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令侠：湘水去胭脂 劲风留清高——贺黄绍湘先生百年华诞

湘水去胭脂   劲风留清高

——贺黄绍湘先生百年华诞

杨令侠

在今天中国美国史研究学界中，年轻学子知道黄绍湘先生的人不少，但深入了解她的人并不多，其实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见黄先生是在1981年2月。在我记忆里，当时她是带着林肯大学的菲利普·方纳来南开的。据家父杨生茂回忆说，改革开放后，最初南开美国史研究室请的都是一些新左派史学家，如我们曾经想请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但富布赖特项目对这件事没有兴趣，因此他就没有来成。菲利普·方纳是黄绍湘的渠道来的。黄绍湘与当时的教育部长曾经是学生运动时期的战友，很熟，所以（方纳）是通过教育部特邀来的。[1]

当时黄先生衣着朴素之极，个子不高，头发如五六十年代的妇女一样，耳上方卡着两个黑卡子，带着一副近视眼镜。陪着黄先生的是她的夫君毕中杰先生。当时家父就告诉我说，毕先生写得一手好字，脾气温良和善，正和黄先生的急脾气互补，天生一对。

当年出生在湘北黄家这位大户人家的二小姐，在15岁时便主意很正，断然拒绝与为官的父亲迁到南京。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她是“一二·九”运动骨干，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三件大事决定了黄先生一生的道路。解放后黄先生在很多岗位上工作过，1950年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1951年任人民出版社编审；1956年调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美国史研究工作；1960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一任理事长，连任三届；1980年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对一般人来说，其中任何一段经历都可以拿来当做资本炫耀，可是黄先生却埋头学问之中。

黄先生1946年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前，从美国回到大陆的学者中，专修美国史的人非常有限。黄先生是其中之一。她曾经撰写多部美国通史，如《美国简明史》（1953年，三联书店出版，36余万字，1955年重印。）、《美国早期发展史》（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40余万字。）、《美国通史简编》（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63余万字，1983年作少量修改后重印一次。）、《美国史纲（1492-1823）》，（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55余万字。）和《黄绍湘集》（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40余万字。）等专著。

据我所知，家父与黄先生的交往不甚密切，但是互相心底都有难得的肯定。黄先生个性鲜明，不少人无法理解她。家父知道黄先生的经历，所以对她很能理解，并且非常尊敬，充分肯定过黄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2009年11月22日王希教授采访家父时曾经询问：“黄绍湘教授为什么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项目（指美国史六卷本的撰写）”。杨先生回答道：“她手头编写任务很重，无有余力。她是新中国第一个真正编写美国史的人，她写的《美国简明史》（1953年）、《美国早期发展史》（1957年）都是开山之作，而且是一个人搞出来的。她从1949年前就开始研究美国史，解放后出版的书大都是修订本”。[2]

家父还说过，“系统搞美国史在中国第一家是黄绍湘”；“解放时中国没有美国通史的书，她写了早期发展史，很用功、很努力，非常非常用功”；她虽然有些固执，但她真的是有信仰，不会像墙头草两边倒。[3]

2010年家父去世时，毕家二姐毕克茜女士受母亲黄绍湘先生之嘱给我打电话吊唁并慰问，给了我极大的安慰。2011年的春节，我意外地收到黄先生给我寄来一本漂亮的台历。当时我真的又惊又喜，惊的是她这么大名气的人怎么会记得我这个小辈；喜的是，从她苍劲的笔体看出她身体还是不错。我知道她对杨先生后人的关怀是出于对家父一贯的尊重。黄先生这个经历百年风雨，不屈不饶、意志坚定、沉心于自己的学术意境里的学者，竟也如此有情有义、细心体贴。

除了感到非常温暖，我还非常愧疚，之前我从没有主动问候、看望过黄先生。此后每年春节前，我都会收到黄先生寄给我的台历或贺卡，我也会早早地先于她老人家寄出我的祝福。2014年春节前我又收到黄先生的贺卡，贺词是由黄先生的大女儿毕慰萱大姐代写的，上另有黄先生清晰的亲笔签名。

在这里，我由衷地向中国美国史学界的老前辈黄绍湘先生表示我的敬意、谢意与爱意。祝她老人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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