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日，任老师走了。离开了吴耘老师和琬洁，离开了他未竟的学术事业，离开了敬他、爱他的学生们，留给我们无限的哀思。
任老师走时，我身在印度，没能回去送老师最后一程。这些天来，老师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总想写点什么，思来想去，觉得老师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学界以及师兄师姐们都已给了肯定和总结。作为小硕毕业的我，就学习与生活中的点滴，写点我心目中的的任老师吧。
我是2001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跟随读任老师读研究生，同门是翟艳芳和胡晓进。因为自己本科毕业于一所普通大学，再加上本来读书就不多，进入南大这样的顶尖学府，导师又这么优秀，所以一直忐忑不安。记得任老师和我们三个第一次谈话时，就对我们说：“我不指望你们将来都成为历史学家，但在这里读书的三年一定要认认真真。”老师的一番话令我不安的心稍稍宽慰了些，当时自己心里就发誓一定不让老师失望。
老师为人爽直豁达、热情真诚。作为知名教授，他从不端老师的架子。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老师的办公室里总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当时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他办公室聊读书心得，其实每次去的不止我们三个。国际关系史专业的李潇、施蕾，世界史专业的罗珊珍也都慕名前往。不管是不是任老师的学生，只要是去请教问题，老师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老师那堆满书的、略显局促的办公室也成为我们的精神乐园，至今仍然怀念。
老师鼓励我们多读书，记得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选择自己的教育，之后选择自己的婚姻。人生的后半段就会不同了。”或许这就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详细注解。如今亦为人师的我曾无数次在课堂上向我的学生转述这句话，激励学生、也在勉励自己。
在我们读书期间，老师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美国宪政。胡晓进和翟艳芳都跟随老师的脚步，投入到了对美国宪政的研究，而我却对美国的公益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师非常尊重我的选择，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文章，并推荐发表。毕业后老师依然把他最新的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勉励我们不要中断学习。
老师对学生学习上要求严格，生活上也很关心。2002年元旦，老师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在向我们发出邀约时，他一再叮嘱：“‘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们还是学生，没有收入，所以千万不要带礼物。”记得当时一起在老师家做客的还有历史系刘成老师一家。在当时并不宽敞的客厅里，大家海阔天空、相谈甚欢。席间，吴耘老师对我们说：“你们导师让我多准备些肉食，因为你们食堂里的菜没什么油水。”写到这里，我已不能自已，泪水夺眶而出，多么善解人意的老师啊！
记得毕业前夕，最后一次去老师办公室，他对我和翟艳芳语重心长地说：“女孩子最大的事业是家庭。”这句话我一直铭刻在心，并一直身体力行着。在老师病重期间我去看望他时，我再度提起。对于8年前的这句话，老师可能已经记忆模糊了，但我知道因为吴老师为家庭的辛勤付出，才有了老师对学术的全身心投入，才有了这些为人称道的成就。老师这句话是对吴老师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说到这里，其实我的小家庭的组建还要感谢任老师，他在无意中做了一次成功的“红娘”。
2002年暑假，老师推荐我去清华大学参加第一届军备控制讲习班，在班上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博士生，现在他是我的丈夫。任老师知道后很开心，当时他还开玩笑说：“南京人有个习俗，新婚夫妇要为媒人送皮鞋，因为媒人两边奔走把鞋子都跑坏了嘛！”老师无心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2005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带学生去南京参加社会实践，趁学生中午吃饭的空，我赶到新街口的大洋百货想为老师选双皮鞋。因为不知老师的鞋码又怕直接问会被老师拒绝，犹豫再三还是把电话打到家里，正好琬洁在，老师不在，真是天助我也！我让琬洁看一下爸爸的鞋码，至今还记得琬洁稚气的声音告诉我“20.5”。我选了双自认为舒服的鞋子，把它放在了师妹蒋阿凡那里，请她转交给老师。因为我晚上要带学生住到浦口去，实在走不开，就没有亲手把鞋子交给“红娘”。如今想来真是遗憾啊！
老师走后，从师母吴老师处得知，我送老师的那双皮鞋，老师格外珍惜，穿得鞋底都变薄了也舍不得丢掉，而是经常在开车的时候穿。多年过去，期间老师又搬过家，师母几次整理鞋柜，想淘汰一批穿旧的皮鞋，但我送的这双鞋老师从不让送人。老师说因为这双鞋包含着学生浓浓的情意！写到这里，泪水已经打湿了键盘。因为感动，没想到老师会这么珍视学生送的小礼物。也因为自责，这么多年来，总觉得自己算不上老师的得意门生，羞于去见导师。总在做自欺欺人之想“也许老师都不记得我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装在老师的心里，何曾忘却。其实老师要的，不是我们都成为历史学家，而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其实南京离上海很近，想去看望老师很容易，但太多的顾虑、杂事的牵绊，阻挡了我去看望老师的脚步。
毕业9年来，虽然经常在教师节会给老师打电话问候一下，与老师见面却只有两次。
一次是2008年冬天，老师应邀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做讲座。我爱人看到了海报告诉我，我闻讯赶去，想请老师吃个晚饭。但由于老师讲得太投入忘记了时间，回程的火车票也已买好，时间来不及了，吃饭只好作罢。我们一家三口以及复旦历史系的一位博士生（抱歉记不起名字了）随老师边走边聊，到他下榻的复旦卿云楼收拾行李。老师非常关心我的学业，问我继续读博士没有，我很惭愧，只推脱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吧。老师知道在上海的生活不容易，问起我们的收入、生活情况。其实老师不只是活在学术的云端，他也非常接地气呢！说话间，他脱下大衣，穿上毛衣，结果毛衣还穿反了。我不禁想起吴老师曾提过任老师在生活上是不拘小节的，老师其实是很可爱的！
第二次见老师是在2012年的12月15号，老师生病已近半年，而我还被蒙在鼓里。一方面是老师叮嘱晓进等同学，不要向同学们张扬。另一方面，确实自己与老师的联系太少了。得知老师生病，还是因为我爱人带复旦的学生去南大中美中心交流，才知道老师在住院。当天早上8点多，我爱人电话告诉我任老师生病了，我以为不是什么重病，就给老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电话那头传来老师一如既往的爽朗笑声，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我已经做过两次化疗、一次放疗了。现在情况很好，真的没事，你们都不用担心。”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震惊、怀疑、伤心、自责……一齐涌上心头，冷静下来后，对老师的钦佩又多了一层，真的想不到这么轻松的话语出自一个重症患者之口。
下午两点我赶到南京军区总院，轻轻地敲了两下病房的门。吴老师开的门，当时任老师在睡觉，被我吵醒了，隔着帘子问：“是孙倩吗？”时隔四年，再次见到老师，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年轻、朝气蓬勃，真的无法把他和癌症患者联系在一起。老师又问起我是否读博的事情，我说我都无地自容了，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我们聊到老师的学生们，任老师的学生中选择做教师的人很多，这或多或少是受到老师的影响。记得在南大读书时，我们这些研究生私下总爱评论下老师。任老师和吴老师（吴老师教我们英文）这一对才子佳人，经常成为我们话题的焦点。他们琴瑟和谐、夫唱妇随；他们思想独立、正直单纯；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真正的读书人！这种精神贵族的生活令我们羡慕不已，毕业后我们也选择了相似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多人不但自己做了教师，也选择了做教师的另一半。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正如那丝丝缕缕的春雨，于无声中滋润了万物，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啊！
我们聊到琬洁，琬洁这孩子积极进取、阳光单纯，充满了正能量。在美国读书，门门功课都是A，还在练习芭蕾舞和小提琴，已被哥大法学院录取。琬洁要求自己“每件事都要做到最好”。这句话我讲给正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女儿听，她非常佩服琬洁姐姐，把琬洁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琬洁小小年纪已经有了铁杆粉丝了！
这次见面我们聊了半个小时，怕影响老师休息，也确实打扰了同病房的另一位病友，我与任老师和吴老师匆匆告别。第二天中午任老师发来短信，大意是感谢我去看他。任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百分百为学生付出、但绝不求学生回报！
2013年2月27号，我随丈夫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临行前，我给老师发短信说我们一家要去印度了，希望他和吴老师有机会能来印度旅游。我的邀请是真诚的，我真的认为老师的生命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两个月前见到的他是那么的神采飞扬。老师回信说：“真羡慕你们，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祝你们印度之行顺利。”这句话，成为老师与我之间最后的沟通。5月2号老师就匆匆告别了人世。
其实还有许多话没来得及对老师说：您对学术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精神，您宽以待人、热情真诚的品质一直深深激励、影响着我们。您面对病魔时的乐观与豁达，又为我们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灯塔。
祝愿在天国的您平安、喜乐。
孙倩
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