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历史视野下的美国文化外交”研习营纪实
2018年“历史视野下的美国文化外交”研习营纪实
2018年6月4日，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主办，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的“历史视野下的美国文化外交”研习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顺利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青年教师、研究生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研习营。
一、演习营首日开营活动
研习营首日，即6月4日的上午举行了本次研习营的开幕仪式、浙大教师演讲等相关活动。
1. 开幕式
研习营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杨教授主持。张杨教授向参与此次研习营的老师与同学致欢迎辞，并介绍了此次研习营的主讲人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的基本情况以及参与此次研习营活动的刘国柱教授、姜振飞副教授、国懿老师。随后，研习营主讲人康罗伊-克鲁兹博士致辞，向学员进行了自我介绍，并与学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2. 浙大教师演讲
研习营首日上午的演讲由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姜振飞副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的国懿老师首先进行了题为“挑战修昔底德比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在演讲中，国懿老师回顾了中美两国外交的历史，总结了德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继而阐述了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国懿老师认为，中国亟需对美国有更为全面的了解；需要借鉴德国崛起时的经验与教训，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同时，中国需要有开放的心态，既可以批评西方发达国家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不要粉饰美国，而应尽量客观看待美国；要多从自身利益上寻找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中美关系既要解决底线问题，也要解决上限问题，要看到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美关系很难有本质性的变化，应先把减少误判、减少误会、理性面对争端做好。
随后张杨教授进行了题为“冷战中的学术与学人”的演讲。演讲中，张杨教授揭示了“冷战共识”时期部分美国学者在学术专业伦理与公民社会责任两种角色间的徘徊，以及将学术研究纳入美国文化冷战活动中的努力。继而以此为切入点，介绍了战后美国亚洲基金会对亚洲中国学建立的影响。张杨教授指出，战后亚洲基金会通过建立实体、投入资金、议程安排等方式影响亚洲的中国学发展，同时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然而，由于亚洲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亚洲学者与美国学者的文化传统与教育背景不同，亚洲学者对美国资金的抵制颇为激烈。因此，尽管亚洲中国学的创建与发展的确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并未沿着美国设定好的道路行进。
主持人姜振飞教授分别在两场报告结束后进行了点评，与会营员亦积极进行了提问。
二、研习营课程安排与纪实
本次研习营的时间为6月4日至6月8日，为期五天。在这期间，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主讲人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将围绕美国文化外交的主题带领学员进行七次研讨课，按日程安排的先后分别为：
1、文化外交、帝国主义、全球化与美国实力（6月4日下午）
2、宗教、对外宣教与美国外交：19世纪（6月5日上午）
3、人道主义与美国外交：19世纪（6月6日上午）
4、人道主义与美国外交：20世纪（6月6日下午）
5、外交中的商业与艺术：世界眼中的美国（6月7日上午）
6、外交中的商业与艺术：美国眼中的世界（6月7日下午）
7、宗教、对外宣教与美国外交：20世纪（6月8日上午）
以下为研习营课程纪实：
1.文化外交、帝国主义、全球化与美国实力
本次研习营的第一讲于6月4日下午开始，题为“文化外交、帝国主义、全球化与美国实力”。在本讲中，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博士首先对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组织、宗教组织、商业与全球化等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术语和概念以及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些主要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在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博士的带领下，学员们阅读了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门罗主义、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等美国外交史上的经典文献兵就这些文献所反映的美国外交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的历史做了快速的梳理与回顾，加深了对其的认识。之后，本讲的内容又回到了美国对外关系中所包含的主题上，并展开了更为详细的叙述，包括对美国外交中存在的公民与政府目标、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以及对美国形象的自我想象的差异等方面的内容。
在本讲的最后，主讲人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对研习营接下来的讲授内容与形式做出了安排：随后的讲座将以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着每一讲的主题，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将进行讲解并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同时，学员们也将被分为不同的讨论小组，分组展示每人的研究计划并相互提问、开展讨论。
2.宗教、对外宣教与美国外交：19世纪
6月5日上午进行了本次研习营的第二次讨论课。康罗伊-克鲁兹博士重点讲述了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起源、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对传教地的选择和传教士在传教地的活动等内容。
在本次讨论课中，康罗伊-克鲁兹博士首先介绍了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起源。起初，北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传教运动主要是由英国传教团体向当地人进行。但美国独立革命打破了这一传统，独立后的美国各州开始向当地人传教。英国和美国在传教工作上也进行了跨大西洋的合作。1810年干草堆集会后，美国新教传教运动走向海外。参与干草堆集会的成员立志成为海外传教士，并迅速成立了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简称ABCFM）。1812年，美国第一次向海外传教，并选择缅甸作为第一个传教地。1810-1840年间，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在不断发展，这时的传教活动同文明和文化紧密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各新教教派都成立了传教组织。美国内战时期，美国的海外传教活动有所减缓，但并未停止。此时，奴隶制问题也导致了美国教会和传教团体的分化。内战结束后，美国海外传教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更多的教派组织成立了传教委员会，并成立了女性传教委员会。19世纪晚期，美国的神学变化带来了传教运动的改变。美国各传教组织重新考虑了他们的传教方法及传教目的，特别是有关文明建设和世俗的工作。
康罗伊-克鲁兹博士还分析了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对传教地的选择。她指出，美国传教士并非选择任何一个地方作为传教地，影响他们选择的有该地区的人口数量、文明程度，更重要的是皈依的可能性。他们还专门成立了异教等级（hierarchy of heathenism），对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人民进行排序，以最终确定最适宜传福音的地点。比如，当1812年美国选择缅甸作为第一个传教地时，就是考虑到缅甸的文明程度和人口数量。
康罗伊-克鲁兹博士也讲述了传教士在传教地的活动。她提到，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语言问题。最初，传教士通常只用英语传教，而且传教的形式通常是小型集会。她强调，在传教地，教育是传教士最初关注的焦点。他们建立的校区类型主要有普通学校，英语语言学校，地方学校和寄宿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建立大学。她还指出，同宗教相关的活动，也是传教士的一大活动目标，如翻译圣书等。除此以外，他们还关注医疗。他们接受医疗训练来帮助家人，也尽可能向公众提供服务。传教士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回忆录、历史记录等内容，这些产物扩展了美国人民的世界视野。
康罗伊-克鲁兹博士还特别关注了传教运动中的女性。她认为，在美国海外传教运动中，女性既是积极的参与者也是一种象征。她们的突出作用是，可以接触到男性接触不到的群体，向她们传福音。她提到，从1819-1838年，超过160名女性申请成为传教士，她们大都未婚，也无结婚的打算。
总之，本节内容安排得十分合宜。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借助地图和图片，帮助研习营成员更好地理解了美国新教的海外传教运动。研习营成员也就传教地的选择及女性为何要出国传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3. 人道主义与美国外交：19世纪
6月6日上午举行了本次研习营的第三讲，主题围绕着人道主义与美国19世纪的外交展开。
康罗伊-克鲁兹博士首先便强调了印刷媒体在推动人道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得益于印刷媒体，大量对于人群苦难和悲剧的描绘和报道成为可能，印刷媒体成功建构了需要帮助和救助的对象的形象，同时为资金和物资的募集提供了有效的渠道。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二者角色的确立，为人道主义活动提供了某种前提。
接着，康罗伊-克鲁兹博士以美国援助希腊革命和建立利比里亚殖民地为例，阐释19世纪美国对外人道主义活动的基本模式和基本问题。
19世纪20年代对希腊革命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道主义活动样本。援助希腊革命的动机既关涉美国人对与希腊文化和奥斯曼帝国文化两种文化的不同认知和想象，也与美国人对于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历史记忆和浪漫想象密不可分，此外美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背景。而美国政府、国内女性团体、在奥斯曼帝国的美国传教士等群体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和关注点不尽相同。这也最终导致了美国对希腊革命的援助并没有采取国家层面的军事行动，而是采取了私人性质的人道主义活动的方式。
建立利比里亚殖民地的主要目标，则是为了解决国内迟迟难以解决的奴隶制问题。19世纪20年代关于奴隶制的辩论和废奴运动，加上英国在塞拉利昂的殖民试验，以及美国人认为应该以“善行”回馈和补偿非洲的思想，促使美国实施利比里亚殖民计划。但同时这一一部分美国人视为人道主义的计划在国内也不乏争议。
在本讲中，康罗伊-克鲁兹博士还从跨大西洋废奴运动、美国社会进步主义转向、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从传教向人道主义的转向三个方面，尝试为美国人道主义活动勾勒思想和观念的背景和源头。在她看来，19世纪以至其后美国的人道主义活动，是和大西洋两岸的对话及美国对欧洲社会改革经验的学习分不开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美国人道主义外交的女性主义视角，后者对世界其他文化和宗教的温和态度、反种族主义、关于身体的道德观以及在国际上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活动，也是该以该组织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团体实施人道主义活动的重要思想动因。
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和学员们结合上述讲授内容，对阅读材料中的19世纪90年代的四个人道主义案例——对俄国、亚美尼亚、印度和古巴的人道主义援助——展开分析和讨论，着重对推动各个人道主义援助的动机进行分析和比较了，也就这些人道主义活动模式和旧有模式之间的异同展开了辨析。
4. 人道主义与美国外交：20世纪
6月6日下午第四讲的主题关注的是20世纪的人道主义与美国外交，着重探讨了美国红十字会与和平队两个对外援助机构的性质和活动。
康罗伊-克鲁兹博士首先指出19和20世纪之交历史的特殊性。她以“白人的负担”这一概念和《基督教先驱报》（Christian Herald）对当时美国角色的勾画为例，说明了20世纪之始美国获得和统治新的海外殖民地，其在对外政策上的角色发生了巨大转变。同一时间点上，“人道主义”在语义上成了一个超越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普世性概念，但美国的人道主义活动仍和政治、宗教和种族相互纠葛。
美国红十字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创立于1881年的该组织到一战结束时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海外救助组织，同时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其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它在20世纪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比如1905年的新章程规定美国红字会对美国陆军部负责，在其18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总统有权任命其中6位。另一个特点，是红十字会度救助对象的确定和对救助资源的科学合理分配。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向大家展示了多幅红十字会在一战时期的海报，大家围绕其中的图像和文字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和宣传策略展开了讨论。不难看出，美国借助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行动，还试图塑造自己的作为世界拯救者的形象。学员们还进一步讨论了红十字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
1961年建立的和平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尽管作为和平队使命的执行机构的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得到强调，但其资金由联邦政府财政提供，还是为其打上了深刻的美国政府的烙印。和平队的活动的重点，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这些方面的特点也带来了对和平队的猜忌和质疑。
在讨论和发言中，采用了先让学员分小组讨论，以便整理出思路和汇总观点，再由大家自由发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部分学员还就自己当前进行的研究或准备研究的计划和大家做了分享。
5. 外交中的商业与艺术：世界眼中的美国
6月7日上午进行了研习营的第五次课程。在早上的讨论中，主讲嘉宾康罗伊-克鲁兹博士聚焦“对外贸易与文化艺术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通过讲解美国独立之初的对外贸易个案（“中国皇后”号与18世纪末的中美贸易），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引出了“中立贸易”与“航海自由”这两个对美国早期远洋贸易影响最大的基本原则。康罗伊-克鲁兹博士认为，远洋贸易在美国早期外交中的重要性决定了众多随船出洋的海员（Sailor）在事实上成为对外展示美国形象的第一批“使者”之一，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和传教士同样重要的角色。而在东印度海员群体（East India Marine Society）中，美国海员在向当地民众推销美国商品的同时，还在不自觉中承担着引导外国民众认识美国的“向导”（Tour Guide）作用。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此时的美国海员同日后成熟且组织严谨的“文化宣传人员”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他们的文化传播行为与方式较为随意，并且主要以个人经验为依据，这就引出以下问题，即早期美国海员能否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销售”自己的祖国？美国政府对海员的这类行为持怎样的看法？海员为何会在贸易港口同本国传教士产生摩擦？因此，从海员微视角对美国早期对外文化外交形式进行宏观阐述，当属可资研究的案例。此外，康罗伊-克鲁兹博士还以P. T. Barnum、T. D. Rice以及Fisk Jubilee Singers为例，介绍了19世纪中后期以音乐家、旅行者为主的美国“文化使者”在国外（主要在欧洲大陆）游历时的文化传播行为。
6. 外交中的商业与艺术：美国眼中的世界
6月7日下午进行的研习营第六讲中，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和与会学者首先以美国社会中的“世界性家庭生活”（Cosmopolitan Domesticity）为题，讨论了美国家庭生活中建筑风格的“国际化”导向，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殖民主义与文化认知问题。对此，有学员提出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家庭生活中，看似包罗万象的家居饰品不仅表达出美国民众认识世界的兴趣，其中来自于被殖民部落的各种传统工具更是白人种族与文化优越感的体现。这一观点在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和各位学员中激起了关于“例外论”与“天定命运”的讨论。之后，康罗伊-克鲁兹博士以芝加哥与圣路易斯两座美国城市为例，通过1892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1893年的世界宗教大会（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 在芝加哥举办）和1904年路易斯安那博览会（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的举办，对美国民众如何认知世界及这种认知的变化进行了阐释。特别是美国占据菲律宾之后，以中国、日本与菲律宾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美国民众的吸引力逐渐上升，而这通过历届博览会的展区设置情况即可直观看出。
最后，康罗伊-克鲁兹博士以与会学员的研究方向为主要依据，召开专题研讨会，四位学员分别作了“种族与美国对外关系”、“英美特殊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及“美国反恐机制的演变”等主题演讲。大家各抒己见，在探讨中共同进步，在思考中激扬学术。
7.宗教、对外宣教与美国外交：20世纪
本次研习营的最后一讲于6月8日上午进行。在上午的授课中，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围绕“20世纪美国外交与对外宣教”的主题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讲述，分别是“20世纪早期对外宣教的转变”、“波士顿的世界”（1911年波士顿对外宣教博览会）、“传教士对美国的反作用力”、“二战及冷战时期的对外宣教和美国政府”。这4部分内容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让学员更加清楚地了解了20世纪美国传教士对外宣教的转变，对外宣教与美国官方外交的关系，对外宣教对美国国内社会与民众的影响，以及传教士在二战乃至冷战期间对美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小组讨论环节，学员们先后热烈讨论了普列托(Prieto)在论及1918-1930年间美国在菲律宾宣教时所提出的“妇女为妇女宣教”的概念，以及劳伦·图雷克(Lauren Turek)所指出的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与危地马拉传教士的既有联系是如何影响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行动的。最后，两位学员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计划，并回答了相关提问。
三、结业仪式
6月8日下午，研习营成员在龙井村隆重举行了结业仪式，大家围坐在一起品茗畅谈，共同回忆短暂而充实的研习营生活，在张杨教授的主持下，埃米莉·康罗伊-克鲁兹博士和刘国柱教授向各位学员颁发了研习营结业证书，并合影留念。
至此，研习营圆满划上句号。
（总撰稿：王帅；整理人：陈冬梅，石可鑫，宣栋彪，张亮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