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主义、南部与美国外交史” 研习营会议纪要（二）

驻营教师、美国莱斯大学 兰德尔•霍尔（Randal Hall）副教授

第二天的主题是奴隶制、奴隶解放与美帝国，时间跨越自内战前至一战期间，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奴隶主阶层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国际因素在美国内战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在国际背景下看待内战和重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南部国际主义是如何兴起的？本讲有一个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在整个19世纪南部的外交是如何完成从国家主义向国际主义转向的。内战前的南部奉行国家主义，内战期间南部邦联试图控制对外关系并赢取国际支持，重建后南部并不支持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而到一战后则奉行国际主义转而支持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政策。

1.早期南部的国家主义

内战前的美国是一个奴隶制共和国，南方人占据着联邦政府的绝大多数职位。在1789-1850年美国共有12位总统，其中有10位总统就拥有奴隶，9位来自南部州。亨利·亚当斯曾指出，每当奴隶制扩张被提起，奴隶主便和联邦中的权势结成盟友，疯狂利用这种关系捍卫奴隶制。比如，在此期间美国一直将印第安人迁移作为一项外交政策，这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期达到顶点。杰克逊总统主张将印第安人迁移到偏远的地方，所以即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佐治亚州无权处置切诺基人的土地，杰克逊和佐治亚州依然无视联邦法律，将切诺基人迁往西部，造成了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

支持奴隶制的联邦政策不仅表现在对内，而且也表现在对外方面。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宣布废除其殖民地的奴隶制，从而引发了南部对奴隶制的担忧。发生在1841年的“科罗尔号”（Creole）事件更让南部深感不安，伴随着英国进口南部棉花份额的不断提升，南部认为英国可能是想借废除奴隶制瓦解南部的棉花种植业，以此使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棉花生产者受益。此后不久，奴隶主控制的联邦政府便加强了支持奴隶制的对外政策，南部再内战前控制了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比如战争部和海军部，还包括国务卿职位。南部甚至臆想废奴主义者会把黑人运过来入侵美国南部，因此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来对抗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并且大力支持古巴和巴西批评英国外交。

当联邦政府在对外和对内奉行支持奴隶制的政策时，南部也开始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国际背景下来考察南部奴隶主的对外政策，而且还要在国际背景下考察南部的奴隶制。1830之后的奴隶制也称之为“奴隶制的第二阶段”（second slavery），这一时期的奴隶制与经济、工业、意识形态、政治携手发展，呈现出与早期一些明显不同的现代性。棉花的种植重新使奴隶制焕发了活力，农业机械的使用，作物种子的改良以及使用肥料的同时保持土壤的肥沃等现代技术在奴隶劳作生产中得到应用，这使得奴隶制重新焕发了活力。与此同时，棉花贸易也将奴隶主与全球市场紧密联结在了一起。

2.领土扩张、地域主义和内战期间南部邦联争取国际力量的努力

美国内战前，围绕兼并得克萨斯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墨战争，南北各州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在兼并得克萨斯的过程中，南部支持兼并希望获得更多的蓄奴州，而北部则反对兼并，这会削弱北部自由州的政治力量，美墨战争的争论亦是如此。在美国内战前，南北双方争论的主题从来都不是奴隶制的存废问题，而是奴隶制到底该不该向西部领地扩张的问题。此时，南部的扩张主义者将 “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一思想和领土扩张联系在一起，支持兼并得克萨斯和进行美墨战争。废奴主义者博因顿（C. B. Boynton)曾对“天定命运”有这样的论述，“美国人具有特殊的使命感，白人有必要教化世界上其他人，美国有着领土扩张的使命”。领土扩张加强了南部各州的团结，地域主义随之一步步强化。随着美国在美墨战争中的胜利，如何处理从墨西哥手里获得的新领土再次引发争议，最终南北双方达成了1850年大妥协，这一揽子的妥协条款是由参议院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促成的，然而大妥协并没能解决南北在奴隶制扩张的分歧，新领土的获得使得南部地域主义开始高涨，加速了南部的分离。

在向西部扩张奴隶制收到一系列挫折之后，南部试图向南美洲扩张奴隶制解决奴隶制向西扩张的困境，这是南部试图通过外交捍卫奴隶制的表现。南部激进分子通过非法对外征伐（filibustering），曾尝试对古巴及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干涉，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当然，南部希望通过这些行动来增长美国南部的贸易量，但其外交目标并未实现。

随着南部地域主义的高涨，美国内部就奴隶制问题的争议日益凸显并激化，甚至出现了一些政治暴力事件，如1856年在联邦国会内，来自南卡莱罗那州的参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曾用铁头杖猛击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

此外，19世纪50年代传统的两党也发生了变化，辉格党发生分裂，民主党则成为一个支持奴隶制的地域性政党。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崛起。共和党的崛起进一步加深了南部“地域主义”。随着林肯的当选，南部国家主义逐渐演变为南部“邦联国家主义”（Confederate Nationalism），加速了南部脱离联邦的步伐。

随着内战的到来，在南部“邦联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南部邦联希望得到欧洲国家的帮助，认为它可以获得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但是它在外交方面却接连失利。比如在内战期间的“特伦特号事件”（Trent）中，北部冷静地处理了英美关系，断送了南部联邦希望英国支持南部的希望。随后，林肯在1863年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后，美国内战便成为一场自由和奴役之间的战争，彻底消除了欧洲干预美国内战的可能性。

3.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重建和美国奴隶制的终结

以跨国史视野理解美国南部的战后重建意味着重新思考重建期间围绕资本主义、民主以及种族等级的辩论，这些辩论是如何重塑了美国人的自由观。将美国战后的重建放在国际劳工运动的大背景下思考，也是一个研究重建和奴隶制问题的新视角。

以跨国史视野来看美国奴隶制的终结，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废除奴隶制的特殊性，它不是内战前预先设计的，而是随着战争的进行而逐步开始的。世界上有一些地区和国家是立即废奴的。比如说美国的北部州，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以及俄国和波兰等国家，这些地区在立即废奴之后对奴隶主都有一定的补偿。然而，美国的南部奴隶主在内战后却并未得到到任何补偿，因为宪法第14修正案否决了“对解放奴隶造成损失而进行赔偿的一切诉求”。

南部废奴之后成为了“流动帝国”（Empire of Mobility），因此有必要以跨国史视野来看重建后的南部劳动力。随着战后美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前的黑奴成为受薪阶层，并大量涌向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南部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急需外来移民。这在种情况下，南部白人雇主一方面鼓励欧洲移民进入，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找易受控制的中国劳工，除此之外，他们还雇佣一些出租劳动力的年轻黑人囚犯。比如，阿拉巴马州就曾试图征召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但并没有成功。其中有30名瑞典移民仅在该州停留一周就离开了，因为种植园园主“让他们住在原来的奴隶小屋里，给他们的食物相当于以前奴隶所得的份额”，恶劣的环境使得欧洲移民并不愿意在南部工作；在1867年到1870年，路易斯安那州制糖业曾雇佣部分中国劳工，然而中国劳工不仅遭到虐待，而且也没能得到相关报酬，之后，他们就转移到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等。此外，数量众多的年轻的黑人犯人也经常被迫集体伐木、采矿、修建铁路或者是在制糖厂劳作，比如得克萨斯州的制糖厂。

4.南部国际主义（southern internationalism）的兴起

重建之后，南部议员在联邦国会里一直占少数，南部在联邦政府里一直没有太多发言权。南部经常面临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它希望联邦政府强大能够帮它寻找更广阔的棉花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害怕联邦政府的强大会干涉它获得更多新移民的机会，所以在19世纪后半期美帝国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南部一直持否定态度。比如在19世纪80年代，南部反对美国兼并夏威夷；美西战争之后，出于南部自身新兴制造业的利益，南部也反对联邦政府吞并菲律宾和古巴。然而到1903年美国争取巴拿马运河时，南部却表示支持。当然，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会推动南方经济的发展。事实的确如此，得益于运河的帮助，南部诸州获得了大西洋贸易的商业通路，为他们走出内战的阴霾起到了积极作用。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南部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际事物，逐渐放弃了其原本孤立中立的态度，转而支持美国干预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

学员们对霍尔教授的讲解提出了一些问题，围绕南部贫困白人阶层以及“天定命运”的影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大家还就霍尔教授所选取的两篇代表性论文分别是《邦联外交的讽刺性：帝国的视野、门罗原则以及寻求建国》（The Irony of Confederate Diplomacy: Visions of Empire,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Quest for Nationhood）和《伍德罗·威尔逊和南部军事干涉主义的兴起》（Woodrow Wilson and the Rise of Militant Interventionism in the South）进行了讨论，回应了课堂上所讲授的内战期间南部邦联的外交以及威尔逊时期南部国际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