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悼念东来
山东师范大学：王玮
我与东来师出同门，而且学缘不浅。我们都是杨生茂先生开门弟子，东来是博士生，我是硕士生，层次低了一等。由于年龄上我痴长10余岁，所以每次见面，东来都称我为“师兄”。先生当年经常对我提起东来，言说东来的聪明睿智，才气过人，颇具学术潜力，说话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很为拥有东来这样一个门生感到自豪。我与东来的初次见面是在1989年，当时，杨先生正在筹划编写《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该书是国内首部美国外交通史，规模浩大，内容极丰，体例新颖。先生从各高校延请一些年轻学人加盟，共襄壮举。我有幸名列其中，还有徐国琦，更加使我们感到振奋的是，先生聘请的名单里，还有东来。我们几人都是先生的第子，当然还有北师大的张宏毅老师，以及西北大学的张红路君。在写作启动会上，先生还特意请来了北师大的黄安年老师。张、黄两位先生为该书的写作和美国史研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记得东来那时刚刚应聘到南京大学任教不久，来到天津时，身穿一身飘洒的风衣，讲话很有条理，也有见地，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语速颇快，但口齿清晰，可见东来的敏捷才思，超出常人。讨论中，东来的发言最有说服力，能用最为精炼的语言，把问题的主旨要义一一点出，令人钦佩不已。东来承担的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部分，分量颇大，但是他交稿最早，真正是神来之笔。先生经常以东来为榜样来鞭策我们。先生将该书前半部分的审稿任务交给了我，我发现，东来承担的部分写得相当成熟，他的文笔就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容不得一丝改动。这本著作的问世，东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功不可没。它是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的一块丰碑，同时也见证了我们师兄弟之间的友谊。
这之后，我与东来各居南北，见面机会不多，但是时有书信往来，关键时刻我有事相求，东来总是二话不说，慨然相助。记得那年我们学科点申请博士授权点，我向东来请教学科方向如何设置，东来的一番指点，启发甚大，至今，我们的学科设置仍然沿袭东来当年的指点，毫无变化。我与东来讨论较多的是修订《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事情，这件事是由东来发起的，并且非常主动。他多方联系当年的撰稿人，谋求共识，而且还列出了修订的思路和具体设想，勾画了篇章框架。我曾提议让东来主持这项工作，但是东来坚决不干，他力主仍由杨先生担纲。由于杨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几次推辞，所以此事就搁浅了。杨先生病故后，东来又重提修订一事，其执着之情令人感慨动容。去年5月在上海大学举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14届年会时，我和东来在交通车上并坐在一起，认真讨论了修订事宜。我们都有意继承杨先生的遗愿，把这项艰巨的工作承担下来。但是，不久后就传来东来生病的消息，令我心痛异常。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才俊，正当壮年，怎么会病魔临身呢？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如今，东来突然离我们远去，走得是这样的匆忙，这样的决然，我再也无法重见他的音容，再也不能与师弟共商学术，痛之、憾之，无以排解。谨以此文，寄托深深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