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克茜：世纪老人黄绍湘
老母亲黄绍湘百岁华诞，作为子女，心中感慨万千。百岁慈母，就像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百年岁月，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长河。我只想从中捕捉些许点滴，以此敬献给这位世纪老人。
1937年,黄绍湘的清华大学毕业照 资料图片
2006年7月，黄绍湘、毕中杰夫妇在家中 资料图片
2001年，父母喜结连理62载。母亲在赠致父亲毕中杰的文章《心路历程》中写道：“我自热火朝天的武汉来，君自山清水秀的无锡去，缘分撮合我们湘江来相聚，志同道合话投机。感君真诚，感情如清澈的流水、纯净的璞玉，我的坦率、朴实也打动你的心。在革命程途上，经过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由革命情侣结合为伉俪，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到如今，白头偕老，真不容易。”
这门婚姻遭到过母亲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家境贫寒，当时只是一名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而母亲出身名门，又是清华大学的才女。但是，他们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结合，同甘苦、共患难了70年。
母亲与父亲相识于抗日救亡的岁月里，战火纷飞，几经风险。他们辗转湘西，1939年5月抵达重庆，以教书为业，勉强糊口。困难并没有让他们放弃革命理想，在重庆的清华、树人等中学，父母率领学生用油墨写传单、发传单，组织秘密读书会。在那批进步学生中，佘春华、汪国桢、张其锟、秦川等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骨干。
生活虽艰辛，脚步却不停。姐姐慰萱和我在重庆出生了。
1943年，在中共南方局的同意下，母亲参加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行的自费赴美留学考试，并脱颖而出。南方局随即给予她部分津贴，经周恩来亲自批准，资助两千美金。母亲忍痛离夫别女，孤身一人留学美国，从此与美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4年8月，母亲由重庆登机，经驼峰航线先飞抵印度，后改乘海轮，历时一个半月的艰苦旅行，抵达美国旧金山，再改乘火车到了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美国史。
从第二个学年起，母亲留学的全部费用均靠奖学金和打工所得勉强支撑。因为积极参加由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徐永煐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吓、跟踪，甚至殴打。战争岁月，自己丈夫和孩子的音信时断时续，母亲在日记中写道，“太思念孩子了，有时跑到厕所偷偷哭一会儿”。
抗战胜利，党组织派父亲北上做地下工作。他冒着风险，硬是用一张飞机票拉扯着我们俩一起上了飞机，离开重庆。后来，我们被寄养到无锡乡下老家，亲戚拿父亲留下的育儿费放了高利贷。我们吃得很差，满身虱子。
安顿好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公开工作之后，父亲匆匆赶来接我们，不胜唏嘘。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又和父亲团聚，住在青岛市嫩江路的公司宿舍里。
1947年9月的一天，父亲告诉我们：“妈妈回来了!”姐姐和我站在楼梯上，兴奋地等待。一阵喧哗过后，听到父亲“来，来，两个孩子在这里”的声音时，我却一扭头跑回家躲了起来，久久不肯出来相见。其实，我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别人的妈妈都在家，我们的妈妈也终于回家了!”
母亲带回来几个大铁皮箱子，我们好奇地围着它们转来转去。原来，里面主要是书，厚厚的，硬皮的，都是我不认得的字，这些都是母亲省吃俭用买回来的。
母亲要开始她终身孜孜以求的美国史研究了。
那时，我们常常发烧。为了哄我们忘记病痛，母亲常常讲故事。在清华时，她曾是“一二·九”运动干将，人称“小钢炮”，口才特别好。我至今记得母亲是如何讲小红帽，灰姑娘，海的女儿，还有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以及模仿张飞在长坂坡前“哇呀呀呀”的那一声怒吼。母亲故事讲得棒，但她又太忙了，难得空闲。所以，有时我会谎报军情：“妈妈，我发烧了!”希望把忙于工作的母亲吸引过来。
父母的卧室里有一个小壁橱，顶上有一个小阁楼。一次趁他们不在家，我和姐姐偷偷地爬了上去，只见上面有一个像砖头一样的草绿色的收音机，还有一些绕来绕去的细线，旁边还有纸、笔。我们有点害怕，什么也没敢动，就悄悄地下来了。
父母得知此事，神情凝重。父亲把手重重地按在我们的肩上：“你们绝不可以向任何人讲，你看见了什么。如果讲了出去，你们以后就会永远见不到爸爸妈妈了。”虽然我从小胆大淘气，但听到这么严厉的警告，大气都不敢多出，只是不停地点头。
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溃不成军，驻扎在青岛的美国军队也准备撤离。大批从东北、华北等战场溃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汇集于此，此时的青岛已成为去往台湾的重要运转站，而这里的地下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异常艰巨。
父母在解放区山东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南迁和护厂、护校的坚决斗争，并取得了巨大胜利。5月底，在一位工程师的家中，聚了好几家人，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枪炮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共产党就要来了，听说他们都是红鼻子绿眼睛，还要共产共妻，我们可怎么办呀?”父亲镇定地说：“这么多的人都留在了青岛，大家一定会活下去的。”
6月1日，整夜枪炮声不断。父母已经几天不在家了，我和姐姐偷偷爬到中纺五厂的最高楼楼顶，亲眼看见远处两边交火的情景。
6月2日，青岛宣告解放。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歌声。
那几位曾经议论过共产党的熟人，看见我的父母亲穿上了灰色的列宁装，出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不由得一惊：“哎呀，原来你们就是共产党啊!惭愧，惭愧!”
后来，父母回忆，青岛解放前夕，他们地下党员是如何与群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进行护厂、护校等斗争，写英文传单向美军做宣传，收集敌特潜伏情报，向港澳台派遣地下工作者(仅被父亲一人派遣的就达三百多人)，紧急转移已暴露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
青岛解放后，在敌特档案中得知，父母都已上了黑名单，如果青岛再晚解放一周，他们一定会被秘密逮捕。
庆幸的是，青岛终于在6月2日解放了!解放真好!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被中共青岛市委分配到山东大学文史系任教授，讲授美国史和世界史，同时还担任几种社会职务。那时的她，短发，有时浅蓝色的竹布大褂，有时灰色的制服，脚上则是一双布鞋。如果不是鼻子上架着的一副金丝边眼镜，很少人能把她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区分开。
母亲生活朴素，从不吸烟，虽有酒量，但除了偶尔小酌外，从不豪饮。她平易近人，很快就与师生们打成了一片。
在青岛的几年，母亲几乎全部身心都扑在了美国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每晚醒来，我们姐妹都能看到从父母卧室门缝里流淌出来的灯光。后来，母亲又怀了孕，妊娠反应特别厉害，经常呕吐，但她仍然伏在书桌，将书立在面前，继续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对美国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现实需求。母亲的专著《美国简明史》随即应运而出。那年的初秋，弟弟汝谐——一个健硕的胖小子出生了。
虽然母亲深知母乳对幼儿发育的重要性，但是为了修改第一本精心撰写的专著，她只能忍心割舍，给刚刚出生的弟弟请了奶妈。弟弟10个月大时，为了修改《美国简明史》初稿， 母亲又一次毅然决定，独自调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编审。
母亲首先要完成出版社的审稿工作，然后才能修改《美国简明史》，她主动提出，编审之外修改书稿时间一律记录在案，扣发工资。
当时，母亲没有助手，更没有学生，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连写家信的时间都没有。我想，母亲自从与美国史结缘，就把全部心血凝聚于此，那就是她亲自孕育、生产的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啊。
一年后，我和姐姐先一步到北京来上学，父亲因为工作需要，带着弟弟在青岛又过了一年。这期间，家里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了：弟弟不幸感染脑膜炎，病情危急。接到加急电报，母亲急忙定了赶回青岛的火车票。临行前，她在窗下匆忙地缝着一条要穿长裤的扣子，双手颤抖。她说：“怎么办呀，去晚了可能就看不见他了。”但是母亲没有落泪，方寸不乱。她安排好了我和姐姐的生活，奔赴青岛。
幸好，医生为弟弟抽了脊髓，动了手术，再加上母亲的精心呵护，他的命最终保住且恢复得很好，没留下后遗症。同期患病的一百多个孩子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之一。
1953年，《美国简明史》出版。出版社支付了数千元稿费，母亲全部交了党费。专著一出版，母亲就更忙了，她不但要撰写第二本书《美国早期发展史》，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活动。
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因为不是工农家庭出身，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所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历次政治运动，母亲都被视为“右倾”“白专”，不断进行思想检查。她无法埋头专心做学问，反而要用珍贵的时间去进行“脱胎换骨”。她参加过广西的土改，调查过肃反对象的历史问题，做过多种宣传员、文化教员，还被下放到周口店农村劳动。
那时的母亲，只有当夜幕降临，才能沉浸在心爱的美国史研究中去。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任务，她都会随身携带一些书籍和资料，有一次甚至还带上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哪怕只有几分钟，哪怕只有一两片纸，只要有空，她就会看上一眼。
20世纪50年代初，政治气氛还算平稳，我们家也比较欢快。父亲带弟弟来京的那个新年，我们还开了一个家庭晚会。父亲吹笛子，表演杂技：他能把鸡毛掸子立在额头上，来回走动而保持掸子不掉。母亲大声地唱“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姐姐打起腰鼓，家中一片欢腾。
那时，父亲在马列学院(现在的中央党校)进修，只有周末才能赶回家。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星期日去公园。
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母亲鼓励我和姐姐动手做些科学实验，看见我们没有行动，她竟然自己身体力行，做出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还剪了一支彩色的纸蝴蝶贴在上面，取名为“蝴蝶牌”。当我和姐姐听到“蝴蝶”里传出的美妙广播，既惊喜又惭愧。
1957年“反右”之后，家庭和社会气氛日渐凝重。父母看见一些大学生被划成“右派”，警告我说：“你幸亏晚生了两年，不然也很危险!”他们带我去看了很多大字报，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那时，母亲的第二本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出版，她成为党内卓有建树的专家，但是也不断受到“白专”“成名成家”思想的质疑和批判。
1958年，母亲被下放到周口店劳动。暑假我坐长途汽车去探望她，那里的生活艰苦，吃的是掺了糠的麸子面窝头，住的是草房泥铺，蚊子跳蚤让人难以安睡。
母亲白天要参加劳动，赶着小毛驴，在菜园子里除草、浇水。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但她却说：“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我来这里短期锻炼，这算什么苦呢。”
母亲的小屋很简陋，唯一的一张小炕桌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书本笔记，一盏煤油灯擦得锃亮。母亲每夜都要伏案阅读，我在夜里醒来，催她快睡，她总是头也不抬，对我说：“我习惯了，你再睡吧。”
在周口店住的那几天，我永远难忘。
1960年，母亲被调到北京大学，开设美国史讲座，她依然超负荷地工作着。过度的劳累招来了病魔的侵袭。1964年，母亲罹患肠息肉症，几次被误诊，她不能进食，奄奄一息。
幸而，在父亲的百般努力下，最终在中苏友谊医院确诊，并动了6个多小时的大手术，切除了80厘米的大肠。病后，母亲用超人的毅力加强康复。有一次，姐姐去探望她，看见她正扶着墙，慢慢行走，摇摇晃晃，步步艰难，姐姐非常感动。
“文革”的群众运动，狂风暴雨般席卷全国，我们所住的中宣部大院，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风中舞动，观者如潮。万幸的是，父母都很坚强，家族里、好友中也没有一人自杀。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而是因为他们有真正的信仰，有真正的亲情。
当年青岛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曾亲口对我说：“20年以后，历史会还原真相。”舅舅黄宏嘉(中科院资深院士)“文革”前已是国际知名的微波与光纤专家，“文革”中因为“美国特务嫌疑”，又是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在地下室。他在大衣的折缝中密密地缝入了100多粒的安眠药，以求速死。
但是，为了不连累家人，舅舅终于咬牙挺了过来。他没有办法做科学研究，就在体力劳动之余，研制成功了如何用废铁罐打造出经济实用的煤油炉子。
北大的“造反派”来抄家两次，第一次来势汹汹，想要把手术后仍然体弱的母亲捉到北大去批斗。他们进了中宣部大院找不到我家，问路时恰恰问到了弟弟头上。弟弟机灵地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然后绕道跑回家告急。姐姐护着母亲急速离开大院，去了东单，天黑后又去好友家藏了几天。
“造反派”捉不到人，抄走了十几麻袋的书信、照片和书籍，后来又补抄了一次，许多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损失殆尽。特别是母亲正在写的新书的手稿和札记，被悉数抄走，那真是她用生命为代价积累起来的啊。
母亲的心在滴血。但是，她不认输：“皇天不负有心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我还可以从头开始。”母亲咬紧牙关，一点一点重新积累资料，写在随手能够找到的大大小小的纸片上，有时还要用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候的办法，把纸片藏在不会被发现的地方。
1969年冬，寒风凛冽，几辆三轮车载着父母被抄家后的全部家当，我们搬到了新的栖身之地——北大东门外燕东园29号楼下待修理的两间住房，总算又有了一个窝。
房间很少，刚去时，母亲就将床板搭在过道上。没有暖气，生蜂窝煤炉子的技术又不熟练，有一夜，母亲和我都中了煤气，抬出屋子后，在院子里躺了好几个小时才苏醒过来。父亲在干校，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专案审查，吃尽苦头，险些送命，幸而由姐姐奔走营救，死里逃生。
母亲又被要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住在历史系学生宿舍的六楼。她腿脚不好，无力上下楼去食堂吃饭，常常以干粮充饥。有好心的女学生，有时会帮她打来开水。那时，宏嘉舅舅送给她一个自制的小煤油炉，帮了母亲的大忙，她可以用来煮一点挂面吃。
有时，为了让母亲回家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我会在夜里骑一辆低矮的女自行车，偷偷地带着她离开宿舍。她坐在后座上，我们从北大未名湖旁的陡坡上急速下行，母亲的手总是紧紧地抱着我的腰。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
“文革”十年，最让父母刻骨铭心的，是对他们革命生涯的歪曲和否定，扣上“假党员”“美特嫌”“反动权威”这些莫须有的“帽子”。有一次，专案组反复逼迫父母承认是假党员，遭到他们拒绝。专案组悻悻离去，居然忘记带走他们外调时其他同志证明父母亲是“真党员”的证明材料。
尽管如此，我没见过父母亲流过一滴眼泪，发过一句哀叹。他们总是要我们坐下来，商量家里的难题，共同想办法应对。家庭的亲情像一张坚实的大网，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地兜住。
1976年盛夏，父亲在燕东园的东屋对我说：“现在党内有一个铁盖子。总有一天这个铁盖子会被打碎的!”父亲又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打倒江青!”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走出房间，看看有没有邻居在附近，又出了小院门，绕着小楼转了一圈，确信没有任何人听见，才松了一口气。
父亲一向稳重，谨言慎行。这一次，他实在是憋不住了。
“文革”终于结束，改革开放给我家带来了天大变化。父母调到了世界历史所工作，母亲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开始了新的里程。由于在“文革”不离不弃、日积月累，1979年，母亲出版了《美国通史简编》。后来，1987年出版了《美国史纲》,共100多万字，超过了“文革”前出版的两本专著的76万字。
过去的几十年中，父亲一直是“贤外助”。正式调动到一起工作后，他对母亲的帮助更是关键。特别是面对美国史研究中否认马克思主义，把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捧上天的那股潮流中，父母并肩奋斗，就像回到了年轻岁月。
2001年，《黄绍湘集》出版，它是父母共同劳动的结晶。
20世纪80年代，我和弟弟先后去美国求学。一晃10余年，父母步入了真正的老年。但是，他们以美国史为生命重心的理念，从未改变。80年代中期，母亲作为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知名学者，赴美讲学访问，作学术交流。后来又与父亲一起，在90年代两次赴美探亲，在纽约和旧金山轮流居住。
为了不忍长期分离，我提出了为父母申请美国绿卡的建议。他们婉拒，“我们的事业在中国。我们的根在中国。”
为了使研究工作不中断，父母两次来探亲前，都先让我托运他们整箱的书籍资料。来了之后，除了必要的休息锻炼外，他们两位还是以工作为主，并开出长长的书单，要我在任教的大学图书馆借阅。母亲的好几篇文章，都是在探亲期间构思和完成的。
父母要我借的书，有的非常专业，我们的图书馆没有，还要从其他专业图书馆调转。一位与我熟识的馆员好奇地问：“你在研究美国史?还不真知道金融教授会有这个业余爱好。”
父母两次来美国探亲，只拿出过一周时间和我们去旅游。1992年春假，我们一起驱车去了加州南部的迪士尼乐园和圣地亚哥动物园，途经了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和胡佛水库。父母高兴得像个孩子，不断地要求“再排队!”“再重来!”“再去看!”他们的天性是如此质朴纯真。
记得母亲在旧金山时，看到我身在商学院任教授，心中却念念不忘儿时的文学梦，便脱口而出一句英文评论：“Yours is profession, mine is career.(你的是职业，我的是事业)”我听了心服口服。
父母终于还是返回了北京的家，那是“文革”后搬去的社科院宿舍，在紫竹院公园附近。为了保持健康，他们养成了几乎每天去公园的习惯。
母亲喜欢打太极拳。六十多岁时，一位老战友告诉她，“打太极拳有益健康，但是你现在学太晚了”，母亲回答：“对我来说没有太晚的事情。”从那时起，她坚持打拳数十年。
每当在公园练拳，都会有人驻足观看，打听老太太的年纪，母亲的回答年年一样：“80多啦。”父亲则是微笑不语。大家称他们两位是“紫竹院的健康老人”。
2007年11月，父亲因病辞世。同年10月，母亲也不慎摔断了右大腿骨。92岁高龄，连遭两难，对母亲的生命是严峻的挑战。
那年岁末，清华校友、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及夫人宋汀，派专人送来慰问手书。母亲在病榻上回复道：“住院协和奈何天，勇战病魔日维艰。喜读老友赐鸿书，冬日春风沐心田。少年同志清华园，风雨如磐七十年。伏枥老骥勤奋蹄，烛泪蚕丝心愈丹。”
七年来，母亲与疾病顽强拼搏，历经艰苦。她战斗意志不改，不能站在地上打太极拳，就坐在轮椅上打;不能自己独立行走，就用步行器往前推移。无法像以前那样长时间的工作，但是只要精力许可，她一定会拿起书籍报刊。
母亲订阅了好几种报纸，每天注意国内外时事。她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她给社会科学院学报写文章缅怀生命历程，为纪念建党90周年写诗，为已故的老战友蒋金涛、罗青写回忆录，邀请昔日清华校友家里相聚……
母亲生性豁达，随着年事渐高，更对生死看得很开。父亲健在时，他们就一起笑谈身后之事，对尚未完成的文稿，对珍藏的书籍，等等，事无巨细，都有安排。
近年来，母亲更是对我们说：“生死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们到时候不要过分悲伤。想起那些为了革命牺牲的战友，作为幸存者，很庆幸我还拥有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做了我想做的事情。”她曾说过：“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相信生命轮回。但是，如果真的有来世，真的让我再次选择，我还是会走同样的道路。”
谁能说，只有幼儿的微笑、脚步才是轻盈美丽，带来希望?母亲，她那近百年生命发出的智慧之光，也是我们心里最珍贵的宝藏。母亲在清华大学原来是学外国文学的，是抗日救国的愿望驱使她改学了历史。近来，母亲要我找出她年轻时最喜爱的诗作之一，雪莱的《云雀》，反复吟诵。
在我们的心里，母亲就像是一只云雀：“你从大地一跃而起，往上飞翔又飞翔，有如一团火云，在蓝天平展着你的翅膀，你不歇地边唱边飞，边飞边唱。”
祝愿母亲平安、康健!百岁华诞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