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平生情谊兼师友（全）─追怀校友任东来
（1）大学初识长春
我和任东来是东北师大（长春）1978级校友，他在历史系，我在政治系。好像从一开始，大家都叫他“东来”，把那个“任”给省略了。
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入学两周后因比赛乒乓球相识。那时东来还是个17岁的大男孩，阳光明媚，风华正茂，虽然貌似文弱书生，但球风却相当凶悍，把杀得我难以招架，由此开始了我们长达35年的友谊。彼时情景，恍如昨日。
恕小子不敬，当年母校政治系的师资水准，实属平平。相比之下，历史系则是名师云集，尤其在世界史领域，丁则民（美国史）、林志纯（世界上古史）、朱寰（世界中世纪史）、姜德昌（世界近现代史）、夏景才（苏联史）等教授均为独步一时、闻名遐迩的大腕。我的大学生涯，吊尔浪当，自由散漫，不务正业，自大一之后，将近一半时光用于在历史系旁听。至于本系的课程，基本上靠照抄同学笔记应付。
我去历史系旁听，经常碰到东来，而且两个系的男生寝室在同一层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前几年我们交往不多。77级、78级的学生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经历复杂，相比之下，东来只是个小高中生，年龄在全系120人中倒数第一。论学识和见识，他相形见绌，甘拜下风。我比东来痴长两岁，行伍军旅出身，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应届高中生都应当尊称我“解放军叔叔”才对。
不过，东来也有优势，他出身书香门第，英语基础很好，经常“偷听敌台”（《美国之音》英文广播）。当年在同学们眼中，东来是个聪明过人、调皮可爱的小兄弟，偶尔会悄悄地“广播”一些在当时听来惊世骇俗、匪夷所思的域外奇闻，比如，如今美国最流行的是“婚前同居”和“试婚”。把那些古董冬烘的老夫子震惊得目瞪口呆，让那些已届而立之年、从未谈过恋爱的大龄光棍男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1982年大四时准备考研究生。他学英语，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美国外交，导师杨生茂（南开教授）。我学俄语，报考了社科院苏联东欧所的苏联外交，导师徐葵（苏东所所长）、邢书纲（外交室主任）。当年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是苏美争霸全球战略，故我们的交往和切磋开始密切起来。我们当时考研的最大困难是几乎没有复习参考书，基本上靠《世界知识》和《人民日报》国际版准备专业课考试。新华社记者陈有为的《基辛格评传》、美国学者撰写的《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成为我们在图书馆反复借阅、经常讨论的书籍。
初试上榜后，我和东来都赴京参加复试。结果，东来金榜题名，我却马失前蹄。主要原因是公共课政治一门没考及格（51分），远远低于历史系出身的东来，奇耻大辱呀，照抄笔记实在要不得。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地处汉口的总参通信兵指挥学院，东来赴京读研。我们开始书信往来，一直持续了30余年。
（2）去章府讨口茶喝
当年美国所考生众多，竞争激烈，东来能够脱颖而出，一方面得益于名师指导，丁则民先生是当时国内大学美国史专业三位有留美经历的教授之一，再加上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勤奋攻读；另一方面，他得益于当时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大环境。北大历史系高材生章百家的父亲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兼驻美大使）与美国所所长李慎之是世交，可是，因一道论述题跑了题，照样名落孙山。第二年，美国所不招生了，章百家转而考上社科院近代史所李新研究员的研究生，最终成为知名的中国外交史专家，出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1984年初，我再次报考苏东所，5月份再次赴京复试。考试结束后，我去拜访东来。当时研究生院尚无校舍，81级、82级临时住在海淀区的十一学校（原中央军委子弟学校）。赶到时，已是中午一点，食堂已经收摊，有饭没菜。东来热情周到，当即去农贸市场割来半斤瘦肉，买了一把芹菜，两瓶燕京啤酒，借了个煤油炉，笨手笨脚地给我做了个芹菜炒肉丝。
大概是真饿了，这顿“免费午餐”，可能是我这辈子印象最深、吃得最香的几次饭食之一。当时东来还是个穷学生，节衣缩食，略有闲钱，都花在了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那时，四册一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籍，九成新的旧书要价仅人民币一元二角左右。他做东请我吃顿便饭，实在是破费了。
为了感谢东来的款待，我考研成功后，在前门全聚德请客，吃烤鸭。他温文尔雅，边吃边聊，烤鸭吃得不多，而且不胜酒力。我可真没客气，连吃带喝，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就跟几辈子没下过馆子一样，大半个烤鸭尽入吾腹中。饭后，两人遛达到了天安门广场，感觉口渴。东来提议说：“咱们去章百家那儿讨口茶喝吧。”事先没打电话，没有预约，冒冒失失地就去了。
记忆中，章府好像是在天安门附近的南河沿一带，四合院，大宅门。那天应门的是章文晋夫人、原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阿姨，和颜悦色，风度极佳。听说是儿子的同学，她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堂屋，意外碰到章文晋与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等正在打桥牌。看到小辈进屋，他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叫牌。我们也巴不得不跟这些高官大员打招呼，赶紧遛开。
章百家见到东来，没感到意外，也没什么客套，俩人前几天还在学校见过面，年龄也相差了13岁，但仍然聊得热情似火，难分难舍，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东来确实有这种本事，几乎能与任何年龄、背景、身份、专业的人一见如故，聊得热火朝天。 约一小时后，东来和我告辞出门，突然想起来，忘记讨口茶喝了。
（3）“任东来是杨生茂的导师”
我们84级研究生入学后，暂住解放军后勤学院招待所，距十一学校，骑车约10分钟。有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就往东来那边溜达一趟。他当时与苏东所82级苏联经济专业杜海燕、林中仁等学兄同在一个寝室。去得次数多了，偶尔会碰上杨生茂先生从天津前来看望和指导徒弟的场面。
杨生茂先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但寡言少语，不善辞令，外貌和穿着与乡下老农并无二致，土得掉渣儿。他们师徒两人的会面，时常演变为东来的“一言堂”。这个孙子辈的徒弟，口才极佳，从国际形势到外交政策，从读书心得到治学体会，从最近淘到的旧书到国内外学术界最新动态，乖乖，侃了个天花乱坠，天翻地覆，日月无光。杨先生和颜悦色，和蔼可亲，洗耳恭听，除了偶尔点点头，基本上一言不发。记得他们寝室当年流传过一个笑话：“任东来是杨生茂的导师。”
当然，此乃天下第一大忽悠。当年东来每学期只能与杨先生见一两次面，或是他去南开，或是利用杨先生来京开会的间歇。他平常主要靠书信往返，以函授形式向导师问学。杨先生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极其负责的导师，每函必复，并且制定必读书目，要求研究生写出高水准的读书报告。杨先生的言传身教，函授指导，严格的史学训练，对东来帮助很大，受益终生，懂得了怎样读书做学问，查找考证史料，选择学术题目，还有对学术的认真和专注，对功利的超脱和淡泊。
（4）慷慨直言“大闹课堂”
我在研究生院第一年是基础课和选修课。授课老师的阵容非常强大，有国际关系学院周纪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经济所卫林（世界政治），西欧所陈乐民（战后西欧对外政策），美国所张也白（美国外交）、张静怡（美国军事战略），等等。东来当时是高年级，忙于写论文，但抽空旁听了世界政治。
东来曾特别推荐资中筠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但她当时好像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此课由霍世亮先生代讲。众多基础课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陈乐民先生，中式灰色对襟衣，西式深色毛料裤，不知为何，裤腿短了一大截，有点儿像如今的“八分裤”。第一堂课，陈先生基本上跑题了，讲了一大通《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还有康德《论永久和平》，其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还有领导时尚新潮流的名士风度，令人难忘。
熟悉东来的人皆知，他是个谦谦君子，尊师重道，对学术界的前辈学者，尊重礼遇，推崇有加，感情深厚，没有丝毫狂傲自恋、文人相轻的陋习。但是，他偶尔也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叛逆一面 ，慷慨陈词，仗义直言，敢于“放炮”，而且炮火相当猛烈，丝毫不留情面。
大概是1984年秋季，世界政治与经济所的王书中研究员临时客串，主讲世界政治课程中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外交理论。毛泽东认为，苏、美两霸是第一世界，它们互相争夺，相互勾结，妄图称霸世界。中国以及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等是第二世界，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想当年，虽然号称思想解放，但外交领域的禁区仍然很多。外交部出身的王先生未能免俗，讲课时照本宣科，认为“三个世界”战略理论高瞻远瞩，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及其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战略，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依据。
没想到，在课堂讨论时，东来突然放炮，语惊四座。他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而非某一战略或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战略极不成熟，它把中共在国内斗争中的统一战线理论简单地运用于外交事务，事实上，战后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成熟而稳定，基本上不存在被中国“争取或联合”战略空间；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特点是朝秦暮楚，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给钱就是爷，中国出头团结联合第三世界乌合之众对抗苏美两霸，纯属天方夜谭。
东来发表高见后，我和苏东所师弟姜毅、西欧所学弟钦鸣荣等同学，跟着起哄架秧子，纷纷表态，声援支持，一时把王先生惹得非常生气，大动肝火，厉声质问东来是哪个所的研究生？导师是谁？场面相当尴尬。好在王先生还算开明，课后没有上纲上线扣帽子，追究东来领头“大闹课堂”之事。我们在钦佩东来之余，多少也感觉他少年得志，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在人情世故方面，不够圆滑。
（5）采访郑洞国将军
东来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皆以美援与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主题，深掘广拓，密针细线，大作文章，而且注意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让学术研究带有鲜活特色。
有一次，他听说原国民党驻印度远征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之孙郑建邦与我是同窗校友，便提出要采访郑洞国。建邦兄当时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执教，待人诚恳，非常热情，当即安排了采访，时间好像是1984年“国庆节”前后，地点在复兴门木樨地附近的“部长楼”。东来心细如丝，提前寄去了15个问题，以便郑将军有所准备。
可惜，年代久远，当年东来都问了哪15个问题？郑将军又是如何答复的？我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郑将军对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评价不高，批评史氏尖酸刻薄，飞扬跋扈，“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完全控制中国驻印军，把营以上军官全部换成美国人。
采访之初，东来和我一口一个“蒋介石”，郑将军则言必称“蒋先生”，弄得我们挺不好意思，只好也改口称“蒋先生”。郑将军回忆说，“蒋先生”与美方关系相当冷淡，而且对住房起居不讲究。开罗会议后，蒋与宋美龄赴印度兰姆迦训练营地视察，美方一再邀请他们下榻于起居设施完善的总指挥部，但蒋氏坚持要住在郑将军夫妇在新一军军部的临时性简陋卧室。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90年代中期后，因《万历十五年》等大作而名满天下的史学大家黄仁宇，居然曾是跟随郑洞国将军鞍前马后的上尉副官。
（6）李慎之、资中筠和音乐爱好
东来虽然能侃善聊，但若碰见了美国所所长李慎之，立刻就成了哑巴。东来回忆说，李慎之极渊博，广视野，擅言辞，大嗓门，一言堂，像训孙子一样教训，从头到尾垄断谈话，让人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东来硕士毕业后，其实很想留在美国所，成为在职博士生。可是，当时李慎之好像并没把他看作什么少年才俊，几句话就给打发到南开去了。那时美国所人材济济，兵强马壮，瞩目一时的是张毅、温洋等公费留学归国的青年俊杰，还轮不到东来出风头。
多年后，东来在悼念文章中（《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了当年他与李慎之的交往，及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抱负理想，道德文章，叙述栩栩如生，刻画非常传神。我曾恭维东来说：“你悼念慎公的文章，绝对是悼亡之作中难得的佳品。”
东来是个读书人，但不是书呆子，他热爱生活，喜欢游玩，访古探幽，而且还是个“音乐爱好者”。有一次，我们去西城区绒线胡同“内部书店”购书，凭借社科院办公厅的介绍信，可以买到仅限副省级以上高干的禁书。从书店出来，路过刚开张不久的北京音乐厅。东来提议去听小提琴音乐会，郑小瑛前夫盛中国小提琴独奏，庄则栋前妻鲍蕙荞钢琴伴奏，把我听得昏昏欲睡，呵欠连声。东来不甘心，后来还向我隆重推荐过黄飞立的《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
不过，东来这个“音乐爱好者”，是要打引号的。他五音不全，五线谱一个不识，钢琴不会弹，小提琴不会拉。由此，他特别钦佩前辈学者、美国问题和国际政治研究权威资中筠先生，称赞她国学根基深厚，英语法语俱佳，学术出类拔萃，在中美关系史领域造诣精深，而且钢琴水平极高，退休后，仍然笔耕不缀，文笔优雅，思想深刻，抨击时弊，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东来把丁则民、杨生茂、李慎之、资中筠列为影响自已学术与人生的“四大精神导师”。
东来五音不全的基因，不幸遗传给了女儿琬洁。好在琬洁４岁半开始学习钢琴，取得了十级证书，大学时代又苦练小提琴，努力实行“基因改良”。东来与女儿的第一次争吵呕气，也涉及音乐爱好。那时，琬洁５岁不到，学钢琴不久。父女俩嬉笑打闹，琬洁故意踩了东来一脚。东来不甘示弱，奉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拿起她的毛巾来擦。琬洁气得两眼通红，哭着质问老爸：“你会弹琴吗？你认识五线谱吗？”幼年的琬洁认为，这是她唯一比老爸强的地方。
（7）遭遇同窗非议
想当年，社科院研究生院高手林立，群英荟萃。年轻人心高气盛，有些同窗对东来不太服气。一方面觉得他确实聪颖过人，在美国外交史领域学有所成，但也有些弱点，比如，学问有时流于夸夸其谈，国学根基比较肤浅，英文口语差强人意，缺乏理论兴趣，思想深度不够，他只是能侃善聊，口才甚佳，把八分学识吹成了十二分，人送绰号“任大摆忽”。
这些非议，有些是苛求。在文革动乱、斯文扫地环境中成长的那一代年轻人，在国学根基、英文水平、学问学识、理论素养、思想深度等方面，很难同时达到“超一流”水准，可能只有杨小凯是个例外。 不过，对于当时青年学子最为热捧的书籍，比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萨谬尔逊《经济学》、萨特《存在与虚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贝克特《等待戈多》、钱钟书《管锥编》等，东来当年确实兴趣不大，涉猎不广。每逢同窗学友聊天讨论时，他往往插不上嘴。所以，遭遇非议，实属正常。
上述非议，我曾跟东来谈过，他未做正面回应，似乎并不在意。读书与治学与个人兴趣有关，看过几本深奥的名著，似懂非懂，云里雾中，未必真正代表理论兴趣或思想深度。哲学家可以凭借抽象推理，上下古今，深入探索；文学家可以凭借荒谬想象，横空出世，震聋发聩。东来毕竟是学历史出身，史家之推理，史家之探索，必须有所根据，没有史料，寸步难行。史学大师傅斯年有句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
在史学领域，东来的研究相当扎实，挖掘中美两国史料文献和外交档案，两相比较，避免偏见。他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1943年“中美新约”的谈判记录，馆员却稀里糊涂地拿来了一大摞1946年“中美商约”的档案。他拿起来一看，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金银宝藏，双手发抖，原来这是中美整个十几次谈判过程的全套记录，因当年谈判的工作语言是英文，故记录全是英文档案，有关人员没注意到重要性，让它一直安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东来惊喜不已，即使在档案收录相当完整的英文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这个谈判，只有存目，没有内容。这样，依靠扎实的原始文献，东来撰写了大作《试论1946年中美商约》，通过研究具体的谈判过程和双方的讨价还价，突破了以前把中美商约视为国民党政府“卖国条约”的政治性论断。
东来认为：“出色的历史研究，既要能钻进去，还要能跳出来。钻进去，是说要有坚实的史料，争取穷尽所有的资料，这是历史学的生命；跳出来，就是如何从个案的研究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或结论，这需要一定的理论功底和跨学科联想。”
因脚踏实地，功夫扎实，东来尽管一度被视为“缺乏理论兴趣，思想深度不够”，但后来终于异军突起，在缺乏师承和科班训练的情况下，凭借个人兴趣，依靠史学根基，治学打通内外，跨越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宪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在美国宪政史、美国最高法院史，以及司法审查制度、“反多数难题”、法官何以比民选官员更有权威、斯通大法官“脚注四”等理论性、思辩性较强的领域或课题中大显身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出版了很多学术杰作，注释繁复，论旨精当，卓有建树，影响很大，令人刮目相看。
（8）关注莫干山会议
东来视野开阔，博学多才，广交天下豪杰，学贯外交内政，这一特色在在硕士生时代就已初露端倪。
1984年9月我来北京读研后发现，东来当时最关心的事情，居然是9月3日到10日在莫干山（浙江省德清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我记得，当年东来最推崇的青年经济学者是“改革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最钦佩的研究生院学兄是财贸经济所的华生。他拉我参加过华生主持的莫干山会议吹风会，价格双轨制改革研讨会。他钦佩华生勤奋刻苦，知识渊博，目光敏捷，思路独特，志向远大，而且乒乓球水平出类拔萃。
莫干山会议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一群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学者汇聚于莫干山，挑灯夜辩之间，舌剑唇枪之际，关于价格双轨制、沿海城市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方案应运而生，雏形初备，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不过，当年在同学之中，对莫干山会议的非议也很多，认为是“学术实用化，学问对策化，学者幕僚化”，有失“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且并未真正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全面探索，完全忽视了政治改革问题，是中青年政治、法律学者的一次“集体失语”。当年与我同寝室的日本所日本经济专业学兄刘大洪（刘宾雁之子）一再强调：“这帮奏折经济学家真是太天真了，没有政治改革配合，价格双轨制、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最终必然会造成难以预料、极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多年以后，东来对我一再谈起刘大洪的真知灼见，称赞其观察问题的眼力和角度。但是，任何改革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路径依赖”，80年代中期有条件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吗？很难说。
东来是个正人君子，数十年来，谈话聊天，从来都是围绕读书治学，极少涉及家长里短。不过，偶尔也会有点儿八卦佐料。2007年某日，在一次电话中，东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华生这哥们儿本事高强，不减当年，把中国作协的美女主席铁凝娶回家当了媳妇。
（9）调研报告彻底“砸锅”
在外交政策领域，80年代初期，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社科院副院长宦乡远见卓识，上书中央高层，认为目前国际形势已经趋向缓和，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新的世界大战难以避免”等提法已不妥当，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以反苏划线的对外政策极需调整。他们还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立论缺乏根据，不成其为“理论”。此后，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已经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从未正式向下传达过，故学术界仍然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宦乡后来出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长，临时办公地点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招待所。世界历史所学兄吴恩远毕业后在中心任职，成为宦乡的助手和智囊。1985年春，他冷不丁把东来和我召去，说是要不拘一格，启用新人，让我们参加“八十年代后半期的国际战略形势”调研报告的写作，东来负责中美关系，我负责中苏关系。我们两个毛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满口答应了。
为了让我们开阔眼界，启发灵感，恩远兄还拿来了一摞我驻苏驻美使馆外交官、武官发回国内电报的复本，把最新情报和外事动态做了一番介绍和通报。
说出来不怕笑话，我们辜负了恩远兄的信赖，调研报告彻底写“砸锅”了。我们的“战略预测”谨小慎微，寥有创意，预料在“可以预料的将来”，1945年雅尔塔会议所形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将基本维持。可是，做梦都没想到，80年代末期风云变幻，地覆天翻，戈尔巴乔夫访华轰动全球，“六四”事件震惊中外，中美关系急剧逆转，柏林墙轰然倒塌，东欧阵营烟消灰散，苏联帝国土崩瓦解。转瞬之间，雅尔塔格局竟然沦为历史的残垣断壁。这些天崩地裂般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的调研报告之中，竟然连半个影子都找不到。丢人可真是丢到家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世事人心，错综复杂，波诡云谲，难以预料。仰望星空，纵观历史，人类对自身局限、人性弱点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及其复杂程度与相互关系的认识，其实相当有限。
（10）南开法语“最出色”和“最差劲”的成了俩口子
1985年秋，东来赴南开读博，我去送行。谈起读书，他推荐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我说，此书大学时代看过，印象平平，此公专门跟钱复先生唱对台戏。接着，东来又推荐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我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当时从未听说过此书。
东来说，此书绝对是经典，极负盛名，在史学界小圈子引起很大轰动，属于必读书，但已经脱销，你恐怕很难买到。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已经收拾好的行箧，翻检出一本如今很罕见、很珍贵的中华书局1982年初版《万历十五年》，随手送给了我，然后潇洒地挥手告别。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
东来1988年在南开拿到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美国史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1995年，他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水平有多高？我是个外行，说话不算数。美国史专家杨玉圣教授认为，该书“旁征博引，论证严谨，自成一家之言，迄今仍是代表中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的一部优秀之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讲求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的美国史专题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东来拿到博士后，决定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执教。不久，他来京开会，顺便探望我。他那时新婚燕尔，满面幸福，夫人吴耘是南开旅游管理系的美女研究生，本科念英文专业，英语、法语俱佳，两人相识于南开的法语课堂。想当年，东来面对美女，闹暗恋，单相思，上课难以集中精力，法语学得一塌糊涂，成绩一度一落千丈。他想表达爱意却羞于开口，最后好像是请出同窗好友“做媒”，俩人终成眷属。
东来得了媳妇还卖乖，愣装傻，他告诉我：“真奇怪了，南开法语班最出色和最差劲的学生居然成了俩口子。”
（11）初次合作没有成果
2000年前，东来的治学兴趣主要在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但对冷战史、中苏关系和中共党史也非常感兴趣。他最钦佩的当代史学家是沈志华、杨奎松、高华等人，还有旅美学者陈兼教授。
1990年春，东来给我寄来英文版中国季刊》刊登的旅美学者郝雨凡、翟志海《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对历史的再考察》一文。此文甚佳，但其中有些问题，尚有探讨和商榷之处。于是，东来和我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不约而同，突然对中国参加韩战的决策过程产生了兴趣，打算携手合作，从各种中、英、俄文资料文献中，试图弄清楚周恩来1950年10月赴苏与斯大林讨论中国出兵参战与苏联空军出动的关系，弄清楚周恩来此行是否带着参战或不参战的两套方案等高层决策内幕。
因东来建议，我两次采访了周恩来此行的俄语翻译、原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原苏东所顾问师哲，他恰好跟郑洞国将军住在同一栋楼。经师哲引荐，我还采访了周恩来此行的机要秘书、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将军。可是，由于缺少完整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我们除了弄清楚周恩来的行程外，其它问题全是一锅粥。所以，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研究，除了留下一堆认真讨论的信件外，并没有任何学术成果发表。
这一困扰东西方冷战史学者的“世界性难题”，直到1993─1994年期间俄罗斯方面公开秘密档案，直到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学兄沈志华一系列基于解密档案的非凡大作问世，才最终水落石出。
（12）义正词严的民间“外事交涉”
1990年12月，我负笈西渡，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留学深造。
没过多久，1992年初夏，中美关系低潮之时，东来随资中筠、章百家等赴华盛顿参加学术会议。我们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再次聚首，不胜感慨。
东来一行下榻之处，距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不远，遂慕名前去参观。当来到“海湾战争”临时展厅时，东来心细眼尖，发现在陈列展出的缴自伊拉克军队的各型武器装备中，最醒目者，竟然是一门标明“中国制造”的四管高射炮。
东来当即勃然大怒，向主办方抗议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苏、法、美制为主，其中最著名的是苏制“飞毛腿导弹”（scud missile）和T80型主战坦克，中国援伊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微不足道。可是，你们把标明“中国制造”的高射炮赫然陈列在展厅最显眼处，给全体参观者以中国是伊拉克军事后盾的强烈暗示，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中国。
这一番民间“外事交涉”，大义凛然，义正词严，把美方工作人员“教训”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说起来，美方还真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当场表示：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请留下正式书面意见，以供研究改进。
东来的答复令人叫绝，说：我行色匆匆，缺纸少笔，而且不知道“飞毛腿导弹”的准确英文拼写，这么着吧，由我口授，你们记录，然后由我签名，并请将文字记录稿转呈你们的上司，以免石沉大海、渺无音讯。美方工作人员点头称是，详细笔录，执礼甚恭。
数月后，我因事路过美国历史博物馆，本想进去看看，美方是否已经接受了东来的批评，把高射炮撤下去了。但那时“海湾战争”临时展览已经收摊，“中国制造”的高射炮亦去向不明。
东来是全面、立体、深入研究美国的学者，堪称“美国通”。他常年在大洋彼岸游历访学，出任访问学者，很容易被贴上“亲美派”的标签。其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中美两国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永远都是东来做人和做学问的起点和终点。
（13）“三重校友”和“双重校友”
1991年底，苏联分崩离析。此后，美国各大财团和基金会大幅度减少了对苏联问题研究的资助，前景一片黯淡。恰在此时，信息技术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前景一片光明。我这等俗人，当即决定放弃学术，改学电脑，读了个信息技术专业的理工科硕士学位，后来混成了“资深电脑软件工程师”。
1994年，东来再次来到华盛顿，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中苏问题研究所两家合作的国际冷战史研究项目出任研究员兼客座教授，在校园里拥有一个设施齐全的办公室，与曾经指导过我的美国教授比邻而居。这样，茫茫人海之中，从长春到北京到华盛顿，命运让东来与我的人生轨道不断交集相汇，一不留神居然成为“三重校友”。
那时，我正忙于毕业实习和找工作，偶尔去东来的教授办公室坐坐，讨口茶喝。有一天，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我大发感慨：“好险呀，幸亏哥们儿及时改行了，要不然，如今会出现‘任东来是陈伟的导师’的场面，太尴尬了。”
东来笑呵呵地说：“以前人家说我‘指导’过杨生茂先生，现在顺便指导一下陈伟，那还不就是举手之劳。”
1999年秋到2000年春，东来第三次来到华盛顿地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夫人吴耘和女儿琬洁同行，住在华盛顿近郊。恰好在此前后，因我换工作和搬家，我们之间一度失去了联系。
2000年秋，东来与我恢复联系后，才发现我们当时近在咫尺，相距约一公里。琬洁（1991年生）和我女儿陈晨（1988年生）还在同一所小学上学。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晨竟然无意中为琬洁当过一次英语翻译。
那时琬洁刚来美国，一句英文不懂，作数学作业时，像国内一样，把答案直接写在了教科书上。老师解释和比划半天，她就是不明白。老师只好请来高年级的陈晨，用中文向琬洁解释说，不要把答案直接写在书上，因为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科书归学校所有，要传给下届学生。
非常有趣的是，陈晨2006年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琬洁于2012年底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为法律博士（J.D.）研究生。两家的孩子居然成为“双重校友”。
（14）“美国所考生的素质不高”
东来逝世后，因在杭州筹办缅怀老师的读书会活动，他的博士生张庆熠采访过我一次，问起一些当年东来与我交往的陈年旧事。他特别关心的是：任老师2000年前后，从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转到美国宪政史和美国最高法院史，其转换学术方向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作为最早的合作者，您和任老师是怎样开始着手从事美国宪政史和美国最高法院史研究的？当时抱着怎样的想法和理念？
我的答复可能令人失望，东来转换学术方向，以及我们最初的合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法律票友”对宪政法治领域的好奇和求知欲，有那么一点儿“个人探险”的味道，而非课题先行，事先就有了成熟明确的整体想法。至于转换的具体过程，则更为复杂，决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若论缘由，恐怕要追溯到1982年美国所的“美国政治”试题。
当年东来报考美国所，要考英语、政治、世界史、美国史和美国政治五门课。前四门他都学过，最头疼的是美国政治，基本上没有参考书，全靠自己瞎琢磨。美国政治试题中，有十个只给出了英文的名词解释，难倒了一大片考生。幸亏在丁则民先生的指导下，东来研读过几本美国原版书，故除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之外，其余的名词都给答出来了。
82级研究生入学后，有一次，李慎之突然举出托克维尔的例子，批评美国所考生的素质不高、知识面过窄，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位法国贵族思想家是何方神圣。对东来触动很大。
商务印书馆1988年推出托克维尔的传世名作《论美国民主》后，东来花费了很大功夫，反复研读，而且对《联邦党人文集》也非常重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两本书有个特点，即都不是纯理论的概念推演，文笔通俗易懂，对权力本质、人性弱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洞察，注重分权制衡的艺术，同时没有仅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会关系、思想感情和民俗民情的独特视角，很对东来的路子。
1994年东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冷战史项目”的研究。期间，他能够跳出浩如烟海的外交档案和史料，开始像托克维尔一样，深入社会，四处游历，从外交联想到内政，思考更为深层次的宪政法治问题。
（15）冷战结局与“烧国旗案”
当年东来和我有一个巨大的困惑，像苏联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国力强大、不可一世的大帝国，为何会突然一下子分崩离析、自我解体。
关于苏联在冷战中崩溃的原因，学术界曾流行过一种“二杆子”理论。一个是“笔杆子”，即认为苏联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巨额金钱，控制、掌握和引导各种媒体和舆论，恶毒攻击、抹黑丑化、进而全盘否定伟大领袖斯大林、列宁和占据执政党地位的苏共历史，最终导致苏共人心丧尽，臭名远扬。另一个是“枪杆子”，即认为苏共放松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在历史关键时刻，苏军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最终导致天下变色。
可是，依照这种“二杆子”理论，在冷战中首先崩溃垮掉的国家，绝对应当是美国，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苏联。
美国政府手中没有舆论工具，就是一个《美国之音》，还只能对境外广播。立宪建国之初，媒体攻击开国总统华盛顿时使用的恶毒诽谤和肮脏词语，“甚至在人们形容像古罗马暴君尼禄那样的人物，恶贯满盈的骗子，乃至于人人喊打的扒手时，都不屑使用的。”杰斐逊有一次亲眼见到，华盛顿板着脸看了一眼报纸，然后把它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并恶狠狠地骂道：“混账”。现如今，连美国的中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先贤都是贪婪无耻、恶贯满盈的大奴隶主。
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美国总统虽然身兼美军总司令，但是，军费预算权、战争拨款权、对外宣战权、准将以上的高级将领任命权，等等，全部掌握在国会两院手中。就此而言，美国总统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为了严格限制总统的军权，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期间，一位制宪代表提议，美国宪法应当明文规定，将美军总兵力限制在3000人以下。华盛顿将军被气得七窍生烟，讥讽说：“美国宪法没准儿也应当拒绝敌国拥有以3000人以上兵力入侵美国领土的权力。”
东来深有感慨，一个国家何以如此多元化而不至于分崩离析，一个社会何以如此光怪陆离、自由开放但仍然繁荣发展，一个民族何以如此混杂而居却不至于四分五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引导他走上了“打通内外”、转换学术方向的道路。
从严格意义上说，东来不是那种特别勤奋的学者，坐不住“冷板凳”，喜欢高谈阔论，纵议天下，东游西逛，四处游历。我们曾一起去参观过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仅凭一本中国护照，即可进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办公室（外厅）参观。在五角大楼的“五星上将马歇尔纪念厅”，我们还看到一张马歇尔与江青在延安的合影，相当罕见。江青身着美式黄呢子军大衣，居然相当神气。
没过几天，东来又拉我去旁听联邦最高法院审案和国会听证会。可是，我正忙于实习和找工作，没那么多闲功夫陪他。我开玩笑说：“游手好学”太奢侈，你还真把自己当托克维尔啦？东来碰了一鼻子灰，独自一人去了国会山，收获极大。他看到了“护旗派”示威游行的盛大阵容，进一步启发了深入思考，开始注意搜集美国宪法案例方面的资料。
回国后，根据直接观感，东来在《读书》1995 年第 10 期发表了《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一文，详细介绍了“烧国旗案”的来龙去脉，文笔流畅，点评精当，思考深邃。此文成为东来“改行”的起点，后来被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编入教材。东来将“烧国旗案”复印后寄到美国，使我大开眼界，深感兴趣。
（16）从犹豫不决到携手合作
我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当年对美国法律有个初步印象：罪犯的人权，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权还要重要；保护坏人，好像比保护好人还要优先；针对警方执法的清规戒律，好像比打击罪犯的法律法规还要多；律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能耐，好像为民请命、维护正义的本领还要大；由清一色外行组成的陪审团，好像比精通法律的职业法官还要有权威。尤其是确立嫌犯沉默权的“米兰达警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难解之谜。美国最高法院为何如此荒唐断案？大法官的脑袋瓜是否出了毛病？信不信由你，这些法律问题一度曾使我深感困惑。
1996年，我任职于一家由数位女士经营的电脑公司。因涉嫌以虚假信息投标联邦政府“平权措施”项目下的电脑软件工程，该公司一度遭到联邦调查局暗中调查。在员工会议上，老板临时聘请的一位大牌律师反复警告，如遇联邦调查局特工“登门拜访”，一定要“保持沉默”，不要被那帮“狗娘养的”狐假虎威、威迫利诱所吓倒。
我告诉律师，我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绿卡，目前只有工作签证（H1），“米兰达警告”对我是否适用？律师说，没关系的，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不仅保护美国公民，而且也保护外国侨民。
出于好奇，后来我认真拜读了米兰达案的判决书，同时顺藤摸瓜，阅读了主持此案的沃伦大法官的回忆录，蓦然间，产生一种有话要说的奇特感觉，遂速成一稿，题为《米兰达法则与美国宪法修正案》，登载于《读书》2000年第7期。
或许是“天意”，东来恰好在该期发表了《自决权的三种形式》，而且与拙作页码相连，紧密为邻。这样，他无意中读到了我的新作。东来吹捧说：国人做了百年宪政梦，可是，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宪政，多数人仍然还是一脑门子浆糊。你的“米兰达案”在此领域的借题发挥，实属难能可贵。
2000年底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我突发奇想，联系美国宪政史上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写了篇习作《美国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分别发表于广州《南风窗》、美国《世界日报》副刊《世界周刊》、网络电子周刊《华夏文摘》。非常凑巧的是，几乎在同时，东来在2001年第2期《读书》上发表了《司法审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杀手戟》一文，其主题恰好也是美国大选和马伯里案。
东来回忆说：“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难产，最高法院的判决一槌定音，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法治的权威。多年来对美国的观察和研究，促使我思考美国繁荣强盛的本质，或许宪政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于是，东来决定：“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在具体作法上，利用自己作为历史学者善于叙事、对细节的敏感和对美国历史发展背景熟悉的优势，来讲述美国宪政法治发展演变的故事。”
在此背景下，东来前后两次向我建议：我们第三次携手合作，写一本介绍美国宪法案例的法律读物。由于英美普通法系遵循前例、追溯历史的特点，对美国历史和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比较熟悉的学者可以大有作为。这类书在美国被称为通俗历史 (Popular History)。从经院学术的角度来看，不属于阳春白雪。但是，在学术水准方面，我们一点也不能含糊，研究要扎实，思考要深入。
对此建议，起初我有些犹豫不决。一是觉得那些案例习作水平太低，难登法律殿堂。二是我们以前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合作经历（调研报告，朝鲜战争决策），刻骨铭心，不堪回首。三是我有自己的业余写作习惯、工作节奏和“宏大设想”，不想把文章与东来的大作搅和在一起。
可是，东来不以为杵，来了个“三顾茅庐”，说是已经联系好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后改为中国法制出版社），牌子很硬，条件优惠。于是，我就没有继续不知好歹，不识抬举。我们商定，不写那种高头讲章、繁琐考证的枯燥学术，不写那种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戏说演义，而是采取“以案说法”、“以事说理”的“讲故事”形式，避免过多的法律概念和空洞的法理论证，注重从历史渊源、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制度背景等更为宽阔宏大的视角讨论美国宪政历程。
还有，当时黄仁宇先生的大作已经风靡大陆读书界，长盛不衰。此公以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对我们影响很大。由此，我们非常注重文字流畅，雅俗共赏，力争“熔学术著述的准确深刻和通俗读物的流畅生动于一体”，普及宪政常识，尽量扩大读者面。
当谈及“合作条件”时，东来颇具主将气度，对我格外优惠照顾。在商定的全书重大案例之中，除了以前写过的之外，我可以任意优先挑选自己感兴趣的10个案例，把那些枯燥乏味、史料难觅、不易发挥但却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的“疑难案例”，一骨脑全甩给了东来和另一位合作者白雪峰。这样，连吹捧加优惠，我晕晕乎乎地被东来拉上了“宪政贼船”。
东来起初提议，书名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伟大判决》，后因“斯科特案”臭名远扬之故，必须换个书名。他建议《美国法治的故事》。我认为绝对不行，听上去简直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启蒙读物，应改为《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东来认为绝对不行，听上去简直就是路边地摊卖的侦探破案读物。最后，俩人一致同意，书名为《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17）王希教授的影响以及李道揆先生
东来决定“改行”后发现，涉及美国宪政的英文参考书车载斗量、汗牛充栋、非常专业，但是，高水准的中文参考书寥寥无几、寥若晨星。按照他的说法：“宪法宪政领域，特别是美国宪法，专业性很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的宪法学者和美国史学者，很少有人去研究美国宪法史。”
大概在2000年，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希教授（现在是北大的长江讲座教授）在南开讲学，赠送东来一本他的新作《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东来认真拜读后，收获很大，深受启发，觉得在美国宪政领域大有探讨和深入研究的余地。他立刻向我隆重推荐此书，并且迅速买了一本邮寄到美国。
《原则与妥协》堪称中文世界最出色的美国宪法史专著，结构宏大完整，史料翔实丰富，分析全面深入，结论精辟中肯，学术规范严谨，对美国宪政的起源和历史演进作出了全面完整的叙述，对美国宪法的原则、特征、意义及其涉及的思想观念、利益关系和历史背景进行了出色的分析和说明，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经典案例作了精彩的介绍和评论。该书成为我们撰写《美国宪政历程》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学习榜样和学术典范。
最令东来和我佩服的，乃是王希教授的英文大作《民主的考验：1860－1910年间北方共和党人和黑人选举权问题》（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基于王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用准确流畅的英文写成，出版后在美国史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王希教授以美国民主的个案为研究课题，以严谨的实证方法，深入美国南方城镇，广泛搜寻第一手文献，同时参考学术界既往研究成果，对内战后北部共和党人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的立场、措施以及所引起的政治斗争，进行了不动声色、冷静平淡的历史叙事，予以遣词中性、貌似缺乏惊世宏论的深入分析。目前国内美国史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李剑鸣教授评论道：“在这种平静的历史叙事背后，潜藏着一位中国学者对美国民主的独到观察。”
想当年，胡适、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等大学者号称学贯中西，其实，人人皆知，他们全是靠“国学”在欧美名牌大学拿到学位，在“西学”领域并无独家真功。胡适先生关于美国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高论阔论，常常流于泛泛而谈。
改革开放后，百万留学生负笈海外。可是，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等原因，大约99%左右的人文学科学生，系凭借“中学”或“中西比较”在国外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其“西学”的含金量其实并不太高。王希教授不走捷径，迎难而上，在一流名师的指导下，以高度的史学素养，凭借严谨扎实的学术努力，在“西学”领域取得了出类拔萃的成果，令人深感钦佩。
《原则与妥协》第一版有个小毛病，因校对不精，中英文错漏之处，实在太多，惨不忍睹。该书修订版的清样排出后，我不揣浅薄，主动请缨，认真校对了新版书稿，主要目的是再次精读一遍这部大作。王希教授为人谦逊，举止低调，礼节周到。有一次他来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做研究，特意设宴请客，感谢我的微薄之劳。
席间，王希教授随意谈起，当年社科院美国所有一位留美出身、对美国宪政颇有研究的大腕学者李道揆，学识渊博，见解深刻，关心后学，对他撰写《原则与妥协》助益甚大，两人在电话中经常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他问道：任东来和你当年听过李先生讲课吗？有过什么师承和影响？
我回答说，当年美国所确实有这么一位美国宪政大腕。学生们调皮捣蛋，假装没文化，故意念别字，背后把李老先生称为“李道拨”，把美国所一位据说曾为江青看英文电影时当口译的李淼研究员称为“李三水”。李先生主讲的美国政治课程，大概是在1985年秋季，当时东来已赴南开，失之交臂；我已开始专业课学习，无暇旁听。只记得，当年美国所的同学经常议论李先生的课程，一致认为博大精深，精彩绝伦，启人深思。可是，不知为何，李先生门下的几位高徒，后来好像都没有继承导师的学术衣钵。
李道揆先生将讲课的手稿精心整理，于1990年出版了耗费12年心血而成的大作《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荣获中国社科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该书是东来和我学习和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美国宪政历程》之所以获得一定成功，成为学术畅销书，其实主要是一不留神赶上了“宪政热”，反映出读书界对宪法和法律知识读物的渴望和需求。同时，它也是学习和继承前辈和同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产物。
（18）“南京市古楼区的奥巴马”
在日常生活中，东来是宪政法治与民主理念的实践者。自2007年夏季，他一改以前对行政管理缺乏兴趣的态度，积极投身南京市鼓楼区“曲水文华苑”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小区自治实践，拥有了生平第一个“民选”的“行政职务”─业主委员会主任。他发挥善于交流沟通的特长，以出色的协调能力，费心劳神，热心公益，卓有成效地维护了小区业主的经济权益。
有一次，东来颇为自豪地开玩笑说：“兄弟我现在是社区领袖（community leader），相当于南京市古楼区的奥巴马。”
我回应说：“呸，你小子就瞎吹吧，人家奥巴马从政前在芝加哥黑人贫民区当社区领袖，如今你任东来是在南京城里的富人住宅小区当社区领袖，这两者之间，八竿子都打不着，任大摆忽的本事，真是不减当年呀。”这番玩笑话，说得有点儿过于刻薄挖苦。人情世故方面不够圆滑之人，正是我自己。
“南京市古楼区的奥巴马”，虽系自我调侃之语，但在某些意义上，却正是东来脚踏实地、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宪政理念”。托克维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定一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公序良俗、社会民情。美国民主得以长久而稳固，原因之一在于，立宪建国之前各乡镇处于自治状态，基层和地方分权先于政府集权，人人平等，各尽其责，自我管理，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社区管理，注重公共品德，维护个人利益。为了公共福祉，民众以契约形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政府，并予以严格监督和精妙制衡，而非权威无边的官府老爷恩赐和施舍民众权利。
（19）“用命搏真知”与天妒英才
东来逝世后，我在《北京青年报》网站看到一幅挽联：
用命搏真知， 英年才俊又西去；
以点观大局， 远邻智慧向东来。
我觉得，“用命搏真知”之语，用在东来身上不够准确。他是一个开朗乐观、谈吐睿智、才气纵横、相当潇洒的学者，不是那种悬梁刺股、皓首穷经、过于执着、自视“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物。做学问其实就是一项普通的工作，谈不上什么高尚的目的，也没有什么悲壮的人生意义。
历史是一系列尚待解答或尚待完善的问题。美国宪政历程是具有特定背景、特定经验、特定意义的历史实践过程，而不是一系列确定的客观真理、绝对真知和标准答案。根本不值得任何学者“用命搏真知”。
东来对待学术事业，主要是出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和激情，有强烈的求知欲，有搜寻查找资料、搞清楚疑惑问题的强烈冲动，有时甚至到了忘我境地。对东来而言，每一项新的研究，都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而且迫不急待要与别人分享感受。你想不听都不好意思。
我与东来之间的合作，也是“愉快的精神之旅”。唯一的小分歧，是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时“过度口语化”。我不服气，认为他实在是少见多怪，史学大家唐德刚教授著书立说，就是种套路。可是，在最后统稿时，为使全书风格基本一致，东来一点儿没客气，把我的文字删掉了不少。
东来祖籍江浙鱼米之乡，我祖籍陕北黄土高原。有一次他登门拜访。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刚学会的川味豆瓣鱼、担担面、鱼香茄子，香气扑鼻，十分入味。没想到，东来根本就不能吃辣，鱼、面、茄子用清水冲洗后，他才能勉强下箸，非常扫兴。当然怨我，居然没打听一下他的祖籍和口味。当我炒菜时，他在另一房间埋头看书，对味道仿佛充鼻不闻。在很多方面，东来是个大大咧咧、稀里马虎、甚至比较缺心眼儿的的人。而我在多数情况下比他更缺心眼儿。我想，这大概是我们能够成为朋友的原因之一吧。
东来英才早逝，令人扼腕。毫无疑问，他是一代英才，领军人物，但与史学大师、一代宗师等称号相比，尚有差距。在我看来，他的学术研究刚刚“渐入佳境”，远未抵达至境高峰。他独辟蹊径、打通内外的研究风格，在目前国内美国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独当一面，独步一时，独领风骚。50出头的年龄，正是人文学科学者综合性能力的高峰期。东来英年早逝，乘风归天，真的是太可惜了。
说起来，东来不胜酒力，饮食有节，从不抽烟，爱睡懒觉，性格开朗，为人洒脱，喜欢旅游，遛狗散步，没有人到中年之后，在家庭、婚姻、子女、事业、经济等问题上的沉重压力。他从不督促女儿琬洁努力学习，反而抓住各种机会，领着孩子外出尽情玩耍，一点儿也没个老爸的样子，一度让夫人吴耘非常头痛。
东来的仙逝，恐怕只能解释为天妒英才。
（20）唐代诗人于鹄有一首《别旧山》
2012年春季学期，东来在美国格林奈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担任访问学者。回宁后，他于6月17日前往北京，主持了颇有名气的《共识网》读书会（主题《美国宪政历程》）。会后，我发一电邮给他，打听读书会的盛况。
7月17日，东来回复：“伟兄： 你可能有些疑惑，我为何迟迟没有回信。这次，哥们儿是“不幸中弹”，需要“治疗性休养”。我在美期间总有疲倦感，人瘦了很多。回来后，琐事缠身，从北京讲课回宁后才去检查，医生怀疑是鼻咽癌，经过复杂的病理检查和PET-CT检查，现在确诊是恶性淋巴瘤，还好发现得及时，今天就住院，主要是放疗和化疗，比较痛苦，但我对治愈还是信心十足。”
看了电邮，我仿佛陷进了大东北冰天雪地的荒草甸子，浑身上下，透心冰凉。你看这个东来，已经查出了癌症，居然还有心情搬出王立军“治疗性休养”的典故调侃。东来后来对此案一直追踪关心，一再感慨，美国的在华领馆，如今已沦落为高官的“联邦上诉法院”。
2012年12月29日，是东来与我在电话中最后一次长聊。听上去，他似乎心情甚佳，豪情万丈，声称在京化疗和放疗的效果很好，病灶已全部消失，北京医疗条件很好，立体定向放射技术非常先进，没有造成掉头发、食欲不振等副作用，目前起居一切正常，甚至还开玩笑说，这辈子活到80岁肯定没有问题。
令我吃惊的是，在京治疗期间，东来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像顽童一样偷偷溜出医院，拜访了美国宪政研究领域中的后起之秀、译著颇丰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电话中，他还主动提出，愿意在《美国宪政历程》的增补版中承担“禁枪案”的撰写，并把全书正文开始前的几篇宪法论文整合为一篇。通完电话，我非常高兴，感觉云消雾散，花好月圆。
没想到，一月中旬期间，东来的病情发生了惊天逆转。病榻之中，他始终心系南大和中美文化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心系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关心学生的读书与生活，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做斗争。
病魔无情。东来没来得及跟朋友们一一挥手告别，就匆匆地走了。我远在海外，一时难以赶回南京，送他最后一程。回首往事，点点滴滴，不胜哀痛。35年前东北师大校园里拂面而过的那一阵清风，再也回不来了，只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无比的感伤。
唐代诗人于鹄有一首《别旧山》：
旧伴同游尽却回，云中独宿守花开。
自是去人身渐老，暮山流水任东来。
东来，云中独宿，天堂遨游，暮山流水，花开叶落，你不会寂寞的。
你会永远活在家人师友梦里，旧伴新朋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