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令侠：两宝——记刘绪贻先生与家父杨生茂先生

俗话讲，家有老是一宝。对于这两个家庭来讲，确实是这样。幸运的是，这两宝的家庭生活都是不错的；两个家庭也由于他们而宁静安康。然这两宝的价值绝非仅此，刘绪贻先生素有“珞珈瑰宝”之美誉。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讲，他们都是国宝。他们两人合力共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主要有两件事。这两条脉络上饱浸他们等待时的无奈、名利前的厚道、艰辛后的喜悦和甘苦中的情份。

刘绪贻先生和家父杨生茂先生长期各置地南天北。我不记得家父讲过文革前就与刘先生相识。他们真正接触应该是在1978年。这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的“前夜”。 

家父回忆说：“文革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天津召开历史学科的会议，出席代表都是社科院邀请的。世界史学科有20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代表中有各学科的人，美国史、中古史、古代史等。记得是于光远在会上做报告，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出面推动美国史这一摊的活动，他们从侧面推动。当年世界史的人还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美国史的人便一同去了。这是搞美国史的人的第一次全国性聚会。”从此，刘先生和家父便频繁联系，建立起相互间的诚信和友情。在1978年武汉筹备会议上，与会者继续讨论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一套《美国通史》两件事。“当时大家见了面，都觉得很兴奋，想透透气，也想搞点东西。”

透过这字里行间，我们感觉到，这像是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学者踌躇满志地、意气风发地想干大事情。实际上在“当时”，两位先生都已年过花甲――刘先生六十五，杨先生六十一。这次会面具有历史性意义。几位先生当机立断、一拍即合，约定翌年成立一个研究美国史的团体。1979年，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头，中国从事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工作者自愿组成了全国性、非盈利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一任秘书长兼副理事长是刘绪贻先生。和其它先生一起，刘先生和杨先生参与了美国史研究会筹建的重要工作。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后，《美国通史》的创作，即他们共事的第二件事便随之开展。各校代表“推举南开大学杨生茂、武汉大学刘绪贻任主编；杨生茂主要负责前3卷，刘绪贻主要负责后3卷”。 从编写原则和体例的设定，到写作任务的分派和变更，无数的大规则和小细节都需要沟通。那时没有电子邮件，虽然八十年代初装了电话，可电话费又消受不起，只有靠书信往来。可以想见，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多少观点、设想和各种信息的交流。但比起文革时的恶劣环境，面对当时的困难条件，他们甘之若饴，激情燃烧。他们以百倍的热情兴奋地、日以继夜地工作、思考。没有人考核他们，也没有人计量他们的工作量。若讲他们天天通信有些夸张，但三天两头是确实的。父亲是一个心里搁不住事儿的人，有想法就得马上写信，否则就夜不能寐。为了这六卷本美国通史，不知他往全国各地写了多少封信来联络、协调写作事宜，其中最多的是与刘先生的沟通。刘先生更是来函如梭。连邮递员都知道我家的信格外的多。再一趣事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使用夫人们翻用的旧信封。

可以讲，他们开创的是一个划时代的项目，但又是一个（1983年之前）不在“国家项目”中的国家性项目。在学者被项目型、考核被项目化的今天，很难想见当初他们在没有奖金、也没有活动经费的条件下，是如何艰难启动和开展工作的。他们有的只是为成就一件大事情甘心情愿呕心沥血的简单愿望。这个简单愿望就是中国要有一部自己撰写的美国史。正因为心中有大目标，他们之间从未计较过什么。自古文人相轻，然而，这对学术搭档的精诚合作显然否定了这一定论。 

实际上，刘先生和家父还共同做了另一个工作。1992年，他们两人和黄安年先生成为美国《美国历史杂志》特邀编辑。他们每次都认真审查、修改由黄安年先生定期提供的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现状收集并翻译的信息。这也是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国史研究做的贡献。

父亲对刘先生习用电脑非常佩服，称他为“奇翁”，戏蔑自己手指短粗。 

文革结束后，心有余悸，父亲便养成不写日记，不留书信的习惯，为我写这篇小文带来困难。然他喜好做的打油诗，幸皆有存。1993年4月刘先生来津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时值八十大寿，家父遂赋打油诗以资庆贺：

 

相交胜淡水，傲睨凡夫骨。 

宝刀常犀利，伏枥志犹坚。 

谁敢道黄昏，不识奇翁意。 

爬格风发时，珍揣服老心。 

 

刘先生当即和诗一首。他先讲，“茂翁愤世嫉俗，不利保健，书此留别”。 

 

乌烟瘴气缀寰中，

岁月峥嵘一老松。

心事浩茫连广宇，

蚊嘶鼠唧付秋风。

     

         刘绪贻

1993年4月29日于南开大学谊园 

 

2008年刘绪贻先生九十五生日时，家父又敬诗一首： 

 

九五高寿胜南山，

业绩品德似长川。

豁达胸襟尤可慕，

伏枥宏愿广无限。

 

恭贺绪贻学长华诞大庆

杨生茂鞠躬 

 

刘先生亦回赠不断。2006年刘先生为贺家父八十生日专用何子贞礼器碑体写了条幅，上书他1993年留赠家父的那首七绝，以表真挚的友情。 

2010年5月4日父亲去世，刘先生得到噩耗后，遂写下“痛失益友杨生茂教授”（《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6期）一文，抒发对“老友”去世“沉痛难已”的悲情。

毋庸讳言，刘先生和家父性格迥异，然共同之处是，都幸有淑贤之妻，好本色生活，生性敏感敏锐，心理活动异常活跃，貌似平静和祥，胸中雷霆万钧。他们能肝胆相照，全倚二人宽广的胸襟和仁厚的心地。他们之间相互的信任、理解、尊重和支持非一般人所能及。

曾经有一暖气修理工到我家，大约六十出头，显然他为自己还能工作而自豪。他看到我父亲闭目坐在那里，随口说了句，“他只是活着了”。出于对体力劳动者一贯的尊重，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君不知，他在为推荐一个教授到北大工作打腹稿呢”。无论对于一个家庭还是国家，老人都是宝。我们要尊重他们，仅仅因为他们经历的历史就足以，对刘绪贻先生和家父杨生茂先生更是如此。

    祝刘绪贻先生――我们心中的宝，喜乐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