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教授生前为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立40年所写序言

每人一生经历的五味俱全的事件中，总会有几桩值得追忆的大事。就我言，美国历史研究室的建立确是这类甜上加甜的“大事”。

那是1964年秋，历史系部分师生到河北丰润县去参加“四清”工作。秋日是收获的季节。农民拿出成布袋的炒花生招待我们。在尽兴大啖花生的次日，忽然接到学校的通知，说上级部署了有关新教学规划的任务，须立即返校筹办。花生米香馥馥的滋味还未从口中消失，耳边就响起令人振奋的佳音，这岂不是“甜上加甜”？

回校后，才知高教部计划在高校建立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在南开大学要创建几个研究“据点”，在历史系建立其中3个，即日本史、拉丁美洲史和美国史。负责人分别是吴廷璆、梁卓生和杨生茂。

后来人们把“据点”简称为“点”，这种称谓流行很久，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改称“室”。再往后，又改称“研究中心”。这种名称的更动有的没有明文规定，只是顺应情势发展而产生的变化。

听取学校传达后，大家立即忙活起来。市委宣传部布置下来的写篇复辟反复辟文章的任务也被冲掉了。宣传部虽然发出口头批评，但反复重弹一曲的烦心事总算搪塞过去，居然也未受进一步追究。

建“点”工作首先从建制开始。各“点”决定配备4至5人，老中青搭配。人员大部分是从世界史研究室和外系调入的，各“点”还吸收了一名新毕业的本科生。稍后又从校外引进专职人员，同时也派往外校去进修西班牙语。建制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大家的心气也很旺盛。因为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载，追忆只凭越来越差劲的记忆力，恐怕难于列出一个齐全的名单。但在3位创建人中，有一位已谢世，另一位已离校，且沉疴缠身，自己不能不承担这份应尽的思索责任。

除一位年纪最长者外，当时大家都在一间大教室工作，每天坐班8小时。根据回忆当时各人座位和因公外出人员，在“文革”前夕三“点”已有16位研究人员了。日本史“点”有吴廷璆、俞辛焞、王敦书、米庆余；拉丁美洲史“点”有梁卓生、周基堃、黄若迟、丁朝弼、洪国起、梁吉生；美国史“点”有杨生茂、辜燮高、陈文林、冯承柏、林静芬、李元良。当年最初入围的16人中，已有5人去世：吴廷璆、周基堃、陈文林、黄若迟和李元良。在此致以沉痛的悼念。

各“点”完成建制后，便开始讨论具体研究工作。根据集中力量，突出重点，逐步开展的原则，美国史“点”确定了3个主攻方向：美国黑人运动史、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工人运动史。显然这3个问题是当时美国社会显现的热点，也是我们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的课题。与此同时，还确定了专职负责积累有关外文资料的人员。

当时美国对中国封锁一切书刊和文字资料，所以不能直接订购，必须到北京图书进出口公司去查阅书刊目录，并委托购买。每年国家直接拨给一定数目的外汇。由于精打细算，审慎选择，所购书刊强差起步的需要。

当时购置美国图书的重点是原始资料汇编、重要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以及新史学论著。报刊则重视知名度和专业性。对于具有进步观点的报刊优先考虑。举例来说，订购的报刊有《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政事》月刊、《民族》周刊、《农业史》、《外交季刊》、《美国历史评论》、《太平洋历史评论》、《大西洋月刊》、《哈泼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黑人历史杂志》等。

对其他二“点”的研究方向不甚了了。由于各“点”忙于筹划事务，缺少交流。回忆起来，这是个缺点。

不料，三“点”成立还不到一年半，1966年初“文革”突然爆发。刚刚孕育的研究工作霍然遭到痛击。品尝甜味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飘逸无踪。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尤其是老年人的头顶。人员编制完全打乱了。全系教师被划分为变动不定的三大组，一为牛鬼蛇神组，二为坦白从宽组，三为立新功组。年长者大都划入前二组，主要任务是交代个人历史，抄写大字报，劳动改造。外文书刊被封存，也停止订购，所存资料卡片荡然散失，翻译文稿大部弃损。

这样折腾了十来年，1976年“文革”结束时，黑压压的乌云才被拨开，光明重现，心情中的甜味又油然复萌。但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宣布恢复研究“据点”时，莫名其妙地竟解散了拉丁美洲史“据点”。* 由于心有余悸，大家听了，居然举座皆喑。在这里，关于“文革”的事多写几笔，意在“忆苦思甜”，警示来人，珍惜理智。

“文革”结束的初期，美国史研究“点”的主要工作是修修补补，恢复元气。首先收拾逃脱浩劫的文字材料，并着手启动“文革”前未来得及开展工作的三个研究重点之一：美国工人运动史。最初张友伦承担这方面的研究，后来陆镜生也“入围”参加。这时“据点”铅印了《美国黑人运动史大事记》（二册）和《美国外交史资料选辑》（即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印的《美国历史研究资料》专刊第二辑），油印了《美国黑人运动组织汇编》、《美国外交史大纲选目》和校内馆藏有关美国史研究的图书目录，继续翻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发表了几篇关于美国黑人运动和美国外交等问题的文章。

1979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美国史研究室为所内4个研究室之一。至此美国史研究方得走上坦途。自建“点”以来，动荡了10年之久，其间人力物力浪费惨巨，可想而知。

1979年掀开研究工作的新的一页。这一页显示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1978年和1984年分别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1年历史学院成立时，美国历史研究室改称为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李剑鸣蝉联主任。后来韩铁也应聘“加盟”。这标志着美国历史研究又提升了深度与广度。

在这里，我想说几句题外之话。尽管“想说”，但千头万绪，非可以“几句”表达完全。粒粒珠玑，不胜俯拾。今只举出四个令人感受最深、光彩夺目的特点，以示一斑。

（1）建立“据点”时确定的3个重点发展方向，一直坚持至今。面世的专著论文，蔚然成林，在研究工作中起到长虹悬空、弘光普照的作用。在风风雨雨的环境中，锲而不舍，岿然不移，确实难能可贵。

（2）坚持美国通史研究，并持续开设通史课程，着重贯通纵向与横向历史发展的全貌，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情绪，培奠研究基础，进而开设和写出断代史与专题史。这又是一项可贵之举。记得1958年在后来改为印刷工场的教室中，我也曾开过美国通史课，但没讲几周，就被一时记不起来的什么运动一冲而散。当时所讲的通史在气势上与内容上均不可与今日相比拟。

（3）在研究与教学中，不仅着重提高学生积累资料的功底，且强调理解资料的语境与意境的识别能力，摆脱各色教条主义的影响。教条主义有两种：一是“文革”前不分皂白地引用马列经典著作的歪风，二是“解放”前后时时冒头的全盘西化的怪论。教条主义闭塞视听，最易令人落入坐井观天的陷坑。“鉴别吸收”是我不厌其烦地予以倡导的主张，因此对于语重心长的“双境”告诫，表示感佩。由于对外国语言文字和社会习俗有时了解不深，在引用或阐述外文材料时，应多向自己提出几个所谓“W”，如what, why, who, whom, when, where, how等。有时在按语中须向读者说清。自问“W”就是捕捉“双境”的良策。

（4）美国史研究中，另一独具特色的优点是长期坚持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这种教研规划体现了对美国史学的深刻忖量与透彻的理解。史学史不仅反映历史学的发展，也密切联系社会的发展。史学史把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的发展提升到理论层面。

由于美国历史发展传统和具体环境的影响，美国人一向崇尚实用主义，不重视理论思维。美国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大都源于西欧，在美国加以本土化。虽然本土化外来的新理论，不失为发展本土理论的方式之一，但美国本土滋长理论的沃土不断遭受淹没，新理论往往也无法存身，更难以本土化。二战后，在丹尼尔·布尔斯廷、威廉·A·威廉斯史学巨擘之后，美国史学理论出现支离零碎，无有史学大家出现的迹象。显然这同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强力推行世界霸权主义有关。美国力图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或控制。这就加强了武力专横这类硬件措施，本来薄弱的理论思维软件更加削弱。此外，在垄断性的媒体比比着意弥散霸权主义说教的氛围中，美国人陶醉于自满自在和优越感之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个人主义蜕变为唯我独尊的极端自私。以上种种心态在美国思维载体方面屡屡显现。在史学界也不例外，如托马斯·本德（Thomas Binder）在所写的《拉·皮特拉报告》（La Pietra Report）（2000年）中倡议“美国历史研究国际化”，并在《报告》首页排印一幅149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时，把美洲放在中心突出地位。这些情况无疑会使萌发哲学思维的追求受到抑制。我们对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入研究不失为开辟探索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门径之一。

今值美国史研究室（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前身）建立40周年之际，百感交集，思绪泉涌。可以想见，越发浓郁的甜味足供余生尽兴品尝。本文似嫌唠叨，但出自至诚。祝愿百尺竿头更进步，山花烂漫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