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柯可：祝贺•感谢——写在黄绍湘先生百岁华诞之际

黄绍湘先生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后，她与杨生茂、刘绪贻、丁则民、邓蜀生等老一辈学者共同创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从而促进了大批人才成长，大大推动了美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个学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解放之初，国内尚没有关于美国历史的专著，黄先生的《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可以说是开山之作。不少青年从这两本书开始了解美国并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我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1960年在北外留苏预备部，我被国家指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美国历史。同学们都说我摊上了一个美帝国主义，真倒霉。我刚从高中毕业，思想很单纯，没多想，党叫干啥就干啥。出国前，我到王府井书店买了两本关于美国的书，一本是陈翰笙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一本就是黄先生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如获至宝。这两本书在我5年的大学学习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我还慕名给两位先生去信，渴望得到指导。

然而，我与黄先生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她从北大调入世界史所以后。出乎意料的是，先生见到我第一件事情是向我道歉，她收到了我发自莫斯科的信，但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没有给我回信。我表示十分理解。不过，黄先生当面向无名小辈道歉，倒让我不好意思了，所以记忆犹新。

黄先生对我们所里几位研究美国史的年轻人讲述她的经历。她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就参加“一二·九”运动，入党很早。后来，她通过考试，由中共南方局安排和资助，赴美国纽约杰斐逊学院留学，其间曾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过著名学者菲利普·方纳教授的课。所以，在学习和研究美国史当中她深受美共和老左派学者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而且始终坚持不懈。

我虽是学习美国史出身，但回国后参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开展业务工作时已40岁，心急又不知从何入手。黄先生在各方面给我很多指导和帮助。记得黄先生的《美国通史简编》1979年出版后，我为了认真阅读这本书，试着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世界历史》。没想到的是，黄先生并没有批评我对她所提出的意见，体现了老先生的宽宏大度。我的一些论文凡请黄先生指导的，她都认真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她一般都把意见写在一张纸上，不像有的人在别人的稿子上大笔圈画。有一年我赴美作学术访问前特向她请教，她就我的课题提出看法后，郑重其事地说：“你基本上可以算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美国史的”。这说明，先生一直在关心我的立场问题，我很感谢。此后，我一直以她的这句话作为鞭策，更加注意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方法。

有些人觉得黄先生很严肃不好接近，但相处久了会发现她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先说严肃的一面。她看书认真，写作刻苦。有一阵我常去她家，总是见她伏在小桌子上，一字一句地手写书稿。屋子很挤，堆满了书报，走路都困难。当我看到她夫妇二人认真抄写卡片，自己做书后索引时，深感老一辈学者对事业的执着和条件之艰苦。

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两册）的8年中，我更加感受到黄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态度。由于部头大，又属我国初创，编委会经常要集中在宾馆，开一周左右的会，封闭式讨论。最初编写条目时相当艰难，因为必须在全书给美国史分配的总字数范围内，列出辞条名称和长短（分特长条和大、中、小条）。黄先生任美国史编写组主编，其他几位学会的副理事长为副主编，我只是成员之一。黄先生先拿出了一个总条目表，供小组会讨论。可是，讨论不够充分，老先生们有些客气。而会后又把意见都提到了出版社同志那里。最后，出版社同志叫我代表大家向黄先生反映意见，觉得我年轻又无头衔，会得到先生谅解。我只得从命。在我向黄先生反映意见时，她认真听着、写着，从未打断。我甚至加上了自己的想法，劝黄先生说，咱们不是在写一部美国人民斗争史，而是百科全书，是否取消一些“起义”、“斗争”、“罢工”的条目，换些重要人物和事件。黄先生听着面无笑容，但没有反驳我。我忐忑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黄先生拿出一份修改稿，基本吸收了大家的意见，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

黄先生有时也表现出天真活泼甚至童心未泯的一面。在酒仙桥宾馆审查“大百科”各条释文时，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活动，回来后从布袋里掏出许多小点心和糖果，全组人都惊呆了，几位老先生夸黄先生赴宴时还想着我们。黄先生大笑着说：“我把别人桌上剩的东西全都收过来了！”在物资匮乏的80年代，这些好吃的让美国史编写组着实乐了一个晚上。

在黄绍湘先生百岁华诞之际，回忆起与她相处的一些往事，深感作为一名女学者取得如此成就尤其不易。同时，借此机会，向先生表示我深深的感谢和敬意。祝愿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