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湘研究员学术自传
韶华已逝，猛回首，我们这些当年投身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已到了耄耋之年。我应珍惜时间，敞开心扉，谈谈我对抓住机遇、刻苦奋斗，和忠于理想的一点看法，与青、老年朋友共勉。
巴斯德（Pasteur) 曾说过，“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有名的法学家，他的治学精神，我从小就耳濡目染。而我母亲却重男轻女，甚至克扣我的生活费，使我在上中学时为了省钱买书，常喝盐水、吃烧饼度日。但是我刻苦学习，最终抓住了机遇。在我十五岁时，父亲就任国民政府大法官及立法委员，举家迁往南京。我拒绝随父母南迁，坚决留在北平读书。为了追求读书救国的理想，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所谓的荣华富贵。高中毕业后，母亲不准我上大学，只准考盐专。“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了北平学生支援南下代表的卧轨请愿活动，被校方记两次大过，我就愤而离校。经过艰苦的准备，我最终以优异成绩在1934年考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并获得奖学金，成为外国语文学系老清华九级的一名插班生。
我认真勤奋地读了一年书，正在勇攀知识高峰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将魔爪深入华北。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促使我由外语系转入历史系，思考从历史方面追根溯源，找出中国近代沦为积弱、积贫、被压迫弱国的原因。1935年日本扩张野心异常膨胀，平津危在旦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爱国热情促使我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学生救亡运动，我在社会实践中接受考验，成为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骨干之一。同学们都称我为“小钢炮”，我经常在上万人学生集会上，发表抗日演讲，虽然没有麦克风，但我的声音宏亮，感情昂扬，极大地激起同学们的热情。后来经清华大学全体学生选举，我担任了清华参加北平学联的几位委员之一；还担任了北平学生献旗团团长，赴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抗日请愿。在参加了高碑店卧轨抗议后，我成为了最早的民先队员之一。1936年校方规定凡担任救国会委员的，均记大过两次，记大过三次即被开除。我不仅担任过清华校内救国会委员，还代表清华救国会参加北平学联。我虽被记大过两次，但逃脱了记第三次大过的厄运，而且做最后一搏，写出了符合标准的论文如期毕业。这个奇迹是怎样出现的呢？话得从头说起。
清华大学当时已是文理工并重的名牌、综合性大学，我以一个专科学校肄业生，以同等学历考上了清华大学，迈进清华园的高门槛，欣喜万分。外国语文学系是清华文科的一个大系，名师云集，中西文化荟萃。我入学之初，立志把书读好，深造再深造，终日沉浸在书海之中，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了尽情的享受。我从中学读书时起，就涉猎了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三十年代初，又接触了一些外国左翼作家的文学译著。我最感兴趣的是陈福田老师的英文散文和英文习作课。著名大师吴宓老师和外籍温德(Wender)老师所授的英美诗词课也使我着迷。他们的课，启迪着我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普罗大众的了解和敬重，对欧洲革命，对民主与自由，对被压迫者的心声，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清华还有重视体育的传统，体育课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我在中学很重视国、英、算、数理化，但从不注意体育锻炼。清华女同学少，在女同学篮球、排球班级赛中个个必须上场，这对我是一场“灾难”。在篮球赛中，我经常被撞倒、摔跤、流鼻血下场。在排球赛中，我经常被置在末排角落岗位上，谁都知道这里的球最难接，必须下蹲托回去。对方发球时，总是一边喊“To Weak Point”一边发球，连连得分。于是“Weak Point”（弱点）就成为我的绰号。说来难以置信，我这个“Weak Point”由于夏翔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再加上我又勤学苦练，毕业考试时，我俯卧撑、跨鞍马、翻跟头样样都达标，还得了八十多分哩。此外，我还学会了溜冰、骑自行车，自然都摔过不少跤。由于我住的静斋距图书馆、教学楼都比较远，我学会骑车后，就可以多听课；以后又可以不受班车的限制，进城开会、办事和上课两不误。清华锻炼了我的体魄，使我在历史的钩沉中，经住了磨练。1936年12月16日，大批军警包围清华园逮捕学生的前夜，当时列入黑名单的同学都躲在进步老师的家中避难，我和吴瀚、王次蘅等几位女同学，就是躲在夏翔老师家中免于被捕的。这种师生加同志的情谊，使我终身难忘。
日寇的铁蹄，踏碎了我们求知的梦想。我由外语系转入历史系，揭开了我人生新的一页。我转系的目的既是要对国事究根问底，我自然侧重近代史。当时我首选的是吴晗老师的明代史。一则因明史最接近近代，符合我转系的要求。二则明史与我在盐专学过的中国历代盐务制度史相衔接，我选修明史总算有点基础。吴晗当时虽是年轻教师，但已是明史专家，他忧国忧民，思想进步，敢于以古喻今，针贬时弊，很受同学欢迎。他的明史课内容充实，对明代皇权、绅权、郑成功收复台湾等等问题都有独自的见解。尤其是吴老师不仅授我以鱼，更是授我以渔。他告诫说：治学之道必须力戒浮躁，打好基础，由博而识，由通而专。1937年2月，为了赶写毕业论文，党组织把我从救国会和北平学联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紧迫中，我选择了“明代的盐法”作为毕业论文。因为在这方面我曾下过一些功夫，有些积累，也写过一些关于历代盐务制度的文章（我1935年12月27日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引制票制的沿革》的短文，九十年初我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微缩中发现，已照相留念）。吴老师作为导师给我以具体帮助，这样我费时少、收效快，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以优秀生的资格毕业了，这是我的幸运。吴晗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不幸在失去理性的十年动乱岁月，吴晗惨遭迫害，含冤而死，真令世人痛惜。这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民族文化的巨大损失。吴老师谈笑风生的举止历历在目，吴老师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和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情操，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我在清华参加地下党后，即矢志不渝地走革命的道路，向往延安，向往解放区。但毕业后怎么未去解放区，最后赴美攻读呢？人生道路坎坷，起伏跌宕，并不完全由主观意愿决定。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我当时因患急性盲肠炎动手术后在校医院疗养，是最后离校的一批。8月，辗转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抵达平津流亡学生云集的火热的武汉。蒋南翔、黄诚、杨学成、杨述一致同意我去原籍湖南长沙，利用父亲的社会关系，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开展一些救亡活动。这里还有一个难忘的插曲：当时火车票真是“一票难求”，我好不容易得到一张南下车票；但当我得知蒋南翔有重要任务必需立即南下，但苦于无火车票时，我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的火车票送给了他。一票之差，我自己就不得不转辗搭船、陆路，颠簸流离，好几次为躲避日寇追赶，几陷绝境，好不容易才到达武汉。此事蒋南翔终生难忘，“文革”中也成为我与“黑线”有牵连的“证据”。以后武汉失守、长沙大火，薛岳出任湖南省主席，形势逆转，加紧压制救亡活动。我无正式职业掩护，1939年5月，不得已撤退到重庆。此后五年生活历尽艰难辛苦，先后在四所私立中学教英文，工作认真，很受学生欢迎，却因对同学进行一些形势教育，在三所中学被辞退。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战线逐步形成。周总理和南方局同志有远见卓识，认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必然大大提升，应派我党同志赴美，对美国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当时我们和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的罗清同志有秘密联系。1943年南方局同意我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的抗战后首次自费赴美留学考试。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我被录取。南方局即给予我部分津贴购买官价外汇，经周总理亲自批准资助两千美金。为了完成组织的任务，我毅然只身赴美，留下两个稚龄幼女，由我的丈夫毕中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照顾。1944年8月我由重庆登机，罗清和毕中杰等党内同志，到机场送行，叮咛再三。我经鸵峰航线先飞抵印度，后改乘海轮，历时一个半月的海上艰苦旅行，经印度洋、大洋洲，沿中美洲西岸抵达旧金山。随即乘火车到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美国史。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进步史学派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等大师云集的阵地。教师上课，采取研讨方式，由教师和同学评价美国史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各抒己见，海阔天空地议论，风趣盎然。清华历史系并未开过美国史课程，只在西洋史课程中讲授过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我最初因基础薄弱，困难重重，不知如何应对。但我赴美攻读既是任务，就得迎着困难上，体现革命者的奋斗精神。我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由浅入深、由似懂非懂到融会贯通，弄通美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思路开阔了，英语口语水平大大提高，不仅在研讨中能运用自如地抒发己见，而且对研究美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深厚感情。最后毕业论文获得导师Professor John A. Krout的好评，我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我还主动到纽约美国老左派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研究院进修美国工人运动史、黑人运动史，得到美国老左派著名学者菲利普·丰纳(Philip S Foner)的具体帮助。在学习之外，我结识了一些美国进步同学，和他们切磋美国历史，讨论中国国内形势，并通过他们参加一些美国群众集会，这些实践有助于我认识美国社会和人民。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有一位比我班次高的经济系女同学珍妮·柏尔逊(Jane Pearson)，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带我去参加史沫特莱与林语堂的辩论。以后我与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结识，为她翻译（笔译或口译）一些中文资料，包括撰写《朱德传》搜集的一些根据地原始资料。我在美国也参加了由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徐永煐领导的秘密座谈会，参加的还有唐明照、龚普生等人。我经常为华侨日报撰写批评国内时政的短文，用笔名发表。我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留美学者和同学，通过他们影响一些美国学者和中立的中国同学。我们常常举行时事座谈会，交流思想。在董老必武同志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纽约访问时，我为他做过翻译工作。在董老对华人华侨作公开演讲，突遭少数政治反对分子围攻、诘难时，我和陈善祥及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出来维护会场秩序，保护董老的人身安全。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内内战全面展开，我和陈善祥又主动联系在美的进步学者、学生发动广泛的签名运动，反对杜鲁门政府援蒋打内战。签名运动分好几批，有的签名信件还在华侨日报刊载。除联合签名外，我们还以个人名义给杜鲁门(Harry S. Truman)写信，呼吁他改变援蒋政策，表达我们反对内战的迫切希望。我和其他同学的信稿，以及杜鲁门涉及此事写给当时商务部长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的信、一些寄信人的简历，现都存在杜鲁门图书馆总统秘书档案China1945Box173中。从第二个学年起，我在美留学全部费用均靠奖学金和自己打工挣得，异常辛苦。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在战乱中经常得不到丈夫和孩子的音信，我在日记中写道：“太思念孩子了，有时跑到厕所偷偷哭一会儿”。在留美期间，我也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吓、恐嚇、跟踪，甚至殴打。特务们多次威吓道：“在美国不能逮捕你，但你只要一踏上中国口岸，我们马上可以逮捕你”；“在美国失踪，下落不明，也是常发生的事……”。我们都冒着极大的风险，对特务们的威胁不屑一顾，义无反顾、始终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在我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有机会在耶鲁大学教授中文并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我牢记党派我留学的目的，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我于1947年春天，回到了祖国，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之中。回国前，我把手里的一点钱，都买了美国史的书籍、资料，立志以自己的所学，报效新中国。1949年6月2日，我在青岛迎来了解放。在黎明前的黑夜，我们地下党员曾与群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进行护厂、护校等斗争，写英文传单、向美军作宣传，收集敌特潜伏情报，安全转移已暴露同志或他们的家属……，为青岛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这些在青岛党史资料中有详细记载。解放后由敌特档案中得知，如果青岛再晚解放一周，我和我的丈夫，一定会被秘密逮捕，并装入绑上大石块的麻袋，扔进青岛大海去。
人生总有几个转折点。我考入清华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转入历史系，投身爱国运动，参加革命是第二个转折点；赴美求学，研究美国史，然后回国报效新中国是第三个转折点。解放后，研究与教授美国史成为我终身的事业与爱好。我有自知之明，初到美国时，不仅在美国史专业方面知识基础薄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够。在清华时因奔波于抗日救亡活动，只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的《资本主义》、倍倍尔(August Ferdinand Bebel)的《妇女与社会》等几本书，距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以它指导研究还很远。于是，我下定决心，边干边学，为搞好专业，为追求真理而奋斗。在建国初期的政治环境下，美国是头号敌人，美国史在很长时间内，更是一个冷门。但我不怕坐冷板凳，不怕被个别领导扣“右倾”、“白专”帽子，埋头读书做学问，努力完成组织交给我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美国、著书立说的任务。我还常常去一些外交、军事院校做报告，分析与美国有关的形势，对清除当时的恐美、崇美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写书的过程，是异常艰苦的。建国初期，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频繁，我都是认真参加，积极工作。如，52年参加广西土改，因破获地主暴动有功，获记三等功。53年参加北京市义务识字班，教街道妇女识字，也创造出新方法。此外，我还无法全时写作，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人民出版社三名编审之一（另两位编审是叶籁士、臧克家），编审工作优先级最高，必需在完成编审工作之余，才允许搞美国史工作。我每天都要自己填写工作单，搞美国史的时间一律扣发工资。因为时间紧缺，又没有助手，资料和史料缺乏，困难可想而知。在1950年秋，我又生了一个儿子。怀孕期间，妊娠反应极为强烈，我只能一面呕吐，一面坚持美国史写作。现在回想起来，我要兼革命者、历史学工作者、母亲这三职于一身，可真是把每一分钟的时间，都攒得紧紧的啊。
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终于不负众望，我的第一本美国历史专著 《美国简明史》（36余万字），在1953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被学界泰斗陈翰笙中肯评价、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国别史专著”；该书多次再版，长期为国内诸多涉外部门、军队、国防、教育等领域使用。之后，第二本书《美国早期发展史》（40余万字）在1957年、第三本美国历史专著《美国通史简编》(63余万字)在1979年，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史纲（1492～1823）》(55余万字)在198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特别是《美国通史简编》，被认为“是开创中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力作”，凝集了我三十多年潜心研究美国史的心血，更是在文革特殊历史条件下拼博精神的结晶。在十年动乱前夕，我调到北京大学任教。因结肠肿瘤动了大手术，术后身体虚弱，和北大的派别并未沾边。但是“文革”初期立即受到冲击，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美特嫌”，身处北大历史系这一漩涡中心，被贴大字报、抄家，抄走了我几麻袋未及整理的史料和手稿。我还遭到挨打、批斗、审查，我两次挨斗时昏倒在地。直到工宣队进校，才不再让我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停止对我的批斗。无论如何批斗，我始终没有说过违心的话、不作违心的事。我坚信，我的一切机遇、奋斗，不是为了别的，而都是为了我年青时选择的理想，那就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一个新的中国，所以我从不灰心。在批判中，我心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美国史。手稿史料被抄走了，我再重新收集资料，重新构思如何更深入地研究美国通史，把心得偷偷地写在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小纸片上。这样，我就为改革开放后不到三年（1979年）即出版的“美国通史简编”打下了坚实基础。随后，北大招收工农兵学员，允许我参加辅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六本书的工作，我就把它当成认真地读经典著作的一个好机会。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史研究不再是禁区，也使我有继续研究的机会。改革开放更给我带来学术研究的春天，我生机勃勃地学习再学习，不断提高我的水平。我修订、扩充了旧著，我大部分关于美国史的文章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写的，我还招收了研究生，被聘为博士生导师，获得国务院颁发在社会科学作出重要贡献的荣誉证书和特殊津贴。在我86岁高龄之时，根据院务会议的决定，社科院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黄绍湘集》（精装本，40余万字），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共39篇论文、综述、书评、及文章。2006年，我被选为社科院首届荣誉学部委员。
从1985年后，我还先后三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作为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邀请的知名学者，作为新中国的美国史学家，与美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从我学成归国，到我重访美国，时间流逝了将近四十年。虽然黑发变白，但我的初衷未变。
如今我年事已高，又患有多种老年性疾病，但我并不畏惧病痛。所幸我的思维能力尚好，每天还能坚持读读书、看看报。我从年青时起，就为理想而奋斗，在我的迟暮之年，我仍然要保持顽强的意志。我是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生命之火不熄，战士永远屹立。
（本文根据笔者在2002年4月《清华大学九级校友通讯》发表的《共话起伏跌宕的岁月》作了个别补充和文字修改）
黄绍湘 于北京
二〇一一年十月 第一次校对
二〇一三年一月 第二次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