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难舍东来
东来英年早逝，令人唏嘘。每每看到纪念他的文字，我都不免感伤。直到今天，心境略为平缓，方有勇气拿起笔来，诉说我的思念。
我和东来一样，家在长春，但他从小在江苏外婆家长大，性格里既有江南人的细腻，又有东北人的豪爽。我们本科都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我在77级，他在78级。当时这两个年级的学生仅差半年时间入学，经常有很多联系。我了解他，喜欢他，敬重他。东来性格开朗，像个阳光大男孩，直到成为声名赫赫的大牌教授，还不时显露出质朴纯真的天性。但在学术道路上，却是早熟的。他上大学时刚刚17岁，全年级最小，但似乎见多识广，人气超高。教室里、走廊上，经常听到这个“小大人”的声音。后来听他讲，小的时候，他就愿意凑在大人堆里，谈天说地评论古今。走在路上，也是他把手攀在别人肩头，与高他一头的人称兄道弟。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建，出任副理事长的丁则民先生率先在东北师大创办美国史研究室，又在77、78级学生中组建美国史研究小组，东来和我都通过考试成为首批成员。东来很快便成为美国史小组的灵魂人物。他消息灵通，反应机敏，口齿伶俐，气场超强，丁先生毫不掩饰对他的爱意，有意招收他为硕士研究生。但我们临毕业时，报考丁先生的居然多达48人，过录取线的很多，丁先生破例扩招，录取4名。这样一来，名额占满，半年后78级毕业时丁先生就不能再招生了，东来只好转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在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的指导下读硕士。硕士毕业时，南开大学世界史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他自然报考到杨生茂先生门下继续读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次年得到博士学位授权）。
虽然他没有成为丁先生的入门弟子，但他却格外受丁先生器重，俨然为编外弟子。在北京和天津读书时，东来寒暑假里回长春，都少不了到丁先生家拜访，每当这时，丁先生格外兴奋。每次东来都会带来一些新的信息，例如深圳设特区的争议，第一个股票市场开盘，社科院的新动态等。丁先生多次请他吃饭，我们在丁先生身边的几位门生，也未得到如此厚待，心生妒忌的同时，也增添几分敬重。也正因如此，我虽虚长几岁，但更多地把他视为兄长。丁先生主编《美国通史》第三卷，先后开过几次审稿会，有两次东来回长，也来参与，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为其增色。我记得他曾对city boss如何翻译与我商量好长时间。
从东来的求学经历看，他早年在丁先生引导下开始学习美国史，后追随杨生茂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学习和工作中又与刘绪贻、资中筠等前辈学者结成忘年之交，深得各路名家真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去世后，刘绪贻、资中筠、华庆昭、李世洞、黄安年、黄柯可、余志森等都发来唁电或写纪念文章，其中还包括南开大学已故冯承柏教授的妻子。在我们美国史研究会，能够受到如此多前辈学者看重的，恐怕为数不多。如果再把100多篇纪念他的文章或唁电加进来，东来的人脉就更可观了。
1988年，27岁的东来博士毕业，到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中心任教。作为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他无愧于“第一”的称号。他虽是国内的“土”博士，但丝毫不逊于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不久，他很快就在国际关系史尤其是中美关系史方面崭露头角，发表的著作和论文都可视为精品力作。后转攻美国宪政史，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后来人铺平了道路。1990年郑州-开封年会上被选为理事，时年不到30岁。2002年西安年会，又被选为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当时，我提名他时，还担心他缺席年会选票受影响，但他获得理事会的认可，高票当选）。自1992年以来，他也先后获得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香港华英文教机构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基金，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的身份进行访问或研究，其中包括两度获得富布莱特基金会资助赴美进行学术研究。鉴于东来在美国研究与中美文化交流领域的杰出贡献，2013年4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他The Johns Hopkins Society of Scholars终身会员荣誉。可以说，他为国内美国史博士研究生培养开了一个好头，作出了表率。
他在学术研究中独树一帜，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也能独挡一面。他不仅英文娴熟，而且在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中，大方得体，机敏应对。记得在2005年广州的美国来华富氏学者研讨会上，他侃侃而谈，一度主导会议的议题,这个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东来的能言善辩，我当然早就领教了，但在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上，用英文熟练地表达意见，将会议讨论推向一个高潮，与会的美国学者为之倾倒，还是给我一个不小的震撼。我深为我们研究会有这样的会员感到骄傲，如果有更多的这样优秀的中国学者，那将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局面。东来在中美文化中心的授课也是深受欢迎，很多美国学者和学生都在纪念文章里提到这一点，不乏溢美之词。
在我会的对外学术联系方面，他也发挥了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11年起，我会开始与美国历史家学会（OAH）探讨建立正式交流关系。就此事我多次与研究会的外事小组商量，东来给的建议最多。从一开始，他就提醒我，建立这种联系非常繁杂，要做的事情很多，还会有意料不到的麻烦，要有思想准备。但他并不是做壁上观，而是积极献计献策，为研究会分忧。2012年4月，在考虑组团去参加OAH的密尔沃基年会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因为这是双方建立联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展示我们研究会实力与风采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派出最强阵容，开个好头。最后确定东来、茂信和我一起前往，还有研究会顾问王希助阵。这几个人，英文交流都没有问题，而且各有所长，都从不同角度对双方交流提出很多好的建议，会谈和交流进行得很顺利。OAH方面也非常重视，除了专门用一个上午时间召开business meeting外，还专门安排我们与OAH理事会全体成员共进午餐，同国际事务处成员共进晚餐，Alice Kessler-Harris主席还在总统套房请我们共进早餐。一个月后，OAH的现任主席和两位前任主席又联袂莅临我会上海年会，并再一次召开交流工作会议，落实双方学术交流事宜。在这些场合，东来都显示了他的外交能力和学者的风度，给美国同行很好的印象。深谙美国文化习俗的东来点子很多。在上海大学校长宴请美方代表的时候，他提议，不要干巴巴地坐下喝酒，而是先在外间放些酒水饮料和西点，大家随便交谈，类似美国的招待会，之后再开始宴请，这样效果确实很好。另有一件事情更值得在此提及：联合主办美国史研究的研讨班是我们和OAH交流的重头戏，为此，我们用了很多时间讨论。Kessler-Harris代表OAH方面提出了大致设想，在谈到来主持研讨班的美国学者时，Kessler-Harris说到美国方面会选派junior scholars来华，东来立即打断她的话，说应该是senior scholars。可能Kessler-Harris没有料到我方会突然提出不同意见，一时语塞，场面尴尬。在学界和OAH，Kessler-Harris都是个重量级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出过质疑。但Kessler-Harris毕竟阅历，稍停顿后，她用和缓的语气与东来交换意见，最后同意了东来的提法。后来证明，这是办好研讨班的一个关键环节，确实有必要坚持。这件事无疑给美方学者很深印象。我注意到，后来Kessler-Harris在撰文纪念东来时，用了这样一段话：I remember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wonderful moment in the Milwaukee conference when I first met RenDonglai. He was such a lively and spirited presence, filled with good ideas and not afraid to tell us when he disagreed.后面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她对东来的钦佩溢于言表。在我们研究会，有如此才干和胆识的学者为数不多。东来的离世，实在是我们对外学术交流方面重大损失。
东来对研究会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在患病期间，也念念不忘。2012年4月OAH的密尔沃基年会，我们从中国直接到那里，他是从衣阿华州的Grinnell过去，约好在某饭店汇合。王希、茂信和我早到一个时辰，在饭店里边用餐边等他。不久，窗外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恍然之间，似乎看到了大学时期经历清贫生活的东来。我觉得有些诧异，他说可能是在美饮食不规律，我们也就没有多谈，只是心中隐隐地感到不安。5月里的上海年会再见到他时，仍是清瘦，我一再叮嘱他要去查一查。后来，8月里，他给我来电邮告诉了我最不愿听到的消息。不过，他非常豁达，说这不过是个慢性病，无大碍，只是研究会的工作在一年内可能无法分心了。这句话令我十分揪心。11月，中国富布莱特学友会在南京大学开第二次年会。这类会议，场面虽大，但形式大于内容，本不想参加，不过主办地在南京，可以就便看东来。我发短信给他，告诉他要去看他。他居然没有在家等我，而是直接赶到会场来看我。晚餐时我们在一桌，他仍谈笑风生。其他学科的学者询问他有关美国史的问题，他不厌其烦地认真解释。如果不是他因化疗少了头发，几乎看不出有何异样。其实他因化疗已不辨滋味，但仍大口吃。到今年2月，剑鸣来电话说东来出现癌症转移，有不虞之虑。我立即打电话过去，他的声音仍很晴朗，平稳。但是他说在腹股沟出现的癌肿很折磨人，体重也降到48公斤。半小时电话，他在最后又提到了即将举办的研讨班。5月2日，临终前几个小时，剑鸣和玉圣去看他，他居然劝他们要注意身体，完全不似临终者那样万念俱灰。他用生命里最后一点气力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何等的博爱胸襟和刚毅气质！
东来走了。留下几部厚重的专题论著，留下200多篇风采卓异的文章和时评，留下他对美国史研究的不懈追求，留下他对研究会工作的关爱，也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