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瑜：参加OAH年会与短期访学小记

今年4月，我有幸入选美国历史学家学会（OAH）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交流项目，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亚特兰大参加2014年美国历史学家学会的年会，之后赴哈佛大学历史学系进行短期研究。这次美国之行虽然时间短暂，却行程异常紧凑充实。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场充满收获与感动的学术之旅。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美国历史学家学会的年会。4月8日下午，我抵达亚特兰大。入春的亚特兰大阳光明媚温暖，碧空如洗，空气湿润干净。在酒店，我见到了一同入选该项目的两位学者——辽宁大学的石庆环教授和厦门大学的李莉副教授。

4月10日，会议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天会议中，我听了六场小组发言和两场大会发言。在所听的小组发言中，有两场讨论的主题都与美国史研究中的国际史视野有关，分别为“美国历史的国际化：评价与未来的方向”和“美国的跨大西洋启蒙”。参与讨论的既有像纽约大学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布兰迪斯大学戴维·恩格曼（David Engerman），哈佛大学乔伊斯·查普林（Joyce Chaplin）这样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也有像印第安纳大学萨拉·诺特（Sarah Knott）这样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以国际史的视野研究美国历史，正如参与讨论的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简·卡门斯基（Jane Kamensky）所说，美国史研究分成了美国大陆历史与跨大西洋历史两种。在谈及国际史视野与方法的运用时，学者们讨论得颇为激烈。有的学者提出，在探讨美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等涉及国家构建的问题时，应更关注美国本土的历史，而不是跨大西洋的历史。有的学者则表示，美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也是多个国家相互影响互动的结果，要以跨国史的视野去考察政治史。最后，托马斯·本德表示，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是和其他国家相关联，国家的历史与国际史是历史研究的“双刃剑”。我听的另一场小组发言是关于公共史学的发展。公共史学也是本次年会讨论的“热点”，在一场大会发言中，普林斯顿大学的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和美利坚大学的艾伦·克劳特（Alan Kraut）等学者专门就历史学家与公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而在小组讨论中，学者们集中谈论了人们对革命时期波士顿茶党的记忆，由此引发“究竟需要让公众了解什么样的历史？”这个话题的讨论。此外，我还听了关于城市危机、19世纪的服饰、商业与南部社会以及1945年之后的政治史这几场讨论。有的专题讨论的内容相当艰深晦涩，比如19世纪的服饰、商业与南部社会这场讨论中，发言的清一色是年轻的博士候选人，分别来自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她们讨论的内容都是自己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在发言中，她们运用大量图片影像资料和数据探讨19世纪南部微观世界的变化。比如来自耶鲁大学的安娜·阿尔宾丹·凯森（Anna Arabindan-Kesson）通过研究奴隶服饰的衣料，分析了黑人与白人的地位差异，并且透过服饰的变化，考察了跨大西洋棉花贸易如何改变了南方人的日常生活。在一场小组发言结束后，我听到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很惊讶地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在佐治亚大学历史学系访学时认识的朋友汤姆·奥凯（Tom Okie）。那时，汤姆是历史系的博士生，主攻美国南方史，在我访学期间，汤姆对我极为友善，提供了不少帮助，几次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做客。时隔五年，没想到竟在亚特兰大匆匆一见！如今，他已博士毕业，在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拿到教职。这次参加OAH的年会，他说只待一天，听两场就要赶回学校。我们寒暄问候了几句，就忙着各自去听接下来的小组发言。

这次年会，石庆环老师、李莉老师和我除了听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小组发言。早在参会前5个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国际委员会主席、天普大学的贝思·贝利（Beth Bailey）教授就通知我，学会专门为中国学者安排了“中国的美国史写作”专题小组，每个人准备20分钟左右的发言。当时我既感到荣幸又特别紧张。能有机会在美国的学术年会上发言，自然感到特别荣幸，但各种担心也随之而来。一来担心用非母语作报告，回应问题，自己会表达不清，二来担心自己研究得不够深入，无法达到更好的交流效果。但是担心也没用，我只好暗下决心，要做最充分的准备。4月12日上午，石庆环老师、李莉老师和我提早来到发言的会场，发现已经零零散散坐了不少听众。为我们小组主持的正是贝利教授。贝利教授身为本届国际委员会主席，从年会上各种精心周到的安排，到联系短期访学的学校，为我们赴美交流项目做了大量工作。她出生在亚特兰大，是典型的美国南方人，内敛优雅，说起话来轻声气语，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笑容。除了主持人，我们小组的评议人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戴维·格伯（David Gerber）教授，他曾在2013年受美国历史学家学会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交流项目之邀，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做夏季研修班的讲学。我们发言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发言结束后，台下的听众还与我们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比如谈到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美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等等。在会后，热心的南德克萨斯法学院马克·E·斯坦纳（Mark E. Steiner）教授提出，如果我需要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法律文献或地方法院案例，他可以帮助扫描并发送给我，令我感动不已。对于美国学者来说，我们三人的发言无疑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历史的现状；对于我个人而言，通过发言与美国同行交流，他们提出的问题与思考让我深受启发，受益非凡。

在年会上，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国际委员会安排了各种招待会。石庆环老师、李莉老师和我除了参加会议开幕招待会之外，还参加了国际委员会招待会。国际委员会招待会面向所有参加年会的国际学者以及曾到国外访学的美国学者。招待会一开始，原本熟悉的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小声聊天，但没过多久，招待会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不认识的人也开始互相介绍认识。贝利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即将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夏季研修班讲学的三位教授，分别是耶鲁大学的教授约翰·巴特勒（Jon Butler）、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达罗·多查克（Darren Dochuk）以及西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授马特·斯图尔特（Mart Stewart）。见到巴特勒教授我格外激动，他的《美利坚的形成——1776年之前的革命》(Becoming America: The Revolution Before 1776)是我读的第一本美国早期史英文著作，还写过一篇这本书的书评，他在书中对1776年之前北美社会多样性、革命性以及现代性的阐述，我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他的书是引发我对美国早期史感兴趣的“启蒙读物”。这次见到他，发现他极为风趣幽默。我和巴特勒教授说起，非常喜欢他的《美利坚的形成》，没想到能在亚特兰大见到他，并且还说后悔没把这本书带来请他签个名。巴特勒教授听我说完，大手一挥，在空气中签了个名，说：“看，我已经给你签完了。”在招待会上，我们还见到了四位来自日本的青年学者。大概因为都来自东亚，且都研究美国历史，所以我们聊得格外热络。这四位日本学者中，有两位都在研究美国早期史，其中一位还在哈佛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在聊天中，我发现他们的英文口语表达相当流畅，研究问题是在借鉴国际史或跨大西洋史的视角。其中的一位告诉我，他在来美国之前，在东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美国史，在东京大学学习时教师是用英文教授美国史课程的。听他这样一说，我不禁浮想联翩：越来越多的非美国人在研究美国历史，透过不同的视野与角度，会对美国史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

早在年会开始之前，贝利教授就请石庆环老师、李莉老师和我提供三位我们各自在年会中最想见到的美国学者名单。贝利教授说若他们参加年会，会邀请其中的一位和我们共进午餐。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普渡大学的约翰·拉森（John Larson）教授。在我写博士论文期间，他的《国内改进：合众国早期的国家公共事业与人民政府的承诺》（Internal Improvement: National Public Works and the Promise of Popular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United States）与《美国的市场革命：自由、野心与公共利益的衰落》(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 Liberty, Ambition, and the Eclipse of the Common Good)两本书对我启发极大，我从中借鉴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因此，我很想见到他，当面向他“取经”。极为幸运的是，拉森教授接受了邀请！12日中午，我见到了拉森教授，他穿着一件藏青色西装，温文尔雅，气度不凡。贝利教授带我们来到餐厅，还特别向我们推荐了南方的经典食物：炸鸡。我们边吃边聊，我向拉森教授介绍了我的博士论文内容，自然提到了他的两本书，又借机向他请教了一系列问题。拉森教授耐心解答我的疑问，并且围绕美国早期商业公司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路径。他说起话来语气舒缓，谈起专业问题完全沉浸其中，对原始档案了若指掌，和他的谈话真是受益匪浅。能在年会中有这么多收获与感动，由衷感谢贝利教授的精心安排与招待！

会议结束后，我飞往波士顿到哈佛大学进行短期访学。到达哈佛时已是傍晚，天色渐暗。走出哈佛广场的地铁口，迎面就是哈佛大学的旧庭院（Old Yard）。一座座红砖建筑古朴厚重，走入旧庭院，好像穿过了时空隧道，回到几百年前。但耳畔传来的阵阵欢快音乐又把我拉回现代，我猜校园中大概正在举办音乐活动或社团活动。佐治亚已经春暖花开，而波士顿仍然春寒料峭，不过我急于找到哈佛大学查尔斯沃伦研究中心给我安排的旅店，竟也没觉出寒冷，反而走出了一身汗。旅店地理位置极佳，离哈佛的旧庭院很近，步行只需十几分钟，是一幢小巧精致典雅的白色木屋。安顿下来之后，我就投入到充实丰富的短期访学中。

在哈佛，接待我的是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他的研究领域是19世纪美国史，侧重于社会经济史与跨国史研究。在我到达哈佛的第二天，他邀请我参加“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坊”（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Workshop），并介绍我与资本主义史项目（Program o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组中的研究生们认识。贝克特教授相貌俊朗，活力四射，说话像发射机关枪，语速极快，思维敏捷，经常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问我，所以和贝克特教授在一起，必须要保持大脑高速运转。在工作坊上，贝克特教授邀请到来自法国的亚历山德·斯坦兹雅尼（Alessandro Stanziani）教授，他谈论的主题是17世纪到20世纪俄国的奴役制。斯坦兹雅尼教授操着浓重的法国口音，他讲述的问题我又知之甚少，所以整个发言听得云里雾里。但同时，通过贝克特教授的介绍，我了解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坊”会不定期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交流，而他们讨论的问题也不局限于美国，而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相关联。他们学术交流与学术视野的国际化程度之高，让我感叹不已。

贝克特教授还向我引见了历史系教授乔伊斯·查普林（Joyce Chaplin）、哈佛商学院教授沃尔特·弗里德曼（Walter Friedman）以及同在“资本主义史项目”中的哈佛法学院教授克里斯蒂·德森（Christine Desan）。我和三位教授分别约定了时间，讨论我的研究主题——美国建国初期商业公司引发的政治争论。三位教授来自不同院系，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正是他（她）们出自不同角度的中肯建议，大大开拓和丰富了我的研究视野，对我来说，极为具有价值和意义。

在哈佛，除了与同行学习交流，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收集资料。在查尔斯沃伦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拉丽莎·肯尼迪（Larissa Kennedy）的帮助下，我办理了哈佛的ID，可以借阅和使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档案以及电子资源数据库。我需要的资料集中在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和贝克图书馆（Baker Library）。在去哈佛之前，我查阅了图书馆网站，将需要收集的资料列出清单，并向贝克图书馆历史文献档案室的蒂姆·马奥尼（Tim Mahoney）请教了相关档案情况。蒂姆极有耐心地通过邮件向我介绍了我可能需要的档案资料，并和我约好时间，待我来到哈佛再详细向我介绍。贝克图书馆坐落在哈佛商学院中，与哈佛旧庭院隔河而望。穿过喧嚣热闹的哈佛广场，来到跨越查尔斯河的大桥上，查尔斯河面宽广，河水澄蓝，像天空倒扣在桥下。河对岸不远处就是贝克图书馆的所在地——哈佛商学院。与河对岸游客如织的热闹景象相比，商学院显得格外宁静。在贝克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档案室，我见到了热心友善的Tim和档案室的负责人劳拉·林娜德（Laura Linard）。他（她）们向我介绍了我可能需要的18世纪到19世纪的商业公司记录，参与商业公司管理的社会精英以及一些大商人的日记以及私人信件。可以说，他（她）们对档案室的文献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专业程度令人钦佩。劳拉告诉我，她们正在将这些档案电子化，不久的将来，可以直接通过数据库搜索到历史文献档案室的珍贵档案。正是由于他们极为专业的介绍，我少走了不少弯路，直接找到所需要的档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白天我都会来到贝克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档案室，查阅缩微胶片，使用馆内设备转化并保存成电子文献，还用相机拍下了近千页的档案。晚上，则到位于哈佛大学旧庭院的怀德纳图书馆查阅文集和论著。怀德纳图书馆是哈佛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规模大得难以想象，走进图书馆，仿佛掉进了迷宫。总之，哈佛大学图书馆真是一块宝藏！

历时十几天的访学与参加会议，有太多的收获与感触。这一切都要感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OAH。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以及提供的宝贵机会，我就不会获得难得的交流机会，无法查阅到珍贵的档案文献。祝愿这个项目越办越好，成为中美美国史学界交流的桥梁，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从中受益，促进中美史学界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