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荣：刘绪贻先生对我的提携与帮助
我认识刘先生已经有近15个年头了。1991年，我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从那时起就经常听说刘先生是国内鼎鼎大名的美国史专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镇之一。我在读本科的时候见过刘先生一次，大概是在1994年的五六月份。当时，刘先生的弟子李洪山博士回母校访问，在化北楼给我们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我记得，刘先生、李存训和李世雅老师都参加了。原以为刘先生是一位很威严的学者，但他却显得很和蔼可亲。当时他已年过八旬，但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我当时可能还有点胆怯，虽说已有报考美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打算，却不敢上前和这些老师交谈。1995年我顺利考上了武大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在此前后，我已经读过刘先生主编的一些书，对他非常仰慕，也想过去拜访他。按说，我有很多机会向刘先生求教,但我一直没有去拜见武大美国史的奠基人。因为听说刘先生工作繁忙，最好不要轻易打搅，我就听从了论文指导教师钟文范教授的建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没有通过导师安排，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刘先生。
1997年4月25日下午，我来到历史系所在的逸夫楼人文馆，偶然得知刘先生当天下午会有一个讲座。这次学术活动是武汉大学人文实验班组织的，刘先生谈到，要建立健全反对腐败的相关体制机制。刘先生针砭时弊的精彩讲座博得了满堂掌声，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觉得他完全不像一位垂垂老者，他不仅面色红润，声音洪亮，而且思维活跃，甚至充满激情。讲座结束后，我和几位同学送刘先生回家。刘先生身体很好，走路一点也不吃力。沿着珞珈山上的一条小路，我们边走边聊。刘先生平易近人，在他面前，我一点都不觉得拘束。刘先生说他虽然很忙，但他很愿意和青年人交往，欢迎我以后跟他讨论问题。正值春夏之交，树木森森，落日的余晖洒进林间，真让人觉得美不胜收，心旷神怡。
此后至1998年7月我毕业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几次登门向刘先生求教，并得到刘先生的大力帮助。在准备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我曾经到刘先生那里去借阅资料。刘先生的书房不大，四壁全是书架，整齐地摆满了各种图书资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刘先生的书虽然很多，但他总是能马上告诉我要找的资料在哪，让我自己去找。刘先生坚持写日记，对来往信函也都妥善保存，这些材料的珍贵价值，已经在刘先生近年出版的口述史及他写的多篇感人肺腑的忆旧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反应。在我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刘先生曾经建议我就布什任内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合写文章，并让我就我长大的那个村庄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写些东西。
刘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教研室的创始人，他对该教研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直努力想重振这个一度很有影响的教研室。在我读硕士的时候，该教研室已经明显地衰落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后继无人。刘先生对此非常着急，除了多次建议历史系补充美国史方向的师资力量之外，他还想过很多别的办法，包括参与指导培养研究生，物色和延揽优秀学者到武大任教，希望能够重振武大美国史教研室。一听说有中意的人有意加盟武大历史系，刘先生就特别高兴，在中间牵线搭桥。刘先生还曾经问过我是否愿意毕业后留校，并表示他可以就此事做些努力。为美国史教研室延揽人才的事情，我曾经多次听刘先生谈起，我也数次从武汉大学向荣教授和李工真教授那里有所耳闻。刘先生当时已经年逾85岁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有复兴美国史教研室的雄心壮志，在人才引进方面态度非常积极。与此同时，刘先生又是豁达包容的，他待人以诚，虽然抱有期望，但又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对方的选择。刘先生主张不计前嫌，一切向前看，他是这样做的，他也希望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持有这样一种平和洒脱的心态。刘先生的进取精神和博大胸怀经常让我唏嘘不已。
我硕士毕业后能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与刘先生的推荐有关。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曾经到北京查阅过资料，很喜欢北京浓厚的文化氛围，希望以后能到北京发展。在1997年12月中上旬，我到北京求职。12月17日下午离开北京之前，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人事处，并留下了一份求职材料。1998年元旦前后，我带着一张贺年片去拜访了刘先生。我在那张贺年片上书写了如下两行文字表达我对刘先生的敬意：“您是一位辛勤耕耘、著作等身的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目光敏锐的学者。您不计得失的胆识与魄力，激励无数知识分子去勇敢地追求真理。”我当时给刘先生也顺便提到了到世界历史所求职一事。1998年1月21日傍晚，我接到了刘先生的电话后，给他送去了我的简历。那个春节，我在老家没呆几天就返回了学校。我打电话给刘先生拜晚年时，刘先生让我马上过去，告诉我北京世界历史所那边给他来信了。我这才知道，刘先生给我写了推荐信。我没有想到，刘先生会把我到北京求职的事放在心上，他对我的关心让我非常感动。刘先生给我看了世界历史所黄柯可老师给他的回信。黄老师诚恳地提到，刘先生“为人正派，作风严谨”，对刘先生关于我的评价“深信不疑”，她接着介绍了世界历史所欧美教研室的基本情况，并让我等候通知到北京参加考核。这封信让我既高兴又紧张。刘先生和我对能否进入世界历史所都毫无把握，但他给我鼓劲，让我不要有思想压力，认真准备考试。我于1998年3月13号到世界历史所，与另外几位求职者一同参加了英语和专业课的笔试，上午的笔试一直进行到12点15分，下午1点半接着面试。我后来很幸运地遂愿来到世界历史所工作。我来所工作后听说，我之所以能够被录用，除了因为笔试和面试成绩尚可，刘先生的推荐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他的推荐信受到了世界历史所领导、欧美研究室和《世界历史》编辑部的一致重视。我听黄柯可老师说过，刘先生从不轻易推荐人，她知道这么多年来，刘先生只向世界历史所推荐过我一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刘先生的推荐信，为我叩开了世界历史所的大门。
我于1998年7月6日来世界历史所报到，分配在《世界历史》编辑部工作。那时，刊物的副主编正在筹划“纪念《世界历史》创刊20周年”的笔谈活动，让我来编辑这组由20多位专家写的文章。这组文章中有一篇由刘先生所写，题为《可贵而有成效的支持》。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将文章压缩后交给了我的上级领导。上级领导对文章也没大动，只把文章中提到的“风险”一词之前的“政治”两字去掉了。我后来还编发过刘先生所写的《6卷本<美国通史>诞生记》的文章。编发这两篇文章，让我对刘先生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精神和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品质更加钦佩。刘先生是一位非常正直、思想开放、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大胆提出要打破战后美国的“研究禁区”，要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理解为教条。
刚到编辑部工作的头几年，我多次给刘先生写信，向他汇报我在编辑部工作的一些情况。刘先生知道我很快就能适应编辑工作，他也感到非常高兴。此后，我每次回家探亲路过武汉或到武汉参加会议时，都会去看望刘先生和美国史教研室的老师。
刘先生不仅对我的工作予以支持，而且他也很关心我在学术上的成长。他是一位提携后学、乐于助人的学者。我这里仅举一例。2002年春季，我请刘先生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那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尽管已经确定做美国环境史方面的博士论文，但究竟如何切入，我还没有想好。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春天，沙尘暴天气频频光顾北京。我坐在教室里看书，窗外，肆虐的狂风席卷起地面的尘沙，打在窗户玻璃上崩崩作响。整个天空都是昏黄色，灰蒙蒙的。我当时偶然得知，美国雅礼协会将举办美国研究暑期研讨班，为期1个月，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高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可以申请，申请成功者可以获得全额资助。我于是想到，何不以美国大平原在1930年代成为尘暴重灾区的经历为题，申请一下这个项目呢？我在准备有关材料的同时，联系刘先生给我写推荐信。刘先生是研究1930年代美国“新政”的大专家，他对那个时代非常了解，对我拟定的题目予以了肯定，并很快寄来了书写非常工整的推荐信。虽然严格说来我没有在刘先生门下受教，但刘先生说就把我权当作为私淑弟子。那次我非常有幸得到了去耶鲁大学短期进修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刘先生又帮我叩开了出国访学的大门。
尽管在耶鲁大学的进修只有一个月，但我的收获却很大，最重要的是收集了很多关于尘暴重灾区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资料。回国之后，我曾经以《1930年代美国大平原的沙尘暴及其原因》为题撰写过一篇文章。文章写成后寄给刘先生，刘先生看后也很高兴，还专门写信说我的研究已经“初入堂奥”，鼓励我继续从事环境史方面的研究。刘先生还就我的博士论文提纲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在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之后，将博士论文和3篇已发或待刊的文章分别寄给武汉大学原美国史教研室的各位老师。我相继收到了他们的来信，刘先生的回信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回信中写道：“拜读3篇大作，都很有份量。看来，你已找到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径了。”不用说，刘先生的肯定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提起刘先生，我觉得可追可忆的事情特别多。想起1999年在南京参加美国史年会时和刘先生的促膝长谈，想起2005年在苏州大学参加美国史年会时我听到刘先生给大会发来贺电时的那份感动，想起2007年春节我在堪萨斯大学收到刘先生新年贺电的那份欢欣，想起2008年美国史年会在武汉召开之际刘先生步行到珞珈山庄同与会学者挥手惜别的身影，想起刘先生和内子的通信及对我们全家的问候，我心中就觉得特别温暖。
在我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我有幸认识了刘先生，并多次得到刘先生的帮助与提携。刘先生一直都是我最敬重的学术前辈之一。欣逢刘先生百岁华诞，我向刘先生谨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