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镜生：杨生茂先生，一位淡泊质直的哲人 ——忆生茂先生对我的教诲

杨生茂先生，一位淡泊质直的哲人

——忆生茂先生对我的教诲

南开大学  陆镜生教授

生茂先生离我们去了，已几度春秋。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清正的文人风骨，他淡泊质朴的人格，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美国史研究领域中诸多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把握的准确，对它们的评论定位的适度，他朴素洗练的写作风格，他凝练流畅的文字等等，仍然水滴石穿般地刻在我的记忆中。研究美国史的同仁们对生茂先生的学术成就都有共识，不容我置喙。我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学术成就和风骨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著作文字是他的高洁情操的内化。我们在敬重他学术造诣的同时，亦深深感染到他的人格魅力。

我中年时来到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过学？习研究员，在中共中央机关当过干事，在政府机关当过翻译，如此混迹江湖20年后才来到南开的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殿堂。只是遇到生茂先生，他对我的知遇之恩，才使我能沉潜于我钟情的学术事业。

初来乍到，生茂先生要我同他结伴去北京出差。我们下榻在某出版社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广积粮，深挖洞”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地下室。推开房门，扑面而来一股淡淡的霉味。房里只有两张单人床和一张木桌。度过一夜，晨起外出，先生和我在胡同口的早点铺吃了火烧和豆浆，即辗转前往东西铁狮子胡同和中国人民大学旧址。跟研究美国史的同行讨论合作课题后，即匆匆返津。如此这般的出差有过数次。我惊异先生的俭朴，我自以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一生饱经人间沧桑，经历过折骨抽筋般的痛苦磨砺。一次，我问先生为何如此清苦。他说，他少年时读过私塾，启蒙老师教授老子的《道德经》：“我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启蒙老师也教导他学孔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同生茂先生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尘垢荡尽，顿觉澹定洁净。后来，在1983年初秋，我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无独有偶，生茂先生也来明尼苏达大学作一个月的访问。我们生活在一起，每天去图书馆都是安步当车，每天我们会做一顿晚饭，早餐都是面包加洗净的黄瓜或水果，在图书馆吃午饭也是面包之类的食品。我后来一直后悔没有照顾好先生，然而当时他总是那样的满足。若干年以后，我见他并不宽绰的客厅挂着写有“澹泊惜阴”的横幅。我问先生，为何以此四字为座右铭。他回答说，“《庄子•刻意》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验也，休则平易也，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先生一生真正实践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做到了先贤说的“身不严修者,私而意不诚。以德养身,行德方能致远”，彰显了他的史学家的历史使命和民族责任感，寄托着他的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他的“淡泊惜阴”深深地影响了我。我退休后一直是以戒为师，以苦为师。

我来美国史研究室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生茂先生编的《美国史译丛》第二期的笔译。这一期的内容是“美国外交史论文和资料”。这一工作使我终身难忘。《译丛》中有一篇题为《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关于派遣赴华教育委员会的备忘录》。詹姆斯给美国政府的这件备忘录建议用传播教育的方法，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他认为这是“最合意的和巧妙的方法——通过智育和精神上控制它的领导人物——来控制中国的发展”。他还建议将“庚子赔款”“交回中国”，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用于教育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我感悟到生茂先生编这一《译丛》的深意：提醒我国知识分子要警惕美国长期实行的对华文化战略，其主旨就是诱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在精神上美国化，做美国的代言人。后来我有一个学生去美国留学，他有一封给我的信谈及Richard Nixon写的Victory Without War，书中有一段话是：“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他们老祖宗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我看望已退休的生茂先生时，复述了尼克松的这句话。他听后沉默了片刻，突然我见他的眼睛熠熠生光，一言一语地像钢琴发出的顿音一样，说：“尼克松的话就是美国长期对华文化战略的纲领。无论日本，抑或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战略都是‘亡人之国，必先亡其文化’。”

生茂先生在短期访美期间，整天和我在图书馆伏案读书。一天，我见他的桌上放着Arnold Toynbee的十二卷的A Study of History和汤因比晚年写的一卷版的《历史研究》缩写本和Somervell写的二卷版的缩写本。一周后，他劝我读汤因比的书，并劝我背诵缩写本。他对我说，“汤因比是史学大师，读他的书，我们会对世界历史和思想文化有一个整体的鸟瞰。他做到了通世界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了，我们才会有零星，才能有气象、胸襟、眼光。不能只局限于专史的研究。” 我们晚餐后常沿着密西西比河散步。他本是寡言少语之人，但他对我提出的有点深度的问题，往往滔滔不绝，而我也受益匪浅。我认识到先生也是一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坦荡的人，乐意互相唱和。

生茂先生是一位史学界的名人。在图书馆，会有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来拜讨。来访者请教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交流。他们问先生中国古代社会是否是封建专制社会，中华传统文化是否是封建专制帝王用来愚弄人民的工具。先生对他们说：中国历史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治国理政根据的是圣贤的经典和智慧。比如唐太宗治国依据的是魏征，邀请当时的学问家编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精选的都是唐朝以前的古贤的经典。判断古代社会是否专制，要看是否有思想自由。中华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的历史，历代都涌现出杰出的思想家及其传世的经典。专制社会没有思想自由，出不了真正的思想家。古语有云：“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槛猿猴之势，面望其巧捷之能，必不可也。”中国历代的学术大师毕集，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他建议他们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希望他们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要让钱先生强调的中华文化社会不是封建专制社会和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封建专制文化的呐喊成为孤鸿哀鸣。他说，除个别例外，中国历代的治国理政都是分权，有点像现代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宰相是总经理。在教育上亦然：皇帝管佛陀教育，宰相管孔孟教育。当时生茂先生讲的很多。我只见他的目光是流动的火，是奔放的情。他的声音透出他内心的家国情怀。他希望留学生们用阳光的心态读中华圣贤经典。关于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交流，他说，了解西方历史文化，会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帮助我们善意对待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也会帮助我们认识和抵制有的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思想的扩散。他说，中国和西方都有思想家留下优秀的文化，我们不能褒此贬彼。倘若责备秋菊没有牡丹的丰腴艳丽，岂不谬哉。

生茂先生和我也受到美国教授的邀请去作客。他们的客厅有点像文化沙龙，交谈时也会出现唇枪舌剑。比如美国教授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先生对他们说，西方哲学是“主客两元”、“心物两元”，是“斗”的哲学，在现实中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导致对外的征服。中国圣贤主张“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主张“心物一元”，是“和”的哲学。明朝郑和下西洋，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从未在海外占领一个殖民地。

在美国教授的文化沙龙中，教授夫人最钟情于谈英美文学。生茂先生也乘兴同她们一起背诵英美文学名著中的段落，特别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她们深深地因有莎士比亚而骄傲。生茂先生向教授夫人介绍中国有一位跟莎士比亚同样驰名世界文坛和剧坛的汤显祖及其英译作品。然而教授夫人对中国文学巨匠和剧作茫然无知。生茂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家，也是文学、哲学、史学三者融通的学者。

他认为，或许我们的教育缺少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缺少家国情怀的培养；有的人不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所以感到“无家可归”。

生茂先生跟我有一个重要的合作，是编写《美国史新编》。他要我撰写全篇，他统审修订。我请教他怎样准备。他说得言简意赅：“多读书，尽力做到纵向贯通和横向贯通。”我用一年半时间埋头读书，用半年时间写出初稿，先生统审修订时，在初稿的每一章和每一节差不多都写上一段文字或两段文字。我仔细读后，发现都是点睛之笔，使每一章、每一节的“魂”彰显出来。我清醒地认识这是先生的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积厚薄发使然。后来我曾请教他，“我怎样提升自己？”他铿锵有力地说：“多读思想家的书，直奔大师。”在他的教诲下，我一直读中华思想文化经典文本，不敢懈怠。

晚年的生茂先生每日傍晚会在校园散步，有时我也伴他彳亍而行。夕阳正在西下，西方天际常有一片淡淡的云彩，在他的脸上和身上映着艳丽的霞光。霞光好似一条绛红的薄纱，轻柔地围着他，随风轻扬，他总是那样的清净和宁静。

生茂先生对我的教诲是蔼然哲人之言。我这里写的只是他对我教诲的荦荦大者。生茂先生是大山，而我只是土丘，但我作为他的私淑弟子，有生茂先生的教诲，我“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众多后辈，他永远是现世之师范，后代之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