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伦教授为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立40年所写序言

我是中途加入美国史研究室的，时间是1977年年底。那时正是研究室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重建和恢复时期。不少原来的老资格成员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研究室。留在研究室的除创建人杨生茂先生以外，只有林静芬和周基堃两位先生。冯承柏先生虽然留在研究室，但不久就参加了英语培训班，结业后去美国研修。力量比较单薄。我来研究室的任务不仅研究美国史，还要协助杨先生做点行政工作。研究室是国务院确定设立的重点，责任重大，我是学俄语的，英语水平有限，对美国史又缺乏研究，从来没有进美国史研究室的奢望。对于这一次变动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思想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好在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杨生茂先生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在他手下干事情心里总算有点依仗。其实我的任务不过是承上启下，不需要什么创造性，其他的同志也可以担任，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既然我不是美国史研究室的“元老”，也就没有资格写这本纪念册的第二篇序言，但在编者的盛情邀请下又不便推辞，只好就自己的感受写几句话，其实同序言沾不上边，就算是姑妄言之吧。

从1977年到我退休整整19年，我始终在研究室工作，是这19年历程的见证人。或许是由于我的失误和水平不高，或许是大气候的影响和其他客观原因，19年当中美国史研究室有兴有衰，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大体上有两个高峰一个低谷。第一个高峰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这次高峰有三个明显的标志。第一，改革开放后美国史的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得到迅速发展。1981年春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和专管富布赖特计划的官员访问我校，着重探讨美国史研究室参加富布赖特交流计划的可能性。同年10月美国大使馆官员再次访问我校，并提供了两个访美名额。此后美国史研究室几乎每年都可以得到一个富布赖特学者名额赴美研修一年。同时美方也每年选派一名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到我校历史系讲学。据我所知，美国史研究室是全国最早参加这项交流计划的少数单位之一。这对研究室进一步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第二，易廷镇、陆镜生两位先生的加盟使研究室的实力得到提升。他们都是有造诣的学者，研究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由于他们的到来而大为改观。第三，由于杨生茂先生的杰出贡献，研究室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点，这使研究室成为我国高校美国史研究机构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单位，对于研究室的发展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都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这次高峰奠定了研究室成为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之一的基础。

80年代后半期，社会上吹起一股文科无用、历史无用的冷风。历史学科的毕业生找工作难，找合适的工作更难。不过研室所受到的冲击不算太大，因为从这里出去的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容易，所以生源不受影响。有了生源研究室就可以办下去。但研究室内部多少也现出了一些消极情绪，人心也不太稳定。再加上有的成员退休、或者另有重要任命先后离开，人员流失的情况也颇令人担忧。虽然研究室也接纳了几位年轻研究人员，但他们多半都准备出国深造。这对研究室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都有不利的影响。另外，在“六四”事件以后，研究室的国际学术交流一度完全陷于停顿。这样，美国史研究室就进入了自己的低谷时期。

逆境也许不完全是坏事，它至少可以引起当事者的深思和激发他们摆脱逆境走出低谷的决心。再加上大气候的好转，客观条件的改善，高峰就会再度出现。

90年代初，国际形势有所好转，美国和中国的学术交流也开始解冻。我于1991年获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资助，再次到美国研修。这时我已年届花甲，是交班的时候了。幸运的是，研究室已经有更合适的人选来担当这个任务。像美国史研究室这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机构的带头人必须是人品好、才华出众、学术造诣十分突出的学者。这样的青年实在是太少了，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一旦错过就无法弥补。说到这里，真正应当感谢前副校长翁心光先生。没有他的大力支持，李剑鸣教授是绝对留不下来的。我很佩服他的战略眼光和当机立断的作风。他只听了我的一次汇报就立即做出了决定。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非常必要和完全正确的，直接关系到美国史研究室的兴衰。

有了新的带头人和杨生茂先生的声誉、学术地位这样宝贵的无形资产，美国史研究室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喜人的成绩，经历了第二个高峰时期，在这个时期获得了211工程项目，研究室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还配备了电脑。资料室的规模也扩大了不少，并购置了缩微胶卷和大批图书资料。研究室还成功地举办了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了却了我在职期间无力实现的心愿。

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如果不出现太大的意外，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史研究室还会不断兴盛。十年以后的文章就要由更年轻的下一代研究人员来做了。我相信他们能做好。祝愿美国史研究室保持不惑之年的快速步伐，走得更稳，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