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主编杨莲霞女士在纪念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很多的史学工作者（包括大中学历史教师、科研人员、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都希望将自己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借助一个平台进行分享，借以达到相互促进和共同提高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下半年，京津两地七位史学工作者张政烺（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生茂（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光璧（时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傅尚文（时为知识书店出版部主任）、孙作云（时为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丁则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及关德栋先生商定筹办一个刊物，定名为《历史教学》。

经过一番筹划，由“天津市新史学会”第一任会长、当时受天津市文教部之邀每周讲一次世界近代史的杨生茂先生，向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提交了筹办构想和出版申请，立即获得批准，也得到时任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黄松龄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恳切鼓励,并嘱托天津知识书店协助完成出版和发行工作。七位同人成立了历史教学月刊社和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委员会，李光璧任主编，杨生茂等六位先生为编委。1951年1月，《历史教学》月刊正式问世。该刊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创办最早的史学专业期刊，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史学专业杂志，也是当时刊出世界史论文最多的杂志。

第1期《历史教学》的一切费用由知识书店垫支。月刊《历史教学》第1期完成印制进入发行渠道后,第2期已经完成了编辑、排版、校对工作，此时，第1期《历史教学》还没有结算到发行回款。知识书店印刷厂也不再预垫经费,这样，第2期刊物印刷费没有着落。于是编委们又自己筹集第2期的印刷费,几位创办人每人都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些，但杯水车薪，张政烺先生售卖了包括自己珍藏的一部“二十四史”在内的存书,其他编委有的还借了债,这才凑足2期的印刷费。为了节约经费,第2期刊物在一个只有一台平板机的小印刷厂印制,印装质量都很不好。第3期、第4期也是编委们变卖家物（皮袄等）、自掏腰包等才筹集的印刷费。据傅尚文、杨生茂先生在《历史教学》创刊35周年发表的纪念性文章《美好的回忆》记载，大概在第5期以后,编委们才知道可以到银行贷款。人民银行给予大力帮助。他们后来才知道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为了《历史教学》的出版工作,已跟银行打了招呼。

《历史教学》创刊号印行2000册，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逐渐上升，到1952年，发行量达10000册。当时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成立，《历史教学》创办人商同史学分会申请刊物由中共天津市委领导。市委宣传部决定，自1952年7期起，刊物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并扩大了编委会，聘请史学工作者郑天挺（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时为南开大学总务长、历史系教授、天津史学分会负责人）、王金鼎（时为南开大学党总支书记）、魏宏运（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来新夏（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钱君晔（时为津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尚钺（时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荣孟源（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人员）、嵇文甫（时为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等参加编委会担任编委，原“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委会”改称“历史教学月刊编委会”，吴廷璆任总编辑，李光璧任副总编辑，钱君晔兼历史教学月刊社总经理。

《历史教学》创刊后的前两年，创办之处的《历史教学》只有编委，没有编辑部。 所以组稿、审稿、校对、出版、发行工作都是由编委们完成的,在津的编委李光璧、杨生茂负责组稿、审稿、校对工作，傅尚文负责出版、发行事务。在最初几期，编委及与其相熟识的作者的稿件，均无稿酬。随着发行量的增加，经费不但能够自给而且尚有结余，1953年，陆续调入五位专职编辑和出版行政人员，建立了《历史教学》编辑部，编辑部在编委会领导下工作。1954年，《历史教学》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发行量增加到40000份左右，出版工作日益繁重，需要政府直接管理。编委、总编辑吴廷璆先生在当年6月向文教委副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寒冰汇报了刊物面临的问题。梁寒冰当即向市委转报了有关情况。

    经天津市委批准，自1954年第9期起，历史教学月刊社并入天津通俗出版社；历史教学编辑部改为出版社的第三编辑组，对外仍用历史教学编辑部名义；同时增加天津市史学、教育工作者王仁忱（时为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耿夫孟（时为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朱星（时为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刘冀农（时为天津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韦力（时为天津市一中校长）、卢士林（时为天津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为编委，王仁忱兼副总编辑。市委宣传部将《历史教学》办刊方针确定“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新的办刊方针的贯彻使《历史教学》受到全国中学历史教师的重视和欢迎，因而也要求刊物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教学指导方针和满足全国历史教师的实际需要。

1956年，根据天津市委文教部的指示，编辑部负责人向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董纯才汇报了刊物的工作，建议刊物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接办。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研究决定：《历史教学》继续在天津市委领导下在天津出版，教育部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并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指定专人参加历史教学编委会担任编委，以建立经常联系。人教社副总编辑巩绍英、历史编辑室负责人邱汉生随即担任了《历史教学》编委。与此同时，在天津、北京、长春、兰州、杭州工作的史学工作者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翁独健（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万九河（时为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金宝祥（时为甘肃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沈錬之（时为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也应邀担任了编委。

1959年，根据天津市委文教部的指示，历史教学编辑部从天津人民出版社分出，成立了历史教学社，负责《历史教学》月刊的出版，由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领导。此后，梁寒冰（时为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长、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副院长）、左建（时为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潘强（时为天津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吴雨（时为天津社联秘书长）、梁卓生（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先后应历史教学编委会的邀请，担任了刊物的编委。

    1961年上半年暂时休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7月，《历史教学》被迫停刊，机构被撤销，办公地址被占用，人员被下放，图书资料受到严重损失。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从创刊时起的全部业务档案，包括全部审稿意见表，每期的原稿及校对纪录，作者读者来信原件及处理纪录，徐特立、马叙伦题写的刊头手迹，郭沫若、叶圣陶题词手迹，范文澜几次来信手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手迹等等，均遭毁弃，荡然无存。

1978年6月，全国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倡议恢复《历史教学》月刊。随后，期刊编委吴廷璆、刘冀农、左建、魏宏运、韩烽组成复刊筹备小组。8月，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复刊。10月，国务院教育部恢复了对《历史教学》的业务指导关系，人教社原编委巩绍英已逝世，邱汉生继续担任编委，并增补该社历史编辑室负责人苏寿桐、李纯武为编委。

1979年1月，《历史教学》正式复刊，同时恢复历史教学社。又新增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王玉哲和韩烽3人为编委，吴廷璆（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教授）任总编辑，刘冀农（时为天津市教育局长）、左建（时为天津历史研究所所长）、魏宏运（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杨志玖、韩烽为副总编辑。

1985年增加的编委有王敦书（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庞卓恒（时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程秀（时为历史教学社编辑人员）、张景贤（时为河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89年增加的编委有王连升（南开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王永祥（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澍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1998年，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但仍保留了历史教学社名称。

2012年，编委调整为：马敏、王子今、王日根、王先明、王利华、王奇生、王建朗、王晓德、邓小南、任贵祥、朱汉国、江沛、吴松弟、吴景平、张国刚、李长莉、李伟科、李治安、杨共乐、杨奎松、杨栋梁、沈志华、陈支平、陈志强、陈谦平、侯建新、俞金尧、桑兵、钱乘旦、高毅、阎步克、韩东育。

《历史教学》筹办于1950年下半年，创刊于1951年1月，南开大学是《历史教学》创始单位之一，杨生茂先生是创办人之一，任编委至2010年第7期。

《历史教学》是月刊，对稿件的要求一是要及时，二是要质量，稿源就成了待炊之“米”。刊物筹办地在天津，编辑、校对工作主要由李光璧先生和杨生茂先生负责，傅尚文先生主要操持印刷和发行工作，无另设专职人员。因大家分处各地，稿子要寄来寄去，其间不免耽搁时间。如遇发稿时稿子还不够，只能靠编委们挑灯夜战了。创刊初期，编委撰写稿件都不领稿酬。李光璧先生为《历史教学》撰文最多。杨生茂先生也撰写了不少文章。

《历史教学》的编委们对期刊所做的工作：一、商议筹办；二、沟通协调；三、编辑加工、校对稿件；四、筹集经费；五、撰写稿件；    六、领导期刊工作；七、组织大型学术研讨会；八、其他。   

自2002年以来一直为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历史教学》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收录期刊；因能及时反映教学和学术领域的最新成果，2011年《历史教学》被评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反映了《历史教学》在学术界广泛的影响。

目前，《历史教学》编辑出版工作，绝对不可跟大师们创刊时的作者团队和发行量相媲美，我想拜托、恳请各位专家（包括我们在座的编委们）给予《历史教学》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