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振春:学者的“纯粹”——写在与东来先生合著付梓之际

一直不愿接受恩师已逝的现实，恍恍惚惚地生活在回忆中。与东来先生合著的《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付梓之际，才真真切切感觉到“书将出，而师不在”，不免伤感。该合著是我从师东来先生治学的一个成果，6月将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万万没料到，它却成为彼此最后一本合著。张千帆先生在他的纪念东来先生《天堂是座图书馆》一文中曾说：“日后祭东来，却很简单，放几本书足矣。”但愿东来先生在九泉之下非常喜欢这本书。

（一）

2008年-2011年，我跟随东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我从小喜欢历史，2004年我从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后很想攻读史学博士学位，在南大两位教授的建议与推荐下决定报考东来先生的博士生。他们认为，我本科阶段学英语，硕士阶段学法律，又想读世界史，从师东来先生是很好的选择。在南大读硕士期间，对东来先生就有耳闻：他是著名的知美专家。当然，也有人偏颇地评价东来先生，说他“崇美”，整天替美国唱赞歌！东来先生也曾到法学院做过关于美国宪政方面的讲座，深受学生欢迎。我对东来先生最直观的印象还是他的代表作《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第一版）。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这也成为我决定报考东来先生博士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报考东来先生的博士生并非一帆风顺。2006和2007年连考两年，均未录取。在所有报考东来先生的考生中，我的笔试成绩并不差：第一次笔试是并列第二名，第二次笔试是第一。我不知道东来先生为什么看不中我。2013年3月的一天，我去南京军区医院的病房看望他，东来先生才告诉了其中原委。当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振春，说实话，刚开始我对你有偏见——就是你报考博士生的时候。那时我以为你有稳定的工作，也有赚钱的机会，不可能坐冷板凳做学问，认为你只是混个文凭……”东来先生病榻之语，着实让我有点意外，更让我感动。说实话，我从未有过一丝怨言，相反，我对东来先生一直充满感激，因为他是一个认真严谨的人。

2008年我如愿考上东来先生的博士生。第一堂课记忆犹新。他送给新版《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给我，并签上“江振春同学惠存任东来”这几个字，然后开出了涉及美国最高法院的书单，其中就有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所著、由他翻译的《美国最高法院》一书，该书是东来先生给南京大学中美中心学生上课的必备教材之一。第一堂课主要讲授研究方法和技巧，特别是如何查阅资料讲解得比较充分。第一次课快结束的时候，东来先生把我们带入中美中心图书馆手把手教如何查阅图书资料。东来先生的课程有这两个特点：其一是他提的问题多，其二是英文阅读量大。在每堂课开始前，他都发给我们一张纸，上面打印了他要提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查阅很多相关材料。上课时他不时发问，犀利无比，让我们非常紧张。因为听课也就几个人，每个人每堂课都要回答他好些问题。回答不出问题，他就咂嘴，问：“看书了没？”因此，东来先生的课我务必要准备充分。他要求我们要仔细研读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意见（opinion），并再三告诫我们：研究美国宪政史，就必须要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研究美国最高法院，就必须研读最高法院法庭意见。英文法庭意见是第一手资料，务必自己亲自查阅研读，不要偷懒，更不要人云亦云！的确，研读法庭意见是个苦差事。最高法院法庭意见长短不一，有的长度达到了200多页，阅读起来相当枯燥的，对英语阅读水平要求也比较高。的确，研读法庭意见是治学美国宪政史必备技能。

回忆跟随东来先生的治学经历，深感收获颇丰。东来先生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想弄清楚美国的持枪问题，彼此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写一部关于美国“枪与宪政”的书。早在2004年，东来先生就撰写了《枪的政治：自由的代价》一文，对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看法，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去管窥美国的枪支管制。在美国，枪支泛滥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宪政问题，这就是“控枪比登天还难”的原因。不少国人发出了以下感慨：“美国持枪犯罪严重威胁公民的生命与人身安全”严重侵犯了人权！（摘自《2012年美国人权白皮书》）。很多国人提出以下疑惑：死伤这么多人，政府干啥子去了？为啥不一禁了之？很多国人也挺自豪：在“非常时期”，我们政府甚至可以做到实名制买刀，为啥美国政府连枪都禁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是美国枪械泛滥的根源，禁枪必须要迈过第二修正案这条坎。事实上，废除第二修正案几乎不可能。第二修正案虽只有27个英文单词，但博大精深，意义深远。第二修正案至少体现了美国以下宪政精神：一是联邦政府和常备军不可信，有枪的民兵（代表人民）可以制衡它们，政府胆敢胡作非为，实施暴政，人民有权用枪去革命；二是自卫权是天赋人权，持有武器的权利是一项比宪法还早的权利，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放下武器，就放弃了自卫权，放弃了反抗压迫、保全自己生命的权利。因此，除非把这两点宪政精神彻底从美国人脑子里抹掉，否则禁枪不可能实现。更何况，在当代美国社会，枪支利益集团、两党政治、联邦制问题、自由与保守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因素掺和进来，相互纠结，使控枪前途更加扑朔迷离，困难重重。写作《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的初衷是让中国读者客观、理性而全面地看待美国枪械管制问题。

枪械问题严重割裂美国社会，持枪派和控枪派都扛着“捍卫人权”的大旗，而彼此反对的对象却截然不同。枪械问题是美国“文化战争”的主题之一。第二修正案是美国枪械泛滥的宪法基础。第二修正案到底啥意思？它是如何入宪的？它保护的是个人权利还是民兵集体权利？个人到底有无权利持有和携带武器？这些问题争吵了两百多年，联邦最高法院也三缄其口。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1世纪。联邦最高法院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东来先生和我恰好赶上了好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和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诉芝加哥市案”（McDonald v. Chicago）对第二修正案做出了解释。在“赫勒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破天荒地做出判决：个人拥有持枪的权利。“赫勒案”洋洋洒洒的上万言的法庭意见其实就是一份考证严密、推理严谨的学术论文，让我们叹为观止。多数意见不仅严谨地论证了个人拥有持枪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宪法解释的多重面相。以这个案件为背景，东来先生和我在《读书》（2009年第9期）上合著发表了《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的解释》一文。该文是我第一次和东来先生合作。我们合作的方式是我写他改。在他批阅修改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了东来先生的认真严谨的研究态度以及“以案说法”、以点带面的写作风格。除此之外，我们还合写了两篇长文：一篇是《浅析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由“赫勒案”谈起》，该文发表在《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秋季卷）上；另一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中的自然法解释》发表在《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被人大复印全文转载）。关于自然法解释的这篇文章我在东来先生指导下，从写作到发表历时2年多，经过多次修改、不断“打磨”，最终成文。可惜，这篇文章，东来先生并没有参与署名。因为刊登自然法一文的《美国研究》那一期有东来先生另一篇纪念文章《结缘美国所》，同一期作者不能同时出现两次的原则，东来先生就不宜署名了，我深感不安，东来先生安慰我说：“《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一书收录这篇文章时，我会署名的”。说实话，这篇文章我差点放弃，因为要看得英文资料太多，时间跨度比较大，几乎涵盖了美国最高法院整个历史，写作起来难度太大，需要不停修改，感觉很苦。但是，东来先生告诫我：“文章不厌千遍改”！在东来先生的鼓励与殷切希望下，我最终没有放弃。我现在还保留了这篇文章从第一稿到最终发表所有的文档，大改有10多次。其实最苦的还是东来先生。东来先生密密麻麻的修改批注，不仅记录了这段难忘的创作过程，也见证了东来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2010年6月2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麦克唐纳案”中做出判决：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一项个人基本权利并适用于全美各地。这一裁决石破天惊。同“赫勒案”一样，“麦克唐纳案”的法庭意见也堪称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典范，同样值得深度挖掘。记得2010年6月30日，也就是“麦克唐纳案”宣布判决的第三天，我把“麦克唐纳案”法庭意见送给东来先生。2天后，我在他办公室彼此交流“麦克唐纳案”法庭意见的心得。他显得非常亢奋，连连说：“最高法院了不得，非常大胆，真敢判啊！有看头，值得研究”。其实，每次和东来先生面对面交流都是一段美好时光，现在都成为一段美好回忆。东来先生研究视角总是那样独特，考虑问题总是那样深邃。以“麦克唐纳案”为背景，东来先生和我合写了《持枪权和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和吸纳》和《持枪权与美国联邦制》两篇长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和《学术界》（2012年第7期）。从师东来先生的经历，让我真正懂得了“言传身教，诲人不倦；身正为师，学高为范”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

2011年6月我博士毕业。读博岁月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岁月。感谢东来先生培养了我的学术素养，更让我爱上了美国宪政史。正如我在这本合著的前言最后一段所写的那样：“东来先生把我领进美国宪政史的学术殿堂后，而他却‘打起绿色的包袱，打起绿色的信念，男儿要远行……’”

东来先生在 2000年之前是中国一流的外交史专家，2000年之后，他改变研究方向，致力于美国宪政史的研究。他毕生的理想是在我们土地上竖起一面美国宪政的“镜子”，为中国的宪政研究与法治提供一个参考系。他以历史事实说话，客观公正评说美国宪政历程，以史家特有的会讲故事的叙事方式进行美国宪政的“普法”工作。张千帆先生对东来先生评价很高，正如他在《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的序言所说：“对于普及宪法知识来说，历史学者很可能比宪法学者更合适”。除此之外，他身体力行，践行他心中“社区自治”的理念以及其他宪政理念。他有很多未尽的心愿，“美国宪政历程三部曲”完成了前两部，还剩下最后一部《美国宪政的守护神——10位最有影响力大法官的司法人生》没有完成。在逝世前几天，东来先生在极度虚弱下特意委托胡晓进师兄要完成本书后期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抽取美国宪法重要条款（特别是修正案）进行历史叙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出其中的宪政精神与历程，这个研究计划本来打算5年内完成。他还有许多我未知的研究计划。东来先生的逝去，使得这些“普法”愿望和研究计划难以实现了。

（二）

东来先生为人处事非常简单、清澈见底。东来先生总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处理师生关系，维持着恰当的距离。我和他的家（当时他还住在在“曲水文华”）步行也不过12分钟左右的距离。然而我迈进东来先生家的门却花了我几年的时间。我第一次到东来先生家做客已是2011年5月庆贺东来先生50岁生日的时候了。那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同门聚会。师母吴耘教授亲自下厨，为我们精心准备了比萨饼，记得比萨饼的丝拔得很长，我们吃得很过瘾。那晚东来先生也非常开心。除此之外，学生过年过节拜访一概拒绝。记得2009春节，我提出要给东来先生拜年，没想到东来先生却这样直白说：“你虽是个有工作的人，但是，你我之间还是师生关系，要维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会影响我对你的学术判断和其他价值判断。”当时我很愕然，从此再我再也不提登门拜年；2009年的教师节，师弟师妹们要买花给东来先生，东来先生再三拒绝；2009年年终，几位同门师兄弟相约东来先生聚餐。东来先生这一次竟破天荒同意了，如约而至。吃饭时，东来先生依旧神采飞扬，指点江山。正当我们听得兴起时，他戛然而止，突然说：“今天就聊这里。服务员，算下今天的账，每人摊多少？”…… 其实东来先生并不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吃吃喝喝，但是一年一次的年终聚餐还是有的。在我记忆中，几乎都是东来先生自己做东请学生吃饭。2010年春节前夕，东来先生在新街口的一家饭店请学生吃饭，他很想把这次聚会弄成家庭聚会，因此特别嘱咐我们带上家属或女（男）朋友。那一次，我们全家三口毫不客气地如约赴宴了。年终聚餐有一个环节非常有意思，每个人都要把全年的学习和工作的成绩拿出来“晒晒”，末了，东来先生还要点评一番，鼓励一番。

东来先生的直言快语，不绕弯子，率真的个性特别鲜明，有时的确让脸皮薄的人难堪；但是，很多人（包括被他批的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他、信服他。他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尤其是学术上的事。清晰记得2008年博士生面试的时候，他冷不丁问了我一个问题：“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请你谈谈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选举人团制度。”我支支吾吾，回答得非常牵强。他绷着脸对我说：“研究美国宪政，要关心美国时政，你要弄清楚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运作，读死书、背死书没用！”还记得有一天同一届其他专业一个女博士生带着哭腔对我说：“你导师太凶了。南大博士生出国进修资格面试，任老师是评委之一，他用英语发问，我口语不利索，回答不理想，他把我说得很难为情。”从师三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也许是在职的原因吧，东来先生很少批评我。记得2009年3月我被批一次。那次他批阅我的论文，突然火起，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一见面，劈头盖脸地对我说：“亏你还是学英文出身，你看看这几段文字，像这样的问题我说了很多遍，臭毛病还是改不了。你的翻译腔太浓了！汉语能这样说吗？你能不能把这些长句切割下，符合汉语习惯。你看看，翻译过来的汉语被动句太多了……”这次面批让我终生难忘。当然，如果写出来的文章符合东来先生的要求，令他满意的话，他也会当面夸奖鼓励一番。记得我写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法官助理制度》（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发给东来先生看的时候，他非常满意，对我夸了一番，因为该文类似于命题作文，由东来先生命题，我独立完成。东来先生的鼓励、夸奖让我欢喜了好一阵子，也让我更加喜欢美国宪政史。这就是率真的东来先生！不隐藏，不做作，有个性，这一切源于因为他具有很多学者所不具有的“纯粹”，就学术谈学术，不掺杂任何与学术无关的杂质，他身上没有国内很多学者所具有的老成、含蓄与客套，他直来直往，有话就说。

（三）

2011年7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院深造学习。临行前，东来先生打电话叮嘱我：“去了美国，不要老呆在图书馆，要多旅行，要多参观一些博物馆，多参加些学术会议……”东来先生到美国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因此，他强烈建议我要参观当地的博物馆。他还向我介绍了他游学美国的经历与经验。我和东来先生再次见面的时候已是2012年5月上海大学承办的第十四届美国史年会了。他刚从美国回来，还未倒时差，就积极投身本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当时他的身体就已经虚弱了，但是他诙谐、犀利的谈吐没有改变，风采依旧。2012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他查出罹患淋巴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吃惊不已，甚至萌发过“这是误诊”的念头。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他语气平缓，反而安慰我：“没事的，我查了，这种病生存的概率还可以。”7月中旬去北京参加学术活动回来之后，就住进了鼓楼医院，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病中的东来先生从未放下他心爱的学术。2012年12月26日是高华老师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出于一种特别的感触，东来先生很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写一篇文章纪念老友高华。2012年12月20日晚，趁着从医院回家疗养的间隙，东来先生打开电脑，拖着病体，艰难写作，他极力想完成这个心愿，一直写到深夜，可惜这篇文章完成还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体力严重不支，病情加重，天亮后重回医院。这篇未完成的文章成为东来先生心中永久的遗憾；2013年3月20日东来先生好友、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赵穗生教授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绕道南京为南京审计学院30周年校庆做讲座。东来先生觉得机会难得，于是在病榻上联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也安排赵教授做一次讲座，并对自己不能亲自陪同表示惋惜；在东来先生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一直关心这本合著的出版。他对这本合著充满了期待，希望能看到它早点出版。原本他打算对该合著再进行深度润色加工，可惜他身体太虚弱，没有能力完成了。虽然体力不支，但他脑子还是想着学术，眷念他的学术。2013年4月的一天夜里11点半，东来先生打电话用疲惫的声音对我说：“振春，我觉得我们书的名字叫《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也许更好些。原来的标题就作副标题。”我说：“任老师，这么晚了，您就不要想这些了，身体要紧啊。”东来先生却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着天花板，除了考虑生与死之外，不自觉地就考虑了学术上的事。”这本合著一直没有序，一次高烧退后，东来先生又打电话给张千帆教授，请他作序，张教授欣然同意。序写好后，女儿琬洁大声朗读给他听，他非常满意。东来先生特别交代：要给这本书写一个致谢，感谢曾帮助过我们的人。四月底，东来先生看到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他比较满意，并提出了一个小瑕疵……病中的东来先生割舍不下他心爱的学术，他为学术而生！他活在学术中。

从2012年7月到2013年1月，东来先生对自己的治疗还是充满信心的，很乐观，也很健谈。自2013年1月以后，他的癌细胞远程转移到腹股沟处并形成深度创伤的时候，东来先生自己也隐约能感觉病情在恶化。为了不让吴耘老师担心，他表现出轻松状；而吴老师为了让他心里压力小些，却让医生做两份病历，假的病历给东来先生看，而真的病历却放在她那里。我在军区医院替东来先生办过一次出院手续，同时从医生拿到了两份病历，当时吴老师再三嘱咐我：两份病历不要搞混淆了，不要让他看到真病历！在生死面前，东来先生真正最割舍不下的是师母吴老师和女儿琬洁。他曾对我说：“我走了以后，春节有时间你们就去看看吴老师。”东来先生和吴老师从南开一路走来，携手前行，风雨二十多载。对于女儿，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参加女儿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典礼和女儿的婚礼，这也成为他积极配合治疗、忍受化疗痛苦的最主要的精神动力之一。他曾对我说：“哪怕再给我5年时间。”的确5年时间足可以实现东来先生很多愿望。在没有生病之前，东来先生的家庭简直堪称完美：自己事业有成，妻子贤惠，女儿聪慧，家庭和睦，人人羡慕。可惜，病魔生生地摧毁了这样的幸福。经历数不清的漫漫长夜，多少次的以泪洗面之后，吴老师和琬洁最终还是挺了过来。琬洁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吴老师虽然不是教徒，但潜移默化受到宗教的感召，宗教的力量与信仰支撑着她们走过最暗的时光。

有人曾说“死亡并不可怕，而等待死亡的过程才可怕”。可对东来先生来说，等待死亡却是那样坦然与从容，这个过程中东来先生所做的点点滴滴，非同寻常，让人感动：在等待中，他发短信告诉家人不要难过：“……人生有时很残酷，有时只能归于天命！”他让吴老师拍下院子中他亲手栽植的玫瑰花盛开模样的照片给他看；他催促琬洁带外公外婆去莫愁湖多拍些照片，因为那个时节莫愁湖很美；他委托好友买24朵红玫瑰给吴老师。他曾对我说：“明年和吴老师结婚25年，银婚，可惜等不到”，并发短信给吴老师：“亲爱的，不要难过。要有勇气面对，虽然我要走了，但你的生活还有精彩。”他甚至还坦然地叮嘱我：他的追悼会要放些他写过的书，并自谦道，“这辈子也没做啥，就写了几本书。”；四月下旬，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东来先生霍大“学者协会”成员荣誉（目前中国大陆只有两人获得），这是对东来先生最大的肯定与褒奖。东来先生自然很开心。几天后，吴老师准备把荣誉证书带回家的时候，他还不忘幽默：“不要带回家，就放这里，再显摆显摆几天……”

5月2日是特别的日子，离东来先生5月4日的生日还有两天。那天下午李剑鸣和杨玉圣两位教授来看望他。东来先生紧握他们的手，虽然有不免伤感，他还是劝慰他们：人总会要走，要离开，或早或晚……你们要保重身体，不要太辛苦，多锻炼，特别是玉圣，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很好…… 为了不影响东来休息，吴老师和我陪同李教授和杨教授到中美中心东来先生的办公室坐了坐，多么熟悉的地方，可主人不在场。在中心停留时间不长，医院的电话就打到了吴老师的手机，东来先生抢救！随后，我们一路狂奔，赶到病房……李、杨两位教授的火车票是下午6点左右，他们执意要把票退了，留下陪东来先生。像这样的抢救，已经经历若干次了。吴老师和我都以为这次依旧像上次那样，能抢救过来，因此，也谢绝了两位教授的好意，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来先生。两位教授离开没多久，东来先生生命体征开始出现异常。我明显感到他的双手冰凉，脉搏几乎摸不到。他大口大口地喘气，胸憋闷得厉害，脸色蜡黄蜡黄。尿液尿不出来，非常痛苦。我和吴老师问医生是否需要用导尿管？可东来先生微弱的动作表示不用导尿管，还用尿壶，他不想痛苦地离开。他一手抓住女儿琬洁的手，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吴老师的手，走过生命的最后历程……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的头脑依旧清晰，走得很安详、很坦然，很干净……

6月来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的几年中，总在6月对几个大案做出判决。每年6月结束后，最高法院就进入了漫长的休庭期。在过去几年中的每年6月，我总少不了打电话给东来先生，报告些重要案件以及法庭意见的阅读心得，电话那头总会响起东来先生美国式的回答：“你好，任东来。”可惜，今年6月，再也听不到东来先生充满阳光的回答，永远再也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