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丽多彩的人生——访中国美国史奠基人黄绍湘先生

      绚丽多彩的人生——访中国美国史奠基人黄绍湘先生

        在(2007年)五月的一天下午，我来到黄先生刚刚搬入的新居进行采访。黄先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黄先生的新居虽然还没有收拾好，但明媚的阳光透过硕大的玻璃窗，照在黄先生慈祥的脸庞上，使黄先生看上去不像是92岁高龄的老学者。

　　透过她深邃的目光和坚毅的神态，我可以领略到她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思索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感触到她笔耕不缀的精神。通过她侃侃而谈，我可以领略到这位美国史研究老前辈执着和严谨的治学风格。下面就是我们的对话。

　　一、黄绍湘先生绚丽多彩的人生道路

　　顾宁：在您90余年曲折而有意义的人生中，有哪些事情曾经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您曾讲过在您的一生中有三个转折点，这三个转折点都是哪些?

　　黄先生：一个人的生命航程充满前进的颠簸与风险，总有几个转折点作为标志。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是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第二个重大转折点是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加入共产党。 第三个重要转折点是赴美留学， 并在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

　　黄先生：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和官僚家庭走不同的道路。

　　我于1915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曾祖父黄道让著有《雪竹楼诗稿》等，在家乡颇有名气。我的父亲黄右昌，曾留学日本，专精罗马法，并且擅长书法。此外，他还以专门为梅花赋诗而见长。1917年11月，黄右昌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成为北京大学法科教授。他因对“西方现代文明之母法”罗马法研究推广成就卓著，有“黄罗马”之称。

　　我的童年是在北平（现名为北京）渡过的，当时父亲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 后来还当过系主任。所以我在北平上了小学和中学。1930年的夏天，我父亲辞去了北大的职务，举家迁往南京，就任国民党政府大法官和立法委员。我当时年仅15岁。作为女性，由于在家里饱受歧视，我不愿再这样下去，所以拒绝随父母南迁，坚决留在北平读书。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此后，我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由于该校被接管，在老师的鼓动下，我与其他同学以转学来抗议接管。后来我考入北平私立笃志女子中学，插班进入高一就读。由于对校方强迫学生作祷告、每日要参加谢主宗教仪式不满，我准备另行择校。此时，母亲来北平照顾得伤寒的大姐。在母亲的压力和强迫下，我不得不放弃自己从小喜欢的理科，考入号称毕业后会有“铁饭碗”的国立盐务专科学校。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参加了北平学生支援南下代表的卧轨请愿活动。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很活跃，广泛阅读了左翼文学作品，作家包括（前苏联）托尔斯泰、高尔基和普希金，（英国）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德国）歌德和海涅，（美国）海明威、马克-吐温和斯坦贝克，（法国）罗曼-罗兰，知识面很广。同时开始大量阅读左翼进步书籍，接受“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在专业学习方面，我所修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历代盐法、统计、会计等课程成绩名列前茅，被选为班代表。此外，1934年春， 我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撤换不称职的教员，校方不从，我反而被记了两次大过。全班同学为我声援，要求撤除记过处分，但遭到校方申斥。为此，我愤然离校。我从小就向往上清华大学，父亲的学生、时任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秦瓒为我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英语文法、修辞和写作水平，对我严加指导、严格批阅我的英文作业。由于准备充分，我竟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插班进入外语系二年级学习。

　　黄先生：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在清华大学。虽然我在清华学习了仅仅三年，但是由于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我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顾宁：根据清华大学校史材料，当时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人心的吼声，疾呼“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还有，据何礼先生回忆，“1936年10月间，各校公开的代表聚集在燕京大学礼堂开了“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何礼、王永兴(黄刊) 还有您被清华全体学生通过大会推选为代表，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学联。1936年10月到1937年7月“召开的‘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二届代表名单(大学部分)如下：……清华大学：王永兴、黄绍湘(女)、何维登(何礼)、孙世实、李忻、赵汝洵(赵石)。 ”您当时具体组织和参加了那些活动？

　　黄先生：“一二·九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学生中爆发并迅即传播到全国的学生救亡运动。这场运动从1935年12月9日持续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学生救亡运动。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收录的“华北学生献旗团赴南京请愿经过”一文中谈到了这一运动的历史过程。蒋南翔同志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亲自起草了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个宣言及其它重要历史文献，… …。 具体史实可以看我写的回忆文章。1936年春，我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在高碑店遭到军警镇压，我奋不顾身，用木柄与军警搏斗，当时在高碑店的火车站上，全团团员慷慨激昂，高唱救亡歌曲，誓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终生。 “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它是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也成立了分队。我回到北平后，便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最早的一批“民先”队员。就在同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先生：在我年轻时，很活跃。不仅能在文艺舞台上演话剧，还是出色的演说家，鼓动救亡、宣传抗日。与此同时，我还担任救国会刊物《觉报》的主编，深受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牛荫冠的器重。 我曾在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说，记得1937年1月底，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不公开的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蒋南翔、杨学成等同志，在北平学联对我们作过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报告。北平学联公开出面和华北各地学生团体联系，领导和组织这一工作。经过积极筹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在2月4日正式成立了。因我当时是清华救国会派赴北平学联的代表，在北平学联兼职担任交际（即统战工作），一直作公开工作，在南京还有旧的上层社会关系，北平学联地下党组织指派我担任献旗请愿团的团长。我代表献旗请愿，要求“团结御侮”，“一致对外、全面抗战。”我们一行20人抵南京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军警软禁。我挺身而出，带动全团成员据理力争，申明此行目的是争取国内团结抗日，爱国无罪。在我们回北平后（是在记者招待会前，还是在招待会后，确切时间大家都记不准，但对下面提到的事都记得），北平学联在西直门内东北大学广场上召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我在大会上作了汇报，以我们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继续阻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反共的政治主张，对献旗请愿团行动进行封锁、威胁、软禁等实际情况。当时还没有“麦克风”，我讲得声音沙哑，喝了些生鸡蛋润润喉咙，再继续发言。详细情况，我曾写了专门的回忆文章。

　　黄先生：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是赴美学习美国历史，这段难忘的经历，奠定了我一生走治学之路、成为专门研究美国历史的基础。我在《黄绍湘集》（以下简称《文集》）中谈到，当时去美国是受党的培养。这段经历在下面还会谈到。

　　顾宁：1935年，山东发大水，您当时成为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是不是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的？您当时还不是党员，为什么会参加这个委员会？

　　黄先生：1935年秋，山东发生大水灾，北平地下党组织发起开展救灾活动，召开了北平各校救灾代表大会，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姚克广）被选为秘书长。在清华也成立了赈济会分会。在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形式，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中间群众。同时，成立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积极分子都可加入，不一定要是党员)。委员有黄诚、吴承明、陆璀、华道一和我等11人。在此基础上，11月18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学联总部设在清华园。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有这方面的专题报导。

　　顾宁：根据史料，您在1938年回到故乡，在常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工作团。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黄先生：1938年春，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常德，与进步青年周艾从、王泽民等，发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工作团。这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发动抗日宣传。关于常德的抗日情况可以从中共常德地方志中看到。当时常德中学进步同学殷廷禄、马文馨都是骨干。殷廷禄后来成为地下党员。我在常德中学进行宣传、组织活动时，是住在马文馨（女）家。 我离开后，马文馨家被抄。我从常德撤退到长沙，在张治中当权时期，长沙较进步文化抗敌后援会还有吕振羽和剪伯赞，我和他们共事受益很多。

　　顾宁：在您年轻的时候，女大学生是很少的，上清华大学的更少。为什么选择上大学而没有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黄先生：上大学时，还没有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后，就得根据斗争需要，服从组织安排，不是自己选择的问题。我于1937年6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士获得学位后，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从1941年夏天开始，我参加了由毕季龙、潘菽等20余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共同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

　　顾宁：有人称您是“战士，也是学者”。您认同这个说法吗？作为一个老革命，同时又是一位著名学者，您是如何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

　　黄先生：从战士和学者角度讲，其实，在美国学习期间，我是受美共中国局领导，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一些政治活动。1945年4月，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我曾为董必武担任翻译。他在纽约停留期间，曾向华人介绍中国解放区的情况，那场集会遭到在美国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围攻。我、陈善祥和其他中国进步留美学生为保护董老的安全，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此外，1945年夏天我在纽约曾应美国进步友人史沫特莱的邀请，为她撰写《朱德传》翻译过关于湘鄂赣边区的战士和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状况的小册子和与朱德有关的苏维埃政权的事情。我还参加过她和林语堂就中国民主问题、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召开的辩论会。她逝世时，我曾写文章悼念她。为了反对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蒋介石搞内战和反对共产党的作法，我还和其他中国进步学生以个人名义给杜鲁门写信，刊登在1945年6月的报纸上，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和推迟为蒋提供贷款。

　　我曾经在《文集》“序言”中说，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选，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在美国史研究领域艰难跋涉的历程，……。我在美国仅仅学习了两年，从那时开始，我便开始了艰难的学术跋涉。作为一个学者，直到今日，仍然坚持看书，写文章，进行研究。我永远记得，我是党培养的学人，我首先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因此，不仅在治学中尽自己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要跟错误的思潮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战斗，当然跟革命时期与敌人的战斗不同，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服人，同时也要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要展开学术争论，这对提高我国美国史的学术水平是有好处的。

　　二、黄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感悟

　　顾宁：您为什么从清华的外文系转到历史系学习？

　　黄先生：我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三年。 第一年学习英文，成绩优异。在那时接触到（英）狄更斯的《双城记》、（美）霍桑的《红字》和惠特曼的《草叶集》等外国名著。 在文学的海洋中，让我流连忘返。此外，我还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日语为第三外语。但是，日本的入侵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感到学习文学远没有研究历史对中国民族兴亡的贡献大。1935年夏，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文学，转到历史系学习中国近代史，希望从中找到挽救中华民族的办法和契机。在历史系，我选择了吴晗教授教的明史，一是因为明史最接近近代，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与我已经学过的中国历代盐务制度史可以衔接上。二是，面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应该研究中国近百年来屈辱的历史，这符合自己探寻中国积贫积弱受列强压迫原因的初衷。由于学习刻苦，我很快就成为了历史系的优秀学生，得到蒋廷黻、雷海宗两届系主任的赏识。与此同时，我还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清华救国会的活动中。当时校方决定，凡担任救国会委员一任 就要记大过一次。党组织考虑到我的处境，在我担任两届委员后调我到妇女识字班工作，从而使校方没有借口给我记三次大过并开除我的学籍。由于吴晗教授同情并理解我的经历和抱负，建议我将在国立盐务专科学校学的“明代盐法”论文加以修改充实，作为毕业论文。我是在一边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以边学习明史等课程的情况下，于1937年完成清华大学学业，获得学士学位的。

　　顾宁：您为什么选择到美国学习？ 在美国为什么没继续学习明史而选择了美国历史？

　　黄先生：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英美盟军也逐渐走向优势。是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中共中央南方局认为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必然大大提升，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决定安排人赴美进行学习、研究。南方局的罗清同志鉴于我在搞地下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教英语，便鼓励我参加出国考试。我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各项考试。当时政治环境险恶，我丈夫毕中杰也是地下党员，还要照料一个4岁和一个2岁两个幼女，我在南方局领导的支持和组织的资助下，毅然赴美学习。

　　1944年8月，抗日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而我却离开了遍体鳞伤的祖国，从重庆出发，搭机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换火车至孟买，乘美国运输舰。历经40多天的艰苦行程，最终抵达美国的旧金山。然后我又横穿北美大陆，到达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进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美国史。

　　顾宁：您是自己选择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吗？您在美国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黄先生：可以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学习美国历史，是受到党的培养。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同时在美共中国局领导下为党工作。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当时该校是美国盛极一时的进步史学派的主要阵地（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进步学派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本质性区别，然而这一流派采用了经济解释方法来解释美国历史和分析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还注重分析社会矛盾与冲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些分析历史的方法在国内学习是没有遇到的，使我获益匪浅。教师授课的方法也与国内不同，以课堂讨论为主，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各抒己见，课堂十分活跃。为了克服学习困难，我采用在清华复习西洋文学史时使用的方法，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由浅入深，逐步弄通美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事件的前因后果，由浅入深。积极参加课堂研讨活动，一方面提高口语水平，另一方面提高思辨能力。在学校时，阅读了大量进步学派的专著，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史实加以分析。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注：麦克莱是一位杰斐逊民主主义者)，论文的指导教授是约翰·克劳特，他是一位进步派学者。对我的论文，他认为是一篇“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写得非常好”的论文。评价比较高。毕业以后，我有机会在耶鲁大学讲授中文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当时国内内战全面展开，所以我在1947年春天毅然决定回国，放弃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优厚待遇。另外，在哥大学习期间，我还到纽约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进修美国工人运动史、黑人运动史等课程。

　　顾宁：您曾说过，“两年多艰苦而愉快的学习，奠定下40多年来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基础。”仅仅两年的时间，您却在掌握了美国通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史学史(史学流派)、专题研究（包括人物和事件）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回国后写出中国第一部美国历史专著，并在1953年出版。学界泰斗陈翰笙先生对该书的评价是，“这部‘美国简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附录的四种材料都切合实用，其中作者精选的“参考书目”尤为出色。这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此后，1957年您又推出了《美国早期发展史》。这两部著作被称作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著作”。在张宏毅教授的文中，有中肯评价。您可以讲讲当时写书的状况吗？

　　黄先生：我在1947年春回国时住在青岛，使用从美国带回的大量书籍、资料，潜心从事《美国政治经济史》的研究与写作，同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我先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仍继续进行写作，基本完成了史稿。1951年7月我调至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编审。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高潮，一方面恐美、崇美、亲美思想严重，另一方面又有由于仇视美帝而简单化的问题。我深感有必要通过美国史让人们认清是非，于是一面审稿，一面根据出版总署建议将原有史稿改写为《美国简明史》。我记得初稿写成后，出版社曾请陈翰老审稿。他看了后认为很好，并提了150条小的修改意见。历经多年辛劳，《美国简明史》终于在1953年问世并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共36万字，涵盖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史。《美国简明史》当时深受读者欢迎，记得我还为军事学院、外交学院等单位作了学术报告，并针对当时的一些“左”的、简单化地评某些美国历史事件的现象撰文指出错误。此后，我又开始着手撰写《美国早期发展史》，该书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都成为大学历史系教员和学生的必读书，并为我国外交、军事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顾宁：陈翰老除了对《美国简明史》总体评价外，还对您的著作中涉及的具体史实，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作出客观评价。回顾陈翰老的话，您今天有何感想？

　　黄先生：当时陈翰老凭借着他敏锐深邃的历史、经济史观，赞成我对美国历史的分析，对我的专著给予了客观、高度的评价。50多年过去了，重温陈翰老的评价，看到国内个别美国史学者虽然深受人民的培养，却对美国当权者一贯的霸权主义视而不见，一味过分夸大“罗斯福新政”的作用，不知他们的公正和良知到哪里去了？！陈翰老的评价，在他1954年写的书评中可以看到。

　　顾宁：听说在“文化革命”期间，您的书稿和不少书被造反派抄走了，也没有发表任何论文。在那个年代学校都关门了，“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是您还是没有放弃对美国历史的思考和研究。在粉碎“四人帮”后，先于1979年推出《美国通史简编》（对《美国简明史》一书的修订），有人评论说，《简编》是一本“功夫很深的巨著”。邓蜀生先生评论说：“《简编》有它自己的严谨体系，论点前后呼应，贯串始终”；有人称该书“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还有人称“《美国通史简编》是美国史走向繁荣的第一部代表作”。该书还曾被誉为极具标志性、代表性的美国史专著，开创了改革开放时期美国史研究新局面。在1987年您又出版了《美国史纲(1492—1823)》（对《美国早期发展史》的修订）。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使您有毅力在那样的年代对已经出版的两部著作进行全面的修订？

　　黄先生：由于我感到已出版的两本书，还有许多不足，早就打算修改再版或另出新书，因此随时注意收集资料。文革之前，我已收集了很多，可惜文革抄家时，被红卫兵用三个麻袋抄走了，全都丢失了。当时感到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在强迫劳动之余，又偷偷收集资料，记在许许多多的小纸片上。文革一结束，乘自己记忆犹新，就根据这些小纸片，只争朝夕地进行整理，可以说是久蓄待发，最终又出了两本书。

　　顾宁：您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美国历史研究，杨生茂教授称，“在国内谈到研究美国史，还当首推黄绍湘先生，她是第一位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国内现在有一种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过时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先生：由于自己青年时期即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我在学习、学成回国、新中国成立直至今日，始终如一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美国历史各阶段的实际，进行钻研、探索和表述。对主要美国史学流派，从史料到观点进行鉴别、筛选，不囿于一家之言。我1984年发表在《兰州学刊》增刊上的《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一文，讲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国历史的问题。我认为，“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要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入手，以加强和提高在美国史研究中的鉴别能力、分析。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内涵，是适用于研究美国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我在《文集》中说，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必要时也开展争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华章取宠之心。我觉察到，有一段时间，社会上确实有一种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的思潮，在美国史研究上也不例外。根据我的信仰，我义不容辞地与之进行了极为艰苦的学术争论，我的《文集》中就有好几篇。可惜，当时谁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被攻击为“政治僵尸”，“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对于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与人为善的学术争论的作法，我感到很痛心。

　　顾宁：您不但在美国早期史方面堪称中国研究美国早期史和美国通史的鼻祖，而且还重视现代史的研究和美中关系史研究，您还可以谈谈为什么要涉猎这么多方面？

　　黄先生：研究美国历史应该把握美国历史全貌的宏观研究，同时也进行重要的专题。我在改写《早期美国发展史》的同时，就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现代史的研究，搜集50年代以后美国当代史史料。我很早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感兴趣。我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史学者绝不满足于对一两个问题的实证考察，应该对美国史作宏观、整体的研究，揭示其发展规律；同时应该研究那些反映美国社会历史本质特性和必然联系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研究美中关系也一样，把握宏观和微观研究。

　　顾宁：您曾经想写《现代美国简史》，目前进展状况如何？

　　黄先生：我早在文革前就已注意收集现代史的资料，文革时也一起丢失了。这些年来，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也写了一些文章，收集在我的《文集》中。美国的现代史，尤其这些年来美国不断发动局部战争，想称霸于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原有写现代史的愿望，可惜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实在力不从心了，只能寄希望于像你们这样的后起之秀了。

　　顾宁:您因为在中国美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79年成立时就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美国遗产》称，在‘中国，黄绍湘是美国史的主要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教授是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作为美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和老专家，您认为社科院的美国史研究应怎样搞?

　　黄先生：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我由美国科学院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单位安排，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知名学者，于1985年10月至1986年9月访问了美国。除了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及耶鲁、哈佛、纽约州立大学等7所大学讲学访问、开展学术交流外，还在国会图书馆等地查阅书籍和资料。这些访问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在美国史方面的开拓性交流。通过交流，美国学者对于我国学者在资料贫乏的情况下美国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颇感意外。我感到，那次交流也为今后中美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起了铺路的作用。从社科院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我认为社科院的美国史应该是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共存。基础研究不能丢。基础研究搞扎实，才能搞好政策研究和提出可行的建议。

　　三、 黄先生一生所坚持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原则

　　顾宁：您一辈子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是什么？

　　黄先生：做人要有理想。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追求的那个理想，而且要锲而不舍。做事、做学问的话，也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年来，我治学力求严谨，行文朴实，从而适合广大读者的阅读。我现在虽然年高体弱，但仍坚持学习，坚持思考，笔耕不缀。史学家要在重大历史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地，要视野开阔。

　　顾宁：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您对年轻一代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研究人员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黄先生：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年轻人接触到了各种美国现象，从而不少人“崇美、亲美”思想又复萌了。作为美国史的年轻学者，除了要吸取美国先进、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面；但也一定要从现象认清本质，批判其不好、甚至反动的一面。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任重而道远。我希望广大的美国史中、青年研究工作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写出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著述，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研究历史，尤其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要站稳科学的立场，决不可以牵强附会，曲解历史。研究美国历史，还应该了解美国的史学流派。

　　顾宁：您曾讲过“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史研究逐渐成为世界史学科中的热门课程，思想活跃，论证迭起。”但是就我所知，目前美国历史研究中，很多人不用档案和第一手史料写论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先生：美国史研究不能从原则出发，而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实基础上，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指导，研究的结果也只能是罗列现象，漫无边际地积累史料，不分主次地把美国历史写成“流水账”。我曾经提出关于建立“健全的学风与学术研究规范”的意见。目前学术界丑陋现象泛滥成灾：如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假冒伪劣、互相吹捧、形成宗派，不少书评已经变味，平庸的东西和学术泡沫太多。我认为在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应该健全制度规范，强化学风建设，净化学术环境。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出好的、优秀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成果，更上一层楼。

　　顾宁：谢谢黄先生接受参访，也祝愿您健康长寿！

（转载自《学问有道『下』——绚丽多彩的人生——访中国美国史奠基人黄绍湘先生》，方志出版社200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