圣先生就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在题为《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刍议》（发表于《世界历史》1991年第3期）的评论文章中，杨玉圣先生认为，《战后美国史》基本上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叙事模式，试图有机地融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于一体，比较重视中国人的美国史著译成果，尽可能地介绍和吸收中国人自己的学术见解，根据新情况和新资料，经过独立研究和探索而提出基本论断，蕴含着一种十分难得的理论创新的勇气，洋溢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为构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体系做出了新贡献。
刘绪贻先生也十分赞赏杨玉圣先生的治学精神。在为杨玉圣先生的第一本个人学术著作《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做的序言中，刘绪贻先生以《喜闻雏凤清声》为题，盛赞杨玉圣先生的治学：一是实事求是。注重考证，追求基本史实的准确性；尊重历史，尽可能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以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来取代具体细致的学术研究。二是敢于褒贬。为维护史学尊严、促进史学发展，撇开个人得失，仗义执言，公开批评不正常的风气以及不严肃的学风，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后来，刘绪贻先生成为了杨玉圣先生学术批评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之一。2006年3月15日，在学术批评网创办五周年之际，刘绪贻先生慨然写下了“不畏讥馋藐权势，但将正义播人间”的题词。
正是通过这样的因缘际会，我与刘绪贻先生相识了。后来在刘北成先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的硕士学位论文（主体部分，发表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论文考察了英国政治思想家拉斯基，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好朋友和罗斯福总统“新政”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对于美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新构想和新思考，并进行简要的评价。我以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传承了刘绪贻先生对于罗斯福“新政”研究的学术薪火。到天津市委党校任教以来，我致力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我又以为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传承了刘绪贻先生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问题研究的学术薪火。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曾经聆听过刘绪贻先生教诲的年轻学人，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传承着刘绪贻先生的学术薪火。让我们这些后学晚辈们，再一次地祝贺刘绪贻先生：身体康健！学术长青！
（本文已在学术批评网2012年3月17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