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令侠：南开美国史资料室的故事

南开美国史资料室的故事[1]

杨令侠

南开大学美国史资料室几乎是和“美国史研究室”同时建立的，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1964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央意识到我们急需对外国有更多的了解。毛主席指示高教部，研究三大宗教和地区国别史。当时，南开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的吴廷璆、杨生茂和梁卓生三位先生正在冀东搞四清，被告知学校有任务，奉命回校，至于任务的内容秘而不宣，回到学校后才知道历史系要组建三个研究点。随后，南开大学就成立了以吴先生、杨先生和梁先生领头的日本史、美国史和拉美史三个研究“点”（南开最初称研究室为“点”）。杨先生说，“中央指示不光研究美国，而是研究外国；也不是只研究历史，还要研究外国的经济、哲学、宗教和其他问题。南开被指定研究美国历史，当然还有其他大学。南开的美国史研究点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示建立的”。[2] 1994年在庆贺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立三十周年的会上，杨先生回应大家的说法，操着浓重的张北口音说，“我不是创始人，毛主席才是创始人”。

南开美国史研究室[3] 成立后，资料室便随之筹建起来。冯承柏先生作为杨生茂先生的科研助手，调入南开美国史资料室，成为首任美国史图书管理人员，后来改做专职研究人员。另有林静芬老师长期负责美国史资料室的文献整理和保管工作，离休后返聘，直至1993年。她认真负责、耐心亲切的态度给每位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1984年赵福星老师调入，工作到2000年退休。同年朱慧玲老师调入。

初创时，美国史资料室藏书虽然不多，却占有一个好房间，位置在南开大学标志性建筑、雄伟的苏式大楼“主楼”二楼的中间位置。这原是一间大教室，房间高大、阳光充足，中间用书架分为两个资料室，美国史和日本史各享一半。因为上面的空间是通透的，所以两边人员对话都相互听得见，甚至经常隔着书架打招呼、传信息，或者用“你们美国人如何如何”、“你们日本人如何如何”，相互调侃。

资料室也是美国史研究室的会议室。美国史和日本史曾是同一个支部，党员活动时，则在日本史资料室一方。每逢开会，吴先生和杨先生永远习惯性地坐在固定的位置上。一次支部生活，两位先生显然是为工作上的某件事情有严重分歧，你一句我一句说了两个小时，可在座的谁也没听懂他们说的什么事。想想老先生们在众人面前，能把激烈的争论搞得如此深入、尖锐，而又如此儒雅、智慧，真是太有意思了。

冯承柏先生应该是在这间资料室逗留时间最长的人，尤其是1976年以后，一年到头，几乎一天三个单元都在。冬天，那时候没有暖气，他穿着大衣裹着毯子；夏天，为避蚊虫，他点着蚊香，学习外语，编著、翻译了许多不能署名的书籍和资料，每每至深夜。“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除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利用工作之便，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英文图书，而且了解了南开大学图书管理方面的情况，为后来系统进行美国史的研究和从事图书情报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1989年担任南开图书馆馆长以后，冯先生在资料放置、编目分类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在推动南开及天津市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和网络建设方面的非凡贡献，都与他在美国史资料室工作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我最后一次在资料室开会，是1999年参加李剑鸣老师主持的、召集美国史研究室硕士生参加编写《20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发展研究》动员会。当时大约有十来个人，大家挤坐在几张旧木椅子上。这本书于2005年问世。

1979年系、所分家[5]，历史研究所搬走了，可美国史资料室没动，坚守故地。由此可见，尽管当时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对学科建设持有不同想法，但是对资料图书心存敬畏，竟没有一个人打美国史资料室这间屋子的主意。[6] 这间屋子条件虽然简陋，但培养出了中国最初几批美国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包括后来受它滋养的硕博士，目前大都活跃在境内外高校和研究机关。每每提起他们，杨生茂先生就伸出大拇指说，他们都是“好样的”，都是“顶梁柱”。

南开美国史资料室的书籍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来源。杨先生回忆说，“解放前南开大学只有经济研究所有点美国的资料，后搬到昆明，就更没什么书了，有的书还是从日本弄回来的。解放后美国封锁中国，从来复枪到杂志。中国有图书进口公司，公司去第三国通过国际友人来订，不能直接订。美国史研究室成立时，教育部给每个‘点’六百美元。公司有书目，我们挑书。尼克松1972年来华，中美关系解冻了，就直接从美国订书了。上面拨款给学校，汇总一起订”；“刘崇鋐是解放前搞美国史的历史学家，后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还搞美国史，再后去了台湾。他是杨石先先生的连襟。他曾把他在美国买的美国史的书籍交给杨石先先生。我们从美国订的杂志中，有的地方被贴住了，揭开一看，是反动标语，尤其是在关于古籍的杂志里更多见”。[7] “记得当时订的杂志有Time、Newsweek、Harper’s Monthly、New Republic、Atlantic Monthl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American Agriculture和Nation等，还订了Liberty Affairs，这是美国共产党发行的刊物，Herbert Aptheker是编辑”。[8] “订的乌七八糟，看的人也不多。后来每次反浪费展览时就摆出来，别人认为你这是浪费，该砍掉。当时群众说话算数，学校也不管这事。接着就文革了，杂志也没人看了”。[9]

2009年杨先生接受王希教授采访。王希问到：“当时有没有想到要买书，比如说，美国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等”？杨先生说：“钱太少，买不起。订美国杂志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外文书店去选，通过他们来订。订了这些杂志，遇到反浪费的时候，有的又被砍掉。所以，即便是这些资料的积累，也是不连贯的”。“当时拨款600美元是年度性的，还是一次性的”？“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预算的说法，反正拨款下来就用。当时这笔款是直接拨到美国史研究点，学校是不能动的。这点我记得很清楚”。[10] 1966年文革开始，一切订阅都终止了。

改革开放后，南开与国外学术机构、与外籍教授交流增多, 资料室又多了几条进书渠道。

通过《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中的“Contact”栏目，杨先生联系上了美国教授Herbert Aptheker。在Aptheker的帮助下，南开得到了几批由他牵头的、通过海运赠送的二手书籍。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杨先生推着自行车汗流浃背地把书从邮局运到资料室。他说，“几次赠书我都如数背到资料室”。

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女士。[11] “心蕙老人还捐赠九江师专关于美国史的书3400余册，也为北大、南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国所、拉美所、世界史所、湖北大学、云南大学、烟台师专等校所寄赠若干图书，寄赠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书即达 3460余册。这些书都是心蕙老人和她的老伴奔波于旧书肆间，亲自选购，并包装、邮寄。他们还不辞辛苦、不顾年迈，为这些书统一编号。她还自付旅费，不受报酬到国内七八所大学讲课。”[12]

改革开放后，大家都想尽快把美国史研究搞起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先整合国内美国史资源。“美国史学会第一次会是在武大。大家心气很旺，但手里美国史资料很少、很分散，尤其是外交的更少。所以会上大家首先决定各校自己回去整理编出自己学校的有关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我们编了三本，北大、四川大学、武大都编，互相交流。北大还编了北大所藏美国史的参考书，也寄到各个学校去。大家兴致很高。其中应该提的，一个不属于美国史学会的人--北海前门文津街中国图书馆馆员、杨翼骧先生西南联大同班同学。他把当时国家图书馆美国史的书分类编辑，编了四本，到1974年，免费发给各校。那是很大的帮助。他那里的书多，大家受益很大。除此之外，对美国史有研究兴趣的同志把本校书编辑起来。咱们学校是林静芬老师做。这是开会决定的第一项事。”[13]

南开美国史资料室在80年代中期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编了一套《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美国史（英文）目录（上、中、下）》（南开大学图书馆、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中心编，1985年9月），三大册，A4油印，共487页，另附“著者索引”122页。目录分四大部分：（一）杜威分类法、（二）中图分类法、（三）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四）美国史研究室藏书。

该目录的八页前言中讲到：

“本书目收录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所藏有关美国史的英文图书，约计4,300册，截止于1984年底。目录页标出图书分类页码。书后附有作者索引。”

“本书目系校图书馆和美国史研究室共同努力的结果。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冯承柏、林静芬、倪亭同志。校图书馆西文编目室的同志协助做了不少工作，余茂春和历史系部分80级同学协助抄录书卡。”

“南开大学历史系 美国史研究室 杨生茂 1985年7月”

然而收集目录的工作没有就此完止，1987年1月美国史资料室又编印了一本续集。续集的“说明”讲到：

“本书目续补1985年1月至1986年12月校图书馆和美国史资料室新进图书及1985年9月所印三册书目遗漏之书，共收入

2，200余册。”

“历史所 美国史研究室 林静芬”

可以想见，在没有电脑的80年代，这些登录、查补工作是十分繁琐的。今天，虽然电子技术很发达，但是师生们经常反映会出现有书没号或有号没书的情况。赵学功老师说，到今天他有时还翻看这四本索引，以查对、弥补电脑上图书馆缺失的信息。

其他院校也做了类似资料目录收集工作，比如，为了配合杨生茂先生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美国外交史”的写作，《美国外交史》编写组在1987年搞了一本《美国外交史中文书籍、论文和资料索引》，目录分17个部分，如“美国外交通论”、“美国外交史学”和“美国外交史（一、二、三）”等，油印，A4页共301页。该索引的前言讲到：

“本索引收集有关美国外交史的中文书籍、论文和资料共约3000册（篇），截止到1986年底。编印此索引的目的在于为我国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与教学的同行们提供一部可供查阅的工具书。”

 “杨生茂 张宏毅 1987年7月”

此前，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历史研究室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论美国》，铅印，16开本389页。其“编者说明”讲到：

“先后参加本书选编工作的有杨湘海、钟文范、王锦瑭及其他几位同志，由王锦瑭同志最后归总”。

“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  1980年6月”

我看到的另一本油印的资料，是1985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搞的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Richard M. Abrams教授的英文讲稿“Busines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ety”，A4 230页，也被分寄给各校，以补资料匮乏之急。当然还有一些我目不能逮的类似资料册子。当时好几个大学争相做这个工作，然后无条件地赠送给需要的大学资料室或个人。从这三个例子里，我由衷地对当时的美国史学者们、尤其是那些组织和负责资料搜集整理的人们心生敬意：首先，这是个集体劳动，费时费力，其中没有丝毫个人的名与利；其次，当时这种资料分享精神是多么简单而又高尚。南开美国史资料室也因兄弟院校的资料和资料信息馈赠，显得丰满起来。

南开美国史资料室外文书籍的另一个来源渠道是到国家规定的两个海滨城市的图书周转站，挑选从国外海运来的二手英文书籍。1986年刚刚留到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徐国琦老师，只身前往上海，挑选有关美国史的书籍。1988年他又和李剑鸣老师一同前往青岛海洋大学，第二次为资料室选购外文书籍。这两次重要的选购令资料室增添了不少的书籍。后来天津也成为中国图书周转站之一，南开大学图书馆负责这个工作。我们也就近水楼台，从这里购买不少美国史书籍和系列档案资料。到2000年资料室由主楼搬到文科楼之前，仅美国史资料室藏书就约五千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家对教育界投资力度不断加强。受惠于国家“211”和“985”等工程项目的建立，南开美国史资料室得到了迅速的补充。2010年杨生茂先生故去后，家属向资料室捐献中外文书籍和刊物约两千本。到现在为止，美国史资料室所藏美国史书籍约一万五千本。

南开美国史资料室历来具有不少优势，比如，我们很早就拥有国内少有的、比较齐全的《美国对外关系文献集》（FRUS）。世纪之初，我们又进得不少成套的档案文献，如《美国十年录》、《英国外交文件集》、《美国总统文件集》、《美国法令大全》（平片）、《美国与远东关系》等多种资料，仅2004年一年就购买20万元缩微胶片，51万元书籍。那张订单上“经手人”处的签名是“李剑鸣”。大约2004年，美国史资料室扩充为以美国史书籍为主的世界史资料室。

一个单位的学风如同家风一样，代代相传。在老一辈视书如命、集腋成裘精神的鼓舞下，南开美国史团队在图书资料方面也传承了一些优良的传统，比如对图书资料超乎寻常的关注感。80年代初，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中的栏目“Contact”有一则不起眼的消息说，谁需要书、住处、找教授，它都可以当中间人。杨先生去信说，我需要。于是南开美国史资料室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这个杂志在国内其他一些院校也有订阅，但只有杨先生首先捕捉到这个信息，并且立刻行动。受南开美国史资料室的启发，王晓德老师调到福建师范大学后，把资料建设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在社会历史学院建立了“美洲史资料室”， 其中有美国史、加拿大史和拉美史的藏书。[14] 这样的规模在国内也是比较少见的。给外人的感觉，这个资料室好像瞬间饱满，实际上每本书都包含王老师多年的精心积累和无私奉献。这与有没有经费关系不大，关键是要有公心和对图书资料特殊的关注感。此外，每一个从南开美国史毕业的学生都是一个拥有上千份册纸质和电子版的资料库。他们像种子一样，遍及祖国南北。第二个特点是资料分享精神。南开美国史不仅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高校美国史研究资料信息共享活动的发起单位之一，而且，目前师生间仍无论专业、不分彼此，只要有好的资料来源信息，大家就相互转告，甚至那些已经毕业了的学友，还在积极地给我们提供信息或幸福地享受这里的资源。这里仅举例几枚，校内的老师如张聚国、罗宣；校外的老师如孙晨旭、贺建涛。再比如，南开美国史比较注重训练学生对资料的敏感性。当年在新生入学后，杨先生总是要求他们首先采集资料信息，甚至强迫他们站到图书馆的卡片柜前把相关书目用笔抄下来。学生当时不理解，又不得不为之。看起来这个办法有些笨拙，但相当有效，甚至惠及学生毕业工作之后的教学与科研。目前资料分享精神随着电子信息的飞速进步已经有了新的意义和形式。杨先生的关门弟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取得图书馆信息专业硕士学位的罗宣老师，在中国率先开设“电子资源利用与美国史研究”的课程。通过她的教学，学生们在资料获取方面的能力成倍扩展，南开美国史资料室也得到了无形的和无限的延伸。

南开美国史资料室不仅为藏书之地，也与美国史建设密切相关。杨生茂先生的开门弟子王玮和中国第一个美国史博士任东来的毕业论文答辩就在此举行，许多硕博研究生录取复试也在这里。所以，凡与此有关的人对资料室都有特殊的记忆和感情。杨先生曾在90年代末记述，“据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司编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高校“八五”科研规划咨询报告选>（1995年10月高教出版社）一书载称：十余年来，高校有关美国研究的主要研究项目中，个人负担或主持资助项目最多的是杨生茂教授（6项），承担最多的高校是南开大学（17项）”。这其中也透射出他对南开美国史学科的自豪。

不久的未来（约在2015年7月），南开美国史资料室即将和历史学院一起搬至新校区，结束它在南开园五十一年的故事，揭开它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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