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庆昭先生谈做研究和写专著：30年前我是怎样写《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的
做研究和写专著，是每个研究人员都要做的事情。我很惭愧，在退休前只写了一本专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开始为这本书做研究是在1986年，距今30年了。那时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专著、特别是独著还不多。我退休以后又写过两部关于英国的著作，《米字旗下的约翰牛》和《英宫往事》，也下功夫做了研究，但是这两本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我现在这个年龄做研究已经不行了，不过来说说自己过去做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也许还能有废物利用的地方。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就姑且一听吧。
眼前这本《从雅尔塔到板门店》，1992年出中文版，1993年出英文版，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目前已经出到第三版，英文版康奈尔还在卖，国内网上也在卖，说是进口的新书240元一本。1986年那年我55岁，比在座的多数朋友现在岁数恐怕还要大一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真为写专著下功夫，那么从现在开始抓也还不算晚。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1984年夏天，所里派我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一个由国际史学会召开的会议，为下一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二战抵抗运动专题做准备，这是这届大会三个主题之一。这次开会让我跟国际史学界有了直接的感性接触。通过接触我明白，在国际史学界，中国学者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发声，有话语权，这就得让许多专著、论文走出国门去。有了这样的坚定认识，从布拉迪斯拉发回来后，我就决心一定要写一本可以拿出去的专著。
我结合本身的条件，觉得一本可以拿出去的专著，要符合以下几点：主要使用原始档案文献资料；对人对事拿出作者自己基于史实的判断；用大众化的语言和文风来表达；用国际通用的文字——首先是英文——写作；最后，既然读者瞄准的是外国人，书最好是在国外出版。我研究工作的主业是二战后美国外交史，决定把专著的题目定为《杜鲁门外交》，因为杜鲁门时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搞清楚了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就容易弄明白整个战后时期的美国外交了。决心既下，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就是开宗明义第一点，要下决心，下决心去写一本专著。
做研究的机会
不言而喻，做这样的事情非去美国搜集资料不可，但是那时去美国的机会不多。怎么才能去呢？说来也巧，机会来了。1985年1月，社科院外事局找我，说有个美国学者要见我。一问才知道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他作为一个文化使者那样的身份，被美国新闻署派到中国来讲演，要在北京停留几天。他从美国启程之前，一个我在国外开会时认识的美国学者史密斯建议他来找我，算是有个熟人。我见了托兰和他的日本裔妻子松村寿子。谈话中，托兰问我下一步在学术上打算干什么？我说想用英文写一本关于杜鲁门外交的书。他表示非常赞成，相信我一定能写好。
经过托兰向美国大使馆文化处介绍，由陈翰老、杨生茂先生写了推荐信，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美国代表团团长戈登·克雷格教授请斯坦福历史系作为我的接待方，这样我就成为一个受富布赖特项目资助的学者。
诸位看，第一要有决心去作研究写专著，第二要确定好一个题目，第三要找到去做研究的机会。到了这一步，三者都有了，往下就看自己努力了。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对几位提携我的老先生的感谢：托兰、陈翰老、杨生茂先生和克雷格教授，还有我的美国朋友、二战情报史专家布雷德利·史密斯，是他把约翰·托兰和克雷格教授介绍给我的。当然还得有所里的支持，特别是朱庭光、程西筠、张椿年诸位所领导。我这兵马还没动，就有这么多位出手相助。人要有感恩之心。好多事，看来好像是自己努力成功的，好像馅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实要是没有别人帮助，是不行的。
1986年4月，我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动身去美国，以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为基地，为期一年。在这一年里，我要收集到足够的原始档案、文献等第一手资料，做好研究，让我能够用英文写出一本《杜鲁门外交》来。
我能行吗？到这时为止，我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美国外交史的论文；对于杜鲁门外交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在英语的听说看写四项中，在当时写是我的短板，主要的原因是实践太少。不过我想还是要胆子大一点，没做过的事情也要敢去试试。
我想当时有不少人是不看好的，但是出于礼貌不说。有的美国人不客气，就直说了。在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一个美国教授对我说，我不羡慕你的项目。言下之意是你搞不成。
我怎样开始做研究
我4月下旬到达旧金山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就近在胡佛图书馆看了一些资料，觉得不是很有用。6月初，我去了位于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那是我做研究的主要场地。
我在这里讲一下我做这本书研究的路子。一般来说，人们要去写一个专题的论文或专著，首先要把现存的涉及这个专题的文章书籍都看个遍。我写杜鲁门外交没有这样做。这个专题是已经被人写得很难再写的了，但是中国人还没有认真写过这个题目的专著。我决定，不管别人写了些什么，我直奔档案文献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写出自己的特色。同时，我也怕写出来的东西跟别人雷同，让人指责抄袭，所以没有为写这本书而再去看别人写的论文和专著，虽然在杜鲁门图书馆这类东西汗牛充栋。说实话，我对于抄袭别人的东西的行为很不理解，我躲还躲不及呢。
做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搜集材料。我认识一个当时在哈佛做博士论文的奥地利学者，他到档案馆和图书馆，一见跟他课题有关的资料就复印，最后复印了一抽屉。我则不然，我是边看资料边思考，觉得将来可能用于写书的就记录下来，最后主要凭两本笔记引着我写出了书。我所以跟那个奥地利朋友做法不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穷，没有钱复印这么多，二是认为没必要。我笑话奥地利人说，你们日尔曼人做事太机械，你复印的东西最后在书里十分之一都用不到。这位朋友现在也是个大学者了。
当然，这种做研究的路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划一，每个人条件不同，择其所好或者是所能及而已。比这远为重要的是，作者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用哪个角度来看问题。
核心问题是要用中国人的眼光
前面讲过，杜鲁门外交这个课题，已经让人写滥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写呢？因为中国人还没有怎么写过，那就是说我要以中国人的身份来写。有人鼓吹要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世情，我觉得很困难，世界在哪里？你脚站在哪里？我们说世界视野，是指眼光扫过去视野开阔，然而发出眼光的眼睛本身还得有个立足点，这就是立场。古今中外，世界上大概没有一本纯客观的历史书。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更是不可能纯客观的。
中国人的眼光体现在哪里？要在书里面通过对人对事的叙述和评论来体现。这个所谓中国人的眼光，是指我这个中国人的眼光，而不是中国人总体的眼光，或者是中国政府的眼光。前者根本没有，后者得政府组织人按照要求去写，而我不是。因此，这本书必须是我自己的原创，反映我个人的观点。这种个人观点也不是天马行空，毫无边际：一个人爱祖国，跟一个人爱美国甚于爱祖国，观点当然就会南辕北辙，大不相同。我在1987年就本书的工作进程向当时的副院长李慎之先生做过汇报，孟老师跟我一起去的，美国所的一些老师也在场。李先生听后说很好，不过文责要自负哦。我的回答是，那当然。
做研究的过程
我在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先做了两个月的研究。美国的总统图书馆的馆藏主要有哪些呢？一是总统离职前手中有的政府文件，允许总统带回去放在图书馆里；二是总统私人档案；三是总统身边人（助理、秘书、参谋等）的文件档案；四是跟总统有关的人员（朋友之类）的档案；五是总统离职后发生的档案文件，像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以上这些资料中，第一类跟国家档案馆馆藏会有重合，别的都是总统图书馆所独有的。美国的联邦级档案的收藏和管理，有一个国家档案署总其成，总部就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开始，退职的总统都有总统图书馆，在国家档案署管辖之下。这些图书馆基本上都设在各个总统的家乡，其场地建筑属于国家公园系统。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就设在他的故居所在地，密苏里州独立城，离故居不到一箭之遥。
两个月的研究，我浏览了跟主题有关的主要档案和资料，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书的轮廓，而后就离开独立城去华盛顿做研究。在路上，我先去威斯康辛州拉克罗斯跟约翰·托兰见面。拉克罗斯是托兰的老家，有他许多亲戚朋友。托兰在他的自传里对我跟他的交往写了一节。整体讲得是对的，细节有不对的地方。他对我们这次见面有所描述，也是整体对，细节有岔头。我在杜鲁门自传里发现了跟实际情况不符的地方，后来看到托兰的自传，我就想，回忆录和自传都很难准确，别人写的就更难了，搞历史的人确实需要多考证，孤证肯定是不行的，回忆录和自传一般不能作为写作的主要历史依据。我和托兰在拉克罗斯商定，等他回东部我去他家具体商量我的书的事。
我到华盛顿主要是在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和国家档案馆继续做研究。手稿部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有许多人的个人档案保存在那里，向研究者开放。托兰就有几本书的研究档案存在那里（还有一些在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很可惜，我没有时间看很多东西，只能集中看跟杜鲁门有关的档案。我在华盛顿一个来月，到后没几天就去托兰家找他。
约翰·托兰住在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的山里。他给房子起名红房子（Red House），是针对白宫而言。托兰曾经是美共党员，大概在1940年由于不满苏共指挥棒而退党。他入美共是受了在纽约的中共党员的启发，斯诺对他也有影响。他想做一个斯诺，对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一直有好感，几十年没变。托兰可以说是个奇才，关于他的故事讲半天也讲不完。他看人特准。我举个例子。我刚认识他时他曾对我说，他去菲律宾见总统马科斯的时候，见到在场的一个军官，觉得此人不凡，对中国友好，值得注意。果不其然，此人后来做了总统，就是对中国友好的拉莫斯。在红房子里，托兰给我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这书的核心是“中国人所见”（Through Chinese Eyes），也就是我这个中国人独自的见解。这点跟我自己的意思完全吻合，于是我们干脆把工作书名定为《中国人所见》；二是书要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要让商业出版社去出版。我的本意就是要在国际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当然同意了。
很快，托兰就对我说，已经跟出版了他好几本书的出版公司讲好，要跟我见见面。于是就在1986年夏天，托兰带我去纽约一家大出版社双日出版公司（Doubleday），商谈这本书写成后的出版事宜。在托兰的推荐下，双日公司对于我的到来还很当回事，出面接待的有一位出版部的副总裁、托兰的编辑卡罗琳、还有请来的书评家，一共六七个人，有酒和茶点招待。我向他们介绍了写书的计划和准备情况，他们提了一些问题，我一一作答。最后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他们要看。我说两年后，1988年秋天，他们颇感惊奇。这次见面也定下来由卡罗琳来做我的编辑。
我的富布赖特项目为期一年，到1987年4月就结束了。我在美国呆了10来个月，自己估摸着写出书来有八成把握了，但是面前还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这本书虽然是美国外交史，但是涉及到中美苏英四大国，光用美国档案是不行的。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档案都不开放，没办法。英国档案是可以查的。感谢北大张芝联先生帮忙，介绍我去做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访问学者，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6个星期的档案。另一个问题是写书的过程需要随时查资料，所以还得争取再到美国。说来凑巧，我经克雷格教授介绍去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见他的学生、中心主任比林顿。比林顿接受我到中心做两个月客座学者，时间定在1988年。于是在1987年初我向富布赖特项目的执行单位提出，为了完成这本书，我希望在中国和英国工作几个月之后，在1988年回到美国来动手写。威尔逊中心会支持我两个月，希望富布赖特项目在1988年再给我半年支持。据说富布赖特项目还没有遇到过申请延长的事，这回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在1987年4月回到国内，秋天去英国查档案，转过年来先做半年富布赖特学者，再在夏天到威尔逊中心做研究。就这样，到1988年秋天，我的书的初稿写出来了。我交给威尔逊中心的成果就是本书最后一章《杜鲁门外交诸因素》，英文是The Dynamics of Truman Diplomacy 。
出版的曲折
就在这个时候，托兰告诉我出版的事情发生了变化。双日公司换了主人，公司卖给了德国人，出版路线和方向改变了，原来接待我的高层和编辑卡罗琳都被炒了鱿鱼，我的出书计划也就泡汤了。不过，他说不要紧，他把自己的文学经纪人勃兰特介绍给我，让我去见他。勃兰特先生是纽约著名的文学经纪人，在时报广场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浏览了一下我的草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定稿，我说1989年初。他说那好。出版事态阴转多云，有点眉目了。我把书稿带回国内进行修改，到了1989年春节过后，我托一个回美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把书稿带去纽约，把它放到了勃兰特的书桌上。不巧的是，还没有等勃兰特处理好我的书，中国开始逐渐热闹起来了。在春天的时候，勃兰特说现在中国问题专家都去跟踪现状了，没人有功夫来顾及历史上的事，他找不到合适的专业人士来处理我的书稿。过了几个月，他说找到了一个专家来处理和润色书稿，不过人家要求参与署名。我心中思忖，“中国人所见”怎么出了外国作者？就没有同意。1989年底，我应邀去旧金山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接着在美国开始了一个新项目的研究。经与托兰商量，我去纽约见勃兰特，谢谢他的帮忙，把书稿取了回来。
没有文学经纪人，就不能走商业出版而只能走学术出版途径了。1990年，我在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历史系教授杜鲁门对华政策的课，同时在杜鲁门图书馆做新项目的研究。以教书换资助，这是我感到不能总是拿人家的资助而采取的筹款办法，由杜鲁门图书馆佐布里斯特馆长帮助我实现了。托兰到密苏里来看我，在我们一起去一个书展的时候，他遇到了堪萨斯大学出版社的一个熟识的编辑，这位编辑表示愿意出版我的书，但是要求我把它改成一本讲杜鲁门时期中美关系的书，这样一来我至少要砍掉四章。为了出版，我也认了，同意修改。但是我改好了他看后说，他这是要给学生当参考书用的，希望我每谈一个问题后要点明中心内容，好让学生们吸收。这样一来，就完全改变了我不当教师爷而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内容的初衷，实在没法照办，只好谢谢他，书不出了。
为了写这本书，我先后拿了美英两国政府所属机构大概3万6千美元的研究资助, 这在30来年前不算很少了。当初答应给人家交一本英文书，现在两手空空，没法交代。在美国碰了壁，想想还是回祖国后看看有何办法。1990年秋天我回到国内。我去找了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外文出版界人士——新世界出版社的陈总编辑。陈总编听我介绍了书稿后说，这本书值得出版，你最好先出一个中文版，因为如果我这里需要送审，不知道是谁来审，万一给否了，可就不好办了。如果有一个中文版在前面开路，出英文版就顺当多了。
感谢陈总编的点拨，我找朋友商量，首先就是跟孟庆龙老师，还有秦海波老师，决定先想法出中文版，就以英文稿为基础写了一个中文稿。为了防止书稿中的敏感问题引起麻烦，先在刊物上发表一部分，看看反应。这样，就先把讲朝鲜战争的两章合成一篇文章发表了，又把结论部分作为一篇文章发了。一看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才出了全书的中文版。我把中文版寄给了美英两国使馆，算是部分地还了欠债，但是拿不出英文版来还是我的心病。1992年我因事去美国，带了英文书稿。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是康奈尔大学出来的博士，他看了我的稿子，推荐给他在康奈尔的朋友。随后他们请我去康奈尔讲讲这本书。我去讲过不久，康奈尔的东亚丛书编辑部就决定出版我的书了。英文版终于在1993年面世。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一秘写信说，很多富布赖特学者回中国后都说收获很大，但我从你这里收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书。英国文化参赞写信说很高兴他们能对成书做点小小的贡献。且不管书写得怎么样，我把中英文版的书拿出来了，对两个使馆的承诺总算超额兑现（多了一个中文版）。
我作为中国人对杜鲁门时期美国外交和大国关系的看法
一是冷战起源。对于冷战的起源，世界上说法很多。我的看法是，大国对战后世界结构的设计出了问题，导致了冷战。这个结构的基本点有二：盟国在联合国组织内的合作；美苏划分了势力范围。“这两个平行结构基本上是矛盾的。除非有着某种协调机制，这两个结构一定会撞车。”“如果要这种结构有效，必须具有强大的机制。”“要么赋予联合国以超政府权力……要么得有超自然的威力来慑服各国。”“不幸的是，当时两者都不存在。”“当时只有一个君子协定。”
二是关于两霸。“到了大战结束时，波兰再次成为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争夺的牺牲品。西方想以民主和正义的名义来干预波兰，苏联则以革命的名义来反对西方大国的野心，它要波兰像行星一样绕苏联这个太阳转，可是，又有谁来问一问波兰人民的看法和理想呢？！”“一个超级大国以民主和自由为借口，另一个则以革命和国际主义为名义。这是战后几十年里一切麻烦事的最重要根源。”
三是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举几个例子：
罗斯福和杜鲁门。我在本书第一页上就指出，“在杜鲁门接任总统前，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早已勾画了战后世界格局的蓝图。故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并没给杜鲁门多少回旋余地。”我在后面说，“罗斯福曾在开罗口头答应（向蒋）提供总共90个师的装备。”“霍普金斯认为，罗斯福……有三个目的：确保中国继续打下去；加强蒋介石对付‘不听话派别‘的力量；实现罗让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愿望。”有人说罗斯福对中共友好，又说罗斯福使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是对中国好。最大的不听话派别就是共产党，他友好吗？让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不是满足中国的希望而是罗自己的愿望，为什么？让中国在远东抗衡苏联。后来中国变成红色，美国就去武装日本。这不是很清楚吗？由于国内一些研究者总是无根据地说罗斯福的好话，误导青年，在这里引用1990年9月我在美国举行的斯诺学术讨论会上说过的一段话，后来登在我所《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上。我说：“在中国，罗斯福被认为是个好人，杜鲁门则是个坏人。但是这不公平。帮助国民党和不承认共产党的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是杜鲁门发起的，发起人是罗斯福。美国政府答应给蒋介石装备90个师，不仅为了打日本，而且为了战后对付‘不听话的派别’，主要也就是共产党。美国做出以上承诺时杜鲁门还是个只代表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杜鲁门并未参加美苏合谋在战后扶蒋抑共的雅尔塔会议。当杜鲁门就任总统时，他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杜鲁门有他自己的问题，罗斯福也有自己的问题。说罗斯福对中国有好感是把国际关系等同个人关系。罗斯福对中国如何，是由美国利益来决定的，跟个人好恶没有关系。孟庆龙老师最近主要依据美国陆军军史的记载，对于美国二战期间对华军事合作和援助有很精辟的分析，充分证明这种颇为流行的好感说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能成立的。
赫尔利。赫尔利这个人自负、鲁莽、愚蠢，没有做好必要准备工作便自作主张，在延安谈判和签署了一个国、共、美三方协议，结果回到重庆让蒋介石给否定了，下不来台。但是赫尔利并没有自己的政策，他执行的是总统的政策。我在书中说，“毛泽东对于赫尔利的批评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不断受到中国学者的引用，好像事情都坏在赫尔利身上。其实毛用的是政治语言，是用敲山震虎不点名的办法批评美国政府的决策人，首先便是罗斯福和杜鲁门。”
史迪威。史迪威对二战中国抗战有贡献，但是他对位居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出言不逊，是对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人的不尊重，反映出他作为美国人的倨傲态度，对此不能叫好，而要批评。我在书中说，史迪威“大概不会把对一位中国领袖说话的口气用在自己的美军上司身上。这里仍然有一个列强怎样看待中国人的问题”。
四是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的关系。我写道，“杜鲁门当局的表现充分证明，国家的利益，或者说决策者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或他自己政党的利益，是首要的，意识形态的取舍是第二位的。意识形态往往充当实际利益的奴婢。”
五是东单事件。本书对1946年12月圣诞夜北京东单强暴案及其后续发展做了研究和叙述。这个案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成为中国革命高潮的标志之一，但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历史书几乎全无涉及。没有想到的是，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国内有一个教授出来替施暴的美国兵翻案。我在书中根据从美国海军军法处查来的国家档案馆档案材料所提供的证据，使翻案谬论无以立足。
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领导面临东西两方压力的艰难之处。向苏联一边倒是唯一可能的选项，别无它途。
七是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在20多年前还是禁区。我的原则是，未必把所知道的真话全说出来，但是一定不能说假话。所以我既不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战争，也不说北朝鲜方面发动了战争，因为我的确没有根据去说。我提了三点：有关国家的档案还没有开放，没法说；南北两方内战，别人不该说三道四；造成南北分裂的是美苏两家，发生冲突他们责任最大。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说出来而已，第一点就是为档案开放后预留余地。
八是论朝鲜战争各家得失。其中又以苏联收获最大。
我在上面举了这几个例子，这些看法。既没有参考别人的说法，也没有跟人讨论过，是我这个中国人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而不要人云亦云。杜甫在评价李白诗的时候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意思是，李白的诗写得所以好，一是有飘逸洒脱的气质，二是有自己的创新。这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快乐地做学问，不走别人走过的路。有不少美国学者做学问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总引用某某人的说法，而自己拿不出看法来。但是看法也有个标准。我给自己规定了两条。一条是说话要有根据。评论可以多样，而事实不能编。本书一上来就是蒋介石听到罗斯福去世的消息，面色转灰，早点也吃不下去而走开了。我又不在场，怎么知道的？来源是《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另一条上面已经提过，就是不说假话。我不见得把我知道的事都说出来，但是我说出来的一定不是假话。
对这本书的评价
对《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的评论很多。先说批评意见。我所见到的批评主要有两份：一是我们院美国所办的刊物《美国研究》对本书评价不高；另外一份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孔华润，批得一无是处。至于好评，出版社为了弄得热闹一点，把国内外的一些好评印在了第三版书的封底，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托兰为这本书写了序，他当然支持。我最看重的是罗伯特·巴内特的评论，因为他是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的主管官员，态度友好的中国通。他这个做实际工作的人的肯定，说明我这本书写得还比较接近历史事实，是很大的安慰。
我自己认为，这本书的主要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原始档案资料不全。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档案根本不开放，美国和英国也有不少没有开放。不过这种遗憾永远都会有。二是这本书对美国揭露得还不够。书是在两霸相争而中国跟美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写的，而出版已经是美国一霸独大的时候了。此书有着20世纪80年代的烙印。要是现在让我写，除了档案会有补充外，书的基调也会有所不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嘛。
功夫在诗外
有人问我，你过去没有写过书，怎么一下子就写了这么一本书，而且还是用外文？
好几年前，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苏州开年会，会上让顾问们都发言。我没有别的词儿，谈了点个人的体会，就是“功夫在诗外”。我想这几个字也许可以回答上面提的问题。
我为这本书做研究和写作，是在我55岁到57岁之间，所以可以说是毕大半生的积累而为的。
我9岁在昆明南菁小学上5年级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到现在虽然可以用，但是还没学好。我有时看到报道，说某人精通多少国语言，不禁哑然失笑。精通两字有谁能当得？我们13亿中国人当中精通中文的有多少？但是没学好也可以用，所以我就斗胆去用英文写书了。写好了稿子，请国内国外文字功夫好的朋友帮忙修改润色，最后还有编辑嘛。这个英文关就算闯过去了。而且写过这么一本书，用英文写作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了。
我觉得，搞历史的人一头扎进历史书里去，别的不顾是不行的。很多功夫在诗外。
功夫在诗外，本来是南宋诗人陆游论作诗的一个观点。 他的意思是，作诗不能光弄诗，要有修养学识等等气质上的东西，诗以外的东西。搞历史的人也要有历史之外的东西。文章、著作、诗词都是性灵的东西，源自人的气质。你看汉朝贾谊的《过秦论》，唐朝韩愈的文章，毛主席的文章著作和诗词，何等样的气势？！
我体会，搞外国历史的人，当然要有必要的史学学术功夫打底，同时也至少要在三个历史以外的方面加强修养。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祖国传统文化，三是对你研究的国家既要有逻辑上的认识，也要有形象上的认识。前两者是做人的根本，离开这两项去搞外国历史，不小心就会被洋人洋东西洗了脑，成为洋奴。不过我这个说法大概有不少人不赞成，我在这里立此存照。今天重点讲要了解我们研究的这个国家。
电视剧《少帅》里张作霖对张学良有一番话可以给我们以启示，他说：“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人情世故。”（据说源自文天祥）我们研究美国，就是要研究美国这个江湖，要懂得人家的人情世故。这不可能是一日之功。我从9岁起开始看外国翻译小说，其中包括美国小说。我的兴趣主要不在文学，而在小说描绘的社会、人情世故，也就是江湖。我看的美国低俗小说（pulp fiction），不计其数，20来岁的时候，就看了好几十本原版的梅逊探案。我也是从9岁起看美国电影，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一线电影演员，绝大多数我看一眼就能说出名来，连杜鲁门图书馆的美国人也很吃惊。那个时代的美国歌曲，我也能哼唱不少。直到现在，我经常看美国和英国的电视剧，演员我也知道不少。美国竞技体育三大球：棒球、篮球、橄榄球，我最爱看棒球。我们国家不转播，所以现在看不到了。你知我每天晚上睡觉前看什么书？其中就有厄普顿·辛克莱的《兰尼·巴德》系列小说，一共11本，从美国人的角度讲20世纪国际风云。我高中上了3年浸礼会办的教会学校，英文是由美国差会派来的老师教的，接触了不少基督教文化。退休前由于工作原因在美国前后呆了3年来，退休后在英国前后呆了差不多5年。总之，美国和西方文化的风熏了不少，但是我不追星，也不羡慕美国和西方的生活方式，讨厌说中国话带外国字。我是中国人。
然而，通过书本、报刊、电视、电影、音乐、体育等等和美国文化的接触，加上在那里的生活，这些诗外的功夫，日积月累，使我对美国这个江湖懂得了一些，这对于我搞美国历史有很大帮助。我这个法子，不一定对别人都有效，但是不妨一试。每天抽一点时间来了解美国这个江湖，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
也许你会问，我解放前上完高中，当时并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美国人和教会没能洗了我的脑？我想跟我所经历的时代有关系。我那个时代先是抗战时期，人民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接着又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中国革命高潮，虽然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这个大环境给了我巨大影响。我自幼在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加上爱国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影响，让我从来就以做中国人而自豪。18岁时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快就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建立了政治信仰。感谢美国反对新中国，我们建国一年就抗美援朝，想让有热血的青年亲美都亲不起来。以上大概是美国人没洗成我的脑子的原因。我这一代人很多都是这样的。
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美国的重要性不用多说，研究它，了解它，任重道远。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是追不了了，希望年青的朋友们努力！
（华庆昭2016年10月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美史学科讲座上的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