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耘：24年玫瑰梦
直到现在，我仍不能相信东来已经离我而去。 24年前，于茫茫人海中万幸相遇的那个人，就从此失去了踪影？
在病床上，他右手握着琬洁，左手紧攥着我的手，我看着监测仪上他的血氧飘忽不定，脉搏骤然下跌，感觉到他的呼吸缓缓衰竭，温度渐渐消失。他要去了。霎时，大脑一片空白，心一阵麻木。
恍惚中，看到琬洁为他擦洗身子，为他穿衣，抱着他的小枕头嗅着他的气息，泪如泉涌，无声落下。情知这是真实的发生，这一刻终于来了！却又感觉这一切太不真实，像个幻境，我的耳边分明清楚地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激情昂扬的高谈阔论，听到他吃力却温柔地喊我，“Darling, 水。”我清晰地感到自己在抚摸他的脸，那是高烧退后，阴凉湿润的感觉。中午，为了迎接客人，我为他刮了胡子，此时，脸上的皮肤干净光滑。
３月上旬，医生通知我做好最坏的准备，女儿琬洁也中断学业立刻回国，可我还是不能把“东来”和“离开”联系在一起。十个月以来，我不断地接受一个又一个残酷的现实，可是每当心情跌至深渊，总有一个希望把我从谷底拉起，“还有一种治疗方案，可能对他有效。”医生的话，又一次支撑起我打软的双腿，点燃我的希望，我擦干眼泪，走进病房，抓起东来日渐消瘦的双手，把力量和信心传递给他。
在病中，东来坚强乐观，也还是那样处处为别人着想，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今年春节前，我骶骨骨折，卧床在家，东来婉言谢绝中美中心安排员工夜晚陪护。我年迈的父母顶着寒风为他送饭，他心疼不已，坚持要吃医院的饭菜。我瘦弱的小妹每个周末往返于镇江南京，为他带来精心烹调的营养羹汤。为了不负小妹一片心意，他努力克服胃部的不适，喝下羹汤，品味香浓的亲情。他担心躺在家中的我，入睡前不忘发来晚安短信。2月22日，我们24周年纪念日，他托朋友送来24朵玫瑰。当晚他发来短信“明年这个时候我送你25朵玫瑰。宝贝，做个玫瑰梦吧。”
法语课上的“邻桌”
1988年，我和东来同时就读南开大学，他在历史系读博士，即将毕业，我在旅游系读硕士，二年级。机缘巧合，我们进了同一个法语班。
东来语言模仿能力欠佳，偏偏法语老师喜欢让大家朗读课文。基础不好的同学通常挤在教室的后排，只有东来老老实实地坐在前排，总是最先被叫到。他抓耳挠腮一番后，用右手食指轻蹭着下唇，开始了独特的朗读，他完全采用了英语的发音规则。后来，他告诉我，每次读法语，都是在“suffering”（遭罪）。而我有一定的法语基础，朗读是我的强项。他在日记中写到，“大概是她法语非常好，居然对她颇有好感。”
八十年代末，我所在的旅游系接收了一些退役的运动员。我是他们的英语老师，经常在课后给他们开小灶，所以身边常围着一帮大高个。一次，我们去参加博士生会组织的舞会。进屋后不久，就发现一个男生埋头扫地，一个女博士对他喊道，“……，你干嘛？搞得到处都是灰。”多年后，东来解释，他看我进来，有些紧张，扫地是想掩饰一下激动。
舞会快结束的时候，扫地男生请我跳舞。他明知故问，问我是不是某某法语班的，我一怔，原来他就是那个念英文法语的男生。后来谈起，东来不服气，说我当时是装的，他那么优秀，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他呢。
那年五一节期间，我到南京搜集资料，他欣然为我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中心图书馆。当时的副馆长邵金丽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把东来大肆赞扬一番。返回天津后，我继续上法语课，东来的法语依旧磕磕巴巴，可是我们的座位越来越近。
就这样，我们相互走进了对方的人生。
“你真有福气，一儿一女”
在学生面前，东来是受人尊敬的师长；在同仁面前，他是严谨的学者；在长辈面前，他是谦和的后生；在邻居眼里，他是平易近人的任主任；在女儿琬洁身边，他更像是一个大哥哥。
东来很早就意识到独生子女教育中的难点：没有竞争对象。为了给琬洁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他屈尊纡贵，把自己摆到和她一样的地位。在牺牲自己的同时，树立起了我的权威。对于爸爸的教授身份，年幼的琬洁并不清楚，只知道每年夏季，爸爸都要忙于学生的“论文大便（答辩）”。长大以后，琬洁才逐渐理解爸爸说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琬洁小时候，家中挂着一张表，有每天的各种日程安排，顶端并排写着“任东来，任琬洁”。根据两人的表现，我在每一项日程旁贴上小红旗。不久，琬洁的红旗遥遥领先。后来意识到，把对手甩得太远反而没有了动力，就暗中对东来作适当的政策性倾斜。而东来过于进入角色，有时真把自己定位成了大哥哥。比如，两人竟然会结成同盟，共商对付妈妈的良策，记得其中有一条是, “对待妈妈的批评，要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有件囧事，东来一直羞于启齿。１９９９年秋-２０００年春，他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作访问学者，琬洁与我赴美探视。一次，全家去购物，琬洁为了一枚金属戒指和东来发生争执。于是，两人就像孩子般对嘴，最终演变成互相踢腿。东来想得到身旁其它顾客的理解，不料遭到一位老太太严辞训斥。东来没有听懂，诧异地望着她，我无地自容，赶紧拉着父女俩离开。有一段时间，老太太的话成了琬洁对付大哥哥的法宝。
琬洁的成长过程中，我在幕后，他在台前。琬洁初中就读于树人中学，东来是家长委员会成员；高中就读于南师附中，东来参加了多次家长会。琬洁的同学和老师这样形容他，“那个看上去像任琬洁哥哥的人是她的爸爸。”十多年前，我们全家去爬紫金山，东来和琬洁蹦蹦跳跳，走在前面，一位长者对我感叹到，“你真有福气，一儿一女”。
金银花老太太的护花使者
东来真诚待人，心中永远装着朋友，眼中永远看到别人的闪光点，鸿儒和白丁均能成为他的朋友，就像三十五年的老朋友陈伟所说，“东来确实有这种本事，几乎能与任何年龄、背景、身份、专业的人一见如故，聊得热火朝天。”
我们原先居住的小区位于风景旖旎的秦淮河畔，热心的业主都很关注小区内的居住环境。众多业主中有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格外引人注目，她特别钟情金银花，在小区的铁围栏边、步行长廊边种植了多株金银花。
有一次，长廊旁的紫藤花枝干被人砍断。个别业主就推测是老太太担心紫藤影响金银花的生长，故意将其砍断。老太太备受委屈，多次找担任业委会主任的东来说明情况。老太太是个话篓子，一聊就是大半个小时。东来这个急性子总是耐心地听她参杂着吴语方言的诉说，还不时安慰她，让她放心，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
风言风语刚刚平息，门房师傅又向任主任抱怨，说老太太从菜市场讨来大量的鱼肠和鱼杂，埋在金银花根下当肥料。入夜，几只野猫寻味而来，从土中刨出鱼肠，散落一地，引来苍蝇无数。东来再次出马，了解情况，原来，老太太年事已高，腰椎不好，不能长时间弯腰挖土，肥料埋得过浅了。东来便发动琬洁和同学帮她施肥，把鱼杂埋入更深的泥土层。冬去春来，在老太太的精心护理下，围栏边的金银花长成大大的伞状，很好地维护了小区的私密性。
东来和老太太成了朋友，无论是在小区，还是在菜场，她只要见到东来就有说不完的话。她把自己喜欢的《李开复自传》推荐给我和琬洁阅读，还赠与我们她的先生——一位书法家写的字。如今，她送给我们的金银花苗也已长大，在我们的小院中绽放。
豆荚中的两颗豌豆
东来的亲和力跨越了国界，他的朋友遍天下。他生病后，国内的朋友关心他，国外的朋友也挂念着他。3月18号，美国Drake大学的David Skidmore 来邮件告知８月份要来南京，东来当即回信给予答复。4月22日，David再次来信告知具体行程，东来已无力阅读邮件，我只能将东来生病的消息告诉他。David在回信中写道：
“天啦，我坐在这里哑口无言。我惊讶万分，痛心疾首。Charlene 和我与你，东来和琬洁，以及所有遭此悲剧的家庭成员同在。你和琬洁都很坚强，但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巨大的压力。
我不了解东来的具体情形。但是，如果可能，请向东来转达我最深的感情。我一直把东来当成兄弟（我只有姐妹）。我们在宁期间，东来热情好客，让我们全家感动至深。尽管我们偶尔见面，但是多年的友谊对我意义非凡。东来做的每件事，无不体现出他的睿智，幽默和善良。他以你和琬洁为豪，对家庭无比忠诚，令我钦佩。我始终认为，尽管我和东来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有诸多相似，包括我们的世界观。
希望你把我的感受告诉东来。我还是希望８月份能见到他。不管怎样，我都想看望你和琬洁。”
David 1995-1996年任教于中美中心，在很多方面和东来相似。两人都爱讲话，都特别宝贝女儿，两位太太都安静少语。甚至这么多年过去，两位先生都不显老，而两位太太身材走样，老态尽显。有一次，David沮丧地对我说，“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讲的话太多了。”和东来在一起，David没有丝毫压力，他们可以争先恐后，畅所欲言，快乐得像孩子。Charlene 用一个成语形容他们，“two peas in the same pod”,（豆荚中的两颗豌豆）
严师出孝徒
东来是富有的，除了钟爱的学术，还有一大批热爱他的中外学生。在我的印象中，东来坚持原则，对学生相当严格，对于国际学生也从不搞特殊待遇，课业上一视同仁，给分公平公正。
对于自己的研究生，他刻意保持距离，只在学业上给与最细致的辅导。他说，有些学生来自农村，如果打听他们的家庭背景，会在无形中造成他们的自卑。如果关系过于密切，走得太近，对学生的评判会失去公正。
2005年初，东来动了一次痔疮手术，学生小储得知消息，订了鲜花前往家中探望。到了楼下，东来就是不告诉房号，两人僵持达一小时之久。小储虽是执着之人，但终究拗不过他，只得离去。
别看东来平时满脸笑容，但如果学生文章写得不好，经过修改仍不达要求，他可是翻脸不认人。在他的办公室，我多次听到他在电话中训斥学生，有时甚至是当着我的面，弄得我们都很尴尬。
他的第二个硕士生邱美荣是个较为粗线条的人，那时没有电脑，论文都用方格稿纸抄写。有一次，小邱交去的论文出现了错别字，段落划分也不清楚。我碰巧撞见他对小邱发火， “老师不是给你改错别字的，论文写完后要自己仔细看。” 小邱走后，我问他，怎么对学生这么凶，他气呼呼地说，“这家伙，跟她讲了几遍了，就是不听。”
这位不讲情面，有时甚至似乎有点“不近人情”的先生，却拥有着人间最真纯的隆情厚谊。东来去世后，小邱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回忆：
“在他看来，学术就是学术，对学生论文的把关就是对学生的负责。所以，当时我们历史系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开题报告，但凡有先生在，大家都是小心翼翼，但先生则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多年后很多学生回忆起来，仍觉得受益颇多。”
东来病重期间，小邱把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交给朋友照管，从上海赶往南京替换琬洁，在军区总院像女儿一般陪护东来三天，令东来感动落泪。
除了小邱，其它弟子也不顾我的劝阻，从四面八方赶来南京，为老师加油。开门弟子振江两次从广州和北京飞抵南京，雪中送炭。王琛从河南带来补血的大枣。庆熠夫妇从杭州送来安慰。裕海夫妇送来精神鼓励，治病良方。雪峰从花店订来鲜花，装点单调的病房。颜廷探望完老师，回到徐州随时待命。即将答辩的景文放下论文，从江西赶往南京。东兴从河南带来地道的焦作山药。家有老小、工作繁忙的振春为他擦洗身体。远在浙江的胡美把嗷嗷待哺的宝宝交给婆婆前来探视。上海的晓天来到病房，热心提出帮助。大振不时买来新鲜的蔬果，陪伴在老师身边。杭州的小储来到老师的床头，向他汇报自己的成绩。李丹从扬州赶来，把新婚的丈夫介绍给老师。老师最不放心的娟娟丫头跑前跑后，承担所有的杂事。北京的晓进全程参与治疗，在最黑暗的日子里陪我短信聊天到凌晨。
去年，东来指导了３名国际学生的论文，为了不影响他们毕业，他在病中认真修改论文，使他们得以顺利毕业。得知东来离开，艾尚恩同学悲痛万分，他发来唁函：
家中的阿Q先生
东来身上有种魔力，那就是屏蔽烦恼，享受人和事物最美好的一面。丢了钱，他假设钱被捐掉了；有人说他的不是，他说没有亲耳听到，没有证据；家中物品损坏，他说东西总是要坏；开车不当心误闯了红灯，自责之余，他说违章罚款总是难免；物价上涨，他说别担心，工资也会跟着涨。
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９年，我们居住在云南路北阴阳营８号南大宿舍，我们的两间房仅有二十三、四平方，和邻居共用走廊，且非常破旧。那段时间，琬洁霸占了办公桌，东来挤在折叠饭桌上看书，我则把备课资料摊在床上。他说，比起筒子楼的青年教师，我们幸运多了。记忆最深的是，每当盛夏，酷暑难当，东来把矿泉水瓶放入冰箱，睡觉时放在脚下降温。后来，同时代的博士陆续特批分到宽敞的房子。他进一步发挥了阿Q精神，说自己的单位好，有独立的办公室，有国内最好的图书馆。
东来体质较弱，稍一疲劳就会诱发鼻炎和咽炎，引起发烧。我和琬洁经常提醒他，要多穿衣服，外出不要过于兴奋，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却争辩说，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东来英年早逝，学界朋友自然地联想到国内学者面对的压力：课题申报和评审，房子、车子和票子。我完全理解这一现象，可是东来并未这么觉得。他的心态很好，能上就上；不行，下次再来。他不去刻意争取什么，名利好像都是别人的事。
他的自我安慰、他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化解了生活中的种种烦扰，就连得此重病也能自我解嘲。去年夏天，琬洁赴美前，他对我们说，“我这辈子活得很有尊严，如果疾病不治，我也能和李慎之，丁先生，杨先生去天堂聊聊天了。”
向死而生
去年７月初`，东来确诊患了淋巴瘤。他反复强调癌症是种慢性病，以此来安慰亲友和学生。７月１７日，东来住进鼓楼医院，我拎着片子，心情沉重，满面愁容。琬洁陪着爸爸，不似往日那般与他嬉戏打闹。东来依旧像个大男孩，脸上挂着招牌式的笑容，声音洪亮，大步流星地跟着医生办手续。医生很纳闷，不知道谁是病人，东来为此颇为得意，逢人就说，医生都看不出我是病人。
今年１月，病情恶化，病灶发生远程侵犯，腹股沟迅速长出两个肿块，医生决定进行手术切除。术后第二天，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看到我神秘地进出病房，却一点也不猜测，反而若无其事地对朋友说，只是一个炎症，开掉就好了。
随着病情的加重，东来的乐观逐渐演变成一种坚强与坦然。３月下旬，最后一支化疗药物几乎将他击垮，白细胞一度跌至两百，严重的IV度骨髓抑制。他对我说，虽然有恐惧，但希望有向死而生的勇气。
病床上，他望着天花板，除了生死，更多地思考他钟爱的学术。一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弟子，“振春，我想好了一个题目，我们的那本书就叫《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
4月5日，最后一次回家，他打开电脑，输入了两个关键词“南京，树葬”。检索一番后，有些失望，摇摇头，说：“看来，南京的树葬还不规范。”我的心一阵绞痛，只能别过头，忍住泪水。他轻轻撩开我的头发，“Darling, 长了这么多白头发。”接着，用手指抚摩着我松弛的眼袋，温柔地说，“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完美的。”没有多余的话，他用他的方法向我告别。
4月22日，他最后一次住进鼓楼医院，经检查，身体已经无法经受任何放化疗。26日晚，振春来到医院，东来坚持坐在椅子上与他商谈两个项目的进展情况。他吩咐振春购买150本著作，放在追悼会现场，供来宾领取。振春原准备留在医院和琬洁一起陪护老师一晚，但在我们的催促下，又看到老师精神不错，便放心地离开了。
4月28日中午，他挣扎着最后一次坐在椅子上，与前来查房的邹医生聊起孩子的教育。谈到美国本科教育，他兴致勃勃，临了，还诚恳地叮嘱一句，“我太太对美国大学也很了解，我不在了，你有问题可以咨询她。”我不知道多少临终病人能有这样的镇定与平和，那一刻，病房里只有我们一家，窗台上一支黄色月季花静静地绽放着。那份温馨就像我们仨平时在家，围着饭桌喝茶聊天。
4月28日，弟子晓进前一日从北京昌平匆匆赶到南京，东来准备把两本半成品著作交由他来完成。是日晚，晓进把东来的电脑带到病房，这时他已无力坐起，只能躺在床上敲打键盘。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但讲话已相当吃力，主要意思是让晓进以自己的标准组织完成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１０位最有影响力的大法官》。交谈间发现另外一部《美国通史》找不到了，一着急，他竟然左手托着电脑，又搜索了两分钟。经我提醒，有可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这才作罢。这是他最后一次讨论他钟爱的并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学术。
东来先我而去了，明年的纪念日，再也无法送我25朵玫瑰了；但与东来执手相伴的24年，却如夏花一样绚丽、灿烂、多彩。东来透明如水晶，纯真如孩童，善良如天使，乐观如朝阳，热情如火焰，执着如磐石，今生得与他结缘，该是何等的幸运，他给予我的，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梦幻一般的美丽岁月。
谢谢你，我的东来！
吴耘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日于紫气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