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宇：任东来教授与美国史研究会
我是2012年8月得知任东来教授罹患癌症的消息的。8月11日，任东来教授发来邮件告知“发现患上上了T细胞鼻型淋巴瘤。发现及时，属于早期。目前刚刚结束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副作用还好。目前已回家休息。前后至少要六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月）。由于癌症是个慢性病，需要较长的治疗时间和修养，所以未来的一年前，学会的事情不能关注了。”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5月的上海年会上还是活力四射、满面春风的任东来教授怎么会成为癌症患者。在深感惋惜的同时，我从内心深处衷心希望东来教授能够逢凶化吉、早日康复。万万没有想到，今年的5月4日，任东来教授便离我们而去了。
任东来教授很早便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建立了联系。翻开秘书处武汉大学时期已经泛黄的会员登记表，我很快找到了任东来亲自填写的表格。申请表编号228号，填表时间是1982年9月13日，当时他刚刚从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我大致翻阅了同时期申请入会者的表格，在“曾发表过什么著作、译作及论文”一栏中，大多数都是空白。而任东来已经与他人合译过《对不断变化的美国革命的解释的评论》、《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历史译丛》第一期），并在《世界历史》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对1812年英美战争的新解释》。1984年，年仅23岁的任东来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最年轻的会员之一。1990年在开封和郑州召开的第六届年会上选举产生的第五届理事会中，出现了四位不到40岁的年轻人，包括王旭、黄仁伟、李剑鸣和任东来，出生于1961年的任东来还不到30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任东来教授年纪轻轻便当选学会理事，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美国史博士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我仔细翻阅了研究会早期的材料，发现入会之后，他便积极参加学会活动并献言献策。1986年4月出版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第三十三期在刊首刊发了任东来写给研究会秘书长刘绪贻教授的一封信，现抄录如下：
刘先生，您好：
最近一期《通报》所载“设想”及丁先生信，均很有启发。作为会员，我和其他一些年轻同志受惠不少，贡献无多，也在此提几点建议，供您参考。
（一）、北图所编《美国书目》极有价值，但所收书籍仅限于1979年之前入藏。而近几年正是开放时期，进书尤多，学会可否与北图合作，资助增编《美国书目》。
（二）、《美国译丛》已出了十期，可否在此基础上再加选择，结集公开出版，与《美国史论文集》一样，逐步形成系列。
（三）、除了丁先生提出与美国史学组织建立联系外，似也应该邀请港台学者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建立固定联系，这也有助于祖国统一事业。
研究会成立六年多，成绩有目共睹。如果说以前我们主要是“对内搞活”（加强国内本学科学术联系），现在似可以进一步“对外开放”了，不仅对国外、港台学者开放，而且也应该对国内其他美国研究学科开放，进而促进学会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敬颂
春安
后辈
东来
4 10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入会不久的任东来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学会发展，他所提出的建议即使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熠熠生辉的真知灼见。毫不夸大的讲，加强与国外、港台学者以及其他学科的联系的建议对研究会今后的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2002年，已经在理事会任职12年的任东来教授在西安举办的第十届年会上担任副理事长，当时他才41岁。正是在那届年会上，理事会决定将秘书处从南开大学迁往厦门大学，我开始做秘书处工作。自此，我与任东来教授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在我的印象中，任东来教授是给秘书处提意见最多的会员，没有“之一”。秘书处发出征求意见的邮件后，任东来教授几乎每次都第一个回复，而且每封邮件都有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对我们的工作助益颇多。东来教授还常常主动向秘书处提出好的建议，比如厦门年会之后，他发来邮件，“会议相当成功。谢谢你们的辛苦。另外，理事会选举历年都是头痛的问题，今年的程序很好。秘书处最好整理一个文字材料，作为一个选举程序规定，为以后的选举提供方便。”上海年会召开之前，任东来教授提出建议，“不要（按）专业来分组，而是按照某些主题来确定讨论小组，像美国各种历史学会做的。鼓励个人或小组提出主题panel，有三篇文章就可以成为一个panel。目前清华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以及首师大世界史年会也是如此，这样的好处是打破专业界限，也避免论资排辈。因为这是会议筹备得早，会员有充沛的时间提出自己感兴趣的panel。”王希教授也曾提出同样的看法，于是秘书处在上海年会上采取了按主题分组的国际通行做法，这也是我会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秘书处的请求，东来教授更是有求必应。厦门年会和上海年会的开幕式上，任东来教授反应机敏，妙语如珠，他的成功主持使会议大为增色。当我为寻找闭幕式论文点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东来教授慨然应允。2012年是我会奠基人之一丁则民教授逝世十周年，秘书处组织专栏纪念。任东来教授本科时期曾就教于丁老师门下，我便去信邀稿。东来教授在2011年12月1日的回信干脆利落， “好的。我一定写。截至日期？”当我转年去信询问，东来教授在2012年2月1日的邮件这样回复，“真不好意思，假期一直懒洋洋的，没有动笔。1月22日来美国GRINNELL College作一个学期的研究，才安顿下来。我周末前一定给你。”果然，周五便收到了他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东来教授当时很可能已经染病在身，尽管身体不适、事务缠身，他还是积极支持秘书处的工作，实在令人感动。事实上，研究会的每项重大活动，东来教授都积极参与。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研究会网站和通讯的每个专栏几乎都有东来教授的大作，有纪念逝去的前辈学者的“杨生茂先生的为人、为学和为师”、“冬日那温暖的阳光：怀念恩师丁则民教授”、“冯承柏教授：一个永远追求新知的学者”，也有为研究会奠基人贺寿的“像刘绪贻先生那样生活”、“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祝贺邓蜀生九十华诞”等等，文笔生动，内容丰满，皆为此类文章之上品。想到今后再也读不到东来教授的鲜活文字，心中顿生悲戚之情。
任东来教授对美国史研究会成长壮大的贡献远不局限于此，上述内容只是我本人的亲身体会。正如研究会的唁函所言，任东来教授“为我会的组织发展、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对外联系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任东来教授的逝世是中国美国史学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这是我们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我相信，心系学会、无私奉献、功绩卓著的任东来教授将永远留存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全体会员的集体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