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南炳文先生在纪念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非常感谢会议组织者给我参加这个纪念会的机会，非常荣幸。大家知道，我学习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主要是明清史，好像和美国史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我跟杨生茂先生很有关系，他是我的恩师。我是1961年进入南开大学的，来了以后才知道，历史系有几个专业比较强势。一个是明清史，再就是日本史、美国史还有拉丁美洲史。在接触当中，大家都说杨先生是学问特好、对人也特诚恳，所以我就特别注意了一下杨先生，看到也确实特好。

那个时候我们是五年制，前三年半是两门通史。其中，世界近代史部分就是杨先生给我们上的。通过上这门课，我们更加了解了杨先生。最初，我还真的萌生过要跟着杨先生以后再读书的想法，但是考虑到自己学俄文的背景，觉得考美国史不行，这才最后选择了中国古代史。因为听过杨先生的课，而且底下有一些接触，所以形成了对先生的一些看法。

第一点，我感到杨生茂先生品格非常高尚，事业心非常强，做事认认真真，从来不从自己的利益来出发。我举两个例子。建国初期，他作为一个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不久就做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代主任。但是后来呢，又调来一位先生。这时候，杨先生就主动地把主任这个职务让了出来。他完全是从工作出发，不考虑自己的所谓地位、所谓名誉。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表现了这样一种胸怀。后来到了1964年，美国史和日本史这几个研究单位就成立了。杨先生已经近五十岁了。可是他对工作非常非常认真，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住的地方是在南开大学老校区的最东边。青年教师们住的是南开大学最西边。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每逢要通知开个会这样的事，他一定是跑好远一家一家地、一个一个地通知到。所以老师们都说，杨先生太认真了。

第二点，我感觉杨生茂先生眼界非常开阔，什么事情能全面考虑，想得很深。有两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在八十年代初评重点学科的时候，杨先生是参加评议的。后来我得到消息，说会上有人说南开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没有特点。杨先生当场就说了一句。他说：“南开大学的中国古代史不是没有特点，是有一个特点，叫配套成龙。先秦史有王玉哲先生；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有杨翼骧先生；隋唐宋元史有杨志玖先生；明清史有郑天挺先生。哪个学校能有这样四位大将在那来领导、来主持？”这样一说大家豁然开朗，认为南开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是非常强的，应该作重点学科。他当时并不是本位主义，是完全服从全面的情况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从文化革命开始后十几年，在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都没有动，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当时就积压了好多人了。那么应该用什么方针来做职称评定工作？杨先生头脑非常明确的思想就是，首先要看你的学问达到什么水平，再一个，如果资历老的和资历浅的水平大体相同，优先支持青年人。那时候可不是这种风气。但是他想到了，而且他劝说几位历史系老先生共同支持青年人，使当时不少年轻人晋升了高级职称，包括我本人也是受到以杨先生为主导的几位老先生的支持。这对南开大学的发展后劲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思想，很有远见。

第三点，他是一个了不得的、有国际影响的、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以及美国史、美国外交史、美国史学史的一个奠基者、一个开拓者。大家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第四点，我感到杨生茂先生是一个了不得的教育家。他讲课听起来口才并不多么流利。但是，他说的都是要害，特别在如何治学上，对于大家很有指导，对学生的真正提高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以我本人为例，大家知道我主要是学习中国史的，但是就在听杨先生课的过程当中，和底下接触过程当中，起码有三点很基本的东西我是通过杨先生得到的，是受益一辈子的。第一，我记得世界近代史课口试的时候，我答过题后，得到杨先生的表扬。然后他就马上说出了问题。他说，“你谈的内容我们可以给你高分，你是把课堂上讲的内容都答出来了，而且比较系统。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你还必须读原始的东西，包括马列有关部分的论述，以及其他有关的原始资料”。说实在的话，当时我一听，正跟我当时的一种迷茫结合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正在读中国古代史，想要多用点力，读了好多当代的关于明末的文章。但是怎么也想不出写什么题目，怎么也脱不开那些文章的窠臼。经杨先生一说，我才意识到必须读原始资料，这样思路就打开。这是我当时深受启发的一个体会。再一个，杨先生在北京主编世界近代史回来后，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编这书的过程。他重点说了一点。他说，编书一定要把大纲搞好。他打比喻说，“就像抓中药得有中药架和中药斗。架子上的每一个斗都有药名，而且药名的排列是有规律的。这样一排，来了药就往那一放，该从那抓就从那抓。写书也一样，也必须首先把各个部分从整体上想好，列出大纲和思路，然后才能首尾贯通。另外，只想一个问题可能有片面性，跟别的一比较，这样就可以使它的片面性得到补充。”杨先生提醒的这一点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从那以后再想写文章的时候，不想通不下笔，把前前后后都想了、细节都想了再写。这就是杨先生教我的第二个治学方法。第三个，他讲到，用原始资料是重要的，但是原始资料或者别人的著作，你必须先分析它的背景。他写这个资料的时候，或者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他本人的处境是如何，他的经历如何。他说为什么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辨别资料，因为这些背景都影响他对资料的撰写和对文章的撰写。把资料写作背景弄清楚了，才能知道其真正的含义。杨先生的这一指点，对与我，一辈子受用。如果说现在我在明清史的研究上还做一点事的话，我想，这三个基本的治学方法，都是杨先生在我做本科生的时候，教给我的。因此，我联想到杨先生培养出那么多了不得的学生，就是他循循善诱，所以能教出好学生。

以上四点是我对杨先生一生的一个简单的印象，同时也是我认为杨先生是我的恩师的原因。今天在开这个纪念会的时候，我要对杨先生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杨先生您放心吧，您的美国史的弟子们都做出了越来越好的成绩。我作为您一个旁门儿学生，也在沿着您的道路前进。第二句话，我们作为后生，将来一定进一步学习杨先生，以杨先生为榜样，把我们的研究事业做好，不辜负我们所处的这个新时代。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