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铁：剑指禁区、箫忧天下——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感怀

    中国著名的美国史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刘绪贻先生的百岁华诞马上就要来临。这位人瑞之年在望的老人身体异乎寻常地健康，不久前还在珞珈山下步行去看盛开如彩云般的樱花。如果要他此时此景回顾一下自己近一个世纪以来所见所闻的人间百态和世事沧桑，他恐怕难免会感慨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

       的确，对于这位老先生来说，许多事已经成为过去，许多故人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些事和人之中，有哪些是最值得回忆的呢？先生会有自己的选择。不过，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先生最值得回忆的是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所走过的道路，是他为开创中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而敢于剑指禁区的年代，也是他为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大声呐喊而箫忧天下的岁月。

    众所周知， 1949年以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弄得这些领域草木凋零，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摧残更是史无前例。令人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终于使中国学术界开始有了真正的希望。因此，刘先生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无不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不过，冬日刚刚过去，春天的温暖还不会一下子就暖遍神州大地。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就还有很多令人望而却步的禁区。只有突破这些禁区，才能迎来学术研究百花盛开的春天。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有点勇气的。在中国的美国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刘绪贻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冲破禁区的勇者。

    由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繁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论断在当时遭到了质疑，尤其是在终于有机会张开眼睛看世界的年轻人当中，就更是如此。然而，那时的学术界却很少有人敢于触及这个问题，甚至没有人在美国史和世界史研究上把时间跨度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经典作家的论述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绝对碰不得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刘绪贻先生率先对这个禁区发起了冲击。他既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又不囿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主张马列主义理论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基于这种思想，先生对美国罗斯福“新政”展开研究，指出“新政”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同于列宁时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不同于法西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于是，先生不仅对帝国主义的垂而不死作出了马列主义的解释，而且为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史、世界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史研究的繁荣，扫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大障碍。

    刘先生突破这一禁区后，在20世纪美国史和战后美国史领域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建树非凡。他不仅与杨生茂先生一起主编了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了《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等多部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且为中国的美国史学科建设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组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02年，先生主编并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增订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人生也进入九秩之年。面对新的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先生在自豪之余也产生了一系列忧虑，使他深感有呼吁国人警醒的必要。其实，祖国的现代化从来就是先生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他早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就对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过深入研究，因此对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国学热颇不以为然，乃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新儒家提出尖锐批评，呼吁继续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不仅如此，先生还深感，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在民主和法治上有长足的进步，否则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就令人堪忧。于是，他不顾90多岁的高龄，就民主不是“为民作主”而是让人民做主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对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展开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律体制是绝对不能因袭的，殷切希望将中国建成一个“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心之诚，天地可鉴；其胆之壮，则令后辈学人汗颜。

    纵览先生改革开放以来所思、所言、所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不仅视野开阔、学问精湛、著作等身，而且在道德情操上有不懈的追求，甚至于耄耋之年还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秉笔直书，可以说既有剑指禁区之勇，又有箫忧天下之壮志豪情。如今，先生虽已期颐之年在望，却无丝毫闲云野鹤之意，仍在电脑前伏案而作，让他那充满理想、正义和激情的文章如清澈之泉水一样，去滋润和浇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田，因为那里就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