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那年，我见到了里根
王旭：那年，我见到了里根
罗纳德·里根，美国第40任总统，在任期间功绩卓著。1984年竞选连任，在美国50个州中的49个州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989年离任时的民意支持率高达63%，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1945年去世以来的最高纪录。里根还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是中美建交后首位在任时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里根辞世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送行的民众超过10万人。在多次票选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中，里根都名列前茅。我们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当然对他格外关注
很荣幸的是，我亲眼见过里根，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学者能够获此殊荣，全拜富布莱特项目所赐。
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政府规模最大也是最高级别的对外学术交流项目。该项目以发起人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命名，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从1946年创始到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该项目。1979年起中国政府加盟，是中美两国政府间最高层次的交换项目，现在中国学术界（主要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军人物都是当年的富布莱特学者。
1992年，我通过层层筛选，获得富布莱特项目资助，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UCLA做专题研究，题目是“美国西部大都市区的崛起，1940-1990”（The Emergence of Metropolitan American West, 1940-1990）。当年全国共有16名学者入选（另有2个是交流研究生），历史学仅2人。
UCLA当然也很重视富氏项目。艾里克·蒙坎南教授（Eric H. Monkkonen）作为我的东道主，做了周到的安排。9月里开学的第一次历史系教师大会，特邀我参加。我做了简单自我介绍，特别说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本次研究课题的情况，希望与相关学者建立联系。系办公室为我在图书馆里专门申请了一个单间，我可以把我要用的书随意堆在我的单间里，不必办理任何借阅手续。蒙坎南教授是美国社会史研究会会长，威望很高，他曾多次和我探讨我的富氏研究课题，我还旁听了他的一门美国城市社会史的本科课。
加州地域面积大，南北距离也很长，因此，富氏项目专门设立南加州办公室，负责人是安妮·斯科特。这个人精明强干，而且非常热心。我刚到洛杉矶，她就请我和另一位刚来的波兰富氏学者吃饭，记得吃饭时我们聊的最多是克林顿能否当选问题。她做了很多安排，帮助我们建立一些学术联系，会见部分政府要员，走访一些企业和研究部门，包括与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座谈。在兰德公司，我结识了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斯坦伯格，他赠送给我他的新著《城市化美国：洛杉矶与全国的政策抉择》。
此时，南加州来自世界不同国度的富氏学者27人，聚集在里根办公室的接待大厅，大家都兴奋异常。大约10点左右，里根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风度翩翩地走了进来。不知是什么级别的官员说了开场白，之后请里根讲话。里根红光满面，走到大厅中央，简单追溯了富布莱特项目的来龙去脉和意义，鼓励我们圆满地完成既定的研究目标。特有的里根风格，低沉而有磁性的嗓音很有感染力，气场超强。随后，我们分别走过去和他握手，专业摄影师为我们每一个人照相，定格了这个宝贵的瞬间。当然，27名富氏学者，都是过去握个手而已，没有时间多谈。但握手的那一刻，我明显感觉到一丝丝的暖流传递过来。里根任总统期间，我正在美国读博士，在电视里媒体上几乎天天都看到他，对他敬佩有加。当时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能以富氏高级访问学者身份亲眼看到他。
1993年7月富氏项目结束回国后，我很顺利地完成了书稿《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并于1994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富氏项目的结晶。在书的封面折口上，我放上了与里根的这张合照。而且，还放大一张，挂在我的书房里，可以经常重温这个幸福而激动的时刻。
由于我第一次成功地完成富氏项目，并且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业绩突出，2003年我在厦门大学再次申请富氏项目，获得成功。两次获聘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Fulbright Senior Research Fellow，在中国开创了先例。因为富氏项目一般不予同一学者两次机会，除非特殊情况，但要相隔10年；另一个条件是不得超过50岁。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几乎是凤毛麟角，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1992年我入选富氏项目时39岁，全国最年轻。当时在学术圈，能够获得富氏资格的，一般都在四五十岁，所以这些人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但是，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还要有新的科研成果，通过层层筛选、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到美国大使馆面试这一步。所以，即使第二次申请时没到50岁，也不一定能顺利过关，我是幸运的。今天，富氏项目入选名额翻了一番，而且年轻学者大量脱颖而出，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选多了，所以这个记录已先后被几人打破了。
两次富氏项目的经历，与有荣焉，但我更看重第一次，因为我见到了里根。
2004年3月
