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琬洁：“业委会来了，请接电话”
那是一阵再也不会响起的铃声，却是一段刻骨铭心、永不抹灭的记忆。
2006年底，我们家搬进了曲水文华苑。虽然小区坐落在风景优美的秦淮河畔，可惜，管理不尽如人意。李家擅自把大门向外拓宽一米，遮挡了公共窗户；张家把电动车推进了电梯，拥挤了楼层走道；王家随意泊车，堵住了小区消防通道；小区广场，大妈舞蹈队夜夜笙歌，扰乱了高考学子的静心复习；化粪池和下水道得不到及时清理，散发出阵阵恶臭。小区的大多数居民，对这些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发发牢骚，抱怨几句，更有甚者，干脆同流合污，占占别人的便宜。
总之，大家都自扫门前雪，我和妈妈也维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可爸爸就不同了，在他眼里，“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不是我们家，而是全小区的居民。每逢他向我大肆宣扬这种“大我精神”，我就调侃他是小区的活雷锋，无论怎样，也要颁给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奖章。每当我故作激昂地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他则无奈地摇摇头，撇开我的嘲讽，心里仍旧盘算着，如何改善我们小区的面貌。
在接下来的日子，他经过多方打听，查找资料，走访管理良好的小区，最终决定要推进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一帮志同道合、热心公益的业主与他不谋而合。这些充满热血和爱心的叔叔、阿姨，终于组织起了一支“起义队伍” 。其目的不是揭竿而起，而是通过民主程序，自我组织和管理，走一条温和改良的道路。
组织的成立过程非常民主。爸爸效仿西方的民主程序，拟定了业委会章程，举行了差额选举，并带领“起义军”亲自上门派发选票。统计“大选”票数后，一位女战友选票领先，可是，她考虑到自己念初二的孩子，觉得应该把更多时间放在照顾家庭上，婉拒了这项光荣的使命。选票第二的爸爸，便兴冲冲地接下了业委会主任的担子。这是他第一次，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当“官”。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爸爸却是明镜高悬，薪火不灭。在任主任的管理下，小区的第一大进步，就是解决了私家车停放的问题。我们小区总共有5栋18层高的住宅楼，地面停车位却少得可怜，地下车位只售不租。这种求大于供的局面，扰乱了小区秩序，也导致了业主之间的种种矛盾。学者出身的爸爸考虑全面，从两个方面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扩大地面停车场，增加可供出租的地下车位；其次，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每个人的车位。
在第一个方面，爸爸和业委会成员仔细研究了楼盘开发商提供的小区规划图，巧妙合法地收回了貌似公共用地的小区广场，扩大了路面停车场的面积。对于地下车位，他们通过查找各种文件，迫使开发商再拿出12个地下车位出租给业主。
在抽签决定车位的问题上，爸爸发挥了他的学究气，保证了抓阄程序的严谨和公平。整个过程包括两个抽签环节：第一轮，大家只是抽一个顺序；第二轮，才是抽车位号。我们家派出的抽签代表就是任主任。爸爸第一次手气很好，抽到了第一名，匆匆忙忙地回家向妈妈和我汇报，而且还特地调侃了一句：“好人就是有好报。” 爸爸热心公益，故自称“好人”。遗憾的是，第二轮抽签，也就是抽车位的时候，爸爸没有抽到。当然，他也不沮丧，把这次“好人没好报”当作案例，向广大小区居民证明：车位面前人人平等。后来，好像是一位业主把车位主动让给了爸爸。这样民主推选、廉政勤政的清官，爸爸当了四年半。
期间，“业委会”一词，让我的耳朵生了茧子，让妈妈一听就头昏脑胀。起初，爸爸在家里处理业委会事务，后来在我和妈妈的强烈抗议下，他只好将战线转移到办公室。即便这样，他在家里也是坐立不安，一个门铃，一通电话，他就立马溜出家门。渐渐地，由于大家疏于对业委会主任职责的明确认识，越来越多的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找上爸爸。赵先生不小心把自己锁在门外了，李太太晚上回小区没处泊车，老太太种在院子里的金银花被人剪了，等等。
对于诸如此类的琐事，爸爸总是拿出一百分的热情、一百分的专注去解决，甚至忽略了我紧张的美国大学申请。虽说他每次出门处理公事之前，都会跟我和妈妈打个报告，但就算我们不同意，他也是嬉皮笑脸地说“这是最后一次”，然后开溜。回家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没睡，他就会“darling，honey”亲热地喊着，讨好我们。很快，我和妈妈都发现了规律，如果爸爸哪天主动削水果，洗碗，那肯定就代表他一会儿要去业委会服务了。
看到他这样一次次说话不算话，不顾小家顾小区，我决定整整他。在那个苹果还没有成为爱疯，诺基亚仍在当道的时代，爸爸用的是我淘汰的儿童机──三星S3030。我深知爸爸在手机方面属菜鸟级别，除了基本电话，信息都经常发空的。于是，我趁他不在，悄悄给他手机录制了一段别致的铃声：“业委会来了，请接电话！”现在想想，这句话根本就有语病，什么是“业委会来了”呢？。不过，由于当时我对业委会的事情漠不关心，不甚理解，自认为很聪明。爸爸第一次听到这个铃声是在家里。我仍然记得，他当时一脸诧异和尴尬的表情。不过我的铃声很准，那通电话恰巧就是业委会成员打来的，使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其实，精彩的还在后面呢。以后每一次业委会开会，我都会在一两个小时后，或者是我认为他该回家的时候，给爸爸打电话。虽然，我没有参加过他的会议，但我可以想像他听到我阴阳怪气的铃声时那种手足无措。因为他当时还不会把手机静音，只好听任它响着，或者接听我的电话，挨一顿训。每到此时，我都会因为自己小小恶作剧而开心不已，品尝着自己管理、修理大官任主任而产生的骄傲滋味。
不幸的是，我的管制铃声来得太晚了，爸爸身体已经走下坡路了。爸爸曾经是家里的呼噜王、天睡星，永远睡得最早，起得最晚。可是，自从接手了业委会，爸爸居然需要靠安眠药让自己入睡。起初，他还瞒着我和妈妈，怕我们担心，也怕我们批评，毕竟他非常清楚，我们反对他主持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夜里，我听见客厅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因为没有见着灯亮，我起初怀疑是小偷。我举着板凳当自卫武器，一步一个小心，朝客厅逼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生怕透露了行迹。一开灯，爸爸吓得转了个身，手上的安眠药也掉落在地，当场人赃俱获。他当时极力推脱，声称失眠症和业委会无关。但是，任主任那些小小谎言，岂能逃过妈妈和我的法眼，只好硬着头皮坐着，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
现如今，爸爸再也不需要聆听我和妈妈的“再教育”了。我们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铃声：“业委会来了，请接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