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主义、南部与美国外交史” 研习营会议纪要（三）
“地域主义、南部与美国外交史”研习营会议纪要（三）
2019年5月15日，研习营进入第三讲，主题为“20世纪上半叶的地域主义：进步主义与现代化”。霍尔教授认为，经历过内战后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美国南部从20世纪起再次活跃于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舞台上，特别是在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新政”（New Deal）时期的社会改革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南部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南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传统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状态，塑造了其在进步主义改革和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性。
1. 进步主义运动在南部
进步主义时期的南部被视为一个充满问题的地方，是美国生活最糟糕的象征。针对南部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进步主义改革者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首先，面对分成农的贫困和单一棉作制等经济问题，进步主义者提倡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过程中必要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鼓励他们进行粮食作物生产和作物多样化经营。虽然南部佃农不愿尝试永续利用土地、只希望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一时很难解决，但是进步主义者的努力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其次，针对南部存在的教育问题（尤其是黑人群体）和纺织业发展过程中的童工问题，南部的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公共学校系统和设定工人的最低年龄限制等立法举措，为黑人和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再次，关于种族主义和使用私刑的问题，南部的精英层曾进行过一些种族间的讨论。最后，针对黄热、天花、血吸虫病、钩虫病等流行疾病，改革者和地方政府也进行了一些改善南部公共卫生和医疗状况的努力，例如，乡村地区的厕所改革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的根除钩虫病的改革。
一些南部白人把剥夺黑人的公民权和种族隔离作为一种进步主义政策。他们认为，黑人还未做好参与民主政治的准备，需要白人引导；允许黑人投票意味着非理性的政治；黑人会在城市中制造疾病和犯罪；黑人在白人的工业社会中缺乏竞争能力，因此通过识字测试、祖父条款、暴力、欺诈和仅限白人参加的初选等各种形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将其排斥在美国白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之外。此外，这一时期南部也盛行吉姆·克劳制，在此制度下黑人遭受着无处不在的种族隔离和社会分离，居住区、教堂、公车、学校、饮水池和剧院等公共场所是常见的种族隔离区。霍尔教授引用威廉·A.林可（William A. Link）的《南方进步主义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outhern Progressivism）中的观点，指出白人改革者试图与黑人共同解决南部问题，但是他们坚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以不能彻底贯彻社会改革，这是南部进步主义改革的局限。
进步主义者对帝国主义也做出了反应，一些白人把其他种族视为白人的负担，为了不增加这一负担他们甚至反对帝国的海外领土兼并。还有一些帝国的白人管理者把国内教育黑人和剥夺黑人公民权的经验运用到美国新获取的领地中，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塔斯基吉学院是黑人高等教育的典范，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认为该学院的目标是帮助黑人获得读写能力，进而有助于其获取自有土地，以此促进其经济发展。以为“落后”民族带去进步为目标，这种推动南部黑人教育的发展模式，被间接应用到波多黎各、菲律宾等美属殖民地，塔斯基吉学院甚至还在1901-1909年间直接派代表前往德属非洲殖民地多哥（Togo），帮助那里的黑人发展棉花经济。
2、南部的现代化
在当时的美国语境下，现代化指的是通过利用和投资科学与技术改善生活条件，将工业增长作为发展的一部分，维持自由主义即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并把自由主义与规划的需要协调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霍尔教授以南部水力发电技术的推广和电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切入点，介绍了南部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南部超级电网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垄断性质的私人电力公司。1920年代，出现了一些利用现代技术阻止大城市衰微和改善乡村生活的地区性规划。“新政”时期，对南部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富兰克林·罗斯福甚至把南部的贫困视为全国的头号经济问题。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人认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在作为“新政”一大部分的乡村问题方面，罗斯福改革加强了政府在土壤保持、维持农作物价格稳定等方面的干预。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以下简称TVA），是南部现代化的领军者。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新政的重要工程之一，该项目把政府与田纳西流域的洪灾、水土流失、贫困耕作和消费低下等问题联系起来。为了推动这一地区有序、适当的物质发展，1933-1941年间TVA建立了7个大坝。TVA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方式有，通过恢复水土解决环境问题；规划消费和生产；利用为工业和农村提供的廉价电力，推动工业发展、促进农用电器的推广；管理河流水量，提高通航率，便利货物流通。由于以下原因TVA发展模式也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对社会主义和丧失地方控制的恐惧；未能使该地区大多数边缘居民受益；损害了富有农场主和企业的利益；过度强调可持续发展；迫使一些人离开家园。
但是，TVA模式却在之后获得了一种国际性的发展。从20世纪年代末起，美国的农业技术专家将这一模式带到墨西哥、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和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国家；1943年成立的国联食品与农业组织，也采纳了TVA的灌溉、水力发电、工业化和大规模发展的模式。美国的工程师曾协助世界多地的治水发展，并将当地的工程师带到美国培训，例如，巴西效仿TVA模式发展亚马逊河，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也邀请美国专家协助发展长江三峡的水利工程。这种模式的传播，使得大坝和水力发电的发展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此外，诺曼·博洛格（Norman Brolaug）1944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在墨西哥进行的小麦育种试验，开启了20世纪影响巨大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源头。
3、全球史和跨国史视野下的南部历史（20世纪上半叶）
围绕霍尔教授所选取的两份阅读材料，即南·恩斯塔德(Nan Enstad)的经典著作《香烟公司：一部公司帝国主义秘史》（Cigarettes, Inc.: An Intimate History of Corporate Imperialism）的部分章节和托雷·C.奥尔森（Tore. C. Olsson）的论文《佃农和农民：美国南部、墨西哥与激进的1930年代土地改革的跨国政治》（“Sharecroppers and Campesinos: The American South, Mexico, and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Land Reform in the Radical 1930s”），学员们以互动小组的形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通过解读两份材料的主题，即美国的亮叶烟（bright leaf tobacco）文化作为一种公司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和墨西哥塞塞纳尔计划（the Plan Sexenal）推行期间两国相互交织的土地改革运动，霍尔教授向学员们展示了从全球史和跨国史这一独特视角出发研究南部历史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