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伦：童颜鹤发胜当年

                                                                 童颜鹤发胜当年
                                                                          张友伦
      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史研究会创始之一的刘绪贻教授即将迎来百年华诞。这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大喜事，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大喜事，值得庆贺。听说刘先生及门与私淑弟子和武汉大学美国史同仁筹划出一本纪念文集，祝贺刘先生的百岁华诞。我很高兴，也想为文集写几句话表示我的衷心祝贺。
      我虽然不曾在武汉大学工作，但作为刘先生的晚辈之一，我有幸同刘先生在研究会共事多年，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无论是在做人方面，还是在教学研究方面，我都获益良多。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但我始终认为他是我一生中的良师之一。
      我是在1979年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时认识刘先生的。他当时已年近7旬，但却精力充沛，生气勃勃，显得很轻松，给我留下了一个积极进取的实干家的印象。这个感觉在研究会成立后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研究会虽然不大，但会员分散在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要把大家动员组织起来很不容易，秘书处的工作是相当繁重的。研究会成立后，刘先生被公推为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不但要处理这些日常工作，而且要组织年会和筹办研究会通讯。这两项工作是研究会赖以联系会员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措施，但也是费钱、费力的事情。研究会是民间学术团体，没有雄厚的财源，全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每年不多的拨款和会员的少量会费。承办年会的单位既要出钱又要出人，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谁来承办第一届美国史年会顿时成了一个大难题。我当时在研究会没有承担任何职务，是出席会议的普通会员，对理事会的讨论和安排不太了解，但知道这事有点难办。听说刘先生为此颇伤脑筋。我私下曾同孙宝珊同志聊到这个问题。他说此事相当难办，经费和预订火车票问题都不好解决，如果实在找不到承办单位，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在不惊动学校的情况下，用简单节省的办法办这届年会，但前提是研究会领导要充分理解他的难处，对会务上出现的问题要给以充分的理解和必要的包容。我估计，理事会完全接受了他的要求，第一届年会就在烟台举行，并且办得很好。
      刘先生在担任秘书长期间，为筹办每一届年会都要费心劳神，精心准备。在他统筹主持下的几届年会都办得很成功。在人民出版社邓蜀生先生的支持和配合下连续，研究会还出版了几本年会论文集。研究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研究会的凝聚力也随之增强，出现了大家关心研究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担任研究会秘书长期间，刘先生还同杨生茂、丁则民、邓蜀生等先生筹划了一件对美国史研究会非常重要的大事，那就是编写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这项工作既然是研究会的集体项目，那就会涉及不少的单位和个人，顿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好事，都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支持。但也有不少人担心这个集体项目可能流产。考虑到参撰人员分散在许多单位，研究会对他们又没有约束力，完不成编写工作的可能性很大。另外，还有人认为，黄绍湘先生的《美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从原来的35万字扩充到63万字，已经相当完备，没有必要再写一本。会下还有人谈到许多集体项目问题成堆、不得不中途散伙的教训，认为这次很难操控的编写任务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做也罢。好在刘先生和邓蜀生几位前辈的态度很坚决，编写《美国通史》的事情才决定下来。记得邓蜀生先生曾在会上激动地说：黄绍湘先生独自一人都敢写一部部头不小的《美国简明通史》，难道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敢写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吗？！
      在1983年，《美国通史》选题被列入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通史》6卷本在2002年出齐后好评如潮，曾多次获奖。这套书后来又被收入中国出版集团收入的国家文库（史学类），由人民出版社出专集。
      1986年研究会的领导层大换届，据说是学会和研究会的领导层都要年轻化，而且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其实年轻化说一个大趋势，具体到一个学会或者研究会就不一定合适。当时研究会在刘先生的带领下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刘先生虽然已年过七旬，但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完全可以继续干下去。中途换帅并不妥当。当刘先生在年会上宣布他不参加新一届理事会选举时，大家都想不通，愕然相向。失去老一代学者的指导和帮助，新一届理事会在成立之初总感觉有点茫然。好在刘先生离开后对研究会仍然很关心，新一届理事会还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和指导。此后我虽然少有同他接触的机会，但还记得他爽朗的笑容、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对研究会的无私奉献。
      从武汉大学老师们那里，我了解到刘先生是一位自我要求严格、十分勤奋的学者。刘先生对待《美国通史》的态度和丰硕的论著，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美国通史》是一个200多万字的大项目。刘先生是总主编之一。审阅各分卷的书稿就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当时，他还是《美国通史》第5、第6两卷的撰稿人，并实际承担了两个分卷的主编工作。《美国通史》第5卷共12章，他撰写了10章。几项工作加在一起，总工作量之大十分惊人，但他都出色地完成了。当《美国通史》第5卷出版的时候，我很高兴，同时又感到惭愧。因为我负责编写的第2卷远远地落到了后面。刘先生为我树立了榜样，除了奋起直追，别无选择。
      相比之下，出一份通讯的难度就要小一些。但是，办通讯贵在持之以恒，组织稿件也并非易事。如果没有刘先生领导下的团队的不懈努力也是办不好的。通讯也是在刘先生主持秘书处工作时期打下的基础，到现在还一直出版。
      刘先生和他的同代人离开美国史研究会理事会后，办好研究会的重担就落到了新一代人的肩头上了。尽管新理事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但刘先生打下的雄厚基础使他们比较容易地接上了班。最能稳定军心的有两点。第一，刘先生在处理研究会事务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范例。秘书处仍然留在武汉大学，由原班人马操持，李世洞同志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秘书处仍然承担着研究会的大部分日常工作，并可以就近得到刘先生的辅导和帮助。
      研究会本来是民间学术团体。其领导职务既无报酬，又无任何特殊地位和待遇，完全是义务性的。但因为它是学术团体，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誉、一种学术地位。所以往往也有争当理事的事情发生。刘先生对于担任理事会领导职务一事从始至终都是泰然处之，十分淡定。研究会需要他的时候就挺身而出，要换届及一刀切的时候就淡然退出，没有丝毫不满。也许他对一刀切有自己的看法，但却顾全大局没有表露，而是对移交工作做了细致、认真的安排，甚至推荐了下一届理事长的人选。刘先生的做法为研究会开创了很好的传统，使得以后研究会的历届换届工作都是在协商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先生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学者。在罗斯福“新政”问题上有独创的见解，而且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言。如果有人要在中国学术界寻找一位研究“新政”的权威专家，那就非刘先生莫属了。不久前我看到了一副对联，用在刘先生身上非常贴切。联曰：“柏节松心宜晓翠，童颜鹤发胜当年”。我仅在这里祝愿刘先生百岁后焕发第二个青春，并且胜过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