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

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作者简介

目 录

序

致谢

导言：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共有历史

19世纪的使者

第一章　蒲安臣——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

第二章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19世纪的清代留美幼童

第三章　戈鲲化：美国第一位汉语教师

国际化中的中国和美国

第四章　古德诺：中国的美国顾问

第五章　约翰•杜威：洋孔子兼文化大使

大众文化与中美关系

第六章　由体育运动而产生的共有外交旅程

结 语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学者推荐

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不但是表明徐国琦解读美中关系史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徐国琦自己就是“共有的历史”精神的代表，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为整个世界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入江昭（哈佛大学教授）

中美人民关系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而非只是高层的政治与外交的历史。我们的关系向来受到那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以及前往中国的美国的私领域所定义。来去两国间的他们是顾问，是学生与老师，是劳工、知识分子、创业家，至今依旧如此。本书收录中美人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共有历史的精彩文章，作者重新讲述了当时著名的旅居人士的故事，他们是建构了我们数个世代所继承的中美关系基础的文化大使，现在却不为人所知。所有认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生都一定想阅读本书。

——柯伟林（哈佛大学教授）

在广泛、高度原创并且可靠的研究支持之下，徐国琦的作品确实另辟蹊径，充满学者风范与聪明才智，重新定义了整体国际历史研究的某些关键面向，其中更以中美关系研究为最。本书专注于个人而非国家、政府等各种体制机构，呈现出重要并发人深省的“共有历史”主题，讲述中美人民彼此的相遇。他不使用复杂、模糊或无意义的专有名词为读者带来负担，而是说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陈兼（康奈尔大学教授）

《中国人和美国人》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和追求，从国际史的视角重建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经历，提供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不仅带来了学术上的范式创新，而且展现了参与现实的思想力量，值得每一位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阅读。

——王立新（北京大学教授）

徐教授师承入江昭教授，研究领域纵横出入于多重国际关系的脉络，睿见频出。本书正是国际级史家技艺的展现，不仅可以替有心问津斯道的后来新秀指引方向，也是一般读者向历史探求智慧的启蒙凭借。

——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

徐氏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而非完全依赖国家力量主导一切。……“共有的历史”可以是中美共同经历的希望、沮丧、挫败，掌握此一取径将可扩展至其他主题的研究；它可以贯穿于文化交流、政府活动、商业伙伴、军事合作、技术转移等各个层面，通过具体个案来探索与之联系的中国史、美国史以及中美之间的经历和意义，找寻相互利用、相互竞争、合作分享、冲突分歧等各方面的交往意义。

——吴翎君（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共有的历史”：中美未来旅程的新视野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曾经指出，中美关系最初一度是一部“互相利用”的历史，并且预测两国将最终由冲突过渡到合作。他写道：“我们对于互相利用和冲突已经知之甚多，但对他们之间合作的产生，以及合作能否持续下去却不甚了了。”英国作家和诗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列王》（The Dynasts）中评论道：“战争创造了极为精彩的历史篇章，和平读来却无聊乏味。”针对此句引言，梅教授指出：“若能更多地了解和平的进程，乃至于怎样才能将它变为‘极为精彩的历史篇章’，将对我们很有益处。”

    本书旨在通过关注带动中美两国人民走到一起的合作及其他历史经验，推动人们朝这个方向努力。我的动机在于通过关注我们历史中的共有时刻，更重要的是，通过关注私人或个体的经历，探索出一条历史研究的非传统路径。可以肯定的是，共有历史包括多方面的史实，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本书所强调的是建设性的共有经验，而非人们已经熟知的那些消极或对抗的历史事件—这方面已经有太多的论著涉及。有很多重要人物如赛珍珠（Pearl Buck）、胡适、林语堂和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故事，必定属于这部共有历史，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将他们略去，不仅是因为篇幅有限，还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其他某些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相当广泛的研究。

    本书旨在阐明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未曾展开的合作模式：跨越冲突进行合作，开启对话渠道来克服隔阂、恐惧和敌意，中国人通过这些交流，探索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和局限。共有的经历自然也包括共有的挫折和失望。蒲安臣使团的事例表明，中美双方都对它抱有极高期望，然而由于政治、外交上广泛存在的保守主义，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势，蒲安臣使团所能取得的成就必定有限。在晚清留美幼童的派遣中，当许多美国新英格兰人真诚地希望留美幼童最终能够获得成功，并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闪亮楷模时，美国四处蔓延的反华浪潮以及在这种情绪之下产生的排华法案，又为留美学童制造了太多障碍，阻碍他们发展自己的潜能。

    再看戈鲲化的个案，尽管有哈佛大学的支持和戈鲲化自身的努力和眼光，他任教的时间却太不凑巧，因为当时鲜有美国人真正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哈佛大学想促进对中国的学术研究的意愿，同耶鲁大学一样具有远见卓识，然而结果却未能如最初期望的那样。古德诺和杜威对中国的访问恰逢其时，都发生在中国人在绝望中最需要帮助和引导的历史关头。然而，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古德诺又怎能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提供实际的帮助呢？他的工作最终并未使他的雇主采纳一部以民主传统为基础的宪法。不过，鉴于北洋政府面临的紧迫形势，他依然对中国的处境抱有某些同情。在杜威的个案中，他关于应当渐进发展的理论，迎面遇到了威尔逊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它曾那样充满魅力，却带给中国令人痛苦的失望。

    即使中国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找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实现国际化的方法，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了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真正威胁。然而，尽管中华文明总的来说给人的印象是孤立和停滞的，但是它并没有破产，“中国”或“中华文明”也没有走进死胡同，它只是需要在一个极为不同的世界体系中摸索出一条前行的道路，而只有当一场以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民族革命，即一场志在使中国人从内部自行发展，又能在国际上保护自己的民族革命来临的时候，才能找到这条道路。不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人还是排外主义者，对此都没有找出答案。以自强为目标的清代官员，想让第一批留美学童学习西方技艺而不是西方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美国人则希望学童们既学习西方技艺，也学习西方价值观。

    美国人渴望同中国人共享自己的经验，但是他们能拿出手的“世界性”价值观——基督教、美国式民主、棒球——实际上只是地域性的，而这些并不是留美学童在北京的资助者想要的。这便使朝廷官员产生了恐惧，害怕来到美国的幼童会变得美国化、切断同中国的根本联系。在终止晚清幼童留美计划这一点上，中国的保守派和美国的种族主义者不谋而合。现代体育运动的个案同样呈现出类似曾经令人期待的可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的却是讽刺性的结果。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效地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外交手段，但是，体育运动的兴起显然为中美之间提供了另一种竞争机制，并且成为显示他们各自国际地位的晴雨表。尽管存在着种种挫折、失望和命运的嘲弄，我们仍然不应贬低这些共有经历的价值—毕竟，其中的悲剧和令人意外的成功，全部都是人类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来中美两国相类似的历史经验，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对相互间共有历史的认识。在19世纪，由于中美两国都处于弱势，因而都热衷于相互合作，并没有其他选择。在20世纪，中美两国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价值观感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携手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冷战时期，中国人和美国人则为对抗苏联而间或进行合作。必须指出的是，共有历史对于中美各方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并且如前所说，共有的经验有时也包括共有的挫败和失望。美国人倾向于偏爱胜利者和特殊例外者的经验，自以为美国人的使命是提升中国，或者用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话来说，是“改变中国”，这时候中国人则可能对美国梦同自己的梦想缺少共同之处而相当不满，尽管他们在谈论中用的是几乎相同的术语。中国人可能将这一共有历史视为屈辱的历史，是包括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种族主义和一贯受到的种种屈辱在内的历史。

    不过，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同对方打交道的时候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天真和无知。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不管接受共同拥有的过去这个想法有多么困难，“共有的历史”这一研究方法都能够涵盖并且超越历史记录中的冲突对抗。我之所以以共有的历史为框架，还因为在19世纪之前，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都不是强大的竞争者。这一点对于一战之前的美国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从19世纪初起，美国人有了将其文明传播到全世界的抱负，尤其想要吸引中国人。一旦中国和中国人开始对学习西方文明产生浓厚的兴趣，两国之间便建立起某种纽带关系。美国人高兴地把手伸了过来。伍廷芳在20世纪初曾经两度担任驻美公使并在美国居住八年之久，他在1913年写道：“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美国是最让中国人感兴趣的……这真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国家。这里的人民非常优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最有意思，也最富教益。”在20世纪，美国既富且强，中国人也开始一门心思追求致富和增强国力。当我们进入21世纪，中美两国都已经走向富强，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纽带关系甚至比以往更加紧密和显而易见。

    “共有历史”的视野在今天看来尤其重要。由于中国人探寻的是一个实现他们自身及其后代的愿望、实现国家未来愿望的梦想，因此我们不得不对美国人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予以关注。或许，对这里所提到的共有的过去和共有的经验进行思考，会提供一把开启更好的共有未来的钥匙。马德森（Richard Madsen）在有关中美关系的充满激情的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在21世纪，中美两国的人民将成为两国“在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世界”努力建立“一个共同家园”的驱动力。

    自从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便在联合与遏制之间摇摆。从历史上看，美国人也一直以类似的两种态度对待中国：在19世纪，当中国积贫积弱，而美国尚未成为军事强国之时，对华政策从帝国主义者的姿态转为理想主义者虚夸的外交辞令；如今，随着中国的强大和美国所处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一方面要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要与中国携手合作，似乎受困于两端而无所适从。其对华政策时常是这两方面因素的某种混合体，而在行动中通常更多地偏向于遏制。这种方式谈不上有什么建设性，注定导致冲突的产生。带着真诚的愿望强调共同的利益和共有的未来旅程，对于两国来说可能都是更好和更明智的选择。

   “共有历史”之研究方法和视野，作为一个研究范式今天对我们来说尤为必要，因为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诸多争议，其范围包括从贸易到人权，乃至如何分享大国实力。根据他们在当今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发展模式，中美两国都在为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冲突和对抗未雨绸缪。但是，在某种程度维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重要，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都同处一条船上，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正如我在本书的开头所提到的，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称中国和美国“互相需要，因为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都无法承担与对方分道扬镳的损失”。两国的共有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希望通过对共有的过去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对于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也许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