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柯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庆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

欣闻刘绪贻先生及门与私淑弟子和武汉大学美国史同仁将为先生百岁华诞编辑一本纪念文集，我由衷地想参与其中。首先，热烈祝贺刘先生喜逢“世纪”大寿。在当今中国，“古稀”的七八十岁老人相当普遍，然而，百岁老人毕竟不多。尤其像刘先生这样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缀者，更是令人敬佩和羡慕。我衷心地祝愿他健康快乐。其次，借此机会，谈谈我多年向先生学习的心得。

刘绪贻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勇往直前，奋斗不息。改革开放之初，刘先生已经60多岁，然而他如同年轻人一般，充满活力，不断探索，甘冒风险，勇于创新。关于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当代史方面，我个人没有研究，但作为读者，我一直为他的钻研精神所感动。

记得约在1983—1985年间，刘先生连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主办的刊物《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动态》上发表文章，论述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及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八十年代前期，改革开放刚起步，政治气氛和人们的思想仍处在比较保守的阶段，要发表新思想新观点实属不易。这些新思想包括对传统观点的不同见解；触及过去禁忌的研究领域，更不必说对列宁的论断提出不同看法。我曾在八十年代发表过几篇关于美国两党制性质和作用的文章，也引起一定关注。刘祚昌先生当面对我说过，他真为我捏一把汗，鉴于这类论文不易刊用，他劝我改个方向。后来，我参加了国家重点课题，改为研究美国工业化、城市化问题了。相比之下，我就越是佩服刘先生的惊人胆量。

应该看到，刘先生的努力也得到了应有的认可。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时任所长朱庭光先生曾对我们说过，刘先生关于“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一个新概念，应该鼓励他进行研究，只是当他的文章在我们刊物上刊登时，个别词句可以做些改动。朱所长很欣赏刘先生的开拓精神，亲自审阅并批准发表了他的几篇论文，而且力推六卷本《美国通史》列为“六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时，我就对两位先生奋力推动学科发展的行动肃然起敬。在我看来，朱庭光先生敢于担当责任的态度一定给了刘先生巨大的支持和推动力，从而也成就了六卷本中关于当代美国史的后两卷先期问世。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刘先生的探索在当时能及时得到世界史所的支持，恰恰说明了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想，我的这些看法并不为过。

刘先生的进取精神还突出表现在，他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当2001年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先生决定再版六卷本《美国通史》时，刘先生以88岁的高龄，毅然收集新资料，把第六卷《战后美国史》的内容从20世纪80年代扩增到2000年，涉及了许多在我国尚无定论的问题。他又作了一次重要的突破。应该说，近30多年来，刘先生老当益壮，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中，我以为，有两条线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一，是以六卷本《美国通史》为样板倡导的学术创新。其二，是以学会秘书处为实体开展的学术交流工作。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刘先生都发挥了非同一般的积极作用。他和杨生茂先生几十年的默契合作，实际上在学会中形成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学会创立之初，他们就在为学科发展设计蓝图。我认为，在当时资料匮乏、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敢于提出撰写多卷本通史，其方向性的指导意义远远大于书中的实际内容。我们回头看看，在完成这部著作历经的24年中，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了多少倍，又涌现出多少人才！正是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胜利完成了这部300万字的巨著。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拓了视野，增强了信心，走出了国门，锻炼了队伍。所以，这部书的诞生，对于美国史研究，乃至世界史研究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秘书处是研究会的常设机构，起着组织沟通的作用。它像我们的一个“家”，替大家服务，事无巨细；又要包容大家的各种情绪，甚至言论和冲突。第一届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刘先生不计名位，承担了秘书长的工作。除本职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外，他在学会范围内的学科方向、人才培养、协作交流、互通资讯等诸方面，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使学会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必须强调的是，刘先生在对外交流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胆识，为学界起到了带动作用。八十年代初，他接受美国教授科特勒邀请赴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可在当时，是一件涉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交往的大事，审批复杂，有很大风险。先生以学科和学会的大局为重，成功出访，打开了与美国学界交流的大门。试想，如果刘先生没有机会出国，又怎能收集到有关当代美国史的资料，如何完成六卷本的写作？而且，后来得益于科特勒教授的倡议，1987年在北京召开了中美学者纪念美国宪法200周年的讨论会，由此开启了两国学界的密切接触。

这种“接触”看似简单，却来之不易。我记得，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建立之初，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领导下，曾几次尝试与美国学术界建立联系。一次是参加美国历史协会组织的编写“美国以外各国美国史研究指南”一书的中国部分。武汉大学秘书处在刘先生负责下进行认真调查，协调各单位编写了我国美国史教学和科研情况的文章，其中包括指导我完成的台湾情况的调查报告。另一次，是我方准备接待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委派的访华团。我曾看见过代表团名单，大约有十几位美国各大学的教授，包括了应我方要求而增加的几位研究美国黑人历史的学者。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活动均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半途而废。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看重刘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勇敢迈出国门的原因所在。

我与刘先生的接触主要通过完成合作项目和参加美国史年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历史》的编写过程中，我在他和其他老一辈学者指导下，学到许多东西。刘先生不独参加全部稿件的审核工作，自己还承担了几个重要条目的撰写，而且每次都虚心接受意见，反复修改。在二版定稿时，他虽然已届90岁高龄，却依然充满活力，对条目补充新资料，修饰行文，最快完成交稿。刘先生在工作中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品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使得像我这样的晚辈敢于放手工作。在我被指定负责查找台湾美国史研究状况的过程中，我不断得到刘先生的具体指导。先生还曾两次邀我参加他主持的研究项目，可惜只因我当时已有课题在身、时间冲突而未实现。我为自己失去了当面向先生讨教的机会而深感遗憾。

刘先生在百岁之际仍以饱满的热情，敏锐的思维，惊人的记忆力和生动流畅的语言，奋力完成“口述自传”。我们期待着他的《自传》下卷早日问世。祝愿先生一切顺心如意。

2011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